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当兵一般都要退伍,排长也要退伍?

我是一名军转干部,2018年从某炮兵部队转业,目前在某普普通通的事业单位做着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我是某985大学国防生入伍的,从上大学算起,到转业,也算是在部队摸爬滚打了15年。我的军旅生涯并不像很多影视作品里演的那样惊心动魄、波澜起伏,它平平无奇、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我也像很多战友一样,曾一度厌倦了枯燥的部队生活。但是在离开部队,重新走入社会以后,我又和众多的战友一样,无比怀念过去的军旅时光。尽管没有什么精彩的,我还是决定把这15年里的一些人和事记录下来,毕竟电影里那种精彩的人生只属于少数人,而这种平凡正是大多数军人经历的,也是大多数普通人所不了解的。也许你并不知道,此刻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正有无数个如我一样不起眼的军人,在以这种不起眼的方式默默的守护着这个国家。


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镇。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在内蒙当过几年兵,退伍后分配到镇上的百货公司做售货员。小镇很小,只有四所小学、两所初中、一所高中——如今随着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这些学校无一例外的都“黄”了——这当然是后话。小时候,我们那里盛产两样东西,煤炭和黑社会,这里的煤炭远销全国各个省份,这里的黑社会也同样远近闻名。前些年有个叫孔二狗的作者写了一部小说叫《东北黑道风云20年》,我丝毫不怀疑这本书内容的真实性,因为在我读来,书里的故事几乎每一天都发生在我童年的小镇。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但我从小就是个乖孩子,因为父母都是有正经工作的老实人,对我管得很严,从不让我和那些混社会的人接触。我甚至一直到上大学都没有打过架,很难想象我将来会和当兵扯上什么关系,按照父母包括我自己的设想,我将来可能会子承母业,在镇上或者在十几公里之外的县城当个老师。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和网络,人们的生活很慢也很简单,很多镇上的孩子都会在镇里长大,在镇里上学,在镇里上班,也在镇里结婚生子。
我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虽然当老师的母亲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但父亲在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光荣下岗了。他尝试过几次打工或创业,但都以失败告终,不但没挣到钱还赔了不少,最后心灰意冷,便在家里吃起了软饭,不再工作,我们这个家庭也愈发贫困。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只是记得电视里总在播放刘欢唱的那首《从头再来》,而母亲也经常和关系好的同事聊着聊着天就抹起眼泪来。事实上,直到退休,父亲再也没挣过一分钱。好在我学习成绩还不错,成了全家唯一的希望,父母和三姑六婆都盼着我能考一所好大学,出人头地。
高考那年正赶上“非典”疫情,人人自危,然而祸不单行,临到考试,考卷还被人偷了。据说那年紧急启用了备用卷,结果就是考题特别难,令人发指的难,惨无人道的难。那年高考改变了往年先报考后考试的流程,先考试,后报考,再出成绩。高考一结束,第一件事情就是“估分”,我对照答案一估摸,自己大概能打520分。估计是考砸了,因为每年我们省的重本线都在520左右,照这个标准看,我大概只能上一个一般本科了。于是我第一志愿没敢报考一直心心念念的东北师范大学。
当时有一个新鲜事物,叫国防定向生。谁也不知道是啥东西,就只说在地方大学读书,部队给拿学费,毕业后到部队工作。一方面因为家里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也就是抱着个试试看的心理,我在提前批就报考了这个什么国防生。后来成绩出来了,我真的考了520分,但是那年我们省的本科线只有380分,重本线也不过460分,于是我就以超过一本线六十分的成绩,被某大学的国防生录取了。这个大学本来也很牛的,曾经一度全国排名前十,不过后来出了一些事,教学质量逐年下降,现在已经排到二十多名了,当然这又是后话。
就这么阴差阳错的,我的人生和军队联系在了一起,我的军旅生涯从此开始了。


当兵都是要体检的,国防生也不例外。体检主要检查视力听力,身高体重,有无传染病、心脏病、皮肤病等,还包括有无纹身。不同的兵种体检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飞行员体检那就是最严的,身上有一道疤都不行,技术类的兵种标准就松一些。过去参军热的时候体检比较严格,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愿意当兵的青年越来越少,体检标准也渐渐放宽了。比如视力,过去近视肯定是不要的,现在200度之内都不叫事;再比如纹身,过去一点都不能有,现在没有大面积明显纹身就行。
我们体检是在县里一个小教导队进行的,基本就那一套流程,身高体重、视力听力、抽血、还有脱丨光了看全身。因为我眼睛有些近视,家里托人找了一个什么J阿姨,说是认识部队的人。我妈不放心,也不知听谁说的,让我在兜里揣了500块钱,说是查视力之前就递给军医。当时的我还是个懵懂少年,哪里懂得社会上厚黑那一套。一进屋,屋里好几个军医,我当时就懵了,也不知该把钱给谁,只好把手放在兜里,紧紧的攥着钱,腿抖个不停,手心也不断出汗,最后这500块钱也没给出去。结果当然是不合格,通知下午再来复检。中午家里人给J阿姨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我按照人家教的,下午一进门就懵懵懂懂的说,是J阿姨叫我来的,结果复检就合格了。
体检之后还有个简短的小面试,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了我几句话,还让我走两步给他看。我紧张得很,走的哆里哆嗦,好像还顺拐了,好在这些对结果都没什么影响。
体检之前找人的时候,有个骗子跟我母亲说,当兵要政审,得找人,他能办,要五万块钱!我们这个家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当时就说算了,实在不行这兵不当了,要是大学给退档了大不了就重读!后来等我到了部队才知道,政审就是人家看看你档案,然后和你聊聊天,只要没犯过罪,全都能合格!而当时我们体检之后的小面试其实就算是政审了。
其实这么多年来,体检就那么回事。除了传染病查的严之外,其他的都能协调。我带过的兵里,有近视的、瘦弱不堪的、肥胖过度的、肾结石的、静脉曲张的、心脏病的,甚至还有智力低下的。
体检通过了之后,到了部队还要复检,复检不合格是要退回去的。不过因为如今想当兵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本来兵员质量就不高,退个兵还得补录,有时候补录的还不如原来的呢;而且退兵涉及到部队、省军区、武装部、民政局等多方面的利益协调,所以一般都不会退,除非是情况特别严重的。我们连队就曾有过一个新兵,入伍之后不明原因的高烧,后来复检查出了性病,退回去了!当时把他新兵班长吓坏了,全班的床单被罩全扔了,领着全班新兵一遍遍的在水房洗衣服。估计这种情况,当地的武装部,负责给他体检的医生都是要追责的。


大学生入学都是要军训的,我们国防生的军训却不太一样。普通的同学在学校里,从部队请教官来训。我们却是直接给送到了某王牌部队,在那里集训一个月,有点类似于多年之后的一个叫《真正男子汉》的综艺节目。就是从这次,我们才见识到了真正的部队。
先说说部队的一日生活吧。六点起床,出早操跑步,六点半收操开始打扫卫生、叠被子,七点吃早饭,八点开始训练,到十二点吃午饭,中午可以休息一小会。下午一点半开始训练,到五点半结束,中间有一个小时是体能训练,六点吃晚饭。七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七点半自由活动,八点半晚点名,讲评一天的工作表现,九点熄灯。每天周而复始,简单枯燥。
熄灯后是要轮流站岗的,因为我们只站连队自己门口的岗,所以差不多每周才站一次岗。实际上真正的战士们,既要站连队的岗,还要站部队的大门、后门、装备库、油料库、机关楼等很多个哨位,可能每两天就要站一班岗。夜里根本睡不好觉,真的是很辛苦的。
至于训练,其实和新兵训练以及大学生军训没有差太多,还是以队列为主,齐步走、正步走什么的,也穿插着一些军体拳和射击。因为时间紧,这一个月要完成一般新兵两个多月的训练科目。所以我们每天加班加点,周末也没有休息,甚至每天看完了新闻的自由活动时间还得出来练队列。我们这群文弱书生哪里受过这个罪?每天就盼着下雨。当时教官比较照顾我们,也怕我们淋雨生病,所以每到下雨就可以不用训练,在室内学歌曲。我还记得学的第一首军歌叫《兵之歌》,当唱到“妈妈爸爸给我十八岁的年龄”这一句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
当时的部队条件还很苦,没有电风扇,没有饮水机,不允许我们去服务社买水喝,更不允许使用热得快烧水,渴了就拿军用水壶去洗手间接水喝。当时的伙食也很差,一桌十个人就四个菜,全是土豆白菜萝卜茄子,只有很少的几块肥肉在里面。我从小不吃肥肉,自从去集训,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床单必须没有褶皱,地面必须一尘不染。每次我们中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舍不得破坏好不容易叠好的被子和床单,就直接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手机是不允许使用的,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智能机、什么社交软件。每天最大的期盼就是看完了新闻去电话亭给家人朋友打个电话报声平安。
一个月的时间度日如年,但结束的时候,又感觉时间飞逝。这一个月的集训并不是我军旅生涯中最苦的日子,但却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日子,当我们登上返校卡车的时候,所有人高唱着《战友还记得吗》泣不成声。
大学军训结束了,都要搞个阅兵式。回到学校的操场上,那些地方同学们的方队走得稀稀拉拉,当我们国防生方队提着整齐的正步走过主席台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第五章 新兵连的那些事
我的军旅生涯是从大学开始的,而大部分普通战士的军旅生活都开始于新兵连,下面我讲讲新兵连。
新兵入伍后,被接兵干部带到相应的部队里,随机分配到各个连队,组成新兵班,新兵排,新兵连。(现在也有些部队的新兵是在基地集中训练,之后再分到连队)每个班一般8个新兵一个班长,新兵班长一般是连队比较有经验、有威信的老兵。能带新兵在部队是很大的荣誉,因为这样你在连队就有了自己的人——战士永远跟自己的新兵班长最亲近。新兵连长一般由副营长或者有经验的副连长担任,新兵指导员由有经验的指导员或副教导员担任。
新兵的手机、钱包、身份证都是要没收的。一是怕逃跑,二是怕频繁和家人联系影响训练——要是家长、女友什么的总来探望,部队可接待不起。每周一三五训练,周四周五进行思想教育,周六周日休息。休息时间要严格统一组织,打篮球啊、看电视啊、洗衣服啊等等,或者给家人打电话、写家信。现在条件好了,还可以玩电脑,唱卡拉OK。
新兵期间,要完成队列、跑步、军体拳、手榴弹、射击、单杠等科目的训练,理论上要求都得合格。不过也有很多新兵直到入伍训练结束,还是不合格,也不会有什么处分,最多被分到炊事班。不多部队的风气导向还是好的,成绩好新兵的可以评为优秀,下连以后也被老兵高看一眼;成绩不好的下连之后就可能被瞧不起,还可能会受到班长的“特殊照顾”。
过去的新兵都是要挨打的,训练不好要挨打,被子叠不好要挨打,和班长说话没有礼貌要挨打,吃饭慢了也要挨打。也可能没有理由就是要挨打,就是要让你知道新兵是连队的最底层,没有丝毫地位可言,一定要学会装孙子。不过现在不一样了,通信发达了,弄不好就一个视频给你传网上去,头几年有一段内蒙古乌海某武警部队“打兵”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部队形象抹了黑。如今带兵的观念也转变了,毕竟现在大部分战士都是独生子女,当兵之前在家里也是娇生惯养,很多心理脆弱的根本受不了委屈。部队最怕的就是新兵逃跑或者自杀,如果发生一起,全连人一年的荣誉就全没了,弄不好还要受处分。所以现在万万没有人敢动新兵一根指头,最多口头批评。过去新兵要住在连队里的最高楼层,主要是为了防止逃跑;现在都要住在一楼,主要是为了防止跳楼。
新兵逃离部队是常有的事情,有的是挨打了,有的是心理脆弱受不了压力,有的就只是想家了而已。如今科技发达了,天网恢恢,反正你只管跑,就没有抓不回来的。抓回来关禁闭,然后退回原籍,民政奖励几万块没有了,家人也抬不起头。当兵不守纪,亲人两行泪啊!
我们连曾有个新兵,是个富二代,家里是做海鲜生意的,据说他爹的身价几千万。这哥们因为被班长骂了几句,觉得委屈,一天晚上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就跑了。因为没有钱包和身份证,也走不远,他竟然打了一辆出租车从吉林干到了大连,最后让家人又送回来了。因为家里解决得及时,部队也没退了他,一直干到退伍。他退伍的第二年,我们去内蒙那边演习,这小子开了辆大G去驻训地看我们,还给连队带了不少海鲜,算是挺有良心了。


国防生的大学生活其实和普通学生区别不大,除了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早上要出早操,周末要上军事课,暑假要集训之外,其他的都一样。
我们专业一共六个班,五个普通班,一个国防生班。我们班共30人,清一色的都是男生,被其他班级戏称为少林寺。每天早上六点钟,我们穿好迷彩服,扎上武装带,喊着一二三四去跑步,把睡梦中的地方同学们吵醒,心中有种暗爽的感觉。跑完了步,直接到教室用帽子、武装带之类的把最前排的座位都占上,然后去吃早饭,等到地方同学来了只能坐在后面,没有敢和我们抢的。这当然只是大一,那时候是真爱学习,等到大二大三我们也懒得占座了,就是占那也是占最后排。大一时候,跑完步衣服也不换,就直接穿着迷彩服去上课,心中不知哪来的一股自豪感;到大二大三,跑完步恨不得饭都不吃也要回宿舍换上便装,就感觉穿军装上课很好像羞耻似的——有时候自己也很感慨,人真的是很善变啊。
其实我们在大学里一点都不拉风,也不太讨同学和老师的喜欢。同学不喜欢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格格不入,成绩差不说,说话打球什么的都不太文明,没有一点名校大学生的样子;老师不喜欢是因为管不了我们——大家都不傻,都知道自己的前途命运在选培办手里掐着呢,学校也决定不了什么,所以我们只听部队领导的。
至于女同学就更不喜欢我们了,有句话说女孩子越聪明就越难搞。毕竟这是一所全国前十的大学,这里的女孩子可不会看到你穿个军装就犯花痴,她们对自己的未来大都有明确的规划,或是考研考博,或是去大都市打拼实现自己的价值,谁会喜欢一个将来守在山沟沟里,收入微薄,十几年两地分居的人呢?大学四年我们同学有处对象的,但是几乎没有在学校内部处的。不过说实话,我们学校的大多数女孩子长的是真不好看。
在校的时候,大多数兄弟是不愿意去部队的,我们平日里谈的最多一个词就是“违约”。翻译过来就是不干了的意思!我们的专业当年算是个大热门,加上学校的金字招牌,毕业之后很可能进入三星、联想、富士康或者华为这样的大公司,收入不菲、前途无限。而去部队,每个月工资只有一千二!国防生如果毕业了不去部队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按规定一是要退还这四年的国防奖学金并支付同等的违约金;二是要吊销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不过我们之前有个别违约的师兄,经过多方协调,都是按照身体不合格违约的,只是支付了违约金,毕业证学位证依然有效。
那时候我们心里对于这些违约的师兄们既不齿,又多少有点羡慕,国防生成了他们用较低的分数进入名牌大学的一个跳板,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应该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吧。比如有两个师兄,一个曾因为见义勇为立了三等功,还有一个因为特别优秀,做到了六大校区学生总会的主席,甚至一度上了S军区的报纸。结果就是这两个曾被我们视为榜样的人,毕业都选择了“违约”,这事被我们私下里吐槽了很长时间。
虽然大家都抱怨说要“违约”,但是到了毕业的时候,全班30个人里除了有一个因为挂科被开除之外,其余所有人都服从分配到了基层部队。我真心觉得我们都挺高尚的,因为高尚不是傻乎乎的啥都不懂,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而是明知道这条路的艰难,却依然选择了坚持!


先发这么多,明天继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知无不言


在部队要说战士们最盼望的,除了休假回家,那就是当教官带军训了。原因有三:第一,战士们整天憋在军营里,军训可以出去放放风,感受一下外面的人间烟火;第二,平日在部队里都是小张小王,给班长买烟跑腿的,到学校里一下子就趾高气昂,成了张教官王教官,扬眉吐气;第三,就是能解决单身问题,初中以下就算了,只要是高中以上的,皆可盘!当然,部队有规定,出去军训的教官必须是思想过硬的可靠的同志,决不允许和军训学生互留联系方式,当然更不允许谈恋爱!只不过总是有同志控制不住自己,宁愿以身犯险。
我第一次带军训,是大二的暑假。那年暑假,我们全班又和以往一样,被送到部队集训。这次去的是某步兵师的教导队,就是训练士官的地方。在集训的最后一周,当地有一所非常牛的重点初中,校领导和部队领导有交情,把他们的新生送到教导队来军训。当时教导队新一批士官学员还没有到位,院里除了十几个老兵油子就是我们这帮国防生。老兵油子不愿意带这帮小孩,我们这帮人没带过兵,迫切的想锻炼一下自己。于是一拍即合,这批孩子让我们来训!于是我们两个人一组带一个班级,一个班大概四、五十个学生。和我一组的哥们姓李——多年之后就是他娶了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国防生!
以前看班长啊教官啊训练我们,觉得挺容易的,这一次当教官训别人,才发现原来这么难!刚上初中的孩子,高的比我还高,矮的还没发育,也就不到一米三,光是排个队形都愁死了。走起队列来,前面的大个走一步,后面的小矮子得两步才能跟上,根本走不齐!军训时间就五天,要从零基础到最后走方队阅兵,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遍遍的教他们动作,一遍遍纠正,反复的下口令,才两天嗓子就哑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强忍着继续训练。孩子们更是不容易,时间紧任务重,每天从早练到晚,当时那个教导队腐败严重,孩子们每人都交了好几百块钱的训练费,结果伙食和猪食差不多,还美其名曰“忆苦思甜”。每天都有孩子上吐下泻,还有中暑晕倒的,但在老师和教官的鼓励下,他们都坚持下来了。
五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第一次教官生涯也结束了。我还记得,我带的班级里有一个小胖子,长的比我都高,一百八十多斤;还有一个小男孩,白白瘦瘦的总是哭;班长是个短发的女孩,叫方帅仁,大大的眼睛很漂亮,既不失女孩子的美,又有种男孩子的英气,总是跟在我身后喊教官,教官。孩子们离队的前一天晚上,学校组织在操场上举行篝火晚会,很多孩子表演了节目,教官们也唱了歌,大家在火光中依依惜别。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回了宿舍后,我一个人走到操场,看着已经熄灭的篝火,眼泪止不住的流。突然,小班长出现在我身后,说教官,原来你也会哭。。。
后来,我到部队工作后,又带了很多次军训。有中学生,大学生,甚至还有酒店的员工。却再也找不到第一次军训的感觉,也总是忘不了那个很有灵气,追着我喊教官的小女孩。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之前无论是上大学也好,到部队集训也好,都没有离开过东北。就算是在陆院集训的那两个月,我们300个国防生和所有教官也都是来自S军区的。这次一年的任职培训我却是第一次离开了大东北,来到了大河北,原来大学的60名战友也按照不同的兵种分散到了天南海北。我们学员队一共有一百多人,除了一个和我是同学之外,其他的全是陌生面孔。不仅如此,机步院可不是陆院,这里是B军区的地盘,我们一百多人里,多数是周边几个省份的,东北的也二十多人,我生平第一次有了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
身在他乡,不方便的事情还真是不少,最基础的就是语言不通。我们去学校的服务社买点东西,售货员个个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北方言,听不懂说的是啥;周末外出叫个出租车,电话里说了半天全是鸡同鸭讲;学员队里的战友们一个个连“黑化肥发灰”都说不清楚,反而还嘲笑我们几个东北人说话口音重。再就是吃,学院食堂的伙食吃不惯,周边的小馆子也吃不惯,连吃一顿正宗的锅包肉或者烤串都成了奢望。有一天我们几个老乡偶尔发现一家“东北小玲烧烤”,喜出望外,第一时间进去“指导工作”,我的天,这绝对是我此生吃过最难吃的烧烤,没有之一!
再就是人际关系上,要说我们受到什么排挤吧,倒也没有,但就是感觉和当地的一些战友关系不那么亲近,有点融不进去的感觉。于是我们几个东北人就自然而然的凑在了一起,不管是龙江的、吉林的、辽宁的,只有出了东北那就全是老乡!每天吃完晚饭,总能看见我们几个东北老乡聚在宿舍门前的一个墙角,一边抽烟一边吐槽队里一天的人和事儿。东北人生来就有幽默的基因,几个人凑在一起说话就是段子,所以每天的吐槽时间笑声不断,可以算作一天最开心的时间。队里其他同学私下里说我们是“东北帮”,连教导员也说我们是小山头主义,不让我们聚在墙根抽烟,说是影响全队形象。当时我在队里负责画黑板报,有一间小小的板报室,别人不能进,只有我有钥匙,于是我就把板报室变成了“吸烟室”,每天几个要好的老铁就凑到这里吸烟。
当时和我关系好的哥们有几个,一个是老纪,黑龙江人,篮球打得不错,长得特别像《乡村爱情》里的刘能,一直像哥哥一样照顾我;再一个是“稀能”,吉林人,长得有点像一个演员“大长脸”,“稀能”是他的外号,在东北话里是“啥也不是”意思,因为遇到不行的人和事总爱说“稀能”,久而久之,大家就把他叫做“稀能”了;还有一个广哥,吉林人,瘦瘦小小的,有点像白皮肤的宋小宝,虽然个子不高,但看上去就是很踏实可靠的人;还有黑龙江的川子,笑起来憨憨的,看不见眼睛;辽宁人大龙,说话一股“海蛎子”味,每次吃饭谁也抢不过他。其实人生就是在一次次相聚和分离中慢慢走过,当时大家处得很好,又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可是从机步院毕业后,分到了不同的部队,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我们是九月份入学的,一开始是区队长带我们,三个月以后区队长们都回各自部队去了,从此学员队开始实行“模拟连”管理。从学员里面选出优秀的,代替原来区队长的位置,称为“排长”;全队成立一个连,也选出“连长”“指导员”“副连长”。他们有自己的办公室,不用站岗,上对队长教导员负责,下面管理我们,每三个月换一批人,让尽量多的同志提前体验一下当军官的感觉。我学习还行,在指挥管理上能力真挺一般的,没当过模拟连干部,最大当了一次副班长。


和一般的军校学员相比,我们这帮人学习能力绝对没问题,最大的短板就是体能。就拿最有代表性的五公里说吧,及格标准是23分钟,算是比较差的成绩,我们中起码有一半人不及格。我入学第一次五公里测试跑了将近27分,而且还因为嗓子卡了痰呼吸困难,被四区队长当做有心脏病差点给做了人工呼吸。幸好我拼死反抗,才保住了清白。所以说,我们的体能急需强化!
搞体能,区队长们有的是办法!首先每天早晚各冲一次二号高地,二号高地距宿舍约2.5公里,一来一回,正好一个五公里加两次爬山。到了山顶就练口令,所以部队里的人下口令都是大嗓门,一声“齐步走”几百米都听得见。
训练场离宿舍大概两公里,只要是室外训练课,一律全副武装跑着去!当时我们用的是还是81式步枪,重3.7公斤左右,虽然没有多重,但是跑步过程中不许背枪!必须右手握住上护木,单手持枪跑过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练好手劲,在冲锋时持枪姿势不变形,快速出枪)左手也没空着,要拎着一个约5斤重的铁马扎,身上背着水壶、手榴弹,每天就这么跑着上下课。
中午不让睡觉,去练单杠或者400米障碍!有的胖子单杠拉不上去,区队长就让他吊在杠上,要是三分钟之内掉下来了,就罚一百个俯卧撑!这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是晚上九点熄灯,必须十点半才能睡觉!在室内加练体能,这叫睡前一小时!白天累了一天,哪里还加练得动?我就把被子铺在地上,趴在上面偷懒,一旦区队长进来了,就装着正在做俯卧撑。
不过这些训练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到我们毕业考核的时候,虽然没有跑得多快,但是我五公里能跑进23分了,武装五公里也能跑到25分以内。当然这个成绩不算好,厉害的班长五公里可以跑到17分,武装五公里在20分钟以内!但那时候觉得自己特牛逼,感觉遇到坏人见义勇为都有底气了。
说到体能,不得不说一下400米障碍,这是步兵必练的科目。400米障碍分两种,一种是传统的,由五步桩、2米坑、高低板、云梯、铁丝网等障碍组成,及格时间2分30秒。因为运动强度大,时间短,基本都属于无氧运动,跑一遍比跑五公里还累。还有一种是渡海登岛400米,由浮桥、云梯、螺旋梯、绳网、轮胎攀台、4米墙、铁丝网等构成,就跟以前在电视里看的那种比较像,及格时间为4分40秒。渡海登岛400米其实难度不大,就是吓人!都是高度比较高,晃动比较大的障碍,协调性好的人三分钟左右就能完成,协调性不好的给他一个小时也爬不上去!我因为身体瘦小,相对灵活,完成这两种障碍难度不大,又因为身体素质一般般,所以成绩一直是在及格线上徘徊。当时年轻胆子大,也不知道害怕,就感觉自己爬上去很牛逼,动作很拉风,如今真的不敢再爬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如此惨无人道的让我们练体能,是为了机步院传说已久的,令全军闻风丧胆的,魔鬼拉练!


“广东最美退役军人”丘梅生深藏功名甘于奉献廿六载

时间: 14:57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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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梅生不仅两度荣立一等功,还被评为电池厂的三级电焊工。图/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提供

  尽管已92岁高龄,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退役军人丘梅生仍保持着每天运动的好习惯。用他的话来说,“身体好,才不会给国家添麻烦。”从军十年里,他先后参与大小战役8次,荣立一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退役返乡后,从电池厂的三级电焊工到公路局道班最高级别的六级工人,他服从组织分配,投身建设坚守一线26载。

  “当兵要当一等兵,做工要做高级工”是丘梅生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他始终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奋斗在家乡发展的第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本色。近日,丘梅生获评首届“广东最美退役军人”。

  枪林弹雨中两度荣立一等功

  “当兵的人要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回忆起战火纷飞的年代,丘梅生依然激情澎湃。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碾庄战斗中,丘梅生所在的广东第八纵队负责在徐州宿县截断敌军,形成合围之势。激战中,排长命令丘梅生把军令从指挥所突围传送出去,他二话不说,面对敌人严密的封锁,毅然冲了出去。

  “当时前面几把机关枪对着我突突突地扫射,我就在地上打滚,子弹擦着我的身体飞过去了,等我趴在地上缓过气来了,再爬起来继续往前跑,就这样穿过了烽火线,把军令传送出去了。”因独自穿越烽火线成功传送军令,他荣立战斗一等功。

  1949年5月,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排长让丘梅生抱炸药包去炸毁敌军设置的障碍物。“排长让我去,没有多想,我抱着炸药包就冲上去了,一边左躲右闪避开敌人的子弹,一边往前面瞄,看哪个地方放炸药包比较合适,很快我就找准了位置把防线炸开了一个大口子。”丘梅生不负重托完成任务,后续部队得以顺利通过并拿下据点。他也因此再次荣立战斗一等功。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1957年,丘梅生响应国家号召,脱下戎装回到家乡。次年,他被安排到梅县电池厂当焊接工人,日常工作就是焊接电池外壳。

  这位曾经两次荣获一等功的优秀军人,回到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埋怨,更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要求特殊照顾。“安排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安排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丘梅生说。

  勤学好问的他不怕苦、不怕累,出工比别人早,收工比别人晚,很快掌握了技术要领。厂里定额每人每天生产800个产品,他做到1100个,而且质量全优。很快,他被评为三级技术工人。

  1963年,丘梅生服从分配,到梅县公路工区,成为白渡镇的一名普通道班工人。“公路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需要大量的一线建设人员,尤其我们党员,更不能讲条件。组织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让我去公路局,我也就高高兴兴地去了。”

  当时梅县区都是沙土路,道班工人的工作十分繁重,路面的清扫、填坑、小规模维修、刷路线以及边沟清理等都是他们必须要干的工作。遇到恶劣天气,更是要24小时值班。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他们工作最真实的写照。“实在累了就蹲在路边休息一会儿,看到有车来了,要赶紧站起来,不然嘴巴里都是沙子。等车子走过去了,就拿铲子把沙子往车辙里填,这样后面的车子才不会陷到坑里去。”丘梅生说,当时,铺路用的沙石都是工人从山上、河里采回来的。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20年,直至1983年退休。

  如今,年逾九旬的丘梅生依旧积极参加党支部生活,从未拖欠过一分钱党费,从未向组织要求过特殊照顾,也从未错过一次党支部生活。他说:“我要永远追随党的步伐,做党的好战士。”

  (记者/张丹羊 通讯员/叶婷婷、常子健、廖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于扬李玉坤实习生郭磊文图

  他用一双粗糙而又长满老茧的大手,抖开一个压在枕头下的白色塑料袋,里面珍藏着自己戎马生涯的所有荣誉:人民功臣勋章、东北纪念勋章、华北解放八一勋章、抗美援朝纪念勋章……

  这些荣誉的主人叫刘国勋,家住周口市太康县独塘乡杨庄村,今年已经94岁高龄。他不到20岁参军入伍,22岁成为晋察冀野战军中的一名卫生员,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加解放石家庄、解放东北、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等诸多战役,获得勋章一串,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

  然而,由于在战斗中受伤的缘故,他1952年年底主动提出复员返乡成为一名农民,并深藏功名在老家村里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直到去年乡里进行退伍军人信息采集,这位“张富清”式老英雄的事迹,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不到20岁参军入伍跟随部队南征北战

  冬日暖阳下的太康县独塘乡杨庄村,叽叽喳喳的鸟雀在院落的枝头上嬉闹,94岁的刘国勋戴着一顶“火车头”棉帽,骑上自己的三轮车,准备到村里溜达溜达。

  1940年,年仅15岁的刘国勋遭遇家中最大的变故,他的父母不幸离世,自己被逼无奈踏上逃荒要饭之路。后来,在逃荒途中他遇到了抗日部队,便跟随部队进入山西境内参加抗日武装。1947年5月,22岁的刘国勋正式成为晋察冀野战军中的一名卫生员,次年,他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年轻的刘国勋跟随部队先后参加了解放石家庄、解放东北、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等战役,他在战场上既是卫生员又是战斗员,为新中国成立立下汗马功劳,获得一枚又一枚荣誉勋章。

  他犹记得,解放西北时,一颗炮弹突然袭来,就在自己身边不远处爆炸,虽未造成生命危险,但巨大的爆炸声损坏了他的听力,造成老人耳聋至今。

  他犹记得,解放兰州时,他不顾身体劳累主动承担站岗放哨的任务,其间突然发现部队休息的山体有坍塌滑坡的迹象,便立即向部队报告,直接挽救了全连人的性命。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其颁发人民功臣勋章,荣立二等功。

  他犹记得,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中,5个连的兵力被敌军团团围住,就连他这个卫生员也拎着枪上了一线,最终,只有60多名官兵突出重围,他有幸成为其中一名。

  忆当年,老人情绪激动,眼含泪花。他不止一次地自言自语:“活着真好,活着就是福,比起那些死难的战友,我当个农民算啥?”

  主动要求复员回乡67年深藏功名默默无闻

  参加完抗美援朝后,刘国勋的听力再次严重下降。“我就想着不能再留在部队当卫生员了,耳朵听不见,净是给部队添麻烦,就想着复员退伍。”坐在家中的一张方桌前,刘国勋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讲述当年返乡的真实想法,他认为,部队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卫生员、战斗员,可当自己受伤不能上战场的时候,就应该回家种地。

  于是,他就主动提出了复员返乡的申请。1952年年底,他拿着部队给的安家费,一路转车,回到了老家太康县独塘乡杨庄村。此后,他用这笔钱新盖了3间草房娶妻成家,过着普普通通的乡村生活。而那些闪闪发亮的荣誉勋章,则被他悄悄藏了起来,从来没有向别人炫耀过。

  “我小时候见过俺爷爷的这些勋章,我问他是啥,他不说,后来上学识字了,再加上看一些电视剧才知道这是战斗勋章,但即便是这样,爷爷还是不愿讲他过去的故事。”刘国勋的孙子刘杰说。

  村里的邻居们告诉记者,老一辈人有的还知道刘国勋当过兵,但到了现在的年轻一代,知道他当兵经历的都少了,更别提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老革命英雄了。“直到去年乡里采集退役军人信息,才知道这国勋老爷爷不简单,是个大英雄,现在俺全村都为他感到骄傲。”村民刘先生说。

  当年,刘国勋主动要求返乡务农后,历任村里的民兵排长、村干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离开村干部岗位,彻底成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复员67年来,他从没有向组织提起过安排工作、为子女安排工作的请求,也从未给组织增添过任何麻烦,就那样平淡地过着。别人种地他也种地,别人打工他也打工。如今,老人膝下一儿三女均已成家,重孙子都快18岁了,他对目前的生活非常知足。

  英雄事迹逐渐传开他获评“最美退役军人”

  今年7月31日晚,灯火璀璨的太康县人民广场,当地首届“最美退役军人”颁奖晚会正在举行。当主持人宣布到刘国勋的名字后,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快步走上前去,双手紧握致敬,为这位沧桑的老人送上“首届最美退役军人”纪念章。那一刻,全场起立鼓掌,所有人的焦点聚集到这位老人身上。

  刘国勋眼角湿润,一股炙热的暖流从眼中滑落,他激动地向观众敬礼两分多钟。

  打那以后,他的事迹便被更多人熟知。太康县武装部、独塘乡党委政府以及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纷纷慕名登门看望,对老人进行关怀慰问。如今,老人居住的卧室里,不仅有软和的床垫和电热毯,还安上了空调。空闲的时候,他喜欢蹬着自己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在村里溜达,去附近赶集。

  在他“成名”后,乡亲们忍不住问他,这么多光荣的战斗事迹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讲呢?刘国勋说:“这些事,组织上已经给了我荣誉,就没必要再拿出来到处显摆了。”

  而就在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前去采访时,正碰上前去他家中看望的太康县武装部政委郭立君。临别前,郭立君拉着老人的手问,还有啥要求没有?这一次,老人开了口:“俺有个孙子快18岁了,正在郑州一个职业技术学院念书,我想送他当兵,中不中?”

  闻听此言,郭立君当即向老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您放心大爷,只要体检政审过关,我们优先批准他入伍。”爽朗的笑声顿时荡漾在小院上空,刘国勋满是皱纹的脸乐得像开花的馒头,他拉着郭立君的手一直送到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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