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整座桂林城里，涌动着一种拔节生长的气氛。未来的可能性似乎正在展开，而人们也越来越愿意回望过去。
退休后，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去了很多地方，其中一处就是桂林。
2013年4月，胡锦涛与夫人刘永清到这里小住。彼时，他刚刚卸下公职，一身轻松。有网友拍到他游览桂林叠彩山的照片，脸上满是笑意；其中一张他与刘三姐扮演者黄婉秋的合影，还被中国网用于新闻图片报道。
如同桂林其他山水景区，叠彩山环境很好，树林阴翳，鸟鸣啁啾。只是那天游人并不太多。一位陪同人员记得胡锦涛当时还问：都说桂林旅游很不错，怎么游客这么少？
当地官员多少感到紧张，答：时间尚早，很多游客还没到。不久后，游人果然多了起来。
对这座城市来说，类似的尴尬依然存在。人人皆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正遭遇一场身份的危机。
一直以来，它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座知名小城。描写漓江风情的《桂林山水》是小学生的必学篇目；第五套人民币20元面值的背面，也给它留下一席之地；国家领导人倾心于此，外国政要不断来访。
但在山水的赫赫声名之下，人们对桂林城市的印象反而越来越模糊。
到过桂林的人，常常生出“一流山水，三流城市”的感慨，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还该有更精妙的城市规划来匹配。在中国进入旅游市场爆发期后，面对丽江、三亚这些后起之秀的挑战，老牌旅游胜地桂林似乎正在丧失江湖地位，“甲天下”的赞誉背后，也多了几分复杂意味。
桂林是1949年后中国最早开放旅游的城市，它是一张名片，也是一个样本，在这座城市发展的纠结与突围里，有太多值得深究的细节。
在桂林的一周，胡锦涛和夫人都住在榕湖饭店七号楼。饭店临湖而建，风景优美。七号楼更是建在一座半岛上，三面环水，人景交融，如在画中。
七号楼是一栋二层小楼，二楼有一个小餐厅，两人常在那里单独用餐。虽然食材的安全检疫流程复杂，他们的菜色品种却相对简单。这对夫妻的餐费一天才160元。离开前交过餐费，榕湖饭店开具的发票上印着：胡锦涛（两人）：1120元。
榕湖饭店是桂林唯一的国宾馆。据饭店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廖忠强介绍，榕湖成立六十年，共接待了数百位国内外政要。尤其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桂林，必定在此下榻。1949年后，桂林城的所有荣耀与盛名，都与此地有关。七号楼是榕湖饭店入住领导人最多的建筑，有“总统楼”之称。包围着这栋白色小楼的是桂林四大内湖之一的榕湖，由此登船，沿城中水道而下，便能进入漓江。
桂林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自唐宋起，就不断有官民到桂林游玩的记载。人们留下的诗画石刻，成为桂林最好的广告词。到抗战时期，茅盾、徐悲鸿等众多文化大家聚集在此，群星闪烁程度，不亚于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
1949年之后，政治人物的青睐又为这座城市塑造了新的江湖地位，执掌国柄者的到访，成了它最好的宣传片。廖忠强翻出饭店里的题字簿一一介绍，除了毛泽东外，几乎所有的革命领袖都曾到过桂林。
周恩来到桂林是1960年。当时他与陈毅一同偕夫人泛舟漓江，提议当地官员可以在两岸种些凤尾竹，既可保持水土，又可美化风光。总理一句话，造就了今天漓江两岸的竹林美景：他走后，当地政府立即发动沿岸群众，兴起种竹运动。
桂林对周恩来意义特殊。抗战期间，他曾三次抵桂，指导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并就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与国民党保持沟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得知，年轻时与自己在天津闹学潮的一位女同学也在这里生活。此次周恩来到桂林，一个目的就是寻访旧友。
除了领导人怀旧休憩，桂林更成为外事接待的重要一站。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无论城市面貌还是旅游设施发展都很滞后，有朋自远方来，自然造化的桂林山水就成为很好的招待礼遇。1963年，陈毅陪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桂林，情之所至，留下诗句：“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
国外元首来桂林的人数，一点也不比国内领导人少。由榕湖饭店编撰的《榕湖家书》上列出了93次中国领导人的接待活动，接待外国政要，则有101次。于是，桂林平均每年都会有一两次亮相世界媒体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很快声名远播。
1973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对外开放旅游的城市名单，桂林名列其中。据《桂林通史》记载，同一年，桂林成为仅次于北上广的第四大旅游城市。这之后近二十年时间里，桂林接待外国游客的数量仅次于北上广深四座城市。1979年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券，桂林象鼻山被印在50元面值外汇券的正面。偏隅西南的桂林，成了中国最知名的三线城市。
桂林人长期以来都存留着生在千年古城应有的荣耀感。1949年之前，桂林是与重庆、昆明同一级别的城市。作为全国模范省首府，它抗战期间不但接纳了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也为此付出了满城焦土的代价。1949年后，尽管广西首府由桂林迁往南宁，但这座城市依然吸引着国家领导人的目光，“当时级别上升一格调去南宁，许多人都不愿意。”当地一位官员说，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现在哪怕是平级调动，人们也更愿意去南宁了。
1973年是一个拐点。这一年，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游览漓江风景。来之前，他听过太多关于漓江美景的说法，但身临其境却发现完全不是想象中那样。
“一条黄龙、一条黑龙在漓江翻滚。”长期在桂林环保局工作的罗桂江如此向本刊记者描述当时的漓江。在经历了“大跃进”、建设“小三线”等运动式建设后，桂林上马了许多工业项目，片面追求数量，让人们忽视了环境，电厂的黑水、造纸厂的黄水直排漓江。
“漓江污染成这个样子，还能‘山水甲天下’吗？”邓小平询问当地领导，“你们为了发展生产，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请你们好好考虑。不然的话，功不抵过啊！”
但之后，邓小平受“四人帮”冲击被撤销一切党内外职务，对漓江的整治，直到70年代末才终于提上日程。
1979年，《光明日报》相继发表《拯救桂林》系列文章，披露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很快，国务院环保小组派出调查组到桂林进行全面调查。《人民日报》刊发了调查报告，并配《以桂林为戒》的短评，强烈批评桂林市为发展工业忽视自身旅游优势，透支环境。
在中央的压力下，桂林中断了已渐成规模的工业化版图。当改革开放的风潮吹遍全国，座座城市都在铆劲发展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时，桂林却反其道而行。罗桂江说，那段时期，桂林“关停并转”了三十多个工厂和车间，“是中国第一个开展工业污染大治理的城市”。
这原本该成为这座城市的骄傲。同样值得骄傲的地方还有很多——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规定桂林市的城市性质为社会主义风景游览城市；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桂林位列其中；同年11月，漓江又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名胜区；1985年，国务院对桂林的城市性质和发展前景规划进行批复，特别强调：“桂林市是我国重点游览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建设都要与这一性质相适应……”历届领导人更是经常对桂林做出批示，要保护漓江，保护山水风光。
但为了把中国风景名胜这张名片保护好，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桂林很难走工业化的道路。而中国的旅游市场刚刚形成，其收入根本无法支撑一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选择了环境的桂林，在当时全中国“GDP至上”的背景下，逐渐被边缘化。
“当时‘关停并转’的厂子太多，（桂林）无以为继了。”77岁的老桂林人麻承福回忆道。麻承福七十年代末在桂林市进出口委负责旅游外资的引进和管理工作，八十年代又进入旅游局担任规划外资科科长，深知当时桂林面对的困境。味精厂、染织厂、化工厂、发电厂、冶炼厂纷纷关停，桂林经济顿时跌入低谷，财政收入难以为继。“当时靠旅游业养活自己很难，还要大量的投入搞城市建设，搞旅游基础设施。”没有钱，这些工作都无法进行。这些工作做不了，桂林城市的整体形象便上不去。
以漓江闻名的城市，没有像样的码头。吸引大量外国人前来，却连供电都不能保证。“常常拉闸停电。”麻承福说，“一拉，在岩洞里参观的外宾只好在黑暗中等电来，等不到，就打着手电筒往外走。”
甚至，这座旅游名城连住宿条件都跟不上，一些游客不得不打地铺过夜，于是便有了“桂林山水甲天下，来到桂林住地下”的自嘲说法。在许多桂林人眼中，改革开放后全国各级城市脱胎换骨，桂林城却变化迟缓。
长居桂林的世纪华顿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邬永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讲了一个故事：北京秋季房展会，桂林去了十几家房地产企业，结果少有关注。有对夫妇来参观，丈夫说去看看桂林的房子，老婆就说桂林太远了，还是去看海南吧。“桂林到北京的距离，明明比海南近啊！为什么人家会觉得远？”邬永柳慨叹，这是心理的距离——长期以来只注重山水的宣传方式，已经给许多人留下了“桂林是偏远山区”的印象。
桂林市区并不大，只565平方公里，还没北京的通州区大。但也正因为小，让桂林的特性显得非常明显：这座城市的主城区被两条江和四个内湖包围。从主城区任何一个地方出发，步行十来分钟，便能过江遇湖。历史上，人们也常以“日内瓦”作比。
“上世纪四十年代，桂林的市长已经提出来要把桂林建成‘东方公园’。”《桂林通史》一书的责任编辑韩海彬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桂林还是在国民党治下，市长苏新民便以世界性的眼光来打量这座城市。桂林光复后，苏新民主持制定了《大桂林三民主义实验市计划》、《桂林市新市建设计划》等一系列重建计划，希望将桂林打造成一座风景都市，“若欧洲之瑞士，浙江之杭州”。
为此，苏新民的班子编制了桂林市详细的街道、建筑地图。“细到每条街、每一户都有”，韩海彬说。只是计划未等实施，国民党败走台湾，桂林城由共产党接管。这之后，依照50年代初期国家的总体战略规划，桂林被定性为工业生产城市。
但生在这样如画的环境里，人们总是不甘如此。1963年，在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支持下，桂林市市委书记黄云等人组织了桂林规划设计领导工作小组，重新对这座城市进行规划改造，提出要打造一座“东方日内瓦”。
经过5个月的工作，工作小组最终确定了改造目标：住宿舒适、交通方便、服务设施完善、环境卫生、风景优美、轻手工业发达的中国式的风景游览城市。其中许多设想，即便在今天看来，都毫不落伍。
遗憾的是，运气又没站在桂林这边。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黄云被批斗，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也在动乱中被打倒，这一极富远见的规划最终湮没于狂飙式的政治运动中。桂林的城市建设自此进入近30年的失落年代。
这期间，桂林市政府想过种种办法，但经济都少有起色。财政压力逼得桂林市决定主动出击，到北京去，跑项目资金，要政策支持。
“做起来很难”，麻承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经跟着负责旅游和城建的副市长四次进京跑部委。“一般中央不接待市一级的”，除非你能找到人从中牵线，否则即便到部委门口，也找不到相关负责人，甚至要政策都不知道往哪里要。“老找人，包括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能动用的就动用了，熟一点的都动用。”有次，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带着他们到中南海去，想要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人数太多，工作人员不让进。副市长只好先进去，让他们到后门等。等副市长汇报完宏观的工作，需要了解更具体情况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再去后门带领他们。
当时中国经济刚开始复苏，财政也并不充裕。“但是还不错，（中央）也给了不少钱，零零星星的，国家旅游局也给些，经委也给些，治污也给一点。”麻承福说，朋友们曾自我解嘲：“我们是‘借帮’，就是讨钱的人。”
对历史“欠账”很多的桂林城，这点支持还是如同杯水车薪。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桂林仍然是一座建筑物破旧，街道老化失修，城区路不平、灯不明，生活污水直排内湖、散发恶臭，市容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的城市，犹如“一个漂亮的姑娘穿着破烂的衣裳”。
财政重压之下，政府在经营这座城市时，更无暇他顾。当国内旅游市场逐渐被释放，游客的需求多样化，三亚、丽江、杭州等旅游城市不断发展时，桂林仍然在吃老一套。“‘三山两洞一条江’，这是桂林四十多年来的广告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旅游研究所副所长黄伟林说，这个一成不变的广告词，不免对游人产生误导——到桂林来就是看这几样景点，看完了就走人。“在中国旅游业的早期，这个概括非常鲜明生动，有促销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的的确确把桂林的文化内涵弄没了。”
七八十年代，桂林统计旅游数据时，总是自信地与北上广对比。但现在，这个表述变成了：境外游客在同类城市当中排名第一，加上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桂林也是排在前十位。
在谷底徘徊了很长时间，桂林在1998年遇到了一个机会。那一年，桂林完成了地市合并，李金早当选为地市合并后的首任市长。
李金早是“中央”来的人。在到桂林前，曾在中央部委工作过。在当地一些观察者看来，这些经历使得桂林与中央部委之间的沟通渠道更通畅。
1998年的一天，李金早注意到中央发出的一个信号：中国政府决定由适度从紧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他是经济学博士，他又在财政部干过，之后去了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桂林市旅游局研究员庞铁坚说，李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机会，了解到财政部门释放的鼓励投资、加大基础建设的信号。“所以我们很快就把申报国债资金的一些项目，按照要求做好可研报告报上去了。我们报到自治区时，其他各市都还没反应过来。”
报告很快被批了下来，桂林获得了十几个亿的国债资金支持。而这笔资金，又带动社会资金的进入，由此开始了1949年之后桂林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
罗桂江从桂林市环保局局长的位置调任核心改造工程“两江四湖”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桂林最终打通了“两江四湖”，建成了环城水系。这是对宋代桂林城市水系的恢复，“更重要的是，经过排淤、治污，水质得到净化。”罗桂江说。
那一次改造，使桂林摘掉了“破破烂烂”的帽子，一个“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山水城市规划已经初显。然而，也有一些遗憾——湖山之间出现了10多座奇怪的景观桥，美国旧金山金门跨海大桥被缩小，架在了桂湖上；再细看，欧洲巴黎塞纳河上的拱桥，也按比例缩小镶嵌在了桂林。
这样的仿制，对于这座最具中国水墨意境的城市而言，显得有些荒诞。
“两江四湖”改变了老城区的面貌，但没有为桂林留住多少游人。邬永柳调查统计，游客在桂林这座城市的平均停留时间只有一天半，他们更愿意选择到桂林下辖的阳朔县城去。
在黄伟林看来，现在的桂林就像一座大超市，游客不少，但都匆匆而过，旅游的方式也廉价、低端。“超市挺好，但桂林的旅游不应该只有超市这一个选择，也该有精品店，甚至奢侈品店，你说是不是？”他觉得桂林真正的特色，是山水、文化天人合一，这是一座有历史有底蕴的城市，山水再美也不该把文化淹没。
庞铁坚和他的同事们，也在思考这些问题，为桂林的旅游寻找新机会。2009年12月，他们看到了国务院下发的那份《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程式化的文字里，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句话：“桂林要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打造国际旅游胜地。”
“那个文件一万五千多字，提到桂林发展的远景就这么句话，如果不把它变成具体可操作的东西，很快就被淹没掉了。”庞铁坚很快向市委做了汇报。桂林市委市政府要求旅游局拿出一个方案，尽快上报相关部委。
文件最终被转到了国家发改委社会司。2012年11月1日，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批复了《关于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并承诺会对日后的建设工作提供支持。
一个个大项目迅速被提上日程：高铁建设、航空公司重组、道路改造、高新区开发……
黄伟林说，政府也开始意识到桂林的城市形象需要重塑，除了山水牌，也得打出文化牌。今年3月，公共部门邀请专家学者一同商讨：桂林历史文化该怎样保护与利用。市商务局也在策划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文化产品纳入桂林“城市礼品”。
资本开始对这座沉寂多年的城市刮目相看。2013年，数个百亿项目进入桂林，几十亿的项目更多。在通往阳朔县城的公路上，庞铁坚指着右侧一片苍翠的山谷说，那里将会建一个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300亿元。仅仅万达的资金进入，已经超过2008年桂林引进的587个项目投资的总和。
整座桂林城里，涌动着一种拔节生长的气氛。未来的可能性似乎正在展开，而人们也越来越愿意回望过去。无论是1940年代苏新民畅想的“东方公园”，还是1963年黄云规划的“东方日内瓦”，都在提醒我们，对这座得天独厚的山水之城，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期待：它该是座属于世界的公园，既现代，也优雅，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文|张恒 喻盈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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