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诺奖，世界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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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图：瑞典学院的部分院士。左起：彼得·恩隆德（前常秘，已离席）、萨拉·斯特里斯贝里（已辞职）、谢尔·埃斯普马克（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已离席）、霍拉斯·恩达尔（前常秘，面临辞职压力）和斯图雷·阿伦（前常秘，面临辞职压力）。摄影：亨里克·蒙哥马利
　　如果没有了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将会怎样？
　　——也许不会怎样。对诺贝尔奖的迷恋是病态的，至少过于浪漫。这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该奖自我投射的光环，因为异常耀眼，外界往往以为那是一个圣洁的、一贯正确的所在，而想不到那里同样沾染了傲慢、昏聩、丑恶与肮脏。
　　——但会令人伤心。世界将失去最有声望的文学奖项，一年一度的文学盛典不再延续。没有了诺贝尔奖的招引和激励，很多读者和作家兴许会卸下最后一份负担，转移阅读和写作的方向，就此告别有难度的严肃文学。同样，一旦无望通过来年获奖而赢利，出版商将倾向于回避冷僻图书，减少相关投资，进一步远离利润微薄的选题。文学——我们现在珍视的那种文学——将不再有人追逐，甚至不再受人尊重。结果是思想的平庸，语言的堕落。
　　乱伦文化害了诺贝尔奖
　　瑞典学院上周宣布诺贝尔文学奖暂停一年。因此，今年10月不会像往年一样产生新的大奖得主。2018年的获奖者将和2019年的获奖者一起在明年公布。
　　“文化人”丑闻及其导致的一连串人事变故，几乎打垮了瑞典学院，不仅让它在制度上陷入瘫痪，对诺贝尔奖的声誉也是又一记沉重的打击。
　　两年前用大奖表彰美国歌手的做法，已令人对学院的职业判断力产生了深刻怀疑。而在“我也”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文化人”在学院内外长期、大量伤害妇女而未获阻止的事实一经曝光，必定会在政治上对诺贝尔奖造成重创。
　　在上周发表的官方声明中，学院承认，作出停奖决定的原因是“学院减员和公众对学院信任度的下降”。
　　学院临时常务秘书安德斯·奥尔松还表示，尽快恢复公众信任也是“出于对过往和未来获奖者的尊重”。
　　换一个直白的说法：这是怕作家们嫌脏。
　　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也公开表示，学院的丑闻伤害了瑞典的国际形象。
　　著名的丹麦文学评论家、居伦达尔出版社文学总监约翰内斯·里斯对《政治报》指出，瑞典学院是个老鼠窝，“乱伦文化”（incestu skultur）威胁着诺贝尔文学奖，让它在自我封闭中走向堕落。自命的神圣不可侵犯，使学院与外部的现实世界脱离，殊难作出改变。
　　人事危机难以克服
　　汉学家莎沛雪（扎比内·佩舍尔）为德国之声撰文时写道，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整个评选程序都是十九世纪的遗物：秘密行事，父权制，不透明。
　　在瑞典电视台（SVT）的文学谈话节目《通天塔》中，曾为阿尔雷德·诺贝尔作传的记者和作家英丽·卡尔贝里说，瑞典学院中止颁奖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决定和一次纪念碑式的失败”。
　　4月27日，为了以实际行动声援早前辞职的常务秘书萨拉·达尼乌斯，四十五岁的院士萨拉·斯特里斯贝里也宣布退出，定员十八席的学院由此仅剩十人议事，低于作出重大决定必需的十二人，继续陷于瘫痪。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已明确表示，将变更制度，允许离席院士在去世前辞职，以腾出席位，增补新人。但《通天塔》的嘉宾们担心，即便如此，学院也难以在短期内克服自身的人事危机。
　　“他们怎么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着很多从未遇到过的难题。离席者当中又有谁真想走人呢？”出版人和记者斯特芬·法兰-李说。
　　“未来取决于他们怎么选出新院士。”作家和记者扬·吉尤说，“可是现在谁愿意跟霍拉斯·恩达尔同堂议事？他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捅了两位萨拉呀！”
　　恩达尔是学院的前常秘，因为公开抨击学院历史上首位女常秘萨拉·达尼乌斯、逼使她和萨拉·斯特里斯贝里走人，而在大众眼里成了学院男权势力的邪恶代表，再加上恩达尔的女权主义者前妻、在文化界影响力极大的赫尔辛基大学北欧文学教授埃巴·维特-布拉特斯特伦对他的持续批判，使他成了目前在位的最不受欢迎的院士，其形象甚至比“文化人”的妻子、离席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还要糟糕。
　　恩达尔的国际形象也不好。2008年，担任常秘期间，他曾公开抨击美国文坛过于孤立，过于自闭，翻译引进得不够，没有真正参与广泛的文学交流，“无知者自缚。”美国作家已有整整二十五年不曾染指诺贝尔奖（歌手除外），很多人对他那番话至今耿耿于怀。
　　院士们未必愿意辞职
　　虽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恩达尔却未必愿意主动离开学院。他是个顽强的男人。两年前，与维特-布拉特斯特伦的离婚大战成为轰动全国的文化事件，但他依旧在电视上谈笑风生，推销自己的新著《最后一头猪》（Densistagrisen）。书里半是格言式的片断，半是戏剧化的独白，俨然一份战争宣言。他以书名自勉，哪怕两性战争杀到一片尸山骨海，他也决不投降。
　　况且，院士是个肥差，享有优厚的学术津贴、旅行补助、豪华轿车、首都中心地段免费的工作室或住房（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租屋难于登天）、巴黎和柏林的免费宿舍、每周四丰盛的工作晚宴，餐桌上除了鸡鸭鱼肉，时常也有香槟助兴，说不准还能拿走诺贝尔奖的奖金——是的，就像1974年那一次，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两位自家人：艾温德·雍松院士和哈里·马丁松院士。
　　旅瑞挪威当红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所著三千六百页超长自传体小说《我的奋斗》的第二卷《恋爱中的男人》，也是一份对瑞典当代文化生活的出色记录，书中有一节写他和好友盖尔一起在饭馆吃饭，谈到1974年的诺贝尔奖：
　　“你说过两件事，我都记下来了，还想了很多。”盖尔看着我说，他手里的刀叉悬停在盘子上方，“第一件是你说起哈里·马丁松的自杀时讲的。他在接受诺贝尔奖之后切腹了。你说你非常理解他的动机。”
　　“对，可这是明摆着的。”我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作家的最高荣誉。可他的奖遭到了系统化的质疑。他是瑞典人，他是瑞典学院的院士，很明显有某种友谊成分在里面，很难说他配得上这个奖。如果他不配，这就完全成了笑柄。你得死壮死壮的才能挺过人家的嘲笑。对马丁松来说，他自卑感又那么重，这肯定无法承受……”
　　六十九年前的先例
　　瑞典学院在上周的声明中表示，推迟一年颁奖并非没有先例，但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远在六十九年之前。
　　1949年没有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学院认定：“今年获得提名的人当中，无一达到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所框定的标准。”
　　但旅居纽约、常年关注世界文学和诺贝尔奖的评论家米夏埃尔·奥特霍费尔注意到，匪夷所思之处在于，1949年的提名名单上，日后的获奖者竟然多达九位：拉格奎斯特、莫里亚克、丘吉尔、帕斯捷尔纳克、斯坦贝克、阿格农、加缪、肖洛霍夫和拉克斯内斯。
　　为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立下大功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1949年还没有问世，如果说他当时受到轻视情有可原，那么认为其他八位也达不到获奖标准就很难解释了。
　　1950年，瑞典学院同时颁发了1949年和1950年的两个诺贝尔奖，获奖者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
　　诺贝尔奖不是刚性需求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作家的时候，不仅能为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和书商带来经济收益，还能提升人民群众对文学的兴趣。
　　大奖固定在每年10月颁出，刚好与法兰克福书展的会期重合，可以有效促进获奖者作品的版权交易，并在西方国家形成两波销售高峰，一波是获奖者产生之后，另一波在圣诞节期间。在不以赠书为耻的国家，石黑一雄等大众喜爱的获奖者往往能够登临新年畅销榜的前列。
　　然而，对读者来说，诺贝尔奖不是刚性需求，至多是惯性需求，但现在，这种惯性在三年内已被两次打破。2016年，鲍勃·迪伦获奖后，因为没什么书可卖，往年法兰克福兴奋的尖叫听不到了，各地书店和出版商叫苦不迭，今年干脆无人获奖，为了挽救读者容易消散的文学需求，图书业必须另外想辙。
　　1926年，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奖。对这个奖，他有过如下评论：“我发现，原谅炸药这种邪恶工具的发明者很容易，可你怎能原谅那个发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邪恶的人？”
　　瑞典学院座次表
　　座号院士 出生年龄当选备注
　　1 洛塔·洛塔斯 9辞职
　　2 博·拉尔夫 9
　　3 斯图雷·阿伦 0常秘（1986-99）
　　4 安德斯·奥尔松 8临时常秘（2018-）
　　5 马悦然 5
　　6 托马斯·里亚德 1
　　7 萨拉·达尼乌斯 3常秘（2015-18）离席
　　8 耶斯佩尔·斯文布罗 6
　　9 燕娜·斯韦农松 7
　　10 彼得·恩隆德 2常秘（2009-15）离席
　　11 克拉斯·厄斯特格伦 4辞职
　　12 佩尔·韦斯特贝里 7
　　13 萨拉·斯特里斯贝里 6辞职
　　14 克里斯蒂娜·隆 6
　　15 谢斯廷·埃克曼 8辞职
　　16 谢尔·埃斯普马克 1离席
　　17 霍拉斯·恩达尔 7常秘（）
　　18 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2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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