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车队现日军服
12:02来源： 快乐网讯
当事人：我不是精日，是爱国中年。
5月27日下午，一段视频引爆网络&&
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上，一列婚礼车队正准备出发，车队中间是小车，两侧是哈雷摩托车，一辆长江750三轮摩托在车队最前端。三轮摩拖车上的男子，身穿日军军服，背着一把三八大盖(三八式步枪)，对着镜头双手竖大拇指。
婚礼车队现日军服
当日，全国多地摩托车爱好者声讨该男子，一名自称是天津哈雷队长的人先后通过短信、微信朋友圈公开道歉：
婚礼车队现日军服
对话当事人
据了解，穿日军军服的男子叫刘彬，他因该行为被指系&精日&分子。
5月28日凌晨，36岁的刘彬通过上游新闻公开道歉：&这件事虽有误解，但我还是伤害到了民族感情，我向社会公众诚挚地道歉。&
我不是&精日&分子
我是爱国中年我很后悔我诚挚道歉
记者：有人指责你是&精日&分子。
刘彬：我怎么可能是&精日&分子呢?我绝对不是。10多年前，我服过两年兵役，那时我是随时准备着保卫祖国的战士，现在我是爱国中年。
记者：那你为什么穿着日军军服，在大街上双手竖大拇指?
事出有因。我是摩托车发烧友，我有一辆长江750摩托车。几天前，一个剧组想用我这辆摩托车拍抗战网络剧，我不舍得让人家骑，我就说我也去拍戏。
27日上午9点多，我就穿着日军军服，骑着摩托车去了剧组。拍戏中间，我知道了车队的朋友要结婚。
拍完戏，我来不及换衣服，就这样去了。下
午3点20分到的婚礼车队中，朋友见我样子挺逗，就拿手机拍了起来。结婚图个热闹，我就配合着他们拍，拍的还有其他视频。
刘彬手写的道歉书
刘彬手写的道歉书
记者：拍的还有什么视频?
刘彬：我半蹲着，举着三八大盖，做投降的样子;我大喊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等。视频不是我自己拍的，都是朋友在那拍。大家图个开心，我就跟着配合。其实这些视频也传到朋友圈里了，不知道为啥这些没传开，网上传的最多的就是那段10秒长的竖大拇指的视频。
下午3点45分进了酒店，我就把日军军服脱掉了，我里面还有一件背心。
记者：网络发酵后，你是怎样想的?
刘彬：我被骂死了。
我自作自受，活该被骂。我的行为确实伤害到了民族感情。
但我真的不是&精日&分子，我爱国，我憎恨一切侵略行为。我当兵时，时常告诫自己，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想到这句话，再想想自己的行为，我很后悔，很后悔，
肠子都悔青了。
记者：现在想做点什么?
刘彬：错了就是错了，解释太多没意义。我录了一段视频，恳请记者帮忙发布一下，我想说的话都在视频中。再次向社会公众诚挚地道歉，希望大伙能原谅我。
为何总有人不断挑战民族尊严底线
近年来，在网上和网下，不断出现精日分子的丑陋表演，不断挑战民族尊严底线，从前不久刚刚发生的洁洁良事件，到今年年初两名精日分子身着侵华日军军装在南京紫金山抗战遗址摆拍合影，再到去年4名男子身着二战日军制服在上海四行仓库门口拍照&&
这些宣扬、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亵渎民族尊严、刺痛公众感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战之后，德国、以色列等国相继制定出本国关于严厉打击纳粹言行的法律条文，从立法层面对这种极端言行进行惩治和打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而值得国人欣慰的是，今年4月25日，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进行二审，草案二审稿除了对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完善外，还对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个别人身着二战时期日本军服拍照并通过网络传播，宣扬、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作出了规定&&构成犯罪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今，在天津又出现这样的情形，无知无畏无耻到这种程度，令人无法容忍。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情况居然还不只是个例。新浪微博帐号粉笔张小龙居然发出中国大陆也应交给日本打理这样的奇谈怪论，并毫无廉耻地称自己就是汉奸。
有网民评论：这种帐号至今相安无事，就是对法律的挑衅，是一种无耻的存在，更是相关平台监管缺失的具体表现。
今年3月8日上午，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回应媒体提问，对&精日&分子恶劣行径如何看?他说：&中国人的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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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经济 & 正文
广州今日开始市区内全天24小时禁摩(组图)
日01:11 　
12月31日，东风路上禁摩“还有1天”的提示非常醒目。周涛 摄
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广州交警表示一切准备就绪。龙成关 摄
昨天下午，一辆摩托车行驶在广州大桥上。今日起，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同时行驶在路上的情景将成为历史。
广州今日开始市区全天24小时禁摩 半月后发现一辆查扣一辆
●30个查车点专查违法上路行驶的摩托
●16日起摩托进禁摩范围见一辆扣一辆
今天开始，广州市区全天24小时“禁摩”。
1月1日至1月15日期间，市公安交警部门对违法进入“禁摩”范围内的摩托车暂不执罚；但1月16日开始，发现一辆查扣一辆。
时报讯 （记者 何雪华） 今天开始，广州“禁摩”进入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市区全天24小时禁止摩托车行驶。记者获悉，今天凌晨开始，主干道上的巡逻交警已经开始截查行驶的摩托车，对其进行纠正教育。
按照广州市政府发布的“禁摩”通告，今天起，广州市区东至黄埔区、萝岗区与增城市交界处；南至海珠区、黄埔区与番禺区交界处；西至荔湾区、白云区与佛山市交界处；北至北环高速公路（沙贝海至增槎路路口）、增槎路（北环高速公路路口至西槎路路口）、西槎路、石潭路、黄石西路、黄石东路、白云大道（黄石东路路口至同嘉路路口）、同泰路、同宝路、沙太路（同宝路路口至中成路路口）、中成路、中元路、天源路（中元路以北）、广汕公路（天源路路口至开创大道路口）、开创大道（广汕公路至广深高速公路路口）、广深高速公路（开创大道以东），全天禁止摩托车行驶。
15日之前教育为主
据了解，市区全面禁摩后，市公安交警部门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摩托车的管理，有以下方面：
一是从1月1日起，公安交警部门将设点查车和日常管理相结合，对违法进行“禁摩”范围的摩托车加强管理，同时还将大力加强夜间巡逻管理。
二是纠正教育，制止违法行为。1月1日至1月15日期间，市公安交警部门对违法进入“禁摩”范围内的摩托车暂不执罚，以宣传教育为主，对进入“禁摩”范围的摩托车驾驶员将发宣传单张，纠正其违法行为后，责令驾驶员下车推行。如果摩托车驾驶员进入“禁摩”范围的违法行为被纠正后，仍骑行的，执勤民警将对摩托车驾驶员进行处罚。摩托车驾驶员有其他违法行为的，执勤民警也将依法进行处罚。对假牌假证、无牌无证或逾期报废摩托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将一律扣车。
三是从1月16日开始，市公安交警部门将结合日常交通管理工作，对违法进入“禁摩”范围内的摩托车进行严格执罚，发现一辆查扣一辆。
两部门全市设点查摩
据记者了解，昨晚24时起，广州市交警部门所有负责夜间巡逻的交警已经接到通知，加强对路面摩托车的管理，禁令生效后，对这些摩托车截查，告知今日起广州禁摩，对其进行纠正教育，要求驾驶员下车推行。
今天市交警支队在全市专门设置30个查车点，对违法上路行驶的摩托车进行教育。而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更在辖区内设置150个路面巡查点，主要针对外地牌摩托车在荔湾区行驶进行处罚。
广州市十二十三届人大南沙联组代表视察南沙区，有代表建议：南沙摩托“一户一车”
时报讯 (记者 祝勇 通讯员 刘希 黄志华) 昨日,为期两天的广州市十二、十三届人大南沙联组代表的南沙区视察结束。代表们提出了“关于允许南沙区摩托车继续上牌使用”等多件民生议案。
摩托上牌凭户口簿
据了解，简便、快捷的摩托车仍是居民生活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目前南沙持有牌证的摩托车大概有26800多辆（不排除有报废等车辆），其他多属无牌无证车辆或外地籍摩托车。
男大学生乔装到女厕偷窥
千年情侣"死了都要爱"
村委会人员强收卫生费
书法家作画 唇印当落款
市人大代表建议：给予南沙区有正当合法手续的摩托车上牌照，不允许大面积上牌。可采用凭户口簿上牌、实行“一户一车”的制度，且上牌人必须是考取摩托车驾驶证，近年没有发生负主责以上的重大交通事故记录者。
增加至市区客运线
南沙区现共有公路客运线路14条，线路、班次不足。同时，南沙区没有合法正规的公路客运站场。
市人大代表建议：市交委尽快增加原有南沙至市区客运线路的班次，或者新增开南沙至市区客运班线或公交线路，避免线路过长;由市交委协调尽快在南沙建设符合规范的公路客运站场，并在站场审批环节予以支持。
建一批路连通周边
南沙港快线与京珠高速广珠北段间未设互通立交，两条高速公路均已建成通车，但无法互通，较大地限制了两条高速公路发挥其潜力；目前横沥地区的地方道路无法上下南沙港快线；南沙港快线沥心沙立交未实现全部交通功能，交通组织十分不便；万顷沙十六涌以南至中山无高速公路连接；龙穴岛内无港区高速公路等等。
市人大代表建议：于南沙港快线与京珠高速广珠北段间两条高速公路间新建一座互通立交，广州市高速公路总公司已完成该方案，但省交通部门不同意实施，建议市交委协调解决，尽快实施。
增加龙穴岛往广州方向下高速及广州往龙穴岛方向上高速的一组匝道。
将江中高速向东延长至南沙境内，与周边道路相连接。
新建南沙港快线港区段，收费问题已上报省政府，建议请市交委协调尽快批复，市高速及时跟进、实施。
推进变电站建设
南沙今后一段时间内电力基础设施的规划水平仍滞后于需求的增长，并存在供电部门主管事宜繁多、人手紧缺、审批流程较长等缺点。
市人大代表建议：加紧推进南沙供电局的筹建工作。近期应重点加快推进500KV南沙变电站、220KV合兴变电站、乌洲变电站、龙穴变电站等重大输变电工程的建设，并同时做好万顷沙、龙穴岛、三民岛地区的供电规划方案调整。
交警提醒 转让摩托不过户原车主风险极大
时报讯 （记者 何雪华 通讯员 交宣） 记者昨日获悉，部分车主将摩托车私自进行转让，未办理转移登记（俗称“过户”）。广州交警部门昨日忠告：这些车主将面临极大风险。
目前，部分车主考虑到经济利益，仅仅为了区区几百元，私自转让自己的摩托车，将车辆交给二手市场出售，却不肯到公安交警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市公安交警部门对此表示，车主私自转让车辆将承担极大风险，如果车辆违法或发生交通事故，车主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介绍，车主如果不办理过户手续，车辆的车主仍然拥有对车辆的所有权，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车辆的车主仍为行驶证上载明的车主，而把车辆通过买卖协议转让给他人使用，形式上是车主把车辆交给他人驾驶，车主原有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车主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没有发生变化，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车主与实际使用人（即被转让人或实际驾驶人）之间是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所以，私自转让车辆而不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车主将面临极大风险。
仍有摩托车主心存侥幸
“电动车禁了这么久，还有大把人在骑。城中村和小巷子一般没有交警，所以骑摩托没人管”
“广州这么多摩托车，我想一时半会也是禁不了的，除非是所有加油站都不给摩托车加油！”
外地摩的司机纷纷回家
在广州的摩的司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外地，特别是湖广地区。随着广州禁摩大幕的拉开，很多外地的摩的司机都在各谋出路，有的改行，有的转战佛山等广州周边城市，还有的则选择了回家。
住在江海大道的宋师傅是湖南人，几年前他和几个老乡一起来到广州做起了摩的生意，几年来他骑着摩托穿梭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养家糊口。广州要禁摩了，这几天他身边的人也陆续离开了广州，前天几个湖北的朋友结伴骑着摩托回家了，昨天几个河南的朋友把摩托卖了，也坐车回家了，过几天，他也要和几个老乡一起回家了，他们租了个货车，连摩托和家人一起离开……
小士多改三轮车进货
谈起禁摩，江南大道中南村路万乐里24号“坚记”士多的老板王志坚很庆幸，他的残疾人专用车没有被禁，每隔几天他都得骑着这辆三轮摩托车去批发市场进货。但广州市成千上万的小士多店，可就没“坚记”士多幸运了，从今天开始，他们以前用来运货的摩托车、三轮摩托车就不能再上路了。
在王志坚的“坚记”士多对面，还有一家“8字粮店”，除了卖米之外，这家广州人熟知的铺子还卖一些饮料、副食，而这家店的主要运货工具，就是两辆三轮摩托车。谈起禁摩，店主愁着脸对记者说：“这下子惨了，一点都不方便，东西多就只能去找辆小货车，东西少就找个人力三轮车去进货。以前骑摩托车去进货很快的，找个邻居帮忙看下店就行了，现在要骑车去，肯定还得多请个人，运货的成本也肯定要贵啦。”
摩托修理店改修自行车
除了士多店，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分布在广州各大街小巷里的摩托车修理店。在万乐里12号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的龙师傅，这几天异常清闲。受禁摩的影响，他这半个多月以来生意都很差。
谈起今后的日子，龙师傅掰着手指头跟记者算道：“之前和老婆两个人在这里修摩托，一个月做几千块钱生意，除去一千块的租金和工商税务，刚好够吃饭和供女儿上学。禁摩后没摩托修了，而政府帮忙揾的工，一个月才七百块，肯定养不活全家，所以就先试试休单车，看生意怎么样。如果修单车连饭钱都赚不上，就找个地方修汽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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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湖南人..请问花都身份证代办点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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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身份证杭州补办点,10天办好,陕西省 四川省 重庆 贵州省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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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湖南人在广州花都区办异地办身分证在哪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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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杨至成（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知道了杨将军的化名叫李康！&作者：耘山
跨越时空的追问（1）
　　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母亲毛远志说要带我和妹妹去中南海春藕斋看电影。奇怪的是，她让妹妹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和红皮鞋，还为我从头到脚精心地收拾了一番。当时，父亲在中南海工作，去那里看场电影是件平常事，本不用这么隆重。直到进入丰泽园颐年堂，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要参加李敏姨妈的婚礼。主持婚礼的正是我们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很高兴，谈笑风生地与母亲说了一阵很难听懂的家乡话。他还摸摸妹妹的头、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整个下午，我就像在梦中度过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毛主席。
　　婚礼结束前，毛主席与宾客们在院子里合影留念。他热情地招呼我和妹妹紧靠在他的身前。从那张珍贵的照片上看，我站得笔直，端正得就像是毛主席身边的一名小卫兵。
　　后来，听李敏姨妈说，那天参加婚礼的客人是由她和姨父孔令华提名、毛主席做主定下来的。毛主席特别关照她：“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一定要请的。”
　　那时，我还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懵懵懂懂的，只知道母亲姓毛，是湖南韶山人，可能是毛主席的什么亲戚。但真正搞清母亲与毛泽东一家究竟是什么血缘关系，还是在1965年春天。
　　那年，空军飞行部队在北京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考飞行员，我报了名。“选飞”的条件非常严格。我连续通过了好几道体检关。就在最后填写政审表时，却把我难住了。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栏，不仅要填写在世的直系亲人，还要写明祖宗三代。
　　母亲为人处世一直很低调，甚至还隐姓埋名。对外交往时，她自称“阮志”。在儿女面前，她也很少谈论毛家的事。就连我们兄妹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也被她锁在柜子里，不拿给我们看。她是担心我们因是毛主席的亲戚而产生优越感。但这次我要考飞行员，如实地填写政审表是对组织负责的大事。母亲和父亲认真商量后，由父亲郑重地为我填写了这份政审表。表里有一栏清晰地写着—外祖父，毛泽民，中共党员，日在新疆牺牲；外祖母，王淑兰，中共党员，日在湖南病逝。
　　当一名飞行员的梦想最终与我擦肩而过，但我却由此知道了母亲毛远志的血缘脉络。从此，我倍加努力，一言一行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毛家的烈士们争气。
　　1968年，我应征入伍，并主动要求到野战军的步兵连队锻炼，经历了从战士到班、排、连、营各个军阶，参加过城市“支左”、围湖垦荒、战备施工、军事集训、野营拉练、战备值班等诸项军事行动，还特别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
　　1979年，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每当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身边英勇地倒下，一种不可言状的慷慨和悲壮在我心中升腾着，仿佛我也站在了毛家先辈的战斗行列中。一种强烈的欲望冲击着我的心灵：如果，我能活着回家，我一定要更多地了解外公毛泽民，这辈子要活个明明白白，否则在战场上“光荣”了，连自己的列祖列宗都不了解，那该多遗憾啊！
　　1983年秋天，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参谋班毕业了。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之前，恰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为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便随父母一起来到乌鲁木齐。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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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追问（2）
这次纪念活动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些当年曾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仍在新疆工作的老同志都去了，还有他们的家属。大家从早到晚都在谈论当年在新疆经历的事情，谈他们在狱中的斗争，谈回到延安的喜悦心情。我们通过瞻仰毛泽民烈士故居，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祭扫烈士陵园，特别是查看了新疆自治区档案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珍藏的档案资料和《新疆烈士传》，才真正了解了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才知道他是怎样被捕的，他的牺牲又是何等壮烈。我们甚至得知，江西赣南有个铁山垅，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还兼任过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真没想到，我的外祖父毛泽民还做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长期以来，我的母亲毛远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亲毛泽民，她的心一直浸在泪水之中。母亲出生前，她的父亲便跟随毛泽东参加革命，到处奔波，出生后，也很少见到。对父亲，她脑海中只有依稀的印象。16岁时，她被父亲召唤到延安参加革命，而那时，父亲自己却已离开延安去了新疆。在8年的漫长岁月里，她日日想、夜夜盼，最后等来的却是父亲牺牲的噩耗。这次，一到乌鲁木齐，母亲触景生情，十分动情。当她踏过“毛泽民烈士故居”的门槛时，迎面看见一个坐着烧水壶的灶台。她停住了脚步，泪流满面，说：“爸爸，在您生前，女儿没能亲自给您做一次饭、烧一杯茶……”此情此景，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
　　这一年，母亲已经61岁了，对她来说，来新疆的机会实在难得。纪念活动结束后，母亲又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三周。她与我父亲一起抄写了许多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
　　从那时起，我们一家两代人就在母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艰辛的寻踪之旅。我们沿着毛泽民的足迹，从老家韶山，一路追寻他从事革命工作的许多地方，长沙、安源、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闽西、瑞金、遵义、陕甘宁、新疆……经过20多年的寻踪、搜集和考证，逐步梳理出毛泽民革命之路的奋斗历程。
　　2000年，一位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朋友非常热心地提示我：毛泽民是我党金融工作的老前辈，可称得上是新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了，作为后人，你应该为毛泽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朋友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为毛泽民做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利用工作间隙，一口气跑了天津、湖北、上海、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10多个省市，把毛泽民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走了一遍，寻找资料，拍摄照片，寻访知情者。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和机关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底，由中国人民银行署名、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反映毛泽民革命生涯的大型彩色画册《毛泽民》终于问世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毛泽民是我党红色经济的重要开创者，是我党早期红色理财专家，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作为毛泽东的亲二弟、中共早期党员，毛泽民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难道他就是一个埋头拉车的“老黄牛”？我们曾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毛泽东与他的小弟毛泽覃两人都挨整，为什么毛泽民会相安无事呢？有人甚至怀疑，毛泽民与大哥毛泽东是不是持有不同政见。对此，我们所听到的、所能找到的反驳意见，只有他当时的大嫂贺子珍的一句话：“如果连泽民都整了，红军还要不要吃饭?！”显然，这句话并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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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追问（3）
　　2004年8月初，《作家文摘》转摘了作家卢弘撰写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其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引用了李德《中国纪事》一书中的两段话：
　　12月，我应邀同中共代表进行了几天交谈，其中除周恩来外，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
　　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做“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过去，我们只知道毛泽民曾在1939年夏天去莫斯科学习和养病，并不清楚他参加了这样的批判李德的斗争。真没有想到，毛泽民的革命经历还与我党一段重要历史有联系。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的作者卢弘，曾经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住在北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知情人竟在眼前！我设法找到了卢弘的住处，很快拜访了他。
　　眼前的卢弘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离休干部。他个头不高，圆圆的脸泛着红光。他的言谈很风趣，还常常助以手势，仿佛他本人就在故事的情节之中。
　　在交谈中，我得知，卢弘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的军旅画家，曾在军内外报刊、书刊中发表过大量的美术作品。上世纪70年代，卢弘与《解放军报》的几位摄影记者重走长征路，一起去旅行写生。一路上，他画了许多画，收集了许多材料，一个与党中央领导层一起走完长征全程的、唯一的外国人—李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现，如果没有李德，中国工农红军很可能就没有这次长征。从那时起，卢弘便对李德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卢弘的岳父伍修权将军，是当年李德身边的俄文翻译，又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目睹耳闻了李德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几乎所有的活动。这使卢弘有获得第一手材料的机会。
　　与卢弘交谈，我最渴望的还是更多地了解有关毛泽民发言的情况。卢弘却眯着眼睛，十分谦逊地说：“我知道的也就是书上写的那些。”说着，他从书柜中取出一本他的著作《“洋钦差”李德外传》送给我。
　　当我翻开《“洋钦差”李德外传》，认真寻找书中有关毛泽民的内容时，却感到很不满足。李德对毛泽民的态度如此耿耿于怀，那么，毛泽民在发言中都说了些什么呢？书上对此却未展开，只写他讲了一连串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数字。如，因为当时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比李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等等。
　　为此，我曾请教过卢弘老师：“毛泽民在批判会上的发言就讲了这些？”
　　卢弘非常爽快地回答说：“那是我推测的！你想，我当年研究李德，什么资料都没有，全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对于毛泽民更是一无所知。我想，毛泽民是搞经济的，整天拨拉算盘珠，对数字最感兴趣，我就把这段‘关键词’用在了他身上。刘亚楼是带兵打仗的，火气大，我就给他安排了‘发火’、‘炮轰’等内容。”
　　闻听此言，我不禁笑出声来。卢弘兼有画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的文字中带有画家的想象与洒脱，画中又蕴含着文人的豪放与沧桑。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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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追问（4）
我非常感谢卢弘老师——经过他艰苦的文学劳动，不遗余力地从尘封的历史中，把这个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洋钦差”挖掘出来，使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增添了更加曲折而浓重的色彩，也使毛泽民在莫斯科的点滴活动线索浮现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卢弘的文章为我出示了路标——去莫斯科，寻找毛泽民的足迹，揭示尘封历史背后的真相！
　　诚然，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中的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被逐步解密后，才为我查找有关中共历史档案提供了方便与可能。但怎样去莫斯科？怎样才能找到有关毛泽民的档案资料呢？这对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的我来说，真是难上加难！正当困顿之时，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中共早期负责人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教授。
　　60岁开外的李英男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她出生在莫斯科，20世纪60年代初回到中国。她长期从事俄罗斯历史、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对俄罗斯的情况非常熟悉。
　　听说李教授近期就要去莫斯科，查找她父亲的有关档案资料，这对我真是绝好的机会！毛泽民和李立三都是中共湖南早期党员，又同在安源路矿工作过。我当即拨通了李教授的电话。当我自报家门后，她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由于时间太紧，她根本顾不上与我见面，带着我传真给她的委托书，就出发了。
　　数周后，李教授从俄罗斯回来了，还带回一叠毛泽民档案资料的复印件。李教授告诉我：“毛泽民档案卷宗里的材料不少，因为来去匆忙，“中文件”我基本带回来了，俄文的东西，就挑了几件。”
　　李教授所说的“中文件”，主要是指毛泽民档案卷宗中的中文手稿，是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真迹。其中有：毛泽民亲笔撰写的《个人简历》、毛泽民《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片断材料》和《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有王松（刘亚楼）、李进（林彪）、周全（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还有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两封亲笔信件，以及共产国际干部部负责人为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的工作表现所作的评语，等等。
　　李教授出国前，我想如果能找到毛泽民在批判李德的那次会议上的发言就很不错了，没想到她找回这么多的东西。我真是喜出望外！
　　我激动地翻阅着外祖父毛泽民的中文件档案资料，脑海中跳动着一个个惊奇，心中或明或暗地闪现出一个个疑问。有时，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真的都是毛泽民自己写的吗？越看这些材料，我越感到毛泽民1939年的莫斯科之行非同寻常。那么，在毛泽民莫斯科档案卷宗中，那些我还没去找的俄文件又会写些什么？在另一些不为人知的档案卷宗里，是否还能找到更令人出乎意料的东西？这些档案又能揭开深埋在历史深处的毛泽东、毛泽民兄弟之间哪些尘封往事？我想，只有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完成解密毛泽民1939年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日清晨，我终于登上俄航SU754班机，飞往我从小就向往的伟大苏联的首都莫斯科。
跨越时空的追问（5）
到莫斯科后，我给自己确定了四个目标：第一，在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尽可能多收集有关毛泽民的文字资料，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不漏掉；第二，寻找与毛泽民有关的历史影像资料；第三，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几个地方；第四，最好能找到当年的知情人，或听说过当年事情的一些人。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在莫斯科工作的朋友时，他们都感到很困难，认为这是大海捞针。当时我想，就算是大海里捞针，也要试着捞一捞。
　　按照李英男教授的预先指点，我首先来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拜见著名的史学博士乌索夫研究员。
　　乌索夫博士70岁开外，中等身材，身体很硬朗，待人谦逊而热情。从他办公室里悬挂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肖像，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感情之深。乌索夫精通汉语，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他对毛泽东一家情况也很清楚，与他交谈显得很轻松。关于我要查阅共产国际有关档案一事，乌索夫提出很好的建议，并答应亲自带我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去办理查阅手续。
　　谈话间，乌索夫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位同事——82岁的卡尔图诺娃研究员。这位俄罗斯老太太见到我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热地与我拥抱。原来，卡尔图诺娃与毛泽东家的好几位亲人都有过亲密的交往。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她曾是毛岸英兄弟在东方大学的同窗。1949年，江青带女儿李讷到苏联养病时，苏共中央联络部派她担任江青的翻译。老人带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拿出她珍藏的十余张当年与江青等人的合影照片，还有江青写给她的亲笔信。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人一直关注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一家的情况。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我却像回到家里一样。
　　与乌索夫见面后的第三天，我们相约来到莫斯科德米特罗夫卡大街（原普希金大街）15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档案馆大门上方镶嵌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雕塑头像，显得格外庄严。这座档案馆是在原苏共中央档案馆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前身曾是第三国际档案馆（年）。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命令，苏共档案馆中全部档案被收归国家所有。同年12月，国家档案馆正式对外开放。
　　乌索夫首先带我来到大楼的五层填写报告，办理好出入证，又带我去四层查阅共产国际档案索引本，并在电脑上查找资料目录，为我订阅了毛泽民的个人档案，以及共产国际与毛泽民有关的档案。他为我填写好借阅申请单，约定了阅读日期和时间。看到老人跑上跑下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如期来到国家档案馆，领取了编号为495/225/477的、写有МАОЦЗЕ-МИН字样的档案卷宗。当我走进静悄悄的专为外国人开放的阅览室时，“目不识丁”的我，心里不停地打鼓—下面我能独立完成预期的工作吗？
　　环视四周，我发现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一前一后，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看材料，其中一位是黑头发的亚洲人，我便轻手轻脚地走近她们。说来也巧，那位黑头发的女青年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名叫刘震霞。当她看到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中国同胞时，喜不自禁。她高兴地把坐在身后的美国女孩介绍给我。
跨越时空的追问（6）
这个女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她还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叫马意莉。她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也很有意思，专门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情况。我们都知道，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和开国元勋；40年代的留苏学生有的已进入中国当代最高领导层；50年代至60年代的留苏学生则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中坚。据说，马意莉在这里已经看了好几个月的材料，对查阅档案非常有经验。她的汉语和俄语都很好，很愿意为我提供帮助。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这座档案馆里存放着我党早期大量的档案材料。几乎每一位在苏联学习、工作或养病的中共党员，这里都会为他（她）建立一份档案。从本人填写的详细的履历表到手写的一张纸片，都会完整地存放在他的档案袋里。当然，越是重要人物，档案卷宗里的东西就越多，也越完整。
　　毛泽民从1939年6月初到达莫斯科，日离开，在苏联境内停留了8个多月，仅存入档案卷宗的批件就有二三十份，其中有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批准他入境的批件；有季米特洛夫指示共产国际书记处，向毛泽民提供中共有关重要历史文件的批示，还有毛泽民在柳克斯饭店（共产国际公寓）的出入证、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挂号证，等等。把这些批示和证件的签署日期联系起来，毛泽民在莫斯科的整个行程，便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翻阅毛泽民的档案资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当年中国同志在苏联学习的条件是何等艰苦。毛泽民的一份三四页的报告用的都是不同规格的纸张，有格纸，也有白纸；一份写给共产国际的12页的正式报告，用的竟是作废的书写纸的背面。
　　随后，我又查阅了与毛泽民有关的毛泽东的档案卷宗。毛泽东的档案有15卷，绝大部分是中共递交共产国际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的俄文翻译件。其中一份资料让我特别好奇，那就是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个人履历表》。浏览这份长达四五页的《履历表》，我有许多惊奇的发现，如：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母亲的名字叫“文七妹”，毛泽民此处却清清楚楚地填写着“文素勤”。
　　这一天，因为要查阅的资料很多，中午我没有休息。马意莉和刘震霞也没有离开阅览室。她们每人带了一份三明治和一瓶水充做午饭。据说，这几个月，她们都是这样。看来，她们真正是在艰苦地做学问。
　　出国前，我的父亲曾嘱咐我：“毛家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整体。你这次去俄罗斯机会很难得，如果能找到贺子珍和毛岸英兄弟的材料也一并带回来。”按照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规定，查阅个人档案必须是本人的亲属。而那里的工作人员得知我的身份后，热情地为我提供了方便。
　　就这样，我白天在档案馆查阅资料，晚上回到大使馆半地下的小屋里整理资料和照片，以便从中寻找新的线索。逢双休日档案馆休息，我就去寻找毛泽民在莫斯科住过的地方，顺便领略俄罗斯的自然风光和古老文化。
　　去莫斯科之前，我曾在杂志上看过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撰写的文章。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过，对中国党校的情况比较了解。在红军时期，毛泽民长期与林伯渠一起工作，还肩并肩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对于我的造访，85岁的林利老人显得格外高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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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追问（7）
老人回忆说，1939年夏天，毛泽民在库其诺区的中国党校七部居住过，但时间不长。老人告诉我：“当年，莫斯科的铁路交通很方便。我们从库其诺去莫斯科，都是乘坐火车，再换乘地铁进入市区。”她还向我描述了党校周边的自然环境，有小河、有树林……
　　为了按照林利提供的线索我寻找位于库其诺的中国党校分部遗址，使馆的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位熟悉莫斯科交通并精通俄语的中国小伙子。然而，要在偌大的莫斯科郊区寻找70年前的遗址，绝非易事。凭着军人特有的潜质，我决定从寻找库其诺火车站入手，然后再确定党校的具体方位。
　　库其诺现在叫“铁路市”。150年前修建的老车站还保留着当年的风貌。古老建筑的门楣上方嵌着“КУЧИНО”的俄文字样。我在车站边的报亭买了一张当地的市区地图。地图标得很细，加之俄罗斯地域广袤，旧建筑一般不拆，这给我寻找旧址提供了方便条件。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进一片树林掩映的村庄。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一座庄园式的院落。旧主楼的东墙上还保留着一幅卫国战争时期的宣传画，旁边的石碑上记载在卫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一所野战医院。我想，当年中国党校分部的生活保障由红色救济会负责，在这里学习、养病的中国学员在1940年春天就毕业离开了。1941年夏天，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红色救济会在这里设立野战医院是完全可能的。
　　一位热心的俄罗斯人带我们走向楼房西侧，他拨开一人多高的野草，露出十几级台阶。我站在破败的杂草丛生的石阶之上，仿佛看到了当年庄园的辉煌：主楼前有一片开阔的广场和漂亮的花园，沿两侧弧形台阶走下去，又是一个带喷水池的花园，再下去是清水涟漪的小河，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我判断，这里可能就是中国党校七部遗址。我用摄像机记录下所看到的一切，准备带回去请当年在库其诺学习过的老同志再辨认……
　　三周的俄罗斯之行，在紧张忙碌中结束了。虽然，最初定下的四个目标不可能全部实现，但也初战告捷。此后，我拿到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长基里尔·安德尔松亲笔签名的证明信。
　　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我的舅舅毛远新正好在北京看病。当他听说我找回一批材料后，便推迟了归期等我回来。
　　当远新舅舅认真翻阅了我从莫斯科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后，很感慨。刘亚楼、林彪、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他看了好几遍。他说：“这份材料很重要。主席在世时，曾多次和我谈过他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
　　远新舅舅介绍我去找当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学、刘亚楼上将的儿子刘煜奋。他说：“刘煜奋出生在莫斯科，多年来，一直致力搜集和研究刘亚楼在苏联学习和参加卫国战争的资料，要搞清毛泽民在莫斯科的这段经历，也许他能为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和我的专家朋友又先后4次去莫斯科，多次走访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电影和图片文件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友好协会、莫斯科市资料馆等历史档案保管单位和研究单位。我将找到的有关毛泽民的全部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分类，并请专家和熟悉苏联情况的同志帮助翻译和解析。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看过这些档案资料后评价说：“毛泽民这次去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担负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务实的、党的经济战线上的领导人，还是一位思想相当成熟，而且达到很高层面的革命家。”
　　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许多至今尚未解开的谜团。细致研究，从莫斯科找到的毛泽民亲笔撰写的档案材料，我们有了许多令人惊奇的新发现！
　　这些新发现是伴随着一个个问号出现的：
　　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刚刚结束，毛泽民为什么匆匆离开延安去苏联学习、治病？途中又为什么突然勒马新疆？
　　1939年初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新疆形势出现阴云，党中央为什么又批准毛泽民去苏联治病？其中有什么更重要的不为人知的动机？
　　为什么毛泽民的到来引起共产国际极大的关注？季米特洛夫甚至亲自批示，提供大量的有关文件、资料让他阅读，莫斯科究竟想了解什么？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在中国的错误后，为什么李德反倒松了一口气，难道仅仅是因为免于对他的处分吗？
　　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当时都在莫斯科，为什么却是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反映问题？他们都写了些什么？
　　毛泽民离开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十分中肯地给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这封有关中共七大组织和干部问题的绝密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一个又一个疑问，最终组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毛泽民远赴苏联学习、治病的背后，是不是另有耐人寻味的原因？他是不是肩负了另外特别的使命？又是什么重要的使命？
　　拂去历史的尘埃，让我们到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中，去寻找一个个答案吧！
　　（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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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1）
刚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为何着急要见毛泽民？
　　1939年5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告别迪化（乌鲁木齐的旧称），登上了飞往苏联边境城市阿拉木图的飞机，要去莫斯科学习、治病。这一年毛泽民43岁，进入苏联境内的化名叫周全。据说，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三个人：
　　一位是化名李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代旅长李天佑将军。他是广西临桂县人，参加过百色起义和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后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他还是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一名骁将。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使李天佑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党中央十分关心他的健康状况，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休息一段时间。
　　另一位是被称作“陕北一枝花”的张梅，林彪年轻的妻子。平型关战役后，林彪被误伤，子弹打中了胸部，伤了脊椎神经。他被送到苏联，经过专家的精心医治转危为安，但仍留下不少后遗症，他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
　　还有一位，是蔡和森与向警予烈士的儿子蔡博。15岁的蔡博是被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从湖南双峰县老家接出来，准备去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
　　毛泽民是新疆盛世才政府的财政要员，又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弟弟，他持有新疆政府的护照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苏联内务部负责人贝利亚联合签发的通行证。那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去苏联学习、治病的中国同志一般是乘坐苏军的运输车，秘密通过国境，沿途的辛苦不用说，还会遇到不少麻烦。而此行，有毛泽民的特别通行证做“护身符”，他们的旅程就顺利多了。
　　毛泽民在新疆工作已经一年多了。由于过度劳累，以及西北寒冷的气候，使他多年的胃病、鼻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病痛日益严重。出于他的健康需要，党中央决定安排他到苏联治病和学习。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求准予毛泽民赴苏治病。为此，季米特洛夫专门报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随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了中共的这一请求。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那里诞生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是每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向往的圣地。毛泽民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一直抱有去苏联学习的强烈愿望。自1923年起，党中央曾6次批准他去苏联学习，除一次被捕、一次被留在新疆工作外，其余4次都因找不到合适的同志接替工作而未能成行。今天，毛泽民终于踏上伟大社会主义苏联的土地，长达16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初到莫斯科时，毛泽民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库其诺区的共产国际党校七部。这里也称中国党校。这是一座被白桦树林包围着的庄园式建筑，环境幽雅、静谧。
　　第一个闯入毛泽民视线的，是身穿漂亮布拉吉的中共陕甘宁边区妇女部长蔡畅。她飞奔过来，亲热地与毛泽民拥抱。这时，刘亚楼、杨至成、方志纯、张子意、马明方等红军老战友也都围拢过来，与毛泽民和李天佑热烈地握手，嘘寒问暖，打听国内的情况。最高兴的莫过于林彪，见到久别的漂亮妻子张梅，他脸上露出少有的淡淡的笑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2）
战友重逢的欢笑声还未散尽，毛泽民就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紧急指示，要他马上写一份详细的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
　　几天后，林彪去共产国际执委会谈话，又给毛泽民带回指示：“随时准备去共产国际汇报新疆的最新情况。”
　　为什么共产国际如此着急了解新疆的情况？
　　1939年，整个欧洲大陆弥漫着战争的烟云。莫斯科首脑层最担心德、日两国联手发起进攻，使苏联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格外关注中国新疆的形势。5月20日晚上，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部召见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与他们一起分析中国战局的走势。季米特洛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行黑体字——谈中国问题！
　　苏联与中国新疆有长达3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英、日、德帝国都觊觎着这块战略要地。尤其是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又向西伸展到热河、察哈尔和绥远，正迅速向新疆推进，企图从远东到中亚细亚形成一道威胁苏联东南防线的弧形战略包围圈。
　　在中国西北，占据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新疆军阀盛世才深知，只有打亲苏反帝的旗号，取得苏联的援助，才能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1935年，盛世才在联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整理财政、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他的一系列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也赢得新疆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而打通与苏联之间的国际路线，以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之一。
　　1937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等人从苏联回到迪化。他们与盛世才达成协议，同意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多人进入新疆。这支部队对外称“新兵营”。新兵营利用新疆这个安全的大后方，利用苏联军事教官以及盛世才提供的教员、设备等有利条件，开始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为空军、装甲兵、炮兵、汽车兵、无线电通讯培养了近300名军事技术人才。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人民空军和特种兵部队的骨干。
　　这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化名方林）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实际上，新疆“八办”是中共在新疆的指挥、联络中心，也是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干部往来的中转站。
　　但是，自1938年夏天，盛世才去过莫斯科后，他对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顾问和教官原有的亲近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过去，盛世才为一点小事就要跑去与总领事商量。现在，就连他过去最亲信的军事顾问，也不去见面了。新疆形势的微妙变化，不能不引起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而此时，盛世才与中共在新疆的高层领导人之间，也同样产生巨大的隔阂。
　　怎样才能让共产国际公正、客观地了解目前新疆形势的变化，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改善中共驻新疆代表与盛世才之间的僵持关系？毛泽民不顾旅途疲劳，白天他坚持和党校的同志们一起上课学习，晚上就在自习室里思考问题，开始准备报告。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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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3）
狭隘多疑的盛世才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的恩恩怨怨
　　盛世才是一个靠政变起家的独裁者，心胸狭獈,生性多疑且阴险狡诈，施展权谋玩弄权术是家常便饭。
　　1937年12月，自中共在新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首先派出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的负责干部。如，原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担任教育厅长；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化名黄民孚）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副委员长；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汪小川（化名汪哮春）任《新疆日报》副社长；留学海外归来的原中共东京支部的支部书记林基路新疆学院教务长；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工作。随后又陆续有一批中共党员进入新疆工作。在中共代表邓发的领导和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中共在新人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工作，他们所领导的各部门在工作上都取得相当的成功。
　　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方面，因为新疆历年的反动官僚统治，昏庸无能，腐败盛行。盛世才上台的4年间，借外债600余万美元，滥发省票达360亿两（新疆省票，5000两省票折合1元法币——本书作者注），新疆财政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严重威胁到盛世才的统治。毛泽民主持新疆财政厅工作后，以“另起炉灶”的大手笔，将封建垄断的官办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废除旧省票，发行新的大洋券，使新疆财政收入迅速好转，顺利渡过金融危机。
　　然而，在1938年9月新疆第三次全疆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后，盛世才眼中的这些帮助新疆工作的“功臣”，转而成了矛盾和摩擦的制造者，不仅记过、扣薪，有的还被调离岗位，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工作。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出现了阴云。
　　在“三全大会”召开之前，黄火青主持修改反帝会章程。在反帝会宗旨一条中，他写入了“依照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字样。当时，盛世才正在莫斯科，无法征得他的同意，他回来后又没及时送给他过目就印发了。对此盛世才心里很不舒服，认为共产党有意在捣他的鬼。几个月后，黄火青被调到阿克苏地区任行政长。
　　“三全大会”开幕时，新疆学院的学生印刷了一本革命歌集，赠送给全体与会代表，很受大家欢迎。歌集的封面上依次印有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和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被排在最后。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盛世才认为，这是共产党故意在群众中降低他的地位。他勒令马上收回全部歌集。“三全大会”闭幕后，代表们已返回全疆各地，要在天山南北收回全部歌集谈何容易?！这更使盛世才怀疑是共产党故意所为。他给新疆教育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徐梦秋以“申斥”处分，并颁布训令，给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随后，又将林基路下放到库车县和乌什县任职。
　　因《新疆日报》编辑人员疏忽，发稿时，将盛督办的“辦”字错写成“辯”字，校对人员也没校出错误。再加上政府处罚了一批参加赌博的公务员，内有盛世才在督署办公厅的心腹。报社副社长汪小川写了一篇社论，赞扬政府处置参加赌博的公务员。联系前后两件事，盛世才猜疑报纸是在借此讥笑他，就对汪小川和那位校对人员分别给予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
第一章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4）
1939年2月间，毛泽民害了一场大病，正请病假在外面休养。财政厅档案室却因烤暖炉起火，烧了两间房子和全部卷宗。为此，毛泽民背上记大过一次，罚薪一个月的处分。然而，起火的原因很蹊跷，有人说是反革命有意纵火。盛世才却欲盖弥彰地说，正因为案情发生在毛泽民已请假不负责任的时期，所以给他的处分比较轻。
　　一个个矛盾冲突，如同一根根导火索，在独裁者盛世才狭隘的胸膛中迅速点燃。“三全大会”之后，他再也憋不住了，于是，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一个人身上，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何以盛世才有如此突变？个中的缘由，还要从1938年夏季盛世才的莫斯科之行说起。
　　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自盛世才与中共建立统战关系后，新疆全区在中共干部的帮助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盛世才沾沾自喜，感到此时自己手中已经有了政治资本，可以向莫斯科讨价还价了。
　　为了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行前盛世才特意请邓发到督办府商谈。他表情谦恭地请教说：“我到莫斯科后，在与各方面接洽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需要事先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邓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凡事都用笔记起来。”还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对苏联顾问和教官，好的地方要说，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也可以说，甚至苏联驻迪化总领事的缺点也可以谈。”
　　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的坦诚相见的老实话，对于内心狭隘阴暗的盛世才来说，反倒引得他满腹狐疑。他认为，自己是去苏联观光的，不是去说人家坏话的。他认为邓发另有企图。
　　盛世才怀揣梦想，兴冲冲地来到莫斯科。可他提出的几项要求，都被斯大林一一拒绝了。一个月后，他败兴而归。他认定是因为邓发在后面捣鬼。
　　紧接着，新疆“三全大会”召开了，莅会的百分之九十的高层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人名单，是盛世才本人拟定的。而大会的成功，又使与会代表对在新共产党人有了极大的好感和更深刻的印象。但这使盛世才更加气急败坏。他认为自己是在替共产党创造机会，争取了群众。他把在新共产党人艰苦忠诚地帮助他的工作，看做是企图夺取新疆政权。
　　于是乎，盛世才想尽各种办法，要在职权上限制、政治上打击，竭力削弱在新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他还学蒋介石的伎俩，重用那些曾被他抛弃的、“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对共产党心怀不满的旧部下，来给共产党干部找碴儿，有意制造摩擦。
　　1939年5月，盛世才首先改组反帝会，将反帝会副委员长黄火青调到边远的阿克苏地区担任行政长。一些担任部长或科长的很尽职的共产党员，被调到人口稀少、几乎全无汉人的边境小县去任职，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一些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的党外干部也受到打击或撤换。
　　然而此时，毕竟盛世才的羽翼尚未丰满，尽管他采取了一系列自掘坟墓的愚蠢政策，可是，面对英帝国主义在南疆策划的军事叛乱，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大批镇西哈萨克族民众越境逃亡，特别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两下威逼的窘境，让他还不敢公开与苏联和中共反目。正因如此，盛世才便将心中的怨气全部发泄到邓发的身上。
第一章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5）
“三全大会”两个月后，盛世才借口找毛泽民谈其他事情，把他请到督办府，实际是发泄对邓发的不满。他说：“你也看出，我近来的态度较之过去有些不同，实际上是由于方林引起的，他对我不诚实。我原来认为他是一个极好的朋友，他却有意跟我耍把戏。要我将你们和顾问、教官的缺点报告给斯大林先生，使我同苏联、同中共的关系出现裂痕，这是方林的阴谋。”盛世才又将修改反帝会章程的事，以及歌集上领袖头像排列顺序的事，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两三个小时。他一再纠缠说：“这些事情虽然是别人的过错，我就不相信方林没有看过章程，以往我和你们写的文章都要送给他看。”
　　毛泽民耐心地向盛世才解释说：“反帝会章程方林同志确实没有看过；歌集是偶然发生的闪失；告诉斯大林我们的某些缺点，更是表示督办诚恳地信用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存在缺点在所难免。方林同志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是工人出身的好同志，绝不会有个人野心。”对于毛泽民的解释，盛世才很不满意。
　　1939年5月，就在毛泽民出发去苏联养病前的一个晚上，盛世才又约他去谈话。作为道别，毛泽民首先向盛世才汇报了自己来新疆主持财政厅工作15个月以来的情况。遵照盛世才的指示，他拟订出1939年度的预算计划和年新疆经济发展新的三年计划。
　　对于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和建树，盛世才表示满意。他对毛泽民说：“我对你们是很信用的，你这次去养病只能去4个月，必须回来执行你所拟订的计划，帮助新疆建设。你这次去苏联，实属不得已，待养好病后，必须回来，不能在那里求学，这是我同意你去养病所必须告诉你的条件。”
　　说到这里，盛世才把话题一转，又开始恶毒地攻击起邓发来。除了老调重弹外，他又开始挑拨离间。盛世才知道毛泽民是湖南人，所以不怀好意地指责邓发有意排挤湖南人，他说：“周小舟是毛主席介绍来任八路军联络员的，方林说他不行，把他送回去，因为周小舟是湖南人。”
　　“后来‘一只手’来迪化，明明在他要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来电，要留他在新疆担任中央代表，可方林硬是将他送走，还推脱说，他看到毛主席的电报已经迟了。这也是排斥湖南人。”盛世才说到的“一只手”，是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蔡树藩不幸负伤，被截去左臂。其实，蔡树藩是湖北汉阳人。盛世才借“湖南人”说事，有意无事生非。
　　盛世才还补充说：“我这里有延安发来的电报，具体日子可以查！”接着，他又说：“我要方林将新兵营的李卓然调出来工作，他不肯，因为李卓然是你们湖南人。”
　　“王明先生回国后，方林认为国际代表一定是他，后来毛主席派任弼时去了，因任弼时也是你们湖南人，方林的脸色都不像从前了。”
　　喋喋不休地说着，盛世才又抬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他告诉毛泽民：“林彪先生路过此地去苏联养伤时，我曾想将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告诉林彪先生。但林彪先生两次来见我，方林都跟在他身边，我无法开口，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谈一谈。”
　　盛世才还说：“方林过去在保卫局工作，很看重权力。我认为他有个人野心，想在新疆夺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第一章 共产国际、中共与新疆军阀盛世才三角关系中的毛泽民（6）
盛世才随后又突然转怒为喜。他用手捂着，在毛泽民耳边悄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毛主席给我写过好几封信，明天我送给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他对我是如何有诚意了。我对你们整个中共，尤其是毛主席是很信任的，我要将方林的这些材料搜集起来，将来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详细说明。”
　　毛泽民走出督办府，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天刚亮，盛世才又来电话要毛泽民去督办府，说是还有话要谈。原来，盛世才真的找出了毛泽东写给他的几封亲笔信，一定要当面拿给毛泽民看。
　　盛世才手里，的确有毛主席给他的4封信，保存得很好。毛泽民默默浏览着信中的内容，不等开口，盛世才就说开了：“你看毛主席对我多诚恳，他花了那么宝贵的时间给我写信。等我见到毛主席时，一定要将昨天我们所谈的问题，系统地谈清楚。因为我对中共和毛主席十分相信。我昨天告诉你方林的阴谋，这与中共无关，不过是个别人的问题。以前，苏联驻新疆的领事也有个别不好的，苏联政府声明，那是个别人的问题，绝不是苏联政府的本意。”
　　盛世才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把那些侮辱邓发的话又重复说了好几遍。为了顾全统战关系，毛泽民只得强压怒火，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方林同志绝不会对新疆有野心，其他同志更是在督办的领导下来新疆帮助工作的。我们在工作中发生某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还请督办予以原谅！”
　　直到毛泽民劝说盛世才，可以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倾诉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到莫斯科后，把这些情况向任弼时同志汇报时，盛世才才罢休，他们的谈话才真正结束。
　　绝密件披露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事件中毛泽民的作用
　　在与盛世才几次面对面的交谈后，毛泽民的心中充满了忧虑。盛世才先是给中共在新主要领导人找碴儿，后来再三告中共代表邓发的刁状。这一切，给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敲响了警钟！
　　1939年春天，毛泽民将上述情况写成详细的报告，呈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离开新疆之前，毛泽民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特请徐梦秋和汪小川分别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报告和分析盛世才在文化教育和新闻舆论方面与中共在新同志发生摩擦的具体经过，提出挽救局势的办法。他将两份材料一同带到了莫斯科。
　　一周后，毛泽民完成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报告中，他在列举了一系列翔实的实例后，作了精辟的总结。他认为，在今天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和国际抗战形势，新疆关系的好坏，是有很大意义的。何况我们今天还是处在极困难的地位，在国际交通上和物质上，必须经过新疆和他的帮助，才能更顺利的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今天应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求得同盟者的谅解，即或不能求得在第一时期一样，比现在的关系改善一些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党中央另派一个善外交的同志来，适合和同盟者办外交的代表，也是挽救现时恶劣关系之一。我们驻迪代表，方林同志本来很好，对党的领导很好，但今天既与同盟者有了裂痕，在缺乏政治原则性的同盟者，重新弄好关系恐很困难。”
　　任弼时仔细阅读了毛泽民的《报告》，认为内容翔实、准确，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的精神。他未做任何修改，便直接将《报告》送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这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到莫斯科医治臂伤。毛泽民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周恩来讲述了途经新疆会见盛世才时的情景。周恩来特别谈到，盛世才的态度很强硬，断然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方林在迪化，最好不要让我看见。”
　　按规定，邓发在新疆的任职期限还有4个月。周恩来答应，在此期间，中共和盛世才的谈判将由其他人代为进行。可是，让周恩来感到棘手的是，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即使其他人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遇到问题还是要请示邓发。
　　毛泽民在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于10月5日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写了一封信。在首页的右上角，毛泽民用钢笔重重地写了“绝对秘密”4个字。他再次向共产国际重申了关于中共驻新疆代表易人问题的建议。
　　毛泽民的建议与共产国际的考虑一致。不久，周恩来便与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迪化。指示他务必不要在迪化滞留。”
　　1939年春天，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从苏联回国，途中正在迪化停留。陈潭秋因此奉命接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带领中共在新人员，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原则，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同军阀盛世才进行了更加灵活巧妙的斗争。
　　由此可见，毛泽民这次赴苏联，远不是表面上的学习、治病这么简单，他肩负的使命，无论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都显得非常重要。随着日程的不断推进，他的莫斯科之行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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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搭建中共与共产国际信息桥梁的毛泽民（1）
柳克斯饭店，毛泽民为毛泽东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叫好（删）
　　共产国际对博古、李德的态度让毛泽民大吃一惊
　　到达莫斯科仅仅一个月，毛泽民对新疆情形深刻透彻的分析，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精彩发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和苏联最高领导层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了谈话方便，共产国际干部部在柳克斯饭店为毛泽民开了房间，办理了饭店的出入证。马特维洛夫部长多次与毛泽民深入交谈，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
　　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毛泽民利用这次学习、治病的机会，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中国党的真实情况。干部部马特维洛夫部长不断向毛泽民提出要求，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的情况报告。共产国际迫切希望弄清楚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为什么失败，以及导致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和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情况，先期到达苏联的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同志已经向共产国际作过汇报，但他们还想从其他中国同志那里了解更多的东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到来，当然是个绝好的机会。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民就与毛泽东并肩战斗，鼎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对毛泽东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感受更深。在中央苏区，毛泽民亲眼目睹了由于博古、李德的瞎指挥给红军和中央苏区带来的种种危害，眼看着红军历经数年艰难创造、巩固的苏区被葬送，200万忠诚革命的人民受到国民党空前残酷的屠杀与危害。在交换意见时，毛泽民客观、坦率地向马特维洛夫谈了自己的看法。
　　听毛泽民一五一十的汇报，马特维洛夫极为愤慨，他怒斥李德是“法西斯探狗的阴谋家”，称博古是“这个法西斯探狗的帮凶”！
　　马特维诺夫告诉毛泽民：“据有关部门认真查证，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到中国当什么军事顾问。有关调查材料我们不久将会正式公布。”
　　马特维诺夫还告诉毛泽民：“中国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李德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他的破坏作用比法西斯的探狗还要严重得多，共产国际监委会正准备解决他的问题。”
　　闻听这一情况，毛泽民大为震惊。他愈加感到这次莫斯科之行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他决定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帮助共产国际全面、系统地了解博古、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所造下的罪孽。
　　经过认真地思考和回忆，毛泽民撰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汇报材料，题为《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呈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毛泽民深知，革命战争是流血的，党内斗争也是相当残酷的。王明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在上述汇报材料的结尾，毛泽民写下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愿尽我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帮助国际挽救中国党内的危机，使中国党和中国革命不再受那些危害分子的危害，才能保证中国党之巩固和发展，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配合世界革命之成功。这是国际主义的每个共产党员之基本任务。因此，特向共产国际声明，今后国际给我任何任务，只要我之力所能为，即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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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搭建中共与共产国际信息桥梁的毛泽民（2）
自从离开中国党校，住进柳克斯饭店后，毛泽民的一切活动都是由共产国际干部部和马特维洛夫部长亲自关照和安排的。他们为毛泽民与季米特洛夫总书记之间建立了联系，多次在之间传递指示和书信；他们借出大量的中共历史文件和书刊，供毛泽民阅读和研究。他们尽可能满足毛泽民的要求，安排他参观莫斯科周围的工厂、农庄，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他们还通过毛泽民，详细了解中共干部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对于这一切，毛泽民充满感激。
　　毛泽民在莫斯科受到非同一般的礼遇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耘山发现一份过去被列为“绝密文件”的报告，即1940年7月，共产国际党校中国分部校长切贝基写给季米特洛夫总书记的关于中国分部情况的报告。
　　据当年在党校学习的老同志讲，到1940年6月，党校的学习生活已全部结束，有的同志已经或准备回国；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六位军事干部继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林彪的妻子张梅，则被红色救济会安排在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工作。也就是说，切贝基的这份报告是在党校学业结束后写的，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共产国际中国党校的真实情况。
　　这份报告的密级程度如此之高，恐怕也与中国党校的秘密设置，以及学员的特殊身份有关。报告除了反映学习方面的情况外，更多的是反映生活方面的情况。细读切贝基校长的报告，再看看报告后面附的党校学员的名单，可以揭秘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看得出，这份名单是党校结业时在校学员的名单。在党校，学员都是用化名。在他们的化名后边记录着他们接受医疗的大概情况，即住院、疗养的次数及具体地点。经多方了解、查证，作者初步弄清了其中一些高级干部的化名。如：
　　李进—林彪（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王松—刘亚楼（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师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李康—杨至成（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
　　李建—李天佑（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代旅长）；
　　宋明—卢冬生（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
　　彭林—钟赤兵（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委员，陕北省军事部长）；
　　杨平—谭家述（红六军团参谋长）；
　　王佑—方志纯（赣东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红军北上后，留在闽赣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刘平—张子意（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马洛夫—马明方（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长）；
　　…………
　　当年，中国党校在政治上、学习上由共产国际领导，生活供给则由国际援助革命者组织负担，中国同志称它为“红色救济会”。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其实只有一名护士。每周有一名“红色救济会”的医生来给大家看病、开药。同是在党校学习的中国同志，在医疗和疗养的待遇上是有明显区别的。
　　在党校的近30位同志中，只有林彪和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治疗过。刘亚楼、杨至成、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等高级指挥员，则夏天在北冰洋沿岸最大的城市、旅游避暑胜地阿尔汉格尔斯克休假；冬天在苏联西南边疆城市热列兹诺沃茨克疗养，这里是世界著名的高加索矿泉水疗养地。像贺子珍和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贺龙的妻子蹇先任等女同志，只是在莫斯科苏维埃疗养院住过。
第二章 搭建中共与共产国际信息桥梁的毛泽民（3）
在莫斯科市内看病也是一样，有的人可以使用临时通行证在中央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有的人只能在克里姆林宫第二医院就诊；还有的人就在柳克斯附属医院就诊。由于疗养院的医疗水平不够，饮食也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大部分住过疗养院和医院的同志，治疗效果不明显，某些情况下甚至病情加重了。
　　疗养院的服装供应也不尽人意。他们需要的应季大衣和外衣在3个月乃至更长的时间内都得不到。人们只能互相借大衣、衬衣、皮鞋和袜子。例如，李天佑是1939年6月来莫斯科的，直到隆冬，他都没有领到大衣。他去莫斯科看病，只能借其他同志的大衣穿。衬衣的供应情况也不好，洗澡时只能先借其他同志的衬衣穿，把自己的衬衣洗干净后，换下再还给人家。林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临时担任中共教员，到共产国际去讲课，要向方志纯借皮鞋穿。林彪曾打报告，希望通过共产国际得到皮鞋和外衣。疗养院也曾向共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政治移民局写信提出请求，却被拒绝了。
　　莫斯科的冬天非常寒冷。冬季取暖遇到极大的困难。房屋里的保暖措施是在两层玻璃之间灌上锯末，塞上棉花，窗缝抹上腻子，只留上方一个小窗户作为透气之用。党校的同志几乎整个冬天都无法外出，主要是由于衣服不够。有时取暖炉没有煤炭可烧，他们就去林子里捡树枝。
　　据说，苏联每个工人农民都是红色救济会组织的当然成员，他们每月从工资收入中提取一点儿卢布交会费，以供红色救济会正常运转。但红色救济机关的经费非常有限，为了节省资金，他们尽可能少发衣物给各国共产党在苏联学习、养病的同志。学校的伙食不差，每天都能吃到肉，就是衣物发得很少。特别是医疗服务无法令人满意。季米特洛夫总书记曾多次指示，对中国党校的服务应提高到党的任务的程度。在最困难的时刻，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索尔金同志也的确给予党校一些具体帮助。但条件有限，特别是“二战”爆发后，许多愿望落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民在库其诺的时间不长，以致在中国党校学习的许多同志对他没有多少印象，在切贝基的报告中也找不到“周全”这个化名。但从档案中保存的毛泽民进入苏联后的一系列证件和批复看，他在莫斯科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论资格和地位，林彪是军团长，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担任临时教员，却长期住在中国党校。毛泽民到达莫斯科不久，却住进了共产国际公寓——柳克斯饭店。他在柳克斯饭店的出入证曾多次续签。
　　9月初，毛泽民来到乌克兰共和国最著名的旅游和疗养胜地雅尔塔，在共产国际疗养院度假近一个月时间。11月下旬，毛泽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全面检查。苏联方面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治疗条件。要不是时间和工作不允许，毛泽民自己选择了保守治疗，他的胃病、鼻炎、神经衰弱等折磨他多年的顽疾，在这里，是可能得到比较彻底的医治的。
第三章 从档案看毛泽民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政治立场（1）
季米特洛夫通过毛泽民间接了解中国党内情况
　　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毛泽民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之间，建立了一种文件、书信快速往来的联系。毛泽民撰写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党的情况的报告，很快陆续转到季米特洛夫手中。这位身材高大，有着一双深棕色眼睛的保加利亚人，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他们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季米特洛夫通过共产国际干部部马特维洛夫部长，向毛泽民要求，要他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1939年9月初，毛泽民来到乌克兰共和国最著名的旅游和疗养胜地雅尔塔休养。在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中，主要是大量的书籍和文件。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他阅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民胸中越发有一种积郁大舒的感觉。在中国共产党既有的18年的征程中，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毛泽东的政治命运时起时落，毛泽民的心情也或明或暗。这一切似乎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路线和重大决策的态度有关。
　　在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后，大力改进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解散地区局，取消了向各国共产党派全权代表和教导员的制度，精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构；加强了与各国党中央的联系。特别是在推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和大力组织对中国红军的援助方面。作为红色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对此的感受尤其深刻。他曾亲自到上海执行特殊财政工作，接受共产国际一笔笔巨额援助。这对处在严重困难之中的中国红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让毛泽民更感欣慰的是，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确认毛泽东领袖地位问题上的支持。季米特洛夫曾多次郑重嘱咐先后回国的中共负责同志：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与马特维洛夫交谈时，毛泽民曾询问过季米特洛夫的身世和革命经历。农民出身的毛泽民，早期参加、领导过工人运动，还长期负责党的印刷、出版和发行工作。当得知季米特洛夫早年当过印刷工人时，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感。
　　毛泽民决心利用这次难得的休养机会，集中阅读和研究党的历史文件，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历次错误路线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认真的梳理。他每天都学习到深夜。在阅读党的文件的同时，他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写下厚厚一沓读书心得。
　　从雅尔塔回到莫斯科后，毛泽民感到自己手中的学习材料还有欠缺，对于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还不够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考证。于是，他向共产国际干部部提出请求，希望借阅一些文件。季米特洛夫及时给予毛泽民有力的支持。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里，收藏着一份共产国际干部部副部长维尔科夫致书记处的信件，信中清晰地写道：“根据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周全同志需要写一份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报告。为此，他要了解中共中央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文材料。请指示中央档案馆为周全同志提供了解这些材料的可能。”
　　这时，莫斯科已经飘起薄薄的雪花，很快进入了漫长的冬季，天气阴暗，降雪量很大。在寒冷的天气里，毛泽民的鼻炎、胃痛等多种疾病又开始无情地折磨着他。书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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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档案看毛泽民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政治立场（2）
11月27日，毛泽民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检查治疗。根据国内医生的建议和毛泽民本人的想法，此次来莫斯科，他主要想做两个手术：一是进行胃切除手术，因常年患有胃病，深受其苦，长期服药无效，他想切除胃部病灶，以求得彻底治愈；二是对久治不愈的盲肠术后伤口重新进行手术处理，以根除伤痛。
　　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生对毛泽民的身体和病情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他们认为，手术可以做，但手术后至少要有两三个月的恢复时间。毛泽民很犹豫，感到这样太耽误工作了。新疆督办盛世才批准他去苏联治病的时间只有4个月。最终，他决定放弃手术，采取保守治疗。
　　然而，季米特洛夫交给毛泽民的任务却大有进展。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准备，关于中国党工作情况报告的总体思路已经形成。
　　究竟以怎样的形式向共产国际呈交这份报告，更能反映中国党的实际情况，又最能切中党内机会主义的要害呢？毛泽民决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老党员的角度和立场，用自己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以“读后感”的形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汇报。
　　12月6日，毛泽民郑重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呈交了他的这份《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共产国际干部部的工作人员张绥山很快将其译成俄文，提交季米特洛夫总书记和执委会领导同志阅读。
　　作者从莫斯科找回的这份《读后感》是俄文翻译稿，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毛泽民亲笔撰写的中文原稿估计有4万字左右。这份俄文翻译稿通篇都用铅笔做满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做了重点记号。从重点记号来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这些错误论点实质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
　　毛泽民揭发米夫、王明等人欺骗共产国际的谎言
　　为了便于毛泽民了解更多的情况，共产国际干部部还向他提供了俄共（布）十七大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发言材料。毛泽民仔细阅读后，对米夫、王明等人在重大的国际会议上编造的大量令人瞠目结舌的谎言十分气愤，他将这些谎言逐条记录下来，在提交共产国际的《读后感》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即：“关于对某些事实的造假和歪曲”。毛泽民对这些不实之词给以有理有据的批驳。
　　毛泽民批驳的第一个目标，即对准王明的后台—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早在一年前，在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米夫被怀疑为反革命，已被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秘密枪决。而米夫对中国党造成的重大影响，却远远没有肃清。
　　米夫为了给他推行的“左”倾路线唱赞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而著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的小册子中，在关于农民问题、关于工会和农会会员的数量问题、关于红军问题和描述红军长征等一系列问题上，伪造数字，夸大事实。毛泽民用事实一一加以批驳。
　　毛泽民还更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马努伊尔斯基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发言中，列举的多处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和数字。但马努伊尔斯基引用这些数字还是留有余地的，都用了“根据王明同志所说”这样的字。
　　毛泽民质问：这些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究竟在干什么?！他把犀利的笔锋直接指向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之称的王明。他针对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编造的“天方夜谭”，给予不留情面的揭露。
第三章 从档案看毛泽民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政治立场（3）
王明在报告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的战果是：击退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其中20个师被消灭，缴获步枪20万支、轻重机枪5000挺、数百门火炮和重武器……”
　　毛泽民逐条予以否认：“这些数字远不符合实际。就拿缴获的步枪的数字来说，实际上不超过所说的四分之一，即5万支；关于缴获的火炮和重武器，当时，红军并没有见过重型火炮，除了1930年在与蒋介石作战中缴获过2门火炮外，再也没有缴获过。”
　　在谈到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果时，王明说：“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为拆解其中8艘，用了1万名工人。”
　　看了王明这段报告，毛泽民只能无奈地一笑。在此期间，除了红二军团曾在有船运河流的湘江地区作战外，红军部队基本没有在任何小型船运河流的地区作战过。至于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的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毛泽民不无讽刺地“回敬”道：“为了拆解8艘汽船，红军竟雇用了1万名工人，看来，这些汽船真是够大的！”
　　王明又说：“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国苏区，即稳定的地区和有游击队行动的地区，面积总计为135万平方公里。仅稳定的苏区就有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比德国的面积大％，比日本的面积大％，比英国的面积大％。此时，红军正规部队已经超过35万多人，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有60万多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各种半武装的群众组织。”
　　毛泽民针锋相对，戳穿王明的谎言道：
　　我首先应该解释的是，1934年，不仅稳定的苏区没有68万多平方公里，而且红军曾到过的地区也远远没有达到比日本的面积大％，比英国的面积大％。这种说法像是天方夜谭，远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认为，1934年，稳定的苏区最多是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整个苏区的人口不超过400万到500万。
　　第二，正规红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35万人。到1934年初，全中国的正规红军共有15万人。这是最大数字。所谓非正规部队，即武装支队和游击队，全国最多共有王明同志所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总之，如果我们有王明同志所说的如此之多的军事力量，那么，国民党政府早就被推翻了！
　　那么，1934年1月，我党领导的稳定的苏区面积究竟有多大？红军正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作者无从一对一地准确核证，但只要查阅历史资料，看看中央苏区和川陕苏区——全国最大的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的情况，便可见一斑。
　　毛泽民援引的王明在俄共（布）十七大的发言，以及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