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为什么叫陕甘兵变?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06-18 18:01 标签： 西安事变内容

站在张学良立场上，如果不西安事变，那就两个选择：

1.继续打。这个不用想了，打不过，而且差得远。连徐海东的二十五军都打不过，还说中央红军。更坑的是师都被打掉了，中央不但不给补充，还撤掉番号。这么打下去东北军不是全军覆没，就是集体投共。怎么打？

2.让中央军来打。实际上蒋后来要的就是这个条件。蒋也看出东北军不是红军对手，所以一直提的，包括此次去西安的主要目的，都是说服张杨，让中央军进入陕西来打红军。蒋开的支票很不错，我来打，你歇着，打完就走；或者我来打，你走，到浙江或者哪里再给你一块地盘。问题是张学良要是能信这话，就真见鬼了。蒋这一招在四川贵州已经玩过了，王家烈怎么莫名其妙把地盘丢的，张学良心里能没个AC数？至于换地盘就更是笑话了，自己带着东北军成建制的到老蒋的核心地盘里呆着？这话蒋能说出来那是真演技派，张要是信了就是彻底白痴了。所以，中央军进入，不管能不能剿灭红军，张学良的下场都只能是王家烈或冯玉祥那种失去军队地盘，彻底只剩闲职。

张学良作为一个军阀，东北丢了，华北丢了，就手里这点军队和陕北这穷乡僻壤了，也替蒋卖命了，结果连最后这点都保不住，你让张学良怎么能咽的下这口气？这种结果，还不如当初在东北跟日本人拼了，大不了也是光杆司令逃回来吧。

所以，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有多种选择最后选择了这个方法，而是其他选项都是送命题，所以只好选了这条路。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国军和共军不是一个性质的军队。

共军是一支军队，所以不同部队直接属于兄弟关系，需要谁给谁配合，谁给谁救援，谁给谁掩护，都能如臂指使。哪怕后来已经多个集团军了，依然可以完美配合。

但国军不行，国军本质上是一群军阀混合体，中央军是最大的军阀，桂军、晋军、东北军、西北军这些属于小一点的军阀，再往下还有川军各部、滇军等更小一层的军阀，一直到下面占据一个或几个县的民团，本质上都是军阀。而且，每一支军阀一旦到一定程度，又会内部分裂成若干派系，实际上等于再次军阀化，如中央军后期就逐步形成了陈胡汤三个派系，虽然对蒋介石基本忠诚，但是都有自己的一定独立性，互相之间并不买账，无法打出合作战斗，所以实际上也是逐步新军阀化了。

军阀混合体，只能是常规利益相同时候一定程度的合作，一旦大利来了，必然抢夺；大灾来了，必然相互拆台，各奔东西。指望一方全力帮助另一方，甚至不惧牺牲的卖命，那是不可能的，永远也不可能的。连解放战争后期，南京政府已经风雨飘摇时候，中央军内部尚且友军有难不动如山，难道还指望中央军和东北军等新军阀作为一个整体去对抗共军？

至于为什么共军一直是一支部队，而国军确实军阀混合体？只能说双方代表阶级、政党纲领、军队性质、最终目标都不一样，最终体现在部队上，自然差之千里了。

提到「双面间谍」，怎么能少得了以金.菲尔比（Kim Philby）为首的「剑桥五杰」（The Cambridge Five）。

作为一批剑桥左翼学生，「剑桥五杰」从大学时就被苏联方面发展，加入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 即军情六处 MI6）。他们的无间道游戏从二战玩起，直到50年代，他们在SIS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尤其是菲尔比。

1951年「剑桥五杰」开始被怀疑时，不到四十岁的菲尔比已经是SIS驻美国联络站站长，并被颁予大英帝国勋章。之前他甚至还担任过对苏情报处负责人。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不是他所掩护的另外两人违反他的指示一起叛逃苏联，引起对他的怀疑的话，他有很大的几率会有一天进入SIS的最高级领导层。

事实上，根据去年刚刚解密的文件，即使是他后来叛逃苏联后，SIS领导层依然坚信他是无辜的。这恐怕就是「双面间谍」的最高境界了吧。

可惜的是，菲尔比来到苏联后反而被软禁在家，因为克格勃反而害怕他会逃回英国。不过苏联对他软禁归软禁，还是让他生活无忧，并且授予了他诸多勋章。但他虽然口头上说毫无思乡之情，却对真实的苏联多有失望。

1988年，就在苏维埃帝国崩溃之前，菲尔比率先一步离开人世。他的葬礼是人民英雄规格的。

就是以菲尔比为原型塑造的：

英国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当时在SIS的间谍生涯就是被菲尔比一手终结的。因此在他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一书中也以菲尔比为原型塑造了比尔.哈登（Bill Haydon）这一角色。

既然说到间谍，那还想再讲一个故事。或许不能算是「双面间谍」，但他绝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间谍之一。

他叫做佐尔格（Richard Sorge），同样也是一位苏联间谍。

作为德意志第三帝国驻大日本帝国大使的密友，他以记者身份游走于东京的德国圈子，并拥有阅读机密电报的权限。

正是凭借这些资源，佐尔格在「巴巴罗萨行动」前一周左右的时间即向莫斯科发出了警报（他是否得到了6月22日这一具体信息目前存在争议），但可惜的是被斯大林本人无视了。

但没关系，几个月后，佐尔格又向莫斯科发出了一封足以改变整个战争走向的电报：日军不会进攻西伯利亚。

这一次，莫斯科相信了。于是数十万红军远东部队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被运送到了西线，书写了「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无路可退」的传奇。

但随着日本反间谍工作的加强，佐尔格不幸被捕。日方本欲用这个大间谍与苏联进行交换，但苏联始终否认与佐尔格的关联。最后，佐尔格在1944年被处决。

1964年，苏联终于承认佐尔格的身份，并追授「苏联英雄」的称号。

菲尔比和佐尔格，是我心目中二十世纪最突出的两位情报人员。可惜的是，两人都为苏联鞠躬尽瘁，却都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回报。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因何失势？西安事变站错队

如果说蒋介石与二陈的关系疏远及至向交恶方向发展，在西安事变之前是一种量的积累的话，那么，到了西安事变，却发生质的变化。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一生经历中的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他常以此作为参照系来观察每一个人，从每个人在这个事变中的一言一行来判断此人与自己的关系。陈果夫、陈立夫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与何应钦一唱一和，尽管在主观上陈果夫、陈立夫并不想把蒋介石推向死亡的深渊，蒋介石对他们来说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无论怎么样，他们需要蒋介石，但是，在客观上，陈果夫、陈立夫的态度实在让蒋介石无法忍受，这无疑是把蒋介石往绝路上逼，这样一来，蒋介石怎能不恨他们。所以，就蒋介石与二陈的感情来说，西安事变的确成了一个分水岭，把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多年的私交，连同上一辈留下的那份感情一刀斩断。

陈果夫的献机祝寿把蒋介石害苦了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由于这时蒋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

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同时。由各地方各团体举行献机典礼。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在献机当天，空军还举行了飞行表演。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全国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有1200多万元。这次捐款所购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恐惧，为维护自己在华利益，所以在飞机价格和种类上都对中国照顾。

空军是兵员少，费用大的兵种。由于财政困难，中国空军此时还在初创阶段，力量单薄，距离可以和日本空军抗衡的目标尚远。此次捐款购机，是在此以前中国空军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以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非常大。陈果夫任主席的江苏省献机9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界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与会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

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在必行；但是，祝寿活动是明目张胆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多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避寿”，“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崧甫、刘峙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而在这之前，张学良曾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代蒋介石当替罪羊下野出国考察。1933年4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2月，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5年1月，改任张为武昌行营主任。日寇侵占华北后，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他在汉口对人痛切地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

这时，蒋介石曾有意委任张学良为贵阳绥靖主任，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桂、川、滇军阀发生火并后相机消灭之。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奸，拒赴贵阳，愿去陕甘，旨在将来以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这一年9月，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东北军驻陕甘。

张学良就任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甘、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结果，遭我红军沉重打击，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以极大的震动。张学良因“剿共”失败，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淡。以前张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何应钦、宋子文等都亲自去飞机场迎接。而吃了败仗之后，蒋介石只派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去迎接。

到南京后，蒋介石、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取消其被红军所消灭的师的番号，并减发军费。张学良见此情景，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内心更加动摇。正值此际，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面挨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愤懑。这时，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一是他已被蒋介石不重视了，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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