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因助秦孝公收复河西失地，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在秦国实施一系列变法，使秦国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便国不法古。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后，得到秦孝公重用。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但秦孝公害怕旧贵族与国人反对而犹豫不决，有大臣建议召开朝会命臣工共同商议此事。朝会上，权臣甘龙、杜挚代表旧贵族利益集团反对变法。杜挚说：“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意思是，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的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意思为：“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商鞅进一步指出，“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而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也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就是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商鞅以历史进化论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进行了充分舆论准备。
立木为信。变法前，商鞅又以“立木为信”方法取信百姓。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意思是：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斤黄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斤黄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斤黄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战国·商鞅《商君书·画策》中写道：“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这几句大意是：圣明的君主不能只看重仁义而应该重视法度。制定法律一定要公正严明，颁布的法令一定要执行，这样就可以达到使国家强盛起来的目标。“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鞅认为，言论不符合法律的，不要听信它;行动不符合法律的，不要推崇它;事情不符合法律的，不要办理它。他建议，作为国君的，一定要把法律意识溶化在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凡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不听从，不提倡，不推崇，也不去做。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国君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样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曾评价：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