Bad Request
Bad Request - Invalid URL
HTTP Error 400. The request URL is invalid.> 问题详情
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对于居住用地的选择，主要应处理好与（)的关系。A．体育用地B．工业用地C．对外交通
悬赏：0&答案豆
提问人：匿名网友
发布时间：
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对于居住用地的选择，主要应处理好与()的关系。A．体育用地B．工业用地C．对外交通用地D．三类工业用地请帮忙给出正确答案和分析，谢谢！
为您推荐的考试题库
您可能感兴趣的试题
1在计算建设用地标准时，人口计算范围必须与(&&)范围相一致。A．规划区用地B．建成区用地C．行政区用地D．用地计算2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90)的规定，规划人均用地指标可以划分为(&&)类。A．三B．四C．五D．六3湿度的高低与(&&)的多少有着密切的联系。A．地面水系B．地下水量C．降雨D．降水4建制镇总体规划的近期建设规划期限可以为(&&)。A．一年至三年B．二年至五年C．五年至八年D．三年至五年
我有更好的答案
请先输入下方的验证码查看最佳答案
图形验证：
验证码提交中……
每天只需0.4元
选择支付方式
支付宝付款
郑重提醒：支付后，系统自动为您完成注册
请使用微信扫码支付(元)
支付后，系统自动为您完成注册
遇到问题请联系在线客服QQ：
恭喜你被选中为
扫一扫-免费查看答案！
请您不要关闭此页面,支付完成后点击支付完成按钮
遇到问题请联系在线客服QQ：
恭喜您！升级VIP会员成功
提示：请截图保存您的账号信息，以方便日后登录使用。
常用邮箱：
用于找回密码
确认密码：当前位置:&&
扫扫二维码，随身浏览文档
手机或平板扫扫即可继续访问
《城市规划原理A》考试试题（A卷）
举报该文档为侵权文档。
举报该文档含有违规或不良信息。
反馈该文档无法正常浏览。
举报该文档为重复文档。
推荐理由：
将文档分享至：
分享完整地址
文档地址：
粘贴到BBS或博客
flash地址：
支持嵌入FLASH地址的网站使用
html代码：
&embed src='http://jz.docin.com/DocinViewer-4.swf' width='100%'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embed&
450px*300px480px*400px650px*490px
支持嵌入HTML代码的网站使用
您的内容已经提交成功
您所提交的内容需要审核后才能发布，请您等待！
3秒自动关闭窗口石树林：思想修养应处理好的十四对关系
我的图书馆
石树林：思想修养应处理好的十四对关系
石树林：思想修养应处理好十四对关系
加强思想修养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党校是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重要阵地和熔炉。作为党校工作人员，更应自觉加强思想修养。&&&
&&& “修养”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限于伦理道德的范围。所谓“修养”，即古人所说的“修身”、“养德”。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修”的原意是“切磋琢磨”。《诗经》里讲，“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也就是说，君子的人品如同经过雕琢的金石美玉。正如古人所说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养”的本意是指人涵养性情或陶冶情操。
“修养”一词在今天的生活中具有广泛性。“修养”指的是一个人在思想、政治、道德、学术、技艺、待人处世等方面，自觉进行学习、磨炼、改造和陶冶所下的功夫，以及经过长久努力所获得的某种能力、思想品质、学术见解。有的学者把修养的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指修身养性之道；二是指待人接物的良好态度；三是指人们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知识技艺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平、素质和才能；四是指自我锻炼、自我改造的过程和功夫。我们共产党人讲的修养是党性的修养，是指共产党员按照党性原则所进行的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过程。
我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强调人的修养问题。古人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们把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强调，“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十分重视思想品格方面的修养，一直把加强自身修养作为对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特别强调加强对党员思想的改造和党员的自我改造。在抗日战争初期更加明确地强调，全党要更加普遍、更加深入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周恩来在45岁时专门为自己订了七条“修身要则”。刘少奇早在1939年就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光辉著作，对党员修养的必要性、内容和方法等作了科学的、深刻的、全面的阐述，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共产党员为什么及怎样锻炼自己、修养自己、做纯洁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重大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影响和培育了几代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修养尤为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模范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模范地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蚀，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作出表率”。这一论述，为我们加强新时期党员干部的思想修养指明了方向。我们党校的工作人员应当成为新时期党性和思想品格修养的表率，努力学习，勇于实践，善于自省，不断完善，把自己造就成为一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传道士”。
&&&&&&& &&&
一、义与利
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
义与利属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范畴，是历代思想家所重视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义与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义”指的是道德信仰，“利”讲的是物质利益。义和利是相互联系的。道德信仰作为社会意识，不仅在利益基础上产生，而且还会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同时，道德信仰对利益又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对利益的增长、分配进行调节、制约和指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义”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和道德；“利”的内容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社会主义的“义”是通过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的正确调节和处理得以体现的；社会主义的“利”，只有在政治、法律和道德的指导和制约下才能得到保证。义和利互为目的和手段，只讲义不讲利，只能是虚伪的道德说教；只讲利不讲义，就会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我们是义利观的统一论者，人既要讲利，更要讲义。有意义的人生，应当是义与利相统一的人生。我们要确立正确的义利观，在辩证中把握义利观，在结合上实践义利观。
1、要正确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
理想就是一种主义、一种信仰、一种追求。确立正确的义利观首先就是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
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追求就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理想和追求曾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斗。
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在敌人的绞刑架下大义凛然，临死前他预言：“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革命烈士方志敏在《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共产主义牺牲，为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面对现实，不少人理想信仰开始动摇了，认为“共产主义太渺茫，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理想，理想，有钱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革命意志衰退，精神萎靡不振。
到底共产主义能不能够实现呢？我也曾经反问过自己。我问自己：这些年来，我一直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经常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么，我自己到底相不相信呢？
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我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历史上，凡一流的思想家在共产主义目标这个问题上几乎是一致的。从国外来说，不仅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释迦牟尼的“普渡众生”，而且还有欧文、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国内来说，不仅有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庄子的“功成而不恃”，只讲奉献，不讲索取；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康有为的“世界大同”；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乃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而且还有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毛泽东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可以说，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在共产主义这一点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特别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对大同社会特征的描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论述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并逐步成为现实。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许经过几代人以后，人们不再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也许社会主义在前进中还会出现更大的挫折，但具有类似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社会是一定会到来的。所以，我对共产主义是深信不疑的。
我们党校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是培养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熔炉。我们的工作人员向广大学员灌输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是共产主义思想，首先我们自己要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不久前，有的媒体曝光了一位大言不惭的大学校长。这位校长公开在课堂上给学员讲，他宣讲马克思主义，其实自己根本不信马克思主义，他之所以宣讲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自己混吃饭。这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
2、要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培养自己良好的精神追求。
物质与精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统一体。物质是基础，是精神赖以产生的条件；精神是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它又对物质具有能动的促进作用。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既离不开物质的生产生活条件，也离不开精神的文化生活需求。特别是当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到一定程度以后，精神的需求就成了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划分为五大类，即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说明，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后，人们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日本学者宇野政雄在他的《新市场学总论》一书中，把消费需要结构及其发展走势分为三个阶段，即扩大衣食住行的量，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提高生活质量，扩大闲暇的量；提高闲暇的质，充实精神文化生活。宇野政雄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理论说明，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安全舒适需求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以精神生活为中心寻求生存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校的工作人员是从事精神生产的，我们更加应当重视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些年来，党校办学条件和教职员工生活福利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同一些高校比，我们的条件仍然是比较差的，吃饭完全靠财政，运转主要靠创收，建设基本靠拨款。特别是我们这种参照公务员管理的部门，虽然基本生活比较安稳和有保障，但其部门性质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福利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增长。物质上富有是一时的、暂时的，只有精神上的富有才是长久的、永恒的。我们要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精神生活的追求，开展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努力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3、要正确处理好大利与小利的关系，自觉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是看他取得了什么。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维和行为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贡献。”利有大小之分，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可以称之为大利；个人的利益称为小利。大利谓之公，小利谓之私。对待大利与小利的态度问题，是人生观的核心问题，它反映了人们对人生的根本态度。由于人们的经济利益以及在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观或公私观。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把追求个人物质生活享受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在生活中总是表现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不择手段地谋取个人私利。无产阶级的利益观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目的，视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自觉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正确处理大利和小利的关系，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对待权力和金钱的问题。目前，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一部分人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个人主义思想滋生，一切向钱看，千方百计捞钱，为了个人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不择手段地捞取个人私利。我们有些同志虽然手中无权，捞取个人私利缺少机会，但在思想上也多少产生了一种认同感、羡慕感，这是十分危险的。如何正确对待权力和金钱，这里有几段话值得我们回味：
作家易卜生说，“钱能买来食物，却买不来食欲；钱能买来药品，却买不来健康；钱能招来熟人，却招不来朋友；钱能带来奉承，却带不来信赖；钱能使你开心，却不能使你幸福。”
还有一段话是：“一个人在生前拥有再多的财富，再大的权势，无论再怎么不舍、不甘、不愿，却不可永远占有，总有撒手而去的时候，那么活着的时候就不要贪得无厌，要知道该得的才得，不该得的明智舍弃。要舍弃对金钱的贪欲，不取不义之财，得到的是安心和快乐；要舍弃对权力的追逐，随遇而安，得到的是宁静和淡泊；要舍弃对美色的占有，安分守己，得到的是温馨和幸福。”
“广厦万间，夜眠八尺；珍馐百味，无非一餐。”
这些至理名言对我们是很有启迪的。因此，我们作为党校的工作人员要顾全大义，立党为公，甘于清贫，淡泊名利。重视晋升而不以权谋私，需要金钱而不做金钱的奴隶，谋求利益而不见利忘义。超越世俗，平衡心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4、要正确处理好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的关系，做到以合法手段获取个人劳动报酬。
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从正己的前提出发，强调“义以为质”，“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将先义后利作为物质利益得失取舍的重要准则。但是，孔子并不否定利益的追求，合法的利益还是可以获取。
这里有关于孔子与其学生的两个故事：
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有这样一条法律：凡是在其他诸侯国里见到鲁国籍的奴隶，每个鲁国人都可将其赎回，所花费的赎金事后可到国库里报销。孔子的一位弟子赎回一个奴隶后，大概是出于非功利追求，事后并未到国库报销赎金。孔子知道后，对该弟子非但没有赞许，反而将其严厉地训斥了一顿。他认为，花个人的钱赎回奴隶显得很高尚，但对此行为如果大加鼓励和宣扬，就会使那些原本会用国家的钱赎买奴隶的人放弃赎买，以免背上见利忘义的恶名，这样就会影响鲁国对奴隶的赎回工作。
另一个是，孔子有个学生在河边走路，有人掉进河里，这个学生奋不顾身，跳进河里把人救起。事后，被救人家属重谢了他一头牛，有人说他贪心。而孔子却表扬这个学生做得对。因为这个事例向社会宣传出去了，就告诉了人们：只要冒着危险救了人，无论多大的奖赏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带回家。这样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舍己救人。
二、人与己
正确处理人与己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
人与己的关系在广义上来说是人们对于周围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态度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每一个人从他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已经不是孤立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他就必然要同周围的人发生联系，这是谁也不能例外的事情。即使《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那个鲁滨逊他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他虽然孤身一人流落在那个荒岛上，但他翻船后所留下的那些种子、锄头也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社会，要正确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
古人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正确处理好自己同他人的关系，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两个字：“真诚”，以真心换真心，以诚意换诚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作为比尔？盖茨的七个高层智囊之一的李开复，写了一本书叫《做最好的自己》。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正确处理好同他人关系的六条原则:①我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我；②要想得到他人理解，就要首先理解他人；③别人眼中的自己，才是真正存在的自己；④只能修正自己，不能修正别人；⑤真诚坦白的人，才是值得信任的人；⑥真情流露的人，才能得到真情回报。
市委书记易炼红也曾讲过：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人人都有长处，要互相学习；人人都有短处，要互相提醒；人人都有难处，要互相帮助；人人都有个性，要互相谅解。
正确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学会宽容。宽容是美好心性的表现，是一种自律的美德。朱莉姬？韦奇伍德夫人说：“所有精神礼物中，最珍贵的便是理性的宽容。”提倡宽容、善待他人，十分重要。如何才能做到宽容待人呢？我以为有这样三条十分重要：
第一，要能容得下与自己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同事之间，意见相反，这是常有的事情。只要不是搞人身攻击，恶意陷害，就要宽容对待，没有必要搞得剑拔弩张，你死我活。
在这方面，美国前总统林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样板。1860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当时有个叫萨蒙？蔡思的国会议员同林肯一道参加竞选，落败后又想当国务卿。这个人妒忌心特别重，狂妄自大，很多人都反对他进入内阁。林肯见他能力很强，特别是在财政预算和宏观调控方面很有一套，便委任他当了财政部长，并十分信任他。但这个人不以为然，依然四处活动。一天，一位报社主编去拜访林肯，并把蔡思的所作所为告诉了林肯。林肯听后，淡然一笑，跟他讲了个故事：有一天，林肯同他兄弟在肯塔基老家的农场里耕地。干活的那匹马很懒，总想“磨洋工”。可是突然之间，它却在地里飞跑起来，以至于兄弟俩差点跟不上它。到了地头他们才发现，原来有一只很大的马蝇叮在马的身上。林肯不忍心让马被咬，就把马蝇打落在地。可他的兄弟却说，“别打呀，就是因为有那只马蝇，马才跑得这么快。”讲完这个故事，林肯意味深长地对那位主编说，“现在正好有一只名叫'总统欲’的马蝇叮着蔡思先生，那么，只要它能使蔡思那个部门不停地跑，我还不想打落它。”林肯所拥有的宽广胸襟和知人善用的能力，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第二，要虚心向能力水平比自己强的同志学习，并且希望别人活得比自己好。有的同志心胸狭窄，只能自己超过别人，不允许别人比自己强。见了能力水平比自己强的同志，就醋意大发，冷嘲热讽，甚至任意诋毁，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人要胸襟开阔，虚心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特别是要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凡事要多往好处想，总希望别人活得比自己好。
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和鲍叔牙是一对好朋友，鲍叔牙对管仲从不起任何疑心，总是以一种坦荡、豁达的胸襟信任并支持管仲。例如，两人合伙做生意，管仲少出资而多分利，鲍叔牙知道管仲是为了奉养老母，而不是贪心；鲍叔牙听取管仲谋策，遭到失败，鲍叔牙认为是时机不对，而不是管仲无能；管仲临阵逃脱，鲍叔牙认为管仲是挂念老母，而不是怕死；管仲三次被罢官，鲍叔牙认为是君主不明，而不是管仲无才。后来，齐桓公即位后，鲍叔牙在桓公面前力荐管仲为相，而自己甘愿位居管仲之下。结果，管仲果然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鲍叔牙死后，管仲在鲍叔牙墓前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后人即以“管鲍之交”表示真挚的情谊。这个故事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
第三，要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是小非中超脱出来。在平常生活中，人们之间常为一些琐碎小事，搞得面红耳赤，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与同事相处，有一分退让，就多一分益；吃一分亏，就积一分德。相反，存一分骄，就多一分挫折；占一分便宜，就招一次灾祸。如果为一些小是小非纠缠不清，就会影响工作，不利团结，伤害身体。
郑板桥的弟弟因宅基地与邻居发生争执，写信请其兄回来帮助打官司。郑当即写回家书，告诫其弟，有时候吃亏也是福，并写了一首打油诗相劝：“千里告状只为墙，让他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何处去找秦始皇。”人生之短，何苦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不痛快呢？
2、要正确处理好与集体的关系。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问其一位弟子：“一滴水怎么才能不会干涸？”该弟子半天答不上来。释迦牟尼告诉他：“将它放入大海里去。”这段简单的对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个人总是集体中的个人，集体总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息息相关的。个人离不开集体，个人只有融入集体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发挥其聪明才智，实现其自身价值；反之，个人如果脱离了集体，即使有再大的力量，也会象水滴一样干涸。
对于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来说，同党校的关系就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我们的成功与进步，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都离不开党校这个集体。我们应当自觉关心这个集体，百倍爱护这个集体，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集体之中。要正确处理好自己同学校的关系，不能只讲回报不讲奉献；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学校利益。要大力发扬主人翁精神，自觉以党校为家，热爱党校，建设党校。特别是强调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如教室下课后随手关电灯、厕所小便后关水龙头、捡起操坪里乱丢的纸屑等。
3、要正确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是由无数个成员组成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生活在社会这个大家庭里面，必须善于处理好同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省委党校徐晨光校长提出，正确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关键是要接好“三根线”：第一根线是“天线”，就是上级的精神、领导的意图；第二根线是“地线”，就是群众的意见、工作对象的想法；第三根是“横线”，就是部门之间的关系、同行的动向。
我认为，接通这“三根线”对于我们党校工作人员是至关重要的。从接通“天线”来看，党校是党的学校，是各级党委培养领导干部的地方。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及时了解中央精神，掌握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更好地为全党工作大局服务，为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从接通“地线”来看，党校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实际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及时了解和掌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把握广大群众的思想脉搏，使我们的教育更好地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学员、贴近生活。从接通“横线”来看，党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各个部门、机关和同行学校的大力支持。一方面，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好同党委、政府各部门的关系，积极提供理论宣传、课题研究、科技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为他们当好参谋。如我们最近为市委政研室承担的“有错与无为问责”课题、为市民政局承担的民政部重点课题，都完成得很出色，进一步密切了我们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同各级党校、高校之间的联系，加强学术交流，掌握研究动态，学习先进经验，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今年下半年，全省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我们要把这次活动办成一次学习经验、联络友谊、促进发展的活动。
4、要正确处理好与组织的关系。
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关系。作为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必须以组织的需要为第一需要，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组织，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一是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员干部特别是党校工作人员是党的工具，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党规党法，对于党的决议、决定，对于党组织作出的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不能讲条件、讲价钱；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搞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认为党组织的决定有不当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党组织改变决定之前，必须坚决执行，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延缓党组织决定的贯彻执行，更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组织决定不相一致的言论。
二是要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党校工作人员从事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都是由组织根据学校利益的需要、本人的德才表现和工作能力，以及群众的意见来决定的。本人不能对组织分配的工作挑三拣四，拈轻怕重；不能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升降去留；不能以种种借口和理由拒绝到条件艰苦、矛盾尖锐的部门去工作，更不允许向组织伸手要官要权，争地位，闹待遇。
正确处理名与实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坚持名副其实，不断完善自我。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名副其实”。所谓“名”，即名声或名称；所谓“实”，即实际。名副其实就是名称与实际相一致。清朝文学家袁枚说，“如欲状元之名副其实，则状元二字，胸中不可一日忘也；如倚状元为骄人之具，则状元二字，胸中不可一日不忘也。”
名与实的关系反映的是事物发展的一种状态，即事物内在的东西与它外在的表现形式的吻合状态。一般来说，它有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名过其实，就是名声大于实际或徒有虚名。有的人追逐名利，什么头衔都要，其结果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第二种状态是名符其实，就是名称与实际相一致。第三种状态是实过其名，就是实际的东西比名称要好得多。有的人甘当无名英雄，做了好事也不留名。人们一般追求的是第二种，就是名实要相副，名副其实。它反映了人们追求完美的一种愿望和要求。这既是我们做人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起码准则。如我们提出，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做一位名副其实的党的领导干部。
我们党校工作人员，是党的干部教育工作者，肩负着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任务，我们所肩负的使命是神圣而光荣的。我们要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党校工作人员，必须要做到这样几点：一是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就是要忠诚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自觉地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就是要具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对时代发展的政治敏感，能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科学态度研究和回答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新问题。三是要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就是要热爱党校教育事业，忠于职守，工作勤奋，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四是要有优良的品格作风，言行一致，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淡泊名利，乐于奉献。
具体到不同的岗位，名与实又有不同的要求。从党校的实际来看，至少有这样几种名实要相符：一是从行政职务来看，要做名副其实的党校领导者。党校的领导人不同于一般的行政领导干部，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管理家来塑造自己。二是从技术职称来看，要做名副其实的专家教授。党校的教师从事的是一种特殊教育，责任上要求更重，政治上要求更严，水平上要求更高，作风上要求更廉。三是从政治面貌上来看，要做合格的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要求做到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表率作用。四是从政治荣誉上来看，要做名副其实的先进模范。无论什么先进，都要以身示范，模范带头，带动和引导更多的人进步与发展，为党校事业发展建功立业。
目前，在名与实的问题上，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往往发生了一些偏差，名与实的距离越来越大。突出的表现有：一是不甘寂寞。现在不少人成天在跑职务、跑职称、跑先进等。过去干部提拔、教师晋级、先进评定都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现在都变成了自己的事情，不管符不符合条件，自己都在跑，托关系，找门子，拉选票，挤队插队，无奇不有。过去毛泽东曾经讽刺过的“男人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晋级时”，现在是比比皆是，有的已经不只是挥泪，而是在发狂。二是不讲过程。现在我们不少人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往往只要结果，不问过程。比如，提职务，只要我爬到了那个位置上，至于德才是否兼备、能不能干好，管它呢！评职称，只要我评上了教授、副教授，至于我的学识水平是否达到了要求，谁知道！学知识，只要我捞到了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文凭，至于我是否真正学到了知识，天晓得！三是不择手段。为了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只要能达到个人目的，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学术腐败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学术傍大款，依附权势，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之风盛行，假文章、假文凭、假职称等比比皆是。最近，《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标题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亟待提高》。文章说，现在的研究生“三年学业成果，三个月完成”，最快的只有四个星期。主要办法是书上抄一点，个人编一点，相关学科论文上引用一点。文章还配有一幅漫画“火爆的毕业论文专卖店”。明码标价：两千字一篇300元，三千字一篇500元，五千字一篇800元。
名不副实的重要原因，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客观方面来分析，现在的名称是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升官、晋级、评先都同自己的物质利益绑在一块，工资、待遇都有很大的差别。从主观方面来分析，名实是否相符也反映了一个人思想品质问题。一个思想品质高尚的人是决不会去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的。我们党校工作人员应当自觉追求名副其实，不断完善自我。
四、言与行
正确处理言与行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做到言行一致，以身示范。
言行一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言行一致，则一言九鼎；言行相悖，则一文不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古人还把言与行分为四种情况，即：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由此可见，古代智士仁人对言行一致都是十分推崇的。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党。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风雨，由小到大，成为一个领导有十三亿多人口的执政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言行一致，取信于民。我们党内还涌现了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一大批优秀代表，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崭新的精神风貌。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言行分裂”症严重。少数党员干部言行不一，他们口头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行的是非马克思主义；对别人要求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更有甚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上级领导和机关一套，对下级和群众又是一套。他们台上讲马列，台下捞实惠；台上讲科学，台下信迷信；台上说人话，台下干鬼事。言行不一者，屡见不鲜。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中央电视台重要节目中出镜，谈到广西扶贫工作时，他表情严肃，口吻沉重地对着镜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听到这动人的语言，看到这忧虑的神情，一个勤政为民、以民为天的人民公仆形象丰富饱满地跃现在人们面前。但是有谁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让广西人民感激涕零的“好官”，竟从并不富裕的广西人民身上，敲骨榨髓，榨取了民脂民膏4000万元之巨，被判处死刑。
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拥有北京市反腐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际反贪大会筹委会副主席等“国际国内名牌头衔”，大小会议慷慨陈词，痛斥各种腐败现象，对贪污腐败者深恶痛绝，曾有“反腐先锋”之称。正是这位反腐败英雄竟成为了新中国继刘青山、张子善后查获的第一例高官巨贪，仅一座豪华别墅就耗资1亿元人民币，最后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人前人后告诫自己的部下为官要清正廉洁，曾多次在会议上对繁体“钱”字进行解析：“钱字的'金’旁代表金库，两个'戈’代表两个手持武器看守金库的卫士。因此，对金钱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但自己却是一个见钱眼开的贪官，最终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言行分裂”症的一条重要病理，就是他们所倡导的、他们所要求的、他们所禁止的，都是针对别人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允许自己贪污腐败与要求别人勤政廉洁并非悖论，实乃天经地义，合情合理。这一病理逻辑，使他们深谙“说归说，做归做”的奥妙，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不受法律、道德约束，不受群众管理和监督的“特殊公民”。因此，他们精于说，善于说，敢于说，说得绝，说得妙，说得理直气壮，台上是一个反腐倡廉的君子，台下则是一个行贿受贿的小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言行分裂的人，是一个不值得尊重，不值得信赖，不值得依靠的人；一个言行分裂的领导，是一个不值得尊重，不值得信赖，不值得依靠的领导；一个言行分裂的组织，也同样是一个不值得尊重，不值得信赖，不值得依靠的组织。
我们是党校的工作人员，言行一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学风。但是在新形势下，也有一个践行言行一致的问题。我们是教育者，是教育人的人，我们更要诚实守信，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我们不能在台上痛斥争权争利，跑官要官，台下却自己也在拉关系，跑门子，到处活动，千方百计往上爬；我们不能在台上呼吁无私奉献，克己奉公，台下却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甚至连讲课费别人给少了也意见很大；我们不能在台上宣传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台下却上班迟到早退，经常溜岗，甚至上班躲到别处打牌赌博。
坚持做到言行一致，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要做到三条：一是言必由衷。就是要出以诚心，表里如一，不讲言不由衷的话，不讲违心的话。二是言必有据。就是谈话要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客观实际，讲真话、实话、能做到的话，不要讲大话、套话、假话。三是言出必践。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是要不说则已，说了就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做不到的事就不要去讲。要少说多做，甚至做了也不一定要说。
五、知与能
正确处理知与能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知与能是反映人们自身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知，即知识；能，就是能力。知识和能力都是一种抽象的内在东西，但知识一般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它是针对认知世界而言，能力则是指人们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它是对改造世界而言。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和前提，但知识不等同于能力，有了知识并不一定就具备了能力；知识可以转化为能力，能力又对知识的获取起着一定的制约或促进作用；知识与能力存在差异性，知识水平高的人不一定能力很强，高知低能是一种普遍现象。
有一则关于哲学家与船夫的阿拉伯寓言：当哲学家知道船夫既不懂得历史，又没有研究过数学的时候，哲学家认为船夫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而当风把小船掀翻，不会游泳的哲学家落入水中后，船夫告诉他，你将失去整个生命。这则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知识和能力同等重要，它们之间密不可分。在一定条件下，能力比知识更重要。
中国古代有个“纸上谈兵”的故事：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熟读兵书，谈起军事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但他父亲却认为他无能，不能担当重任。不久秦国进攻赵国，赵国大将廉颇坚守长平，但赵王听信秦国间谍的话，改用赵括为将。由于赵括生搬硬套兵书条文，不能灵活运用，导致全军覆没，自己也在突围时被乱箭射死。以后人们常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只会死读书，空谈理论而缺乏能力，不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正确处理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关键是要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转化呢？我认为有三条：
第一，获取知识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前提。苏联教育家契可夫说：“理论知识是掌握自觉而牢固的技巧的基础，因此掌握理论知识不仅不妨碍技巧的形成，而且恰恰相反，乃是形成技巧的重要条件”。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一切能力的来源，没有知识就不可能具备能力。渊博的学识使人头脑更清醒，思想更深邃，能力发挥更充分。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并且消化理解付诸实施后，才能成为能力。没有知识的吸收和积累，能力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反对“唯文凭”论，但文凭毕竟是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凭证。一般说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就越强。我们可以想一想：居里夫人如果没有高深的理化知识，她能具有发现镭的能力吗？陈景润如果没有很高的高等数学造诣，他能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吗？
第二，勇于实践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桥梁。知识转化为能力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在书斋里可以完成的，它必须经过实践，甚至是反复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还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毛泽东还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和性质，你就得进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我们要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必须让理性认识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学会运用理论指导实际。只有这样，我们的能力才会很快提高。
第三，认真思考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动力。实践虽然对知识转化为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实践的过程不是被动应付的过程，而是一个积累思考的过程。人们在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这就需要人们开动脑筋，运用理论知识去思考、去分析、去总结，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人们的能力就是在这种反复的分析、总结、研究、解决中逐渐提高的。一个不善于思索的人，即使知识再渊博，或天天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在能力上有很大的提高的。
我们党校属于理论知识界，是知识密集型单位，人才济济，不少同志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准和理论造诣。但是，我们也存在一个如何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问题，高知低能的问题在我们学校也是同样存在的。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我认为，我们要着重提高五种能力：
第一，要提高演讲表达能力，这是教师的基本功。有的教员，从教多年，仍然表达能力不强，讲课生搬硬套，语言不生动，枯燥无味，“水壶里倒饺子，有货倒不出”，学员听了打瞌睡。讲课是一门艺术，口才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重要体现。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就把“口才、金钱、原子弹”看作是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法宝。60年代以后，又把“口才、金钱、电脑”看作是最有力的三大法宝。“口才”一直是独冠三大法宝之首，足见其作用和价值。毛泽东的讲话生动活泼，议论风生，幽默风趣。据说，他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神采飞扬，妙趣横生，会场上多次出现笑声，长时间的笑声，“大笑”，“全场大笑”，把整个听报告的人都感染了。郭沫若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好象热天吃了冰琪凌，又好象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
第二，要提高科研写作能力，这也是教学科研人员必备的。有的同志谈起科研来一套一套，但一到实践中就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去开展调研工作，不善于进行数字的定性定量分析，不知道进行理性的抽象，动手能力很差，几年出不了一项成果，一年写不了一、两篇文章。有的同志讲课还可以，写作就差一些。须知，写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历来坚持以“拿起笔杆，配合枪杆”来指导革命工作。长征途中，毛泽东开玩笑说，我是用“文房四宝”去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在延安时，毛泽东又开玩笑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对于我们干部教育工作者来说，科研写作是为教学服务的，教学出题目，科研作文章。须知，一个教员只能讲，不能写，是成不了大家的，顶多算个教书匠。
第三，要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对于一个部门和单位来说，组织协调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同志课讲得很好，文章也写得不错。但组织起一个活动来，缺少头绪，丢三落四，杂乱无章，笑话百出。特别是不善于做人的协调工作，一个单位几个人，也搞得矛盾尖锐，关系紧张。
第四，要提高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党校不是在真空中生活，也会遇到不少矛盾和突发事件，要学会妥善处理和化解这些矛盾，化干戈为玉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
正确处理研与宣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既要解放思想，深入理论研究，又要严守宣传纪律，提高宣传效果。
研与宣的问题是在理论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重要关系。研就是学术研究，宣就是政治宣传。两者虽然联系紧密，但也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必须在联系中把握区别，做到内外有别，深浅适度，虚实结合。
1、学术研究无禁区，政治宣传有纪律。
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应该是有区别的。一方面，学术研究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不同于政治宣传，应实行不同的政策。学术研究是探索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客观规律，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寻找和发现真理。因此，就学术研究的对象而言，应当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研究者以充分的自由，不应当到处设置禁区。要鼓励学术探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研究不能套用政治宣传的纪律，如果学术研究套用政治宣传的纪律，就可能限制和阻碍学术的发展。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当有独立的人格，敢于直面现实。正如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建国同志曾说过的，历来的大思想家，多数不在社会主流，而是处在边缘状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其思想成就的光芒照耀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现在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那时找到源头。当时思想界之所以辉煌，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思想独立。实践证明，做权力的附庸，学者傍大款，没有独立的人格，就很难产生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产品。另一方面，政治宣传是在公众场合下进行的，它是传播真理，也就是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广而告之，使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宣传的力量是惊人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真理为人民所接受，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力量；而谬误和歪理邪说流散出去，则将造成可怕的消极影响。政治宣传必须有一定的纪律约束，否则，就可能使谬种流传，涣散人心。
所以，我们在党校教育工作中，一方面，要鼓励广大教师，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研究出有独创性、前瞻性和实用性的重大理论成果来。另一方面，又要坚守党校的主阵地，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加强党性教育，弘扬主旋律，批判假恶丑，把干部群众的思想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不允许利用讲台宣传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现行方针政策的东西，不允许利用讲台散布消极腐朽的东西。对群众中反映出来的热点问题可以涉及，但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加以回答和引导。教员如果在课堂上只反映问题，而不加以引导，就等于是散布消极言论，煽动干部群众的不满情绪。这是我们的政治纪律所不允许的。
2、学术研究要深入，政治宣传要浅出。
一方面，学术研究必须深入下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伟大丰富的理论体系，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都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科学真理。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它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并且把他们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对每一个观点、原理都要抓住不放，努力地去吃透它、理解它、把握它，并且创造性地发展它。另一方面，政治宣传必须浅显易懂。政治宣传就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但是由于广大群众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思想水平、文化程度、理论素养和理解接受能力等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理论宣传教育时必须重视理论宣传的通俗化，力求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形象化，使干部群众易懂易学，能懂会用。列宁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中国也有一句话，叫做：“话需通俗方传远”。空洞的大道理没有人爱听，玄妙精深的理论也不受欢迎，只有将深奥的理论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才易于为人们接受。真理往往是很朴实的。毛泽东在给安源工人上课时说，工人的“工”字，一头顶着天，一头立着地，表明工人阶级是顶天立地的。他的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进一步帮助工人群众增强了历史使命感。又比如爱因斯坦解释什么叫相对论。他说，相对论就好比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同一个不相识的人在一起聊天，5分钟就象1小时那样长；但同自己的情人一起聊天，1小时象只有5分钟那样短。人们一下子就听懂了。
3、学术研究要抽象，政治宣传要具体。
一方面，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它是从无数个具体的事物中提炼和抽象出一种本质的带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从无数个商品中抽象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毛泽东从无数次战争中抽象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规律；邓小平从历次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抽象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所以，理论研究必须善于从具体的事物中跳出来，提炼出带根本性的规律。另一方面，政治宣传是把抽象的理论传播给广大群众，它必须借助具体化、形象化的事例和道理，群众才能理解接受。对广大群众的宣传不能生搬硬套，从概念到概念，必须从广大群众最关心、最具体、最直接的事例说起，运用抽象的理论原理分析具体的事物，使人们从中受到启迪和感悟。
4、学术研究一般不受自身约束，政治宣传必须以身示范。
七、大与小
正确处理大与小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教育和鼓励人们干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重视细节，积小成大。
大与小是对立统一的，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1、小事物可以积累成大事物。
由小到大可以说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人的成长也是这样。
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列宁说，“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谈到员工的敬业精神时说，“什么是不简单？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什么叫不平凡？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
任何大的东西都是由无数个小事物构成的，每一次成功都是无数个细节的累积。只有心中常怀远大理想，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就可以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干小事成大事，变小胜为大胜，才能一步一步到达光辉的顶点。一个好大恶小，不愿做小事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我们党校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学会从小事做起，学会做小事。
2、小事情中蕴含着许多大道理。
事物的发展都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一件简单的事物中都可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足球虽很小，小得一脚可以踢出几十米远，但魅力无穷，吸引了全世界亿万球迷；围棋虽简单，简单得只有黑白两色，但它却蕴含了深刻的学问。李白小的时候，从铁棒磨成针中，发现人只要有恒心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马克思从对最简单的商品研究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我们党校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教研人员必须学会观察和思考，善于从细小的事情中挖掘出深刻的科学内涵。
3、小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任何一个新事物的成长，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力量非常单薄，但它在幼苗中却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和我党前途的预见就是一个例证。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最后的一段话，针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对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这样的预见：“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无比正确的。
邓小平支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践也能说明这一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文书，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虽然这种作法当时也已秘密地或半秘密地漫延到了不少地方，但这在当时可谓是倒行逆施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评论文章予以谴责，强令坚决纠正。在包产到户争论不休、阻力重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洞察力，坚决地支持了凤阳的作法，使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铺开，带来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党校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培养自己的洞察力和敏锐性，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观察问题，善于发现新事物，积极培养新事物，努力宣传新事物，不断支持新事物的成长。
4、小细节中可以发现大机遇。
有这样一个例子：早在我国开发大庆油田时，1966年7月，《中国画报》有王铁人头戴狗皮帽的照片，日本人就推断出此地为零下30摄氏度的东北地区；又根据运原油的列车上灰尘的厚度，测量出油田与北京的距离，认定油田应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1966年10月，《人民中国》刊登的介绍王进喜的文章中，透露出一个马家窑的地名，日本人便推断出大庆在安达车站附近；王进喜原在玉门油田，1959年参加国庆观礼后便销声匿迹了，推断出大庆开发时间为1959年9月。这次调查的成功，使日本在后来中国石油工业进口设备的谈判中占据主动，大获全胜，几乎垄断了我国石油设备进口市场。
5、小举动可以成就大事业。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常常又是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个人的成长也是这样，虽然与他自身长期的素质积累有很大的关系，但他的发展机遇的到来往往是不期而至，常常是因为某一件平凡的小事或偶然的机会为自己提供了发展的舞台。有两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美国费城百货公司一位22岁的营业员菲利为什么突然事业扶摇直上，后来一跃成为了美国钢铁行业仅次于亿万富翁的“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富可敌国的重量级人物呢？就是因为卡内基的母亲一次在费城百货商店避雨时，菲利主动上前打招呼，态度十分诚恳，而且非常得礼。卡内基的母亲从菲利细小的主动中发现了这位年轻人的忠实可靠、聪明灵活。于是，给了他一份装璜整个城堡和采购家族几个大公司办公用品的订单，使他成为了这家百货公司的合伙人，然后，菲利凭借自己的忠诚和才智成了卡内基的得力助手。
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日，乘坐4.75吨重的“东方1号”航天飞船进入太空遨游了89分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他为什么能够从20名宇航员中脱颖而出呢？原来，在确定人选的前一个星期，航天飞船主设计师罗廖夫见进入机舱的宇航员中只有加加林一个人脱下了鞋子，只穿袜子进入座舱。这个细节赢得了罗廖夫的好感，认为他珍爱自己倾注心血的飞船，所以选定了他。
所以，一个人要立志做大事，但必须从小事物做起。做小事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小事也蕴含着大机遇，可以促进人的成功与发展。
6、小实事可以树立大形象。
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会抓大事、做小事。抓大事就是掌握工作全局，抓大计划、大项目、大干部、大活动、大难题；做小事就是帮助群众办实事，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抓大事，可建立业绩；做小事，则树立形象。为什么做小实事可以树立大形象呢？因为：一是小实事中包含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点一滴总关情，体现着党的温暖。二是小实事往往是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是现实的，你关心他，他就从内心感激你。三是小实事往往与群众关系最直接，亲眼所见，感受最深。
7、小漏洞可以酿成大祸灾。
中国古语讲，“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老百姓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小洞不补，大来尺王”。这些话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小节最容易使人丧失警惕，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没有及时抓住，就有可能养痈成疾，日后酿成大祸，不可收拾。
一方面，在工作上，如果忽视细节，就可能酿成大祸。奇正咨询机构深圳公司首席营销顾问汪中求，写了一本书《细节决定成败》，书中提出，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决定成败的不在大的失误，而是在一些细节的重视与疏忽上。书中写了这样一些事例：
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地面途中，着陆前意外发生爆炸，飞机上的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全世界感到震惊，美国宇航局负责航天飞船计划的官员恩？迪特莫尔被迫辞职。根据宇航局高速照相机记录，造成这一灾难的主要原因是，“哥伦比亚”号升空80秒后，一块从燃料箱上脱落的碎片击中了飞机左翼前部的隔热系统。航天飞机的整体性能等方面技术标准都是一流的，就是因为这一块脱落的小隔热瓦毁灭了价值连城的宇航飞机和无法用价值衡量的七条宝贵生命。在这里，一个小小的细节，导致○的结果。
还有一个例子：国内一家药厂，准备引进外资，扩大生产规模。他们邀请了德国拜尔公司代表来厂考察。在进行了短暂的室内会谈以后，药厂厂长陪同这位代表参观工厂。就在参观制药车间的过程中，药厂厂长随地吐了一口痰。拜尔公司的代表看到了这个场景后，马上拒绝继续参观，也终止了与这个药厂的谈判。这也是细节酿成失败。
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如果忽视小节，就可能深陷泥潭。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从小的方面注意克制自己，就有可能导致私欲膨胀。
有一首打油诗很能说明人的欲望问题。内容是：终日匆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室低。盖上高楼与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好，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
防止私欲膨胀，必须从最起码的东西开始要求自己。唐德宗时，有个叫陆贽的宰相，为官清正，对上不贿，对下不贪。据说德宗曾给他下过一道密旨：“一概拒绝馈赠，为事可能不大方便，重礼不可收，但像马鞭、鞋靴之类的薄礼，收亦无妨。”可陆贽却严肃地说，“收薄也是受贿，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鞋靴不足，必及衣裘；车舆不足，必及金壁；涓流不止，溪壑成灾。”
八、虚与实
正确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仅要重视实的东西，也要重视虚的和软的东西，虚实结合，软硬兼施。
“虚”与“实”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或者也可以说是矛盾的统一体。“虚”引领并指导着“实”，“实”充满并扩张着“虚”。没有“实”，“虚”无意义；没有“虚”，“实”不存在。实和虚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赖，缺一不可。
有这样一个故事：古代老子的智慧高远深广，名动四方，因此经常有人从远方赶来向他求教。但是在乡里，熟悉老子的乡邻却并不觉得老子有什么特殊之处，在他们的眼里以为老子只不过是儿时的一个玩伴，现在的一个看管书库的小吏，一个和蔼平易的老人。有一天，老子的一位邻居遇到老子正在散步，不禁好奇地问他：“老先生，我常常看到许多有名望的人到您家里来拜访，他们来做什么？”老子和蔼地看到这位年轻人说，“他们是来求道的”。年轻人疑惑不解地问：“道是什么？”老子笑着说：“道就是虚无。”年轻人听罢不禁大笑：“虚无有什么好请教的，既看不见又摸不着，虚虚的东西，与其这样还不如学点务农经商的本领更实用一些。”老子听后并不反驳，只是指着道路旁边的房子对年轻人说，“年轻人，你告诉我，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年轻人奇怪地望着老子说，“房子当然是用来住人的，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老子又问道：“那你告诉我，如果房子中间是实的而不是空的，它能住人吗？”年轻人说：“那当然不能住人。”老子笑道：“这样看来，'空’并不是一无是处，它还是有用的。”年轻人听后若有所悟，连忙恭敬地向老子施礼：“老先生请恕我愚钝，刚才您讲的道理我有些明白，但是不完全懂，请您再详细地解释一下好吗？”老子接着说，“在常人看来，虚无似乎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一点用处。但是，你知道吗？没有'虚’就没有'实’，没有'无’就没有'有’。就拿这房子来说吧，如果房子没有'空’，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就不能住人。常人只看见'实有’的用处而不知道'虚无’的用处更大，'虚无’其实是'实有’的根本，要想真正把握'实有’就得先认清'虚无’是什么。所谓求道，其实就是指学习认识'虚无’的过程。”年轻人听后茅塞顿开，感叹道：“听您的一席话，让我有如梦初醒的感觉，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虚’原来比'实’更有用。”这个故事对我们理解“虚”与“实”的关系是很有启发的。
在我们日常工作生活中，虚与实无处不在，只是在不同的范畴，它们的内涵有不同而已。在党和政府部门的政绩中有虚与实。这里的“虚”指的是科学规划、战略构思、工作作风、良好风气等；这里的“实”指的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在综合实力的发展中也有虚与实。这里的“虚”指的是软实力，是通过自由吸引影响他人的隐形资源，包括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核心在于价值观；这里的“实”指的是硬实力，指的是强制就范的显性力量，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等。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理论教学研究中，也有虚与实。这里“虚”指的就是理论观点、理性思考；这里的“实”指的就是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理论教学研究要虚实结合，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在艺术创作中，也有虚与实。这里的“虚”指的是艺术作品中间接显现出来的形象，它不直接为我们的感官所把握，而是通过想象来感知；这里的“实”指的是用文字、色彩、线条、音响、动作、表情等直接表现出来的实在形象，它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的感官所直接把握。这里的虚与实都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它所追求的是虚与实的完美结合。
在党校教育工作中，如何实现虚与实的有机统一和结合呢？
第一，在教员自身素质的提高上，既要打好理论功底，又要打好实践功底。世界上有两本书，一本是订成本本的有字书，一本是没有本本的无字书。读前一本书主要是打知识的功底，读后一本书主要是打实践的功底。在一定条件下，实践的功底也是非常重要的。黑格尔说，“艺术家的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的微笑》中，蒙娜丽莎的手被誉为美术史上最完美的一只手。达？芬奇的绘画艺术达到如此高的境界，与他的博学多才分不开，与他研究过人体解剖分不开。他曾经亲手解剖过30多具尸体，探究人身各部位的构造和生命的奥秘。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是一般表面的热闹场面的记录，而是在深入观察、研究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而创作出来的。狄更斯的童年经历，巴尔扎克的负债累累，高尔基的社会大学，老舍的大杂院生活，都是艺术家的特殊财富。我们作为干部教育工作者，既要读有字的书，刻苦攻读马列，打好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要读无字的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积累经验，打好实践的功底。如我们派教员去北京、长沙等地进修就是为了打好理论功底；我们组织教员暑假到县（市、区）社会调查，选派年轻教员到基层挂职锻炼就是为了打好实践功底。一个教员，如果只有理论功底而无实践知识，就可能是个书呆子；如果只有实践知识，而无理论素养，就可能是一个事务主义者。
第二，在教学科研上，既要弄清、讲清基本理论，又要注重联系实际。要帮助学员“吃透两头”，一头吃透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头吃透实际，帮助学员紧密联系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回答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处理和解决好当前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对一个时期群众中关心的热点问题，不能回避，必须直面现实，从正面加以引导，帮助拉直问号，疏通思想。
第三，在队伍建设上，既要加强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启发自觉，又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不断改善教职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增加收入，改善福利，使大家感到在党校工作有一种成就感、舒适感。
第四，在学校管理上，既要抓学科建设、科研建设、制度建设，又要抓教职员工和学员的教学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建设一套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的服务体系。
九、博与专
正确处理博与专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在博的基础上学有所专，学有所长。
博与专的问题是对我们专家学者的内在素质和主攻方向的要求问题。所谓“博”，指横向的知识广度，即我们的专家学者要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所谓“专”，指纵向的知识深度，即我们的专家学者必须精通自己所从事的教学科研的学科专业知识，使自己能够在某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和一定的造诣。有人把博与专打了个比方，“博”好像是一张平铺的方纸，面积的确是够大，但没有深度；“专”就好比将这张纸顺着一个角卷起，它的面积不变，但却有了深度。
如何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呢？
一方面，要有广博的知识。知识是一个宽阔的海洋，知识与知识是相互联系，触类旁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特别是人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需要人们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如果知识面太窄，就会使生活单调孤独或者不健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专看文学书是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作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章里。譬如说吧，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在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人还有下泪，那就是糊涂虫。”这话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历史上，一些杰出的专家学者，他们往往都是知识十分渊博的。马克思一生不仅精通社会科学，而且熟悉自然科学、语言科学。马克思的女儿问马克思：“你对什么事情最感兴趣？”马克思回答说，“人类一切东西对我来说都不是陌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经济学、哲学、数学、化学、法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比如说，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讲到商品的价值时，为了说清楚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为什么能够交换，它们之间必然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一般人类劳动，即价值这个问题，他用了几何学上的一个例子，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图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若干个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说明各种商品的交换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的东西。
当今社会，知识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高度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专家学者必须拥有跨学科的宽广的科学文化知识。现在国外不少大学都比较强调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美国哈佛大学对本科生的要求是：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能清楚地和有效地进行思考与写作；二是必须对某种专业有一定深度的知识；三是能正确找到认识宇宙、认识社会和认识自身的方法；四是应该对道德和伦理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考经验；五是不能眼光狭窄，以致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过去时代一无所知。旧金山大学提出，21世纪人才的一般素质是三条：第一，在自己的领域内迈向目标前沿；第二，对别的旧金山大学人的专业有着较为广泛的理解；第三，在文化素质方面，对文艺、思想、体育等要有广泛的参与。特别是在当代，一个人一辈子就干一种职业永远不变的现象逐步开始改变。据了解，美国人一生平均要从事5-6种职业，对社会要有高度的适应性。清华大学对毕业生进行过调查，发现五年换过工作的、改行的至少有50%。因此，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的专家学者不仅专业知识要专，而且其它知识也要通。一个有才华的人应该是多才多艺的。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近，有人提出，一个学者培养和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由约到博，由博再逐渐返约这样一个过程。主张大学教育阶段不能过分追求专业性，至少应在头年文理兼修。在研究生阶段，可以开始缩小领域。在博士阶段，可以利用积累深化对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专门研究。我们党校的教员也应该是这样，一定要加强学习，广泛涉猎，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以更好地适应工作的需要。
另一方面，学业有专攻。做学问的人必须要专，要有所侧重，要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哪怕是某个问题上有所深入研究，有所突破或建树。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句话，“大巧在有所不为，大智在有所不虑。”意思是说，有最高才华的人在于有不做的事情，有最高智慧的人在于有不研究的问题。虽然我们要求一个人能够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穷尽各方面的知识。只能从自身实际出发，突出某一个领域，深入进行钻研和研究，才能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收获。如果没有重点，到处浏览，到头来只能是一个杂家，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因此，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把它学懂弄通，融会贯通，随手拈来，运用自如。我曾经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完全在于先天的遗传，而更重要的在于后天是否能选准一个目标并且持之以恒地钻研下去。即使是个天才，如果他没有明确目标，缺乏毅力，不能坚持下去，他最终也只能一事无成。即使是个弱智，只要他能抓住一个目标，坚持不懈地钻研下去，他最终多少还是会搞出点名堂来。我们党校的教员，一般来说都很聪明智慧，功底也比较扎实，为什么有的同志在这个岗位上混了几十年，仍然没有什么成果呢？很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没有重点钻研，像万金油一样。平时不努力，到了评职称时才临时抱佛脚。这是不利于我们教师队伍的水平提高的。最近，学校研究，我们要下决心加强学科建设，学校要有自己的重点学科、自己的拳头产品，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头人。争取有一两个学科在省、市同等学校中有一定影响。每个教师也要有自己的主攻方向、阶段性重点研究的课题。只要这样，有所侧重，不断积累，我们的教研水平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十、刚与柔
正确处理刚与柔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把原则性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
刚与柔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所谓“刚”，就是使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是要坚定一些，坚强一些，要果断，要有魄力。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可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所谓“柔”，就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风采，是工作上更细致一些，更灵活一些，有耐心，有韧劲。《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大地是柔顺的象征，正是这种柔顺，滋养了万物生灵。
刚和柔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太极图中表现得最为形象。在一个圆圈中，有一个白色的阳鱼和一个黑色的阴鱼，阳鱼头抱着阴鱼尾，阴鱼头抱着阳鱼尾，互相纠结，浑融婉转，恰如一圆形，无始无终，无头无尾，无前无后，无高无下。最妙的是阴鱼当中有阳眼，阳鱼当中有阴眼，相互包容，相互蕴含，相互激发，相互转化，相互促生。
曾国藩是一位“刚柔相济”论者，他最欣赏的是刚柔相济。他曾写道：近年来体会天地之道，要刚柔并用，不可偏废。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并不是说要暴戾残忍，而只是强韧刚直而已；柔也不是说要卑下羸弱，而只是谦让恭敬而已。到底如何做到刚柔相济呢？曾国藩的看法是：办事为公，就应努力争取，而争名逐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应争取为之，而守成安乐，则应谦退；出外与人相接触，应当强矫，而回家与妻儿享受，则应谦让。
我认为，正确处理刚与柔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把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起来。如何把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起来，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有这样几个方面：
1、大事讲原则，小事要灵活。
办事讲原则，这是我们党的一条规矩。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党性，讲原则，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但是，讲原则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要拿政策和原则去套，没有重点，没有区别。讲原则必须把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起来，大事讲原则，小事要灵活。如果事情不分大小，没有轻重，一个面孔，一个标准，那么最终就会把事情弄糟。
古代的时候，老子病重，他的学生去问他，您还有什么要留给后人的吗？老子指着自己嘴里说，“你们知道我的舌头为什么还在，而牙齿却没了呢？”学生不解。老子接着说，“舌头柔软可以耐久，牙齿坚硬所以不能持久”。他就把这话留给了后人。
有人对“魅力”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该大的要大，该小的要小；该圆的要圆，该方的要方；该直的要直，该曲的要曲；该突出的要突出，该开放的要开放。这种概括的内涵并没有确切定位，但仔细想来不无道理。大能造化，小能生巧；方能循规，圆能韵律；直则通达，曲则有情；突出的可能是关键之处，开放的可能是吸纳的需要。北京的故宫是举世闻名的文化艺术珍宝，而它的魅力离不开它的大小、方圆、曲直整体的有机结合。
今年5月份，我去长沙开会，一位老领导也跟我谈了正确处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几个观点：一是在用人的问题上，关键岗位用人才，一般岗位搞点平衡；二是在用钱的问题上，用大钱要小气点，用小钱要大气点；三是在带队伍时，上面抓得紧的时候，就要适当松一点；上面抓得松的时候，就要适当紧一点。我觉得这些观点也很有道理。
2、既团结，又斗争。
既团结，又斗争，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我们党处理党内矛盾的一贯方针。团结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更灵活一些，更耐心一些，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人为善，以诚相待，但团结不是放弃原则，该批评教育的还得要批评教育，该处分的还得处分，决不能姑息迁就。
3、平时可以适当放松一点，关键时候一点也不能马虎。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开展工作，不要搞得过分紧张，既使马虎了一点，也可以适当宽容，以教育为主。但在关键时候，一点也不能马虎。如有违纪行为，给工作造成损失的，必须严肃处理。
4、外面和气一点，内面像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之所以历经“三起三落”而不倒，这与他胸襟宽广、刚柔相济、绵里藏针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邓小平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外面很和气，内面像个“钢铁公司”。复出后，许多外国政治家和新闻记者都试图探究他“三起三落”而不倒的秘决，后来与邓小平交谈都恍然大悟。我们有些同志与人相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遇到一点事，就情绪激动，大发雷霆，恶语伤人，影响关系，一点修养也没有。这是很不好的。
十一、苦与乐
正确处理苦与乐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勇于吃苦耐劳，不怕困难，迎难而上。
苦乐观是人生观的表现。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待苦和乐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阶段性。苦，是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贫乏和痛苦；乐，是指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满足和快乐。苦与乐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相互对立，相互渗透，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没有苦就无所谓乐，没有乐也无所谓苦。苦和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苦可以转化为乐，乐也可以转化为苦。人们常讲的“苦尽甘来”，“乐极生悲”等都是说的苦和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道理。对待苦与乐这种社会现象，处于不同阶级地位或不同人生观的人，他们的理解、感受或态度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在苦与乐的问题上，有这样几个观点：
1、吃苦为乐，以苦为乐。
人们之所以要吃苦，这是因为吃苦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变苦为乐。鲁迅先生说过，“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这就是说，吃苦是为了变苦为乐。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并不是安于贫苦，去当“苦行僧”，而是为创造美好的未来感到快乐。现在吃苦，正是为了将来不吃苦、少吃苦，因而感到苦中有乐，苦中充满希望。
第一，实现革命理想就得吃苦。著名演讲家刘吉说，“越是有追求的人，烦恼和痛苦越多，成功之后才是欢乐。”无产阶级的苦乐观是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革命就得吃苦，但这种吃苦不是为了个人快乐，而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幸福吃苦，以广大人民翻身幸福为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为什么能在那样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勇于吃苦，不怕牺牲，是因为他们以国家的解放、民族的崛起和人民的翻身为己任，意识到今天的吃苦、个人的吃苦是为的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明天的幸福和快乐。在长征路上，徐特立问董必武：为什么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还那么快乐？董必武回答说，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前途。可见，对于一个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来说，为人民利益吃苦，“虽苦犹荣”，心里总是愉快的，乐在其中。
第二，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也需要吃苦。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是要吃苦的，但这种吃苦是为了煅造自己，并实现自己的某种个人目标。比如过去人们常说，十年寒窗苦，一举天下知，这就是一种追求功名利禄而读书的苦与乐。又比如我们从事教学科研的人，要使自己在某个领域有所研究，有所成就，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必须远离喧闹，甘居寂寞，牺牲休息时间，刻苦钻研学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第三，年轻人成长也必须吃苦。温室里长不出乔木，年轻人的成长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吃苦磨练。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同湖北省委原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是干什么？谁的官大官小？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耽心呀！”毛泽东一直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让他到农村学习，做劳动者，上“劳动大学”。他的女儿李讷，自小就吃机关大食堂，“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她送到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毛泽东多次提出关于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这些人手中，乐就会转化为苦。
我们从事党校干部教育工作，目前同社会上一些重要部门或行业的工作人员工作生活条件相比，相对地说可能要清贫一点，单调一些。但我们从事的是培养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有一种自豪感、荣誉感、满足感。虽苦犹荣，虽苦也乐。要乐于吃苦，乐于奉献。
2、苦中有乐，变苦为乐。
苦与乐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苦中也有乐，苦中可找乐。
我们讲苦中有乐，就是说在苦中也可以有乐的感受。革命前辈谢觉哉曾经说过，“快乐是从艰苦中来的。”吴伯萧也在《记一辆纺车》中写道：“与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苦中有乐，这表明人生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进入了一种超度。
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宋代词人晏殊、柳永、辛弃疾的名句来论述治学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为第一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第二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为第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说有志存高远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不管是“昨夜西风凋碧树”，还是“独上高楼”的寂寞，都会矢志不移。第二种境界是说对于做学问的人，当目标确定以后，就要舍得付出，乐于吃苦，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第三种境界是经历了第一、二种境界之后，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往往就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没想到的地方出现。这第三种境界的出现，就表明苦中有乐，苦尽甘来。
这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穷光蛋打赌的事情。富翁说，我担保你忍受不了20年的囚禁生活，如果你赢了，我愿意把所有的家产给你。穷光蛋答应了。于是，他住进了一间小屋，屋门没有锁，他随时可以出来，但只要踏出房门一步，就算输了。穷光蛋在里面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但无法与外界联系，惟一可做的就是读书。开始几年他感到很痛苦，后来渐渐习惯了，读书的数量和种类也多起来了。光阴似箭，很快20年就过去了。第二天就是两人打赌的最后期限，富翁看到自己败局已定，害怕失去自己的财产，想夜里去杀了那个穷光蛋。可是到了小屋才发现，小屋是空的，桌上放着一张纸条，穷光蛋自愿放弃自己唾手可得的赌注。因为“这20年来，读书已经使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富有的人。”这个故事也反映出，苦中本身就包含了快乐，乐在其中。
我们讲苦中找乐，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是我们可以从精神生活中找到快乐。比如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中，可以忙里偷闲，参加一些文娱体育活动，放松精神；比如在物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读书学习，多开展一些精神愉悦活动，使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陶冶性情，愉悦身心。
苦与乐也是一种感受。同一种活动，对于有的人来说是一种快乐，而对另外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痛苦。比如说读书吧，有的人拿起书就头痛，而有的人一看到书就象饥饿的人得到了面包，一下就迷住了，似乎把他带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快乐无比，一点也不觉得累。又比如说打麻将吧，有的人谈起打麻将，就浑身是劲，往往挑灯夜战，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但有的人一坐上牌桌，腰酸背胀，简直是一种折磨。
3、乐中有苦，乐极生悲。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总要走向反面，苦和乐是相互渗透，可以转化的。胜利、欢乐也潜伏着失败、痛苦的因素。胜利了如不防止骄傲，就会犯错误导致失败，就会吃苦头，就会变乐为苦，就会乐极生悲。历史上李闯王就是一个例子。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早在日毛泽东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就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提出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党文件印发全党学习。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同志还提醒全党同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个单位也是一样，也有个居安思危、乐而不极的问题。我们党校这几年来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我们决不可以盲目乐观。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精诚团结，励精图治，埋头苦干，不断创新，以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十二、情与理
正确处理情与理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尊重法律，富于理性，规范行为。
我们这里讲的情与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的。情包括人情、情绪、欲望。理包括道理、理性、法律、纪律。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我们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工作水平也是很有帮助的。
1、正确处理好人情与法律原则的关系。
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如亲情、友情、同事、同学、朋友等。这些人际之间必然会发生各种往来和联系，都需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因此，对于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熟人因为亲情关系多一点照顾和关心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人情关系必须置于法律和原则的规范之中。凡是符合法律和原则的就可以办，凡是不符合的就不能帮忙。情大于法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公民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做到公平公正。
2、正确处理好激情与理性的关系。
人是要有一点激情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女革命家秋瑾说过，“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宋代学者黎清德说过，“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充满激情，充满朝气，这是一种有活力的表现。同时，年轻人涉世未深，有时候情绪有点激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是有激情的动物，更是有理性的动物，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人才成其为人。因此，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能凭主观热情办事，不能只有一时的激情，不能盲目冲动，不能有过激行为，必须富于理性，冷静思考，科学支配，有效抑制。一位朋友赠送我一副条幅：激动使人失去理智，忍耐和等待就是幸福。这话很有哲理，我曾引以为座右铭。最近，我也写了几句自勉的话：“忙而不乱，闲而不逸；乐而不矜，悲而不馁；贵而不亢，贱而不卑；刚而不僵，柔而不软。”这几句话是说，为人处事一定要有理性思考，把握理智，掌握分寸，沉着冷静，不断进步。
3、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自由也是人的一种欲望，一种性情。人是需要有自由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富有自由的强烈愿望。但是，自由也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就象我们每个人都有在大街上行走的自由，但你只能在人行道上走，不能走到机动车辆的道路上去，否则交警就会把你抓住；我们每个人都有劳动的自由，但你只能在自家地里锄地，不能搬着锄头跑到别人家的地里去挖土，否则别人就要告发你；我们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你只能说一些有利于社会安稳进步的话，不能在公共场所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论，否则就会以诽谤罪把你送上法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向往自由的愿望，但又要受到纪律的约束，不受约束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