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因其购物便利，快捷，已然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原本默默无闻的双11，双十二竟也成为现代年轻人值得庆祝的节日——购物狂欢节。满足了大包小包的购物欲网后，一些烦恼可能也随之而来：买到了假货，却投诉无门。

电商平台因其开放，多样，廉价性，不合规产品，假货屡见不鲜，也开始成为假货滋生的温床。虽然，很多商家承诺：假一赔十，但不排除这仅仅是一种博取信任的营销手段。相比线下实体店维权诉讼就直接容易的多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而想在电商平台维权似乎总显得扑朔迷离，异常曲折，进退维谷：或者联系不到客服，或者责任推脱；联系到客服，找到商家的个人信息和电话，商家又抵赖，平台推脱，投诉无门......并且，网上购物往往消费额度不大，但维权却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资金，精力。很多人疲于消费，往往就此自认倒霉，主动放弃维权。由此也引发了消费者对平台，商家的质疑和不信任。网购买到假货，该谁来负责，怎么能减少我们的损失呢？成了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

    在经济学和法律学中，提到责任归属，经常会借鉴汉德公式的思路。

1、谁之过——汉德公式

     汉德公式源于“美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案件中，有一辆驳船Anna C，它跟其他几艘船一起绑在码头上。这时候有家公司要拖走其中的一辆，于是卡罗尔的员工解开绳索，拖走了这辆船，但在重绑时，没有把绳索系好，Anna C 不知不觉飘出海岸。

       随后，Anna C就意外被一艘油船撞坏了，但是油船上的人却没有发现它,Anna C就在海上孤零零的漂泊了21个小时，最后沉没。随后才知，Anna C上装的是慢慢一船美国政府的面粉。于是乎，美国政府就把卡罗尔拖船公司告上法庭。

      你看，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值得细细品味：最初的肇事者是卡罗尔公司，是它没有绑好Anna C，导致Anna C挣脱绳索飘出；但对Annc造成致命伤害的确是那艘油船；可悲的是，直到船被撞坏以后，大家才知道里面的东西很值钱。一船面粉就这么没了，谁之过？一时好像很难裁决。

 汉德法官就此就提出了它的看法，这真是一个拍案叫绝的好思路：他的中心思想是：一件事情所涉及的各个当事人，及他们承担的责任，跟他们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相关。那些越容易避免意外的人，他们所要担负的责任越大。譬如，在铁路旁晒亚麻，溅出的火星把亚麻烧个精光，承担责任的，应该是农民，因为农民避免意外所需的付出成本小很多，他只要把亚麻移到安全地带就可以了，但是火车停运，那得损失多少啊。

      根据这个公式，汉德法官认为，卡罗尔公司有直接责任，他没有把绳子绑好，导致Anna C被撞坏。美国政府似乎看上去什么也没做，但根据汉德公式，因为船上的面粉很值钱，所以才使得意外发生时，造成的损失巨大。卡罗尔公司不知道船上的货值钱，油船也不知道船上的东西值钱，但是美国政府知道，他知道东西这么值钱，就不该什么都不管，他只要派人时不时的到船上查看一下，就能及早避免损失，所以美国政府也有责任的。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电商平台买到假货，到底责任归谁？根据汉德公式，商家卖假货，假货的概率100%，毫无疑问，它有严格的直接责任。

      这一项交易，还涉及到了电商平台，根据汉德公式，“卖假货”也在他们可预见的范围内，所以他们也有责任。

       当然，根据汉德公式以后，似乎个人也是有责任的，如果你就喜欢捡便宜，平台上那些越便宜的东西，管理越粗糙，越毫无保障。

如此看来，各方可能都有责任，但这个责任有多大呢？汉德公式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却无法量化各方责任轻重。试想：如果把责任完全归消费者，让电商平台自由放任，那消费者得花多大的精力去甄别产品的好坏，今天买空调，为了不买到假货，我得是个空调专家，明天买鸡肉，难道还得成养鸡专家么？为了避免卖到假货，消费者得学习了这个，还得学习那个，这跟我们“分工合作，各有所长”的社会运作，背道而驰，消费者所要付出的成本也太高了。

如果把责任完全由平台呢？起初它可能会提高入驻商家的准入门槛，采取一些小措施，譬如抽查产品的合格度；如果假货很多，那它还得成立专门的“打假小组”，找很多的专家，做很多独创性的技术，但这会让它付出很多的管理成本。平台的本质也是为了赚钱，谋取利益，他也需要考虑收入与支出。如果“假货”让它承担了很多过重的不可预见的负担，消磨了他们过多的精力和利润，就有可能选择退出市场，退出市场对所有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像淘宝，京东，唯品会给带动了经济繁荣，使得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更美好。难道为了避免卖到假货，就要关闭它们，让他们不复存在么？

 有人说，商人唯利是图，有时候不管产品质量好坏都往外卖。这时候让政府来管管吧。它是非盈利机构，产品卖多卖少都没关系，让这个组织对产品的质量做监管，就能使产品的质量不受盈利的动机所影响。但对销售利润没有任何牵连的官员，虽然不追求利润，但是他们追求产品的安全，并且甚至可能是致安全。政府的管理也是有限的，如果让他们负担太多的责任，势必也会物极必反，结果可能就是延长产品的审核时间，要么就颁布一些高度防御的政策，这也会大大限制了电商平台的发展空间，反而事与愿违。

    当我们把问题放在当下的生活环境中时，还得从具体的社会约束条件，彼此的博弈中相互权衡，综合考量。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单独某一方责任的最大化，而是整个电商平台治理的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它的利益最大化。我们的初心是让网络购物更加规范安全，让消费者购买也更舒心，让涉及到的每一方都能效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

       可以看一个实际生活中的案例，譬如，最近澎湃网上一篇关于电商平台售卖有问题的“遛娃神器”的报道。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遛娃神器”儿童轻便通车，抽样百分之百存在安全风险问题。当记者以顾客的身份向这10个商家进行咨询，客服或以“质量检测证明在厂家”，或以“我是新来的客服，我也不懂”，或以“我们客服这里没有质量检测证明”等为由拒绝提供质量检测证明。

      相关律师认为，在这个事件当中：生产者，销售者，电商平台都有责任。

      “遛娃神器”属于存在危及人身，危及他人财产安全的缺陷产品，一旦造成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话，应承担严格的赔偿责任。

      销售者有责任：作为销售者，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承担赔偿责任，但销售者如果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不必承担赔偿责任。

      同时，电商平台也有责任，如果其质量有问题，电商平台可以断开链接、停止售卖等。并且消费者可要求平台提供销售者信息，网络交易平台无法提供的，消费者可要求平台承担责任。

      若网络交易平台明知“遛娃神器”存在产品质量缺陷依旧为销售者提供服务，却并未采取必要措施，应与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

      2019年，一月一日，政府也针对网购，电商等颁布了《电子商务法》，让监管落地，违法必究。它的出台一来消费者网购更放心，二来也为了营造一个更加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来也为了让遵纪守法的平台能运转的更好。

      到底责任在谁，责任有多大时，我们不能一刀切，得在消费者，电商，政府部门之间做合理的分摊，是需要全局综和考量的。在这里没有谁是完全免责的，也没有谁是负全责的，谁更善于处理哪方面的问题，谁就来承担哪方面的责任。这样的结果将是一个平等的，协同治理的生态，而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