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匡林华 / 中国日报

虽然今年北京一入秋就显得凉风劲劲，寒气袭人，但中日关系却有冰雪消融，暖阳照春的迹象。今年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领导人互动频频。5月8日，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时隔8年正式访问日本。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李克强邀请，安倍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不难看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安倍和日本政府正在以积极姿态调整对华关系，中日关系正在步入正常轨道，面临改善发展的重要机遇。在当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受到巨大冲击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这种回暖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10月11日至12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联合举办的第四轮中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和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期间，中国日报旗下传播型智库中国观察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日关系未来走势，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对福田康夫进行了专访。作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福田康夫先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邀请。

这位82岁的老人同我们分享了条约的缔结过程，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美贸易摩擦和中日关系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当谈到中日关系对亚太地区发展的影响时，他严肃认真地说， 中日两国对维护亚洲整体稳定起着关键作用，而中美日三国若能维持良好合作关系，将惠及全世界。

采访的最后，他还亲手写下了“和平东亚”四个字送给中国观察。作为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中日间的重要沟通桥梁，福田康夫先生对东亚和平的深深期许是此次采访中令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

　　福田康夫手书“和平东亚”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您如何评价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安倍首相将于近期访华，您对中日关系有什么新期待？

40年前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虽然是在北京签署，但在国内还需要再履行批准手续，取得所谓的《批准书》才开始正式生效。

为了交换这个文件，邓小平先生携夫人来到日本，并且举行了《批准书》交换仪式。我本人也参加了这个仪式，是当时的见证人。在条约生效后，邓小平先生立即行动起来，到访日本的代表性国际企业，与企业的会长见面并提出了合作希望，彼此间达成了约定。日本的代表性企业新日铁和松下电器的二位决策人物都爽快地接受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合作邀请，承诺最大限度的合作。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质性进展是从这次会谈开始的。邓小平先生在日本完成的工作意义重大，他的访日之行推动改革开放进入了实质性的执行阶段。所以从我们的角度看，邓小平先生非常了不起。

而日本的大企业也兑现了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约定。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爆”作用。这之后的40年，中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进程，发展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认为40年前签订的和平友好条约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

关于近期安倍首相访问中国，我想他一定会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共同探讨各种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其基本主题应该是今后的日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会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不仅对于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非常重要，也对东北亚地区各国有所影响。我认为日中关系是亚洲整体稳定的关键因素。这次访问应该是彼此间确认这一共识的过程。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日本积极参与其中并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很多日本的产品和品牌都成为了那一代中国人的回忆。而今，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将进入新阶段。这一次，日本将如何参与其中？

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惊人，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其中也遇到些挑战。就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现有的问题是要提高发展质量。他在去年的十九大上也提出，今后的目标是要提高每位国民的生活水平。这应该正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大家应该也可以亲身体会和亲眼目睹到。

今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也会逐渐富裕起来，这是非常值得重视并且令人期待的。这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今后发展的目标，日本对此非常欢迎，我们希望能从各种与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的角度为中国提供支持。

今年的中美关系复杂多变，作为富有国际盛名的政治家，您觉得中美的出路在哪里？中美日作为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您认为三者之间应该如何更好相处？以及，您认为中日关系和中日合作对亚太地区的繁荣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从现实状况来讲，中美之间的摩擦应该说已经上升到“贸易战”了。以局外人的视角看，双方都是剑拔弩张的状态，如果不想付诸“战争”，那么双方必须正视彼此的问题，耐心坐下来谈。可能只谈一次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反复多次地对话。同时，我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应多去思考彼此之间如果出现纷争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并尽量将这一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双方必须抱着这样的责任感来交涉。

当然，我们非常期待通过对话能尽快有一些好的结论，这样的机会也还是有的。可能下个月在阿根廷就会有相关的会谈，但希望能在更早些时候有进展，现在电话或电视会议也都非常方便，希望能够采取各种方式尽快开始着手作出各种努力。

关于日美中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美国、中国、日本合计占有全世界40%的经济份额，如果这三国之间有纷争，那肯定不是好事情，甚至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崩溃。从这个角度讲，日美中三国应该保持良好的日常沟通，彼此合作，研判现有的努力是否可以使世界经济维持稳定向好的态势。

在这个背景下，如果单从日中两国的角度来看，两国加起来的经济份额也占到全球的两成，如果两国维持稳定的经济形势，可以增强周边亚洲其他国家的信心；而如果日中之间发生纷争，那么亚洲其他各国也会开始担心，我们不应该让大家产生恐惧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日中之间已经不能发生对立了，我们需要在时时顾虑周边各国以及世界形势的前提下来采取各种行动。从这种角度讲，日美中三国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中美之间也需要化解纷争，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使这样的良好状况惠及全世界。

“父子首相”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福田康夫1936年7月16日生于日本群马县高崎市，2007年9月至2008年9月出任日本第91任首相。其父福田纠夫（）于1976年至1978年担任第67任日本首相，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父子两代首相。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缔结。两个月后，邓小平作为中国领导人首次访日，与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批准书互换仪式上亲切握手。当时42岁的福田康夫担任父亲的秘书，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

1978年10月23日，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右二）欢迎邓小平访日（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24日下午，中国非官方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举办的圆桌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的加藤嘉一带来他的分享《美国战略家眼里的中国崛起——打破大国崛起的传统逻辑？》，与专家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围绕大国崛起和中日美关系问题展开讨论。（摄影：刘梦阳）

中国日报网7月25日电（刘梦阳） 日本青年学者、时事评论员、活跃媒体人加藤嘉一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归来，对于中日美三国关系有了新的思考。在回应笔者“日本在中美之间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问题时，加藤嘉一谈到：“在这方面日本很不成熟，思维总是停留在‘美国还是中国’的层面，其实日本别无选择——既要巩固日美同盟，同时又要发展对华关系。日本害怕跟中国走近了会被美国抛弃，因而当前一阵奥巴马访日时，日本上下媒体欢欣雀跃，其实这并不值得这么高兴，访日不过是美国保持平衡的需要罢了，日本应该真正警惕的是，美国在什么方面对日本不满意，从而巩固日美同盟。中美潜在冲突面是可以想象到的，日本应发挥建设性作用。”

24日下午，中国非官方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举办的圆桌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的加藤嘉一带来他的分享《美国战略家眼里的中国崛起——打破大国崛起的传统逻辑？》，与专家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围绕大国崛起和中日美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作为精通中日英三语，对中、美、日三国关系保持关注的日本青年知识精英，加藤嘉一的观点引发了现场激烈的讨论，笔者就加藤嘉一所分享的核心，以及媒体代表及专家学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总结梳理如下：

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崛起的传统逻辑能被打破吗？

2012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高调推出该概念。

根据加藤嘉一在美国两年的观察，以及对多位美国战略家的采访，他认为在对“新兴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认知上，中美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中国希望美国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如地缘政治方面的立场问题，而美方则对此有所保留，希望谈论实用性较强的共同利益，甚至将“新型大国关系”修改为“新型关系”，以淡化政治层面的因素，更多就经贸交流进行合作对话。而美国方面，还认为中国想要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因而对“中国崛起”怀有警惕。

而深究美国对中国崛起质疑的起源，加藤嘉一认为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美国不允许中国在东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需要维护其在亚洲同盟国（如日本、菲律宾等）的利益；第二，政治体制与价值观的不同，自8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国家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再到如今的中国另类的变化，不管怎样，美国始终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很难被纳入自己的发展轨迹中；第三，国家规模的历史性，中国在历史上具有的国家规模令美国对中国崛起存在质疑。

加藤嘉一曾在他的文章《我在美国看到的中国》中写道：“2013年‘习奥会’上，习近平主席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国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对等的大国关系。美国内心，包括政界和学术界对此未必接受——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眼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这种国际格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他在哈佛期间就“中国崛起”问题采访了多位美国战略家，得出的结论亦是：中国越崛起，世界越需要美国。美国要做到的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重振自己。

作为具有三方视角的日本人，加藤嘉一秉持和认同上述观点理所应当，他也极力将自己的立场调整到相对公允的位置，不过还是或多或少地带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眼光。中国崛起，无意于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也无意于争强称霸，中国的发展有赖于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课题都不应该是遏制其他国家地区的发展，都应该是和平稳定地发展自己，进而谋求与他国共同合作与繁荣。

在分享环节最后，加藤嘉一提出，“打破大国崛起的传统逻辑”这一命题目前来看不成立，“谈不上打破，而且会长期漂流下去”，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他作为一个第三国观察者，保持其立场再正常不过的选择。

谈中日关系，始终绕不开中美关系

圆桌讨论环节，一位与会者提出：“日本其实是半主权国家，无法决定自己的政治决策，处处受制于美国。”加藤嘉一对此表示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称正因日美同盟的特殊性，谈论中日关系，始终绕不开中美关系。

环球网高级顾问马世琨提出：“前不久一项网络调查显示，86%参与调查的中国人同意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加藤嘉一对此表示认同，尽管美国对中国地缘政治问题上存在着某些“小动作”，但不影响整体大局，中美战略靠近并没有减少，在方方面面的交流多到“甚至让日本羡慕”，表面看来，“坏不到哪儿去”占据了主导，相比之下，“中美关系比中日关系成熟多了”。

在回应笔者“日本在中美之间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问题时，加藤嘉一谈到：“在这方面日本很不成熟，思维总是停留在‘美国还是中国’的层面，其实日本别无选择——既要巩固日美同盟，同时又要发展对华关系。日本害怕跟中国走近了会被美国抛弃，因而当前一阵奥巴马访日时，日本上下媒体欢欣雀跃，其实这并不值得这么高兴，访日不过是美国保持平衡的需要罢了，日本应该真正警惕的是，美国在什么方面对日本不满意，从而巩固日美同盟。中美潜在冲突面是可以想象到的，日本应发挥建设性作用。”

众所周知，影响中日关系最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就是领土和历史问题，“在领土和历史问题层面，美国对日本的做法是不满的，而这一点，日本的反应显得过于迟钝”。而当前局势下，日美同盟存在危机，美国对日本控制力下降，在加藤嘉一看来，这并不算件好事，“如果日本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确的话，自然是好事，可惜目前情况下并不是”。

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加藤嘉一引用他所采访的美国哈佛民主派学者的话：“日本正在制造矛盾（钓鱼岛国有化），让中方无路可退，不得不施压反抗”，并评述：“原来以为日美同盟坚不可摧，但就国有化而言，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有看法，日本政府对此有所忽略，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会无条件支持，更多应该从中美日三国关系考量问题。”

关于历史问题，加藤嘉一提到日本民众认识中国层面存在脱节现象：“日本人学中国古代史很多，对古代中国是崇拜的，而近现代史则在一定程度处于空白状态，当下日本媒体又过分强调中国制造和反日游行，以至于日本国民对中国认识不够全面。日本政府有必要好好告诉国人二战时跟中国是怎样的关系，当时到底对中国做了什么。”

“中日关系的未来”是本次圆桌讨论会上的焦点词，几乎每位专家和记者提问时都涉及到这方面，普遍的疑惑在于：中日关系的僵局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中日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此加藤嘉一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中日交流史远比美国建国史还长，我们今天存在诸多矛盾正是因为太了解彼此而产生的。未来中日共同创造的局面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乐观的局面是双方在交流过程中意识到作为主权国家发展定位、民族灵魂，在东亚地区乃至国际问题上应如何分工，而这至少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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