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做的事情，也许暂时看不到成果，但不要灰心或焦虑，你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扎根。”这段话的意思_百度知道
“你所做的事情，也许暂时看不到成果，但不要灰心或焦虑，你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扎根。”这段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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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有的焦虑，皆因没有好好被爱
我是主动拒绝鸡汤的人，但有一天看到一条配图鸡汤，说一个老爷爷连自己名字都忘记了，但还记得他退休前工作的大学，救援人员从他身上找出两张纸：一张是40年前写给爱人的信，一张是17年前爱人离世的火化证明。
这个渐渐被遗忘的世界对于他只有两条透出光芒的通道：他的身份认同（单位）和他的感情归宿（亡妻），有时候通道真不必太多，有爱就好了，鸡汤文的批注是：“我忘记了我是谁，但没忘记爱你。”
有天梦里我回到了家乡，似乎坐在大学校门外的小铺子里等一碗面。在那个纠结到底是吃油泼面还是吃炸酱面的单纯年代（价钱一样，纯粹是吃不完所以纠结），面铺老板给了我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双泼”，就是又有炸酱又有油泼的拼盘吃法。很多年后我回到西安，正在很欢快地享受我的“双泼”，我的当地同学担心我吃不好，贴心地追问：“少吃一点，我再带你去吃水盆羊肉好不好？”
关于他的其余信息全部遗失了，我们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我清晰地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天气与神情，我还隐隐记得他大概喜欢我。对于生命中的过客，我们都给予对方最初的感动，无论后来我们和谁在一起？我们又与谁匆匆分离？但在那张油腻腻的旧木桌前，重温当初那晚漂浮着翠绿香菜的红汤饺子，我们饱着，笑着，甚至此后再没有体验过饿的滋味。
最近正在热播一部家乡出品的连续剧《那时花开月正圆》：女主17岁嫁入豪门，18岁为情守寡至寿终，我觉得这反倒是容易理解的。据正史记载，男主曾对女主极好，新婚之夜就表明心迹：“我活在世上18年，喝了15年苦汤。我自知命在踏薄冰踩浮萍，若小姐不愿与吴聘结尾秦晋，我愿打开后花园门送小姐回孟店村逃婚。”我很欣赏这样的为人，爱就爱最好的100分，绝不惹将就来的70分，你若无惧我亦同往，果然女主就受了感动，与他同挽命运之车。虽因男主早夭，两人的婚姻只相守了一年，但这一年亦是100分精彩的一年，以后24年的风刀霜剑，亦从这一年的高浓度养分中萃取。
我总觉得，我们的传统教育，总是过多地强调外化：你要遵守，你要恭顺，你要谨慎，你不要僭越，这些东西的目的有时候是好的，但就像逼着一个毫无运动习惯的人在运动会上拿名次，压力越大，效果越难坚持。所以总有人又站在极端的对立面，强调人性多变，动物凶猛，隔壁老王的出轨皆是人类基因天然——“世界永远存在更年轻的肉体，更贴心的人，一旦遇到合拍的出轨对象，人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真是这样吗？
你叫一个没有任何运动习惯的人去跑马拉松，因他之前完全没有感受到运动给予他的美好感觉，那只能是心跳锤破耳鼓的两小时痛苦刑罚；但你叫一个在两性关系中已经充分感受到爱与尊重、并在婚姻中与对象思想高度契合的人通过外力的打击，再去和完全激荡不起她内心火花的人过平淡的生活，那人宁愿守寡，也是其个人的选择。而且，我尊重后者这种选择，它表现出一种超越了普通动物性的文明自律，而不仅仅归咎于封建的桎梏。
出轨未必真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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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千万商家找到您柳传志：中国企业家的焦虑心态，可以踏实了 | 十年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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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几个月前写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有点精疲力尽，一周一更的视频节目跟不上了，就想出一个“偷懒”的法子：顺着这本书，拍一个季播的人物访谈节目，题目就叫《激荡：十年二十人》。
没承想，拍人的活儿一点不轻松。
昨天，这档节目在爱奇艺独家播出了。第一个人是柳传志。
在我的企业史创作中，他可能是出场次数最多的企业家，没有之一。
《激荡三十年》就是以他开的篇：1978年，柳传志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如何养牛的文章，察觉一个新的时代真的要来了；
然后是1984年，柳传志下海创业，与他同期的有张瑞敏、王石、李经纬、牟其中和潘宁等等，于是那一年被称为“企业元年”；
然后是1996年，柳传志主导联想转型，投入于国产电脑的生产，“世界没有联想，人类将会怎样”的广告词宣告了第一个国货时代的到来，联想的“贸工技”模式成为中国公司的经典成长路径；
然后是2004年，联想收购IBM的电脑业务，成为中国公司跨国并购的第一案；再然后是2009年，联想遭遇重大转型；再再然后是2015年，联想控股在香港上市，柳传志罹患癌症退居二线，却又在无意中引发“在商言商”的大讨论。
但是，我希望今天见到的这个柳传志，不是墙上挂着的那个传奇，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使命的、金盆洗手的“教父”，而是一个与时代一起进步，甚至仍然在焦虑的那个人。
在这部视频访谈中，柳传志谈到了企业家的当前心态，谈到了他的投资心得，谈到了他对青年人的忠告和期盼。
在中国企业家中，他是极少数拥有自己战略哲学的人，“走正道，拐大弯”“组班子、定方向、带队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着田里”，这些柳氏格言流传很多年，已构成中国式企业的成长范式。
同时，柳传志的自律型人格和他们那代人所独有的家国情结，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它非常的古典，甚至有时候看上去有点“迂顽”，但却像岩石一般的坚硬。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业界的尊重。
对柳传志的访谈，是在中关村联想控股大楼、他的办公室进行的。从高楼望下去，我突然发觉，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
26岁那年，柳传志从珠海白藤农场抽调入京，进入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当一名助理研究员。十四年后的1984年，他在中科院的一个门卫室创办联想公司，从此展开了一段别样的人生。十多年前，中科院把计算所的土地拿出来，交给柳传志开发，今天的联想控股大楼正盖在这块地上。
站在幕墙大玻璃前，73岁的柳传志饶有兴趣地指给我看，这排老楼是中科院的宿舍区，那边绕一个弯，就是当年创业的门卫室。
你看，时间走了四十年，在空间上，柳传志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出发的起点，而生命的故事却早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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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柳总做了30多年企业，做企业的最大乐趣在哪里？
柳传志：自己有一个想法能追求，比如电脑，最原先我们在计算机所的时候，什么叫PC机不知道，能做到世界第一。你能按照你的打法一步一步，能实现，肯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
做了部署，到今天，别人认为根本不可能成，最后把它一步一步地弄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每往前进一步，打了败仗退回来又进了一步。这可能是对人生价值本身的充分体验。
吴晓波：我一直想写本书叫做《企业家与中国社会》。1978年到现在40年，中国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出现企业家阶层，我们叫有产者也好，高净值人群也好，原来是没有的，现在已经非常多。你觉得这一拨人，跟中国社会现在是怎么样的关系？
柳传志：我觉得企业家应该属于带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最主要因素。
凡是现在我观察到的，大学、研究所、政府、企业，第一把手都至关重要。所以我希望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中国好好干的人，努力去施展他们的聪明才智，施展他们的能力，这个对社会很有价值，对中国真的是极为重要。
比如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是赞助商，请了国外很多大客户和合作商，外国人说那年奥运会中国花钱。但是不管怎么着，反正外国人把嘴巴张成O形那么看着，我觉得这是中国从贫穷慢慢富裕起来的表现。
钱从哪来的？有我们做企业的贡献。好多人瞎说，说这些人怎么富起来的，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企业创造财富的话，就当年那个，你分什么啊？只能分粮票，甚至连粮票都分不了，什么都没有。
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实真的是企业家一步步实现追求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企业家所面对的那些不安，焦虑是来自于哪里？
柳传志：我去年下半年认真地看了《将改革进行到底》，讲经济改革的时候，领导人突出强调，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关于个人私有财产立法的问题，说跟做，人们当然担心怕不是一回事。但是此刻我倒心里头踏实了很多，趋势是坚决会按那个方向做的。
吴晓波：和你前两三年前说在商言商那时候想比，心态上有变化吗？
柳传志：那时候心态不踏实。现在想通了一个道理。就是你是拿拖拉机犁地，还是拿黄牛犁地，其实和我们的关系都不大，关键是犁完了地种什么？你到底是不是真种庄稼？
吴晓波：拖拉机和黄牛具体是指什么？
柳传志：就是发展是不是真发展经济，这个是根本的。中间是用什么方式在管，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注意每一个变动化中的具体环节，叫程序正义。程序正义固然重要，但是老实说，要没有一个民主的文化，先形成民主的制度，那个东西也是很可怕的。
吴晓波：你是40后，你怎么看像马云、马化腾这一拨新起来的60后、70后企业家，企业家跟企业家之间存在代沟吗？
柳传志：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他们的业务模式，当年我看不懂，才没敢去投。孙正义，人家就敢去投。他们也非常了不起，后来就真的做到了。
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呢？中国人在从一到一百、到一千的突破，是很有本事的，但是从零到一的突破其实是很困难的。比如像微信应该就属于发明，就很了不起，能把这个口子一个一个从零开始一直拉到一千。
吴晓波：说到投资，我前年写完了《腾讯传》，马化腾同学到2000年还不知道有个东西叫风险投资（VC）。联想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做投资，为什么会那么早？
柳传志：我自己觉得还有点得意的三件事，战略方向算一件。我1984年出来创业的时候，电脑是全世界的中心行业，有几千家、上万家。到1998年全变了，那时候怎么能活下来？我觉得多元化，把业务拆分，准备进入到新的领域，商量之后，一致认为做VC最好。
当时卖了一些股票，在2001年的时候大概有3500万美元，那时候钱你是募集不来的，就是自己愣拿，让他们要特别小心，都是卖机器一块钱一块钱挣出来的钱，怎么敢去投像BAT这样的企业，2002年，2003年，看不懂那个。这样就先由朱立南做了第一个，连续再做的时候，前几家投的其实全都投回来。
吴晓波：那时候投资有哪些原则？比如是主要投中关村，还是全国投？
柳传志：我们后来的理念非常清楚，就是要想做得好，一定要让企业有增值能力。
增值在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帮企业融资；第二就是机制的改革；第三就是上下游的链接；最后一项，也是最大的帮助还是管理上的帮助。
君联有一个CEO俱乐部，弘毅也有一个类似的组织，每一年企业一把手、CFO都要聚在一起，经常不断地在进行交流。另外有些团队、企业，技术特别强，但是财务管理特别缺，我们也会专门派人过去帮助他们。
（注：君联、弘毅分别是联想控股旗下的VC和PE基金）
吴晓波：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创业者教育。
柳传志：对我们的意义也非常大。联想的投资，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得注意地里的粮食，就是五年、十年以后的科技创新。到2008年，除了财务投资，我们在几个认为重要的领域，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投资。
比如像投农业食品，主要是因为中国环境、生态被破坏了，是因为我们来换钱了，现在钱多了，是可以对资源进行修复，想透了这些事，其实是能做到的。
吴晓波：所以这些年，外界可能不是很清楚，但其实变化挺大，做得很漂亮。这么十几年投下来，联想做投资和一般的风险投资公司，风格有区别吗？
柳传志：对每个企业，我们有几件事比较注意。
第一就是他们本身的机制。合伙人这个架构怎么制定，是不是保证跟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每个人能非常认真地经营。
第二是对大战略形势的分析。把这些事情研究好了以后，投资就不单纯是一个价值变换的行为。
我们现在是双轮驱动，VC投完了以后，可能交给PE来接，如果真的不错，这两家还没控股，就变成战略投资。像拉卡拉，君联先投了，投完了以后，连续亏大概有七八年，后来控股觉得苗头不错，控股就坚决上了，这两年利润就起来了。
吴晓波：如果年轻的创业者问你，做企业一路往前跑，是个爬山过程，而且是爬很长的坡，它最要防范的那些风险，是什么？就是最终导致爬不上去的那部分。
柳传志：第一是性格上不坚韧，这个好多人都是。冯仑他们当年开海南五君子会的时候，都是说，熬呗，熬其实就是一种坚韧。
第二就是追求是否高远。你觉得日子不错了，但是外界不确定性那么大，被淘汰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还有一类，学习能力不强。你要不停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再把能力不断提高，适应社会。不仅是把这个事情做正确，更是要研究怎么去做正确的事。
我们失去了BAT的机会，给我的教训就是，也许河的对岸有一棵苹果树，我们看着那个树上有苹果，咱们先千辛万苦造个船、或者搭个桥吧，先过去，然后再摘苹果。其实回过头来，隔壁就有一棵树，树上有很大的苹果，其实没好好去看，是不是被挡住了什么，是不是一个拐弯的后头就有另外一棵苹果树。
吴晓波：2008年到现在。奥运会走到今天。这个十年如果简单回看一下，柳总你觉得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对这个时代而言？
柳传志：对这个时代，突出的就是不确定性，格外多维的不确定性，中国内部的政经形势，还有国际上的形势。
美国，特朗普上台，非常突出。欧洲，不仅仅是脱欧，还有宗教冲突，都是会引起也许是某一个点，突然间引起整个世界变化。像以前几次，历史上的和我自己亲眼见过的，某些微小的因素，实际底下隐藏着火药桶。
点击展开全文关于“中国芯”的全民焦虑，让我很焦虑
文章来源：冰川思享库 作者：&陈季冰中兴通讯危机的发酵引申出了许多个方向的热议，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关于中国应该尽早掌握&核心技术&、避免&受制于人&的强烈共鸣。可以这么说：美国政府扬言要对中兴这家中国企业采取的毁灭性制裁，催生了一次关于&中国芯&的全民焦虑。联想公司这两天遭遇的厉声指控，不也是这种焦虑的宣泄吗？在《环球时报》这类媒体看来，这又是一次我们可以&将坏事变好事&的伟大机遇。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有助于中国内部凝聚高度团结和共识，从而排除万难、&不计成本&地加快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实话说，正在形成的上述这个&共识&让我非常焦虑。本来，我对于&中国芯&本身倒并没有什么焦虑。我乐观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科技的持续进步，未来我们在更多领域里掌握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将是一桩水到渠成的事。然而，&不计成本&地靠人为意志推进这个过程，会让我们又栽一回历史上已经栽过的大跟头，说&欲速则不达&大概还是很轻描淡写的。&&中国需不需要掌握&核心技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我从来就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从来就不相信凡事都可以通过买卖交易来实现。中国不是像欧洲的瑞士、亚洲的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可以长久地依附于其他世界强国的羽翼之下过富足安康的小日子。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一旦崛起，注定要改变地球上的很多事情。仅仅出于经济的考量，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现，&核心技术&不都是可以买来的。就像我们有我们的盘算一样，他国也有他国的复杂权衡。我们需要的东西，他国不一定愿意卖给我们，哪怕我们愿意付钱。更有可能的是，当我们跨过了某一阶段之后，我们需要的东西，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提供，我们不得不独自前行。那么，中国怎样才能掌握&核心技术&？这个问题就很费思量了，来看看&不计成本&这个雄壮口号吧。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理性计算，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石，亦即所谓&理性人&假设。资源总是稀缺的，在自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之下，资源会自动流向那些能够产生最大收益的地方。不计成本，就意味着要通过人为的引导（亦可以说操控）让宝贵而稀缺的资源流向某些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领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以非市场化的手段扭曲资源配置。它的手段无非是行政命令和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补贴。支持&不计成本&发展&核心技术&的最大理由是，很多问题不能只算经济账。因为经济账是&小账&，要算&大账&，比如政治账、国家安全账等等。笼统地说，凡事不能只算经济账，我是绝对同意的。且不说政治和国家安全这类离我们普通老百姓比较远的&大账&，就拿教育、医疗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关切的领域来说，当然不能只盯着直接的&投入产出比&。然而，具体到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来说，将它们的安危存亡直接与国家安全挂起钩来，岂不是太耸人听闻了？中兴和华为都不是军工企业，它们都是比较纯粹的民用商业性公司，它们也都有大量的外国客户&&简言之，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创造财富。如果以扭曲资源配置的方式来维护它们，那么它们就不再是创造财富，而成了浪费资源的无益、甚至有害存在。我知道，立刻会有人大义凌然地指出，芯片产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关乎国家发展的长远命脉。这话貌似很有道理，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人不能光脚不穿鞋吧？人民的子弟兵更不能光着脚去打仗吧？如此说来，制鞋业就更应该被列入不必遵守市场规则的&命脉产业&！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因为中国奉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才会催生出中兴和华为这样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企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最善于&不计成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但那时为什么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难道是因为那时我们对&独立自主&重视得还不够？事实正相反，只有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以后，我们才第一次获得了孕育中兴、华为这样世界级大企业的可能性。&如今，试图以反市场的方式去捍卫和壮大中兴通讯这样的民族企业，只能是缘木求鱼。要想发展&核心技术&，&不计成本&就能成功吗？但这还不是我要说的最重点。重点是：要想发展&核心技术&，&不计成本&就能成功吗？&不计成本&发展&核心技术&这种论调建立在一个许多人从未认真思考过的假设之上，即能够决胜未来的所谓&核心技术&，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清晰地预见的。但我想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恐怕没有比这种想当然的假设更加错误和有害的了。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的成功之后，通常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认为它从萌芽、发展到最后的成功，是有意识的&规划设计&的结果。对从事这项事业的个体来说，情况或许确实如此。但若将它放到整个社会的宏观视野中去审视，则又是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我们会看到，在某人（某机构）开始从事一项事后被证明是成功的事业的同时，无数其他人（其他机构）也在从事着其他不同方向上的探索。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失败了，湮灭在了大浪淘沙的时间长河中。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投入的资源不够巨大，付出努力不够艰辛，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不够&先进&&&而是因为他们那些探索的成果没有能够创造出足以支撑起后续发展的广阔市场需求。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也存在着难以言说的偶然性，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未来最有前景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所有真正的创新都是前途未卜的试错。当前人已经为你闯出一条路以后，你只要沿着他走过的路，加快脚步，奋力往前赶，就能够达到你希望的目标。但一旦你自己成为了领先者，前面已经没有现成的路，那么你继续前行之路就不仅仅需要体力和毅力了。有时候，运气是更加决定性的。因为你即便再努力，也有可能被一条当下看似康庄大道的歧路引向悬崖绝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体力和毅力越强（意味着越有能力&不计成本&），失败得也越惨。互联网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划时代的伟大创新，但它的发展历程恰恰证明了创新的发生是多么偶然！当年美国军方发明互联网时，根本没有打算&不计成本&、举全国之力发展它，它只是一个灵光乍现的小尝试而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应用，美军最初创造出来的这个分布式网络雏形拓展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自始至终，美国政府都没有对互联网技术倾注过太多心血，更别说&不计成本&了。在冷战时代，核武器、太空技术才是美国与当时的苏联争霸的&主战场&。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原本计划投入军事用途的这项技术，美国政府和军方居然没有对它进行保密和封闭运营，而是把它开放给了民间的商业用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互联网这项技术太当回事，它完全是政府无心插柳、民间自发投入的结果。与此相反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日本经济决策部门经过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后认为，高清模拟技术是电子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幸的是，日本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使它的政府比美国政府更有能力集中社会资源&办大事&。其结果现在大家都一目了然了：上世纪80年代一度横扫全球的日本电子产业从此一蹶不振，甚至被后来居上的韩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今天回头再来看，我们依然只明白一件事：日本的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当初作出了一个方向性的重大错误抉择。但他们究竟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我们是解答不出来了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分散的市场信息之&不可穷尽性&导致了集中决策的不可能，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的根源。&并不是市场经济多么完美，而是以我们人类现有的智慧，找不到比它更不差、更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侠的决策失误千万不要以为在美国式的自由市场模式下，就不存在重大决策失误。实际上，这类失误到处存在，并不我们这里少。就拿中兴公司所在的通信领域来说吧，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处于鼎盛阶段的摩托罗拉公司经过分析认为，卫星通信将是未来远程通信的主导趋势。于是它投入巨资成立了著名的铱星公司&&&铱星&这个名字估计今天40岁以下的人大多听都没听说过。然而，技术如此先进的铱星卫星通信系统自推出那天起就从未获得过市场的接受，它最高时也只有5万多用户，远远达不到实现盈亏平衡所需要的50万用户生死线。在依托于地下光缆和地面基站的无线移动通讯技术一日千里的竞争势头之下，铱星公司很快就败下阵来。&不过，与&日本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铱星系统的失败仅仅是摩托罗拉一家公司的失败，而不是美国整个国家的失败。当覆盖地球每一个角落的60多颗尚未真正使用过的铱星卫星不得不一颗接一颗被摧毁时，痛心疾首的只有摩托罗拉的股东和高管们，广大美国纳税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没有关心过铱星的死活，实际上美国的制度也决定了它没什么能力去&扶持&什么产业，或&集中力量&办什么&大事&。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个体分散决策和试错模式，很快就让我们看到，在铱星公司像流星那样陨落的墓碑身后，谷歌、苹果、Facebook&&鱼贯而起。当然，它们也不是美国政府通过英明的规划设计，然后&不计成本&地集中资源进行&联合攻关&后的胜利果实。这些幸运者的成功与铱星的不幸，也都是市场中的个体分散决策和独立试错的结果。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政府当年认定卫星通讯是决胜未来&国家竞争&的&核心技术&（当时看起来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于是它动用行政力量，&全举国之力&，&不计成本&地扶持铱星公司，那么后果又会是怎样？说到这里，请先回忆一下我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的那句经济学公理：资源总是有限的。可以想见，因为大量的资源不按市场原则堆砌在了卫星通讯这个&核心技术&领域，铱星公司或许会在更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像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人试图创建他们的苹果和Facebook时会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因为他们迫切需要的资源都被政府集中起来，拿去&不计成本&地发展铱星事业了。但铱星计划最终还是会因为没有市场需求而失败，只是在那样的情形下，铱星的悲剧就不再仅仅是摩托罗拉一家公司的悲剧，而成为整个美国的悲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国家不计成本，集中所有能够用得上的资源，投入一项事业，就是掐灭了更多其他不同方向上探索和成功的可能性。当然，国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成功，但成功的概率不会很高。原因我在前面也已经指出过了，大凡真正的创新，都是充满风险的探索，成功的幸运者永远只是少数。国家也改变不了这个宿命&&国家的力量只能做到把一项事业的规模迅速做大，但它是否会被市场和社会广泛接受，不是国家能够说了算的。更加悲催的一种可能性是，由于国家比任何一个个体都要有力量得多，如果它一意孤行，那么在失败的道路上也会比任何一个个体走得更远，直到把全民族的命运赔进去不可收拾为止。为什么中国的计划经济只搞了30年就搞不下去了，而前苏联却一直维持了70年？原因就在于前苏联的资源条件比中国好得多，它有能力在错误的道路上比中国走得更远。回到芯片问题上来，现在大家都说，它是决定国家未来经济命脉的&核心技术&。但假如当初没有美国军方的灵光闪现，又或者互联网的大规模商业化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那么，今日芯片还会成为令举国焦虑的&核心技术&吗？既然这样，我们又焉能如此肯定芯片在未来30年里一直会是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呢？我们又焉知不会突然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新事物，一举颠覆现有科技和经济格局，就像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的&分布式网络&雏形那样？那么，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做，才能正确地扶持&核心技术&呢？以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国家首先应该投入资源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理论科学研究。在现代，这一类科学研究若无政府有计划的系统性支持，而像两三百年前那样主要靠有钱的个人和社会团体赞助，以民间自发兴趣驱动，是不可能取得大规模进步的。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倒真的需要&不计成本&，但这里有一个透明的体制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作为也理应比瑞士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大得多。小国即便再发达，但囿于自身的整体实力，也只能在某些特殊领域的基础研究中取得一些领先。中国不同，我们完全有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全方位的科学大国。说得更高尚一点，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里的突破，是为全人类作贡献。其次，国家应该通过制度、政策的改革和调整，为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研究、最终实现商业化开发创造良好的土壤。国家不决定什么是应该重点发展的&核心技术&，但国家可以鼓励各个方向上的自由探索。在这方面，国家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提供自由透明的市场交易秩序和公正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法制和舆论环境。实际上，由于中国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大、增长也更迅猛的国内市场，在中国从事各种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尝试，相对而言成功的机会也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中国的这一独特优势，目前已经令许多西方领先科技企业垂涎不已。以我之见，&中兴危机&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真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那套技术研发模式眼下是不是正面临着一次根本性的转变？简单地说，这套模式的精髓其实就是&拿来主义&：拿来-解析-模仿-改进。这套模式带有浓厚的苏式计划经济色彩，客观地说，它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是基本成功的。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以为国家应该下更大决心、集中更多资源沿着这条路去实现&独立自主&的&赶超&的根源。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看清楚这套模式成功的基本前提&&那恰恰是因为我们一直处于跟随者的位置。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当领先者已经闯出一条路时，后来者只需要奋力往前赶就可以了，我们并不需要分散精力去探索试错，因为方向已是明确的。然而一旦我们超越领先者，自己成为先行者时，体力和意志就不再是全部。因为我们立刻发现，前方已经没有了路，需要我们去趟出一条路来。今日的中国无比渴望成为技术领先者，但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成为技术领先者的观念和制度准备？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一个已经因奉行计划经济而遭受过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的国度里，在一个已经因实行市场经济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成就（中兴通讯这家公司的崛起本身就是这种成就的一部分）的国度里，竟然仍有那么多人一遇到问题就近乎无意识地呼吁重拾计划经济那一套！这就是我焦虑的来源，因为关于&中国芯&的全民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错误认识，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些苦果我们早已经品尝过了多少次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不久前引发空前争议的那句&名言&&&&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焦虑的确不能创造价值，但针对当下这场全民焦虑而产生的质疑却很可能产生无与伦比的巨大价值。或者退一步说，它能够使我们免于蒙受不可挽回的重大挫败。（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
[责任编辑：李帅宇 PN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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