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即章伯钧)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 的下场,甚至在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 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 吃饭的圆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 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 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 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 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 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 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 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 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切的、亲 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就越发 地疏远疏隔疏离。诸如,二十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发起 “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参与筹措成立“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章伯钧,便是一种错误。唯 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 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 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这也难怪,五十整的年纪,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 的副秘书长,叫辛志超。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 的门坎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 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 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里开会、谈事、作客、聊天 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 所以,我很能想像母亲认出他时的那股冲动、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那 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 地转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她有 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 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站立一旁的我,简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会不理我们的妈妈 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红楼 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背信 弃义,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 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章罗联盟和反右运动被钦 定者推翻,而这个“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 我的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 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议会里, 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仅仅是表明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 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因为各派所持立场、 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及相互攻击。这一切, 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 这些辩论、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老毛把右派定性为**、反人民、 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 视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在我们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 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 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 在这个问题上,我原以为新社会要比国民党做得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和过去没 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 放的、课堂里讲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讲, 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一句一个 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你在家里讲, 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惯黄炎培,儿子划 成右派,自己跟共产党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 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 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 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不坚持。自己一个 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 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 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 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 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 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 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 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 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 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 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 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 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侯,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 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 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 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 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 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 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 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小 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侯《参考消息》送进门, 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 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 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 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 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 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19)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 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 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 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 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 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 漠之上,而四顾茫然……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 快了。填好的入团申请书,被告知作废。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 作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发抖落。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 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 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 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随时向我发动攻击。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她的每次 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这时 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 极恶起来?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是我最难挨的时光。看着同学三三两两的 闲聊天,拉帮结伙的搞活动,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 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看着渐褪的夕阳,即使什么都不想,只 要鼻子一酸,那眼泪就流成了行。为了排遣空虚,我能借个蓝球,一口气玩它几 我的同学、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钤,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 之高,便对我说:“你那么爱好体育,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蓝球 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父亲这下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他口若 悬河地讲起来,认为洪钤的通脱,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然后,告诉 我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且毕业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 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亲建议我去看看曾朴的 《孽海花》,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发 现讲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他,真的寂寞。 时间一长,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决定不再去体校。下午放学回家,把功 课做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东翻翻,西看看,从北客厅遛到南书房,又 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再不,打开收音机,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一直 听到斗嘴架势的歌曲《社会主义就是好》。 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他问:“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 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就能给官方提那 么多条的批评意见;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心上长 草”之外,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 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理由是:“如 果我不学的话,将来你死了,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听后,父亲 大惊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奋,情绪之昂扬,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 父亲立即张罗起来。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 宝、镇尺印泥、碑帖、画谱。他自己充当搬运工,不叫洪秘书插手。什么康熙时 期造的墨,给乾隆爷进贡的纸,紫檀的笔架,端溪的砚台,还有祝允明、文徵明、 吴昌硕、金农、郑板桥、吴大??⒖涤形?热耍?约拔业笔本腿喜坏谩⑾衷谝布荺r 不起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手卷、册页。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都要数落给我听, 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我心疼得叫:“爸,别搬了。”他却乐此不疲,止都 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也陪着我们高兴。可一旦发现父亲有时亮 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便有些愤愤然,对父亲说:“你这个老头子!居 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写了多少书信,你都不把好 纸好墨给我,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把好东西 母亲说这话,最初只是嗔怪,后来她还真的呕了点子气。父亲赶紧陪笑。 继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的老师问题。 父亲说:“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 母亲的书法特棒,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抗战时期“民盟”给中共中 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连周恩 来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母亲接到被聘 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的委员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术家, 怎地成了委员?后来遇见周恩来,周说是他提名的,说:李健生懂书法,对碑文 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让我从篆隶练起。挑了一本邓石如 的《石鼓文》册页,叫我天天临摹、反复书写。说什么时候练熟了,写得像个样 子,才能歇手。我爱练字,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支笔、每一 张纸、每一块墨。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先练字。母亲不怎么看我写, 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整个字都写得好,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字的某个局部 写得不错,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变得像人工绘制 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纸提笔,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 看。管我写得好歹,父亲是一概欣赏。他在不停地夸奖我的同时,还不断地自责, 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现在眼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其实他的自责,仍旧是对我 的欣赏与疼爱。在我写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 同的寂寞,一起感受着快乐。尤其对于父亲来说,无论是给我布置画室,还是看 我练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润泽着他的心田。 谁来教我画画儿呢?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你看,陈半丁怎么 我说:“当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够不着。” 父亲笑了,说我傻。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 父亲把洪秘书叫来,让他与陈半丁联系,问问: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 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话 儿,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听到这“非常欢迎”四个字,父亲实在舒心。 我问:“咱们去之前,干嘛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亲答:“他有两个家。” 我后来才弄懂父亲说的“两个家”,是个啥意思。 陈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陈半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面部所 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银盆,目如朗星”,是评书里形容 男性的惯用词语。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套在他身上,“银盆”略有些过分,而 “朗星”却很是得当的。 沙发前面的茶几上,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这显然是给我们的。望 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绿染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 间,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它的诱惑,简值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实在 忍不住,自己先就喝开了,一口、两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 嚷道:“爸,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会这么香?” 陈半丁说:“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 父亲见我如此牛饮,便道:“陈半老,请莫见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 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 父亲细细啜饮,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赞不绝口:“这里的茶,让我 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 从这话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父亲曾 说过:如到别家作客,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 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陈答:“我在大跃进。” 父亲困惑不解:“画家怎么大跃进?” “画家的大跃进,就是把画越画越大。”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自己 的画桌说:“这张桌子够大了吧?不行,不够大,要画更大张的,我就挪到地上 画。后来,这样画也不行了,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画。” 讲到此,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 宽,竖有多长。父亲听得直摇头。 陈半老说:“因为大跃进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跃进 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画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这样大的画,该如何画呢?” 陈答:“脱了鞋,站在纸上、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西南角画它一棵松, 东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边添石头,藤蔓底下开菊花……。至于这幅画的全貌, 我也难知。因为画完以后,我家无法张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 一阵闲谈后,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 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父亲向陈半老请教,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 陈半老说:“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那些规矩就免了。” 我问陈半老,今后是怎样个教法?答曰:“画好一张或数张,拿来我看。” 在归途,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回家见到母 亲,我还没来得及说个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抢先一步“报导”。我很知道父亲 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 父亲自己也看出来,要陈半老一枝一叶、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 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这时,父亲想到 我问:“谁是潘素?” “张伯驹①夫人。” 父亲说:“此人大有名气。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 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 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 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②。家中的收藏, 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爸爸有字画五 千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吗?”我不是不相信父亲,而在是我的脑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东西 “你从小背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这是李白的诗。” “张伯驹就藏有李白的真迹,叫《上阳台帖》。他把这个帖送给了毛泽东。” “你的罗伯伯(指罗隆基)不是常爱唠叨‘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 名’么?这诗句是谁写的?” “对,张伯驹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 “张伯驹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亲一路说下去,我听着,听着,仿佛觉得他不是在陈述某个事实,而是在 编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王国,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必张伯驹是风流倜傥,器宇 轩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满堂。 可父亲又说:“我们去他家,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因为张伯驹把这些最好的藏品,捐给了国家。我们只能见到文化部长沈雁 冰发给他的一张奖状。” 父亲认为:张伯驹此举虽行于一时,其事却足以传后。 我继续追问:“爸爸,那张伯驹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或做过什么工作呢?” 父亲笑了,说:“他曾是盐业银行的董事。其实公子哥儿,就是他的工作。” 这个回答让我吃惊不小。 父亲随即解释:“别以为说个公子哥儿,就等于游手好闲啦。小愚,你要知 道中国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层里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 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 经过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头回去 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这次去拜望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 “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出慈慧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 路过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墙紧锁园内的美景,大门正面精致壮观的 影壁,足以显示出主人的尊贵地位与煊赫身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 风。”司机告诉我们:“郭老(沫若)搬到这里来住了。” 父亲听后,默不作声。我知道,这个从1926年留德归来便相识,一起参加北 伐战争、南昌起义,一道流亡日本,搭档数十载,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 车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岸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 亮。这儿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据说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银锭 观山”。老“别克”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 警卫员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人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 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发现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 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 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 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 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 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 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 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 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的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我断定,她不可能是别人,她是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 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西侧的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大而 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 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 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 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酢,越发 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带,高车驷马,极其 郑重。而张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我们这一老一少, 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 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 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不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右。 父亲问潘素:“小女该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父亲令下,我立即双脚并拢,双手垂直,向初次见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 一躬。遂问:“潘先生,我什么时候到您这里来学画呢?” 听了我的问话,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边,两人又在低声交谈。父亲 大概以为他们有什么不便之处,就主动开口:“贵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车接潘 和刚才的情形一样,没容夫人说话,张伯驹把手一摇,说:“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们误会这“不用”二字的意思,连忙带着歉意和解释的口吻说: “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弹古琴的学生,也在跟我学画。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 后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绍来的。我在与伯驹商量,是将你们两人合起来 教,还是分开来学。伯驹的意思是分开好。”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那位音乐学院的学生也 是隔周一次,时间也定于礼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别强调:如果我是本周日来学习, 那么就让弹琴的孩子,下周日来。 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 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 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 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 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 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 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 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 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 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张伯驹家学画,从临摹开始。在一点一滴的临摹中,潘 素向我讲述国画的基本法则与技巧。在教学的时候,张伯驹不进画室。他做自己 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乎只订有一份 《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伯驹, 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我每画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好教。 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我的 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 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术和其他门 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仅仅是向你讲 解一些绘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老师只能讲些格律 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 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创造力。”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着: 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谓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就变了。 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话;后来,除 了说闲话,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她喜欢懂事的女孩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张先 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戏。孟小 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标准中州韵, 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话头,也不发问,更 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 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三面红旗”“大跃进”“政 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 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 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 等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 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熟识 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 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 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 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 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 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 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 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 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 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 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 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叫出 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伯驹再进 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具,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间还 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年前,父 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间,亲情 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等我放学回 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 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以为 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双手背在 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们走过地安门 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素和我则紧紧尾随 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你张 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着警 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活似两 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妈大大发了 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我妈回到寝室,他 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 略感**。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地的 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在张伯驹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了上 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面包、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想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 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汽车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 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里,我感 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看来,喜好与 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事情 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东 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客是名票 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的他,早就手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还是 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衬得分外 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的学生,自可 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大千 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对我说: “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识、而是从直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我主 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年从香港 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 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文物局要办的事 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 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 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一个 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 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 (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⑤的问题。 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 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 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 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 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 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 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 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 (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 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 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 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 (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 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 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 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 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你是 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 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 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 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 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 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 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 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 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 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 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 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 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 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 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 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 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 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 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 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 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 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 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 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 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 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 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 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化钱、 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清 (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质地。 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心机。倒是 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克”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驹什 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我家的这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 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得几件字 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画 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 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 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涛、 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 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或者直接送 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生、邓拓,就我所 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化的钱,却要比我少。 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 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 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 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 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 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 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 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 《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 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 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 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 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 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 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 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 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 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 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么都 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 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 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 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 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是滋 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 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张 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毛泽 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所感。就是午 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诗吟联填 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 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 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 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 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接近。 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诗人的天性 ——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一般中国人尚不 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会”“北京中国 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 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 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 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 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右以 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就举着涂 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都来听他的吟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词谱》 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 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颇 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们对 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方可成器宇。二者去其一,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有我还无我。我既非常我,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总 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 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 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 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 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 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差得 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 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 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 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他 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一摞一 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著素色长 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那老竹杆发出的 “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但 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页,然后 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伯驹从来不问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过就 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鹊,夏 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 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爱文物。但我认 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 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 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候开 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常常是无 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上。他告诉我, 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 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夜宵。 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叔岩学戏, 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说:“那些烟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备好的。” “余叔岩干嘛非得抽**?” “那是他的一个嗜好,很多艺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父亲所有的朋友中,没有谁吃这个东西。也许,我的吃 惊被张伯驹感觉到了,遂又补充道:“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的。他曾 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韵》。” 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他饰 黄天霸的《虮蜡庙》。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陈继先饰 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张 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 《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 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筱翠花、王福山《丑荣 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 “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 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 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 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 他自己亦做诗为记: 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演出后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余叔岩病 重。杨小楼病逝。程继先、王凤卿也撒手人寰。用张伯驹自己的话来说:“所谓 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⑦” 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气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老师和当代戏曲理论家们,正在讲台上和文章里宣布: “中国戏曲‘角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观众看戏,看的是内容。欣赏的 是艺术的整体。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把中国戏曲提高为一门整体性艺术。” 在理论上我的老师,当然是正确无比。但五十年的戏剧现像似乎又在为张伯 驹的见解,做着反复的印证。 张伯驹爱好戏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专家和名票。而这个 爱好的负面作用,是他当上了戏曲界头号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后,官方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 八字方针是毛泽东定下的。而针对中国戏曲的具体文化政策是:“三并举”(即 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者并重)。我就读期间,文化管理部门贯彻“三 并举”方针,特别强调大编大演新戏。不用说一向对新文艺抱有好感的周信芳, 如鱼得水地推出了《义责王魁》《海瑞罢官》,就是一贯主张移步不换形的梅兰 芳,也以豫剧作底本,调动自己与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挂帅》。 我喜欢听旧戏。单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张君秋唱的, 或是赵燕侠演的,都好。这么一个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戏,居然能让观众一而 再、再而三地去欣赏。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艺术处理与舞台细节,共 同传递出一个含冤负屈的青楼女子的内心情感。它正如张伯驹所言:“这些角儿 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欢看新戏,尤其爱看余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戏,如《野猪林》。可我 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看的许多 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怎么个演法。 这时他的兴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一句唱词,老谭当初是怎 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 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老师给张伯驹下的“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 我觉得如此判定,也恰当,也不恰当。他的确保守,保守到顽固的程度。可是他 的保守与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是艺术的。他的保守顽固,是来自长期 的艺术熏染和高度的鉴赏水准。要知道,中国戏曲是以远离生活之法去表现生活 的。这种表现性质注定它将形式美、高级的美,置放于艺术的核心。它的魅力也 全在于此。而魅力产生的本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趋势。张伯驹要抗拒和阻止 这个趋势。故尔,他的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 痴迷。也正是这种维护的态度和痴迷的精神,让张伯驹在(19)57年栽了跟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文化部副部长钱 俊瑞和刘芝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都强调在剧目 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奋。 “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怕艺 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 放!放!除四怕!’他说,坏戏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开讨论,这样它可以 成为提高群众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题材。他还强调戏曲干部应当刻苦钻研, 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学会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草为有用之花的本领。 “刘芝明在报告中主张挖掘戏曲传统的范围要更广泛、更深入;在戏曲之外, 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这样做。 “周扬对国内目前形势和变化作了分析。他揭发了戏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且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建议,过去文化部所禁止的26个 剧目无妨拿来上演,请群众发表意见。 “在戏曲剧目工作方面,周扬归纳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 演出、重点加工’。他说,这些工作一定要紧密依靠艺人和群众,坚决反对用行 政命令和压服的工作作风。 “周扬认为,‘戏改’这个名词已成过去,因为戏曲工作者都成为社会主义 文艺工作者,新剧目也大量出现,舞台面貌已经改观,除了一部分遗产还没有整 理以外,还要‘改’到何时?‘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⑧” 周扬等人的这番话,在别人听来不过是领导发出的新指示、文艺政策的新调 整。但传到张伯驹耳朵里,那就变成了强大的驱动器和兴奋剂。因为早在五十年 代初,他就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名艺术家,以父亲、罗隆基、张 云川等民主人士为赞助人,上书中央,要求纠正文化领导部门鄙视传统艺术的倾 向,成立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现在终于从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那里听到 了“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的口令,张伯驹欣喜若狂。在“发扬国粹、 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范,他要主动工作,自觉承担。为 了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 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 他联络其他专家和艺术家,开办戏曲讲座,举行义演。 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粹在于表演,而表演的艺术精粹在于技术、技法和技巧。 而这些高度技艺的东西,只存活在具体的剧目中。它实在不像西方的舞台艺术能 够拆解为元素或提炼为一种成分,并独立出来。张伯驹眼瞅着一些包藏着高招绝 技的传统剧目,因内容落后、思想反动或被查禁、或被淘洗,而忧心如焚。张伯 驹目睹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因从事教学不再演出,而愤愤不平。现在好了,在 官方“尊重遗产”的政策精神下,技术含金量高的传统剧目有了重见天日之机。 张伯驹在这个时刻推出了老戏《宁武关》⑨《祥梅寺》⑩。他的选择戏的标准, 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 “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 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情绪高昂的张伯驹,对老艺人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意思 是说今天的人没见过好的技艺,叫新社会的观众、包括那些领导文化的行政官员, 张伯驹的话,没说错。《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 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 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实在漂亮。这个 时候的张伯驹全然不想:毛泽东是怎样打下的江山?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 成、黄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说,张伯驹为自己珍爱的国粹操劳了一个白天; 那么,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否应该无声自问:事情是否真的这样简单?事情是 否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现实已被涂得一派光亮的同时,还存在着别样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