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是哪里人?

赵明诚,出生于公元1081年,字德甫,宋朝人,他的父亲是崇宁年间的宰相赵挺之,而他是赵挺之的第三个儿子,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赵明诚的一生最受人注目的就是他和宋朝有名的才女李清照的爱情。两人经过三十多面的相濡以沫,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那么关于赵明城后人历史上有哪些记载呢?

其实根据史料记载,赵明诚一生是没有孩子的。刚开始赵明诚与李清照婚姻生活还很幸福,但是不幸的是赵明诚的父亲遭到奸人的陷害失去了官位,并且入了监狱,所以赵明诚就和李清照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后来赵明诚通过自己的努力又重新当官了,但是当时的宋朝极其不稳定,经常遭遇战争,而赵明诚则有一次因为害怕所以偷偷逃脱,故而,李清照对他非常失望,而后,两人之间渐渐的就有了一些间隙,最后,赵明诚和李清照在一次逃难中,李清照作了一首诗,赵明诚听后心中非常悲痛,不久后就去世了。

而关于赵明诚的后人,从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所有诗词中可以看出,两人根本就没有在诗词中提到过孩子。并且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赵明诚一生和李清照也没有生儿育女,并且赵明诚虽然也有妾室,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人给他生下过孩子。所以根据以上描述可以看出,赵明诚根本没有后人。但是赵明诚和李清照的一生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两个人还是非常幸福的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之间有共同的爱好,以及夫妻之间少有的默契,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十分深厚的。

当有人问赵明诚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可能不是一位金石学家,也不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很多人认为他一直不顺利和他本身的性格以及人品有着关系,那么赵明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关于赵明诚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他这个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干子弟。至于他是否纨绔不堪历史上还没有确切的说法。他的父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在朝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之后又成为丞相,所以说他的出身是非常不错的。在他和李清照结婚之后,人们常说二人表现的十分的恩爱,但是有些时候恩爱却只是表面的现象,他在任期间竟然因为害怕失去性命而擅离职守,丢下老婆独自一任逃跑,可见其实赵明诚是一个十分懦弱的人。

另外赵明诚虽然不至于是一个声色犬马的人,可是也是一个不分轻重不懂得顾全大局的人。在他弃城逃跑之后再一次上任的时候,因为随时会发生兵变而且环境十分的混乱,而之前丈夫的懦弱、不负责任已经让李清照有了阴影,于是在即将分开的时候她问丈夫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怎么办,当时赵明诚回答如果情况不妙则将多余的身外之物全部抛弃,只有他们收藏的珍贵书帖一定要与李清照同在。这句话居然将自己的妻子和书帖放在了一个位置之上,李清照对他失望也是人之常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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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照是婉约派词人的代表,苏东坡是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她和他虽然同在宋朝,但是一个祖籍山东,一个生在四川;一个在南宋成名,一个在北宋亡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彼此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所以李清照会是苏东坡的什么人呢?顶多会是苏东坡的粉丝吧。李清照当然是苏东坡的粉丝。我们看她的文集就知道,只要提到苏东坡,李清照都很推崇,不敢直呼其名,而是尊称“苏公”、“坡翁”甚至“坡仙”。由此可见,李清照确实是拿苏东坡当文坛前辈看待的。

  但是如果多读史籍,如果认认真真地八卦一番,就会发现李清照不止是苏东坡的粉丝,她和他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我们知道,李清照的爸爸叫李格非。李格非早年在京城开封教书,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晁补之(参见晁补之《有竹堂记》)。这个晁补之是谁?就是苏东坡的学生(“苏门四学士”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李清照其实是苏东坡的学生(晁补之)的朋友(李格非)的女儿。如果论辈分,李清照应该喊苏东坡一声“爷爷”。

  我们还知道,李清照的公公叫赵挺之,赵挺之早年在秘书省任职,属于皇帝的低级文秘。当时他有个同事叫黄庭坚(参见拙著《君子爱财:历史名人的经济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这个黄庭坚是谁?也是苏东坡的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李清照又是苏东坡的学生(黄庭坚)的同事(赵挺之)的儿媳,假如论辈分,李清照还是应该喊苏东坡“爷爷”。

  赵挺之是山东人,普通话讲得不好,刚到开封上班的时候,经常受到同事黄庭坚的嘲笑,赵挺之怀恨在心(参见《宋名臣言行录五集》续集卷1《黄庭坚》)。

  后来赵挺之飞黄腾达,做了尚书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宰相),开始报复黄庭坚。黄庭坚每次要升官,都被赵挺之刷下来,甚至被流放到刘三姐的故乡(广西宜州),最后郁郁而终(参见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所以黄庭坚后半生一直把赵挺之当成仇人。从这个角度看,李清照自然是黄庭坚的仇人的儿媳,而鉴于黄庭坚又是苏东坡的学生,故此李清照又是苏东坡的学生(黄庭坚)的仇人(赵挺之)的儿媳。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赵挺之报复了黄庭坚,自己也免不了被别人报复——由于他在位的时候,大奸臣蔡京一直不被重用,所以等他去世以后,做了宰相的蔡京立即把他的儿子赵明诚(也就是李清照的丈夫)开除公职。那时候李清照跟赵明诚结婚没几年,因为丈夫被开除公职,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在首都开封无法维持生活,只好回山东老家住了十年。

  李清照的性子太硬,在山东跟妯娌们难以相处,每天度日如年,故此把蔡京视为公公的政敌(参见叶梦得《避暑录话》)。蔡京的岳父的爸爸名叫王珪,王珪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包拯的下属。包拯又是苏东坡的二伯父苏涣的老师。所以归结起来,李清照应该是苏东坡的二伯父(苏涣)的老师(包拯)的下属(王珪)的孙女婿(蔡京)的政敌(赵挺之)的儿媳。这段关系讲起来非常拗口,但它毕竟是客观事实。

  其实李清照跟蔡京之间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前面说过,蔡京的岳父的爸爸是王珪,这个王珪的大女儿就是李清照的妈妈(参见李清臣《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8《王文恭公珪神道碑》),所以蔡京的妻子跟李清照是表姊妹。换句话说,蔡京就是李清照的表姐夫或者表妹夫。

  蔡京的弟弟叫蔡卞,蔡卞是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的女婿(参见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把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调到三司条例司,协助自己修改法令。所以蔡京还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上司(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的哥哥,而李清照自然又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的上司(王安石)的女婿(蔡卞)的哥哥(蔡京)的妻子的表姊妹了。

中新社北京10月17日电 题:树才:法国人关注李清照是因为女性主义?

桌子上摊放着几本诗集,两杯咖啡被端上来,而记者的采访对象——诗人、翻译家树才在打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诗人莫非,他们在谈论的也是一位诗人,20世纪80年代与舒婷等人并称“五大朦胧诗人”的江河,“几十年没见了,真是不可思议。”

资料图:佛经《宝箧印陀罗尼经》在内蒙古图书馆展出。中新社记者 刘文华 摄

中华文明有一个很有消化能力的胃

树才现在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1990年至1994年他在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任外交官,2008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骑士”勋章。这些经历,用树才的话说是给了他一个社会人格,“诗人不总是那么合时宜。”现在的他做诗歌翻译、搞研究、教孩子写诗,“我还是愿意回到美学的现场,被语言包裹着。”他慢悠悠地谈论着诗歌翻译、中法文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那个属于诗歌的黄金年代。

放下电话,树才开始讲述江河的事情,“自他1988年去美国,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而这次树才意外地得到江河的消息还是因为诗歌翻译,“他在美国精神苦闷,迷恋上了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哲学家埃米尔·齐奥朗,托莫非问我是否翻译过齐奥朗。”树才沉浸在诗人的语境中,“他经历了什么,能让他迷恋上齐奥朗,一个一生都在尝试自杀的哲学家?”

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的诗歌黄金年代,仿佛就说到了一代人的叙事,而这种叙事又与诗歌翻译有着必然的联系。“比如江河,他那么迷恋法国的东西,但只有通过诗歌翻译他才能接触到它们。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基本都受外国诗歌的影响,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这是一批在诗意上勇于探索的人。”诗人多多曾提出要跟上翻译的步伐,“这背后是对语言探索的态度。”树才认为这种态度看上去是诗歌的态度,实际上是文化的态度、价值的态度。

这种态度意味着对他者的接纳。“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就曾提到过他者这个概念,而中国古人也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树才认为翻译就是他者。汉语对他者的接纳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对佛经的翻译,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俗语佛源》中曾讲到,“世界”这个词就是从佛经中来的。“我一直认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胃’是很有弹性,很有消化能力的。”

资料图:一辆北京公交集团的“红色专车”驶过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国诗歌被迫进入现代性

从古至今,翻译反映的都是当时社会发展和文化思想的需要。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他为了激励国人自强,只编译了赫胥黎原书的进化论部分,强调“适者生存”,而忽略了同情和帮助弱者这样一个伦理学维度。“鲁迅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也是为了用于中国。”

但是,在树才看来,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却是被迫进入的,而背景正是新文化运动。“当时那些古典文化涵养非常好的一批人开启了中国的新诗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将自己的《关不住了》视作其“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恰恰是一首译诗,译自美国女诗人莎拉·替斯代尔。

树才认为,20世纪30年代诗人梁宗岱对法国象征派诗人的译介促进了汉语新诗的重要进展,但抗日战争又打断了这一进程。“否则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可能早已打开。”

“诗歌语言是文化变化的征兆。”树才说,胡适他们所在的时代中国文化的节奏被打乱了,形成了一种焦虑,关于传统和未来的焦虑,关于“归化”和“西化”的焦虑。“这种焦虑一直在。我是倾向于未来的,但根要扎在传统中。”

树才用诗人特有的方式赋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一种迷人的缠绕感。他讲述着拉康精神分析学对他的影响以及法语如何缺少感性又如何让他善于分析,同时他也讲述着对王维、陶渊明的热爱以及对数字九的迷恋。

“个体能沉默下来的时候,我认为他应该更多地去追思古人,有能力去重新经历他们写出那些伟大古典诗歌时的那种心境,那种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当你走到人和人的关系中去的时候,一个诗人又必须通过创造性的背叛,通过忠实于内心的不安来赢得表达的深度。”

在树才看来,现代性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每一种文化和语言都面临着如何进入现代性的问题。“当文言文纵身一跃跳到以白话文为发端的现代汉语时,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唐诗宋词那种精美的形式。”每一种语言的古典诗歌都有其声音体系,包括句式和押韵,西方古典诗歌向现代性过渡时更加平缓,但汉语诗歌现代性的进程更加决绝。所以法国现代诗人对其古典诗歌的形式传承得更好,这是现代汉语诗人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中国传统的气息依然在。“根是在的,根是对生命气息的证明。”树才在一首诗中写道“回头,但没有回头路。”这或许能够说明诗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依恋,但继续向前走。“只有向前走才能和古代接上,让语言产生新的活力,以前曾经产生过活力的经典作品才有所寄托。”

法国人关注李清照是因为女性主义?

中国文化的独特气场中有着与现代性共通的地方。“比如寒山的诗以禅取胜,禅是一种你无法获知是否抵达的境界,这就对应了现代诗歌的悖论,悖论是现代诗歌中的重要构成力量。”树才所提到的寒山诗也直接影响了加利·斯奈德等西方现代诗人。而法国的哲学家、翻译家、汉学家于连也从研究中国古诗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歌很早就被西方诗人注意到并进行了大量的译介。“翻译是文化的转化。在诗歌翻译中时间的维度崩塌,李白的《静夜思》译成法语一定是一首现代诗。”

树才指出,中国古典诗歌是没有人称的,“我”这个主体是缺失的,因此,无论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抒发的情感是敞开给任何人的。“但如果翻译成法语,译者一定会问到底是谁‘举头’?”树才笑道。

“法国人很关注李清照的诗词,可能源于他们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女性,认为她很早就具备了主体意识,能够恣肆汪洋地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且惊叹于她对语言创造性的使用,这也合乎法国人‘语言需要在诗歌那里被游戏’的理念。”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西方也在逐渐了解中国。树才介绍,中国当代诗歌在法国的译介也已成一定规模,但与他们对中国小说的译介相比还是偏少。“这也反映了某种实用主义的立场,他们希望通过翻译中国的小说来感知中国社会的变化。”但树才相信,他们会越来越意识到,只有翻译中国的现代诗歌才能听见中国人40多年来心灵深处发生的事情。

“法国和中国有着天然的接近性,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具有诗性的,有在现实之上建立诗意的愿望。”

窗外已接近夜色,而咖啡馆内关于诗歌的话题不会被外面匆匆的行人感知。“人总是向往那些传说中的年代。”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传说中的年代就是对诗歌狂热的80年代。“但作为亲身经历过的人,我认为那没有什么好向往的。”

尽管承认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诗歌都在被边缘化,但树才依然选择过着与诗歌有关的生活。结束访谈后,当天夜里树才与江河取得了联系,两人一直聊到凌晨两点半。(完)

树才,著名诗人、翻译家。文学博士。浙江奉化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90至1994年在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任外交官。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已出版《单独者》《树才诗选》《节奏练习》《灵魂的两面》《心动》《春天没有方向》《去来》等诗集;译著有《勒韦尔迪诗选》《夏尔诗选》《博纳富瓦诗选》《法国九人诗选》《杜弗的动与静》《小王子》《雅姆诗选》《长长的锚链》等。2006获首届“徐志摩诗歌奖”。2017年获“《十月》诗歌奖”。2020年获“陈子昂诗歌奖翻译家奖”。2008年获法国政府“教育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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