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分工，是社会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早在文明发展的早期，人类的先民们就进行过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畜牧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第三次大分工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合理有效的社会分工，可以极大缩短劳动时间，节约劳动力，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度复杂化、精密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也可以大致区分为三大产业。所谓“无农不稳，无商不富”，三大产业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彼此之间的合理分工调配，是经济体系稳定的基石。

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经济，逐渐“脱实向虚”，第三产业占据了主要位置。他们依靠着 霸权，从全世界掠夺资源。不仅如此，在中西经济交往中，西方人还不遗余力地向中国“推销经验”，积极鼓吹中国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财经产业。然而，西方如此“慷慨大度”的原因，绝不是想要和中国“共同富裕”，而是要给中国“挖坑”——一个高度虚拟化，便于收割的中国经济，才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

一、“用心险恶”——西方人积极鼓励我国发展第三产业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指标，就是GDP，而GDP主要由三大产业构成。第一产业是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第二产业是工业，包括生产制造业、采矿加工业、能源产业、建筑产业、医疗卫生产业等。第三产业是 ，包括除了前两个产业之外的所有产业，如餐饮旅游、仓储物流、教育、文娱、金融等，尤其以来钱最快的金融产业为核心。按照西方国家的划分标准，第三产业无疑是覆盖范围最广，吸金能力最强、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最多的产业类型。

所以说，在全球经济能够顺畅流转的正常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经济的确可以蓬勃发展。源源不断的资本和人才，从全世界流向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具体来讲，西方发达国家牢牢把控着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顶端。他们在国内经济体系中，基本剔除了需要耗费大量人工，且利润率低的电子、服装、甚至医药卫生等产业，转而依靠服务业提供就业。高资本运营的第三产业，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他们从世界市场上购买各种工农业产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当然还是美国。在美国庞大规模的GDP总量中，第一产业只占1.2%左右，第二产业占比也不足20%。其余接近80%的GDP产值，都是由第三产业创造的，这个比例着实惊人。

而且，美国科技高度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极高，农业从业人数极少。第二产业规模数量有限，占有的资本也有限。因此，美国几乎所有资金和从业者，都集中在第三产业。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不遗余力地鼓吹“第三产业至上论”——“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第三产业繁荣即意味着国家发展活跃，经济健康度更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不断忽悠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且是“比例越高越高”，向西方国家看齐。也的确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被其迷惑，采纳了这种模式，促成了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和活跃。

比如基本国情与中国最相似的另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印度，其第一产业占比约在17%，第二产业约18%，其余的65%左右都是服务业。在平时，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们大把赚着钞票，老百姓也可以有工作勉强谋生。但一旦危机来临，这种经济模式的弱点弊病立刻暴露无遗。一场新冠疫情突袭而来。自诩为科技发达、人民富裕的欧美国家竟然连最基本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基础药品都无法满足国内供应。以至于出现了各国相互截胡，甚至掠夺抗疫物资的滑稽场面。而“东施效颦”的印度，情况则更为糟糕。

印度第三产业占比虽高，但绝大多数利润被资本家攫取。其第二产业极其薄弱，农业人口虽多，但广大农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疫情中，数以亿计的人失业，大批感染者因无人救治而死亡，被当街焚烧，堪称“人间地狱”。因此，印度在疫情中面临着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二、“阴谋陷阱”——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将蛀空 的根基时至今日，西方自身已经品尝到了经济过度“虚拟化、泡沫化”的“恶果”——全球国际格局，尤其是经济板块格局，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东升西降”趋势。这一点，通过亚洲和欧美20年GDP的增速对比，可以很明显看出。2001年，亚洲的GDP总额不足9万亿美元，远低于欧美。但到了2020年，亚洲的GDP共增长了2.72倍，远高于欧洲的1.19倍和美洲的1.11倍。尤其是中美之间，近二十年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的速度明显加快。

2001年之前的近20年间，中美经济总量的年均增速大致相近，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也稳定维持在6%—12%之间。2002年至2020年20年间，中国的GDP增速则远远高于美国，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也从2002年的13.46%，狂飙猛升至2020年的70.46%。不仅如此，作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最核心要素之一，中美科技实力虽然还存在差距，但中国的追赶势头亦十分猛烈。2001年至2018，美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增速微乎其微，大致维持在2.70%左右。

但同时期中国的科研支出则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2001年的0.90%增长至2018年的2.19%，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之所以出现如此场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西方经济过度“第三产业化”——看似“财源滚滚”，股票金融市场的“市值”高到了天上，但脱离了实体产业的经济体其实就是“空中阁楼”。进入21世纪以来，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都有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和虚拟化。但西方国家经济虚拟化尤其泛滥成灾。具体来说，2020年英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2001年增长了26%，而美国2020年则比2008年大幅增长39%。经济的过度虚拟化，导致大量的资金和社会资源被套牢在金融证券市场。不仅如此，美国经济高度依赖第三产业，还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政府债务居高不下。

美国政府甚至多次因为缺钱而“停摆”。2001年，美国联邦制政府层面的债务规模还不足7万亿美元。到到了2021年6月底，美国政府的债务总和已经突破了破28万亿美元。其负债率在2020年突破110%，2021年一季度更是提高到133%。在债台高筑的危机下，美国政府寄希望于超发货币为自己“续命”。2001年到2020年20年间，美国向全球洒播的美元数量（M2）翻了3倍多。甚至于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美国经济下滑3.5%的背景下，其全年货币供应量却依然大幅飙升，从15.3万亿增至20多万亿，几乎完全脱离了GDP发展水平。

尽管美国可以凭借“美元霸权地位”，利用全球“美元回流机制”，将过剩的美元输送出去，转嫁危机。但这种模式显然不可能持久，疯狂无度的经济泡沫终究会有破灭之日。换言之，一旦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压缩经济泡沫，重回实体经济的正确轨道，美国的这套罪恶把戏，就会反噬自身。一言蔽之，冷战结束后，尤其21世纪以来，经济加速“脱实向虚”的美国，逐渐蜕变为一个“金融霸权主义帝国”。

换言之，美国的霸权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经济霸权和金融霸权来维持的，具体做法就是狂印美金，不断冲击其他国家已经“泡沫化”了的金融市场，掠夺财富，转嫁危机。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美国先后采取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超发了大量美元在国内进行“救市”，然后再利用剩余的资本，购买新兴国家的核心资产。而后等到全球经济形势好转时，立刻收紧银根，刺激美元升值，吸引全球资金回流美国，进而推高美元汇率，从而导致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

可见，美国维持本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本质，是通过霸权将危机及成本，通通转嫁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只有这些国家实体经济不稳，经济高度虚拟化时，美国的罪恶企图才更容易实现。质言之，资本有人格，他的人格化身就是极力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家。但资本无国籍，资本运动的唯一目标和动机就是不断增殖，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哪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收益，哪里就是资本的“祖国”。一个国家第三产业比例越高，金融、投资等高杠杆产业发展越活跃，资本的活动空间也就越大，获利就越多。所以，作为跨国大资本的最大“集散地”和“策源国”，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虚拟经济，以便于美国“资本镰刀”的收割。

三、“强基固本”——坚守实业超越“第三产业陷阱”事实证明，西方所谓的“第三产业至上”，是一个陷阱，其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为了走出西方陷阱，我们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进行了实践探索。在国内层面，我国根据实际情况，对产业结构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革故鼎新，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的新路径。首先，我们重现划定了三大产业。第一产业依然是最基础性的农业。

第二产业除了原有的生产制造业之外，还包含了对劳动力质量（智力和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业服务业，以及警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文旅、房地产、金融保险、社会福利、通讯、IT业甚至军事服务等，维系社会运转必须的公共行业。其余的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总而言之，这种划分模式颠覆了西方原有理论，把那些与人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不可或缺的产业部门都划到了第一、第二产业。剩余的第三产业，则更像是一些为人们的生活锦上添花的“附加产业”。这些产业繁华、美丽、赏心悦目，有利于丰富人民生活，但极为脆弱，没有一二产业的支撑，再美丽的花也都是昙花一现。

因此，在此标准下，我们国家三大产业的比例，始终维持在9.3%，43.3%，47.4%左右。这样的产业结构，稳固、多元、合理、有发展韧性、能抵抗风险。一旦发生危机，稳固的一二产业可以为我们提供充裕的生活和实体物质，而一二产业从业者的可观收入，又足以供养第三产业。在国际层面，中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潮头，提出中外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通过发展实体经济，为新一轮的全球化强基固本。此番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政府显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监管作用，缺乏有规划的投资与开发，缺少对资本扩张的监控。

其结果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资本，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动能，更没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资料。如此一来，资本逐渐与实体经济相互分离，甚至从“服务实体经济”仆从角色，转换为了“主导实体经济”的喧宾夺主。资本如脱缰的野马迅速狂奔，第三产业的“经济数字”也狂飙增殖，但其最终归宿一定是肆虐的金融危机——中产阶级受到严重打击，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现象进一步加剧。历史反复证明，健康的全球化绝不能建立在第三产业尤其金融业，无限扩张的虚拟泡沫基础上。

要解决当前全球化的诸多危机，在经济领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让全球经济戒掉对虚拟金融产品的“依赖症”，重回实体经济的正确轨道。而发展实体经济，基础和重点就是制造业，前提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没有强大的基础设施条件，实体经济的发展将无从谈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共建，就是致力于实现亚、欧、非大陆及其海域的相互联通，建立和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筑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互联互通网络，促进各个国家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通过实体经济合作，对各国已经开始虚拟化，甚至泡沫化的经济，进行校航纠偏，使之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体做法就是以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骨架，将资本从虚拟的第三产业市场，吸引至道路、桥梁、水利、 电力、卫生、学校、医疗保健等系统，在惠及沿线民生的同时，促进制造业繁荣。这种投资和支出产生的倍增效应，在短期看虽比不上第三产业，但将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个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过程中，世界经济也将脱胎换骨，重回实业正轨。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之处，以及对泡沫经济的矫正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带一路”是迄今为之人类发起的规模最大的国家间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上百个国家，近50亿人口，沟通东亚、中亚、中东、非洲和欧洲，地域跨度极大，人口覆盖极广。中国将充分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和充裕的资金，让沿线国家与中国一起，分享繁荣，合作共赢。为了支持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先后牵头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机制。将资金从第三产业转移至基础设施领域，激发沿线国家强大的生产潜力。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在全球经济领域做大“蛋糕”，而且致力于分好“蛋糕”。“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所有国家不分贫富大小，平等相待，共同参与。这就有利于矫正第三产业过度膨胀，资本在全球的过度扩张导致的全球南北发展差距日益扩大问题，有利于世界经济再平衡、全球财富再分配。概而论之，“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与世界深入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共同发展的合作机制，也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

它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起点和重点，以实体产业为主要发展对象，以巩固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为主要发展目标，以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普遍安全，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为愿景导向。在这一合作倡议中，金融财经等第三产业，重回其实质——融通资金，盘活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创造物质财富。因此，大力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顺势而为，趁势而上，步步为营，久久为功，世界经济终将摆脱“过度第三产业化”的陷阱。

四、结束语多灾多难而又坚韧顽强的中华民族，是人才辈出的国度。中华文明圣火之所以绵延至今而生生不息，与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凝聚力密不可分。一代代中国人秉承的，是脚踏实地，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气概。我们鄙视一切投机取巧，损人自肥。我们勤勤恳恳奋斗的最终目标，是要为苍生谋福利，为万世开太平，让14亿人民共同兴旺富裕，我们打击一切资本家的贪婪嗜血。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是现代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和加油站。我们国家将会继续鼓励、支持、引导、规范其发展，不断增强第三产业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能力。

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坚决拒绝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空心化，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金融化，金融产业泡沫化”的“第三产业陷阱”。对内，我们努力遏制各类资本的无序扩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江山上，决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寡头经济”。对外，我们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互联互通，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筑牢合作共赢全球化的稳固根基。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前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仅是一种应然，也终将成为一种实然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