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国际战略环境处在一个动荡、分化、改组和向多极化发展的新时期。并没有像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相反，各种复杂交织的因素不仅使大国间的关系重新调整，同时也使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战略环境仍处于一个“冷和平”、高风险的环境中。尽管国际形势相对缓和了，但真正的和平并未到来，各种矛盾和对抗仍然错综复杂。研究和分析国际战略环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对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一节 国际战略环境概述
国际战略环境，是指世界各主要国家和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在战略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斗争所形成的世界全局性的大环境。国际战略环境包括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战略形势两个方面。国际战略格局是国际战略环境的结构，国际战略形势是国际战略环境的表现。国际战略环境从本质上反映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集团建立在一定、实力基础上的政治关系的基本状况和总体趋势，其核心是世界范围内的与和平问题。国际战略环境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形成的，时代的特征对它的基本面貌有决定性的影响。影响国际战略环境的主要因素还有国与国之间战略利益的矛盾及其发展，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与配置，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及其斗争、制约、合作的态势，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以及战争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等。
战略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战略是指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狭义的战略是指为达到军事目的而对战术的使用。把战略作为一个概念并加以定义的是德国军事理论家比洛（1757—1807）。他在《最新战法要旨》中说：“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大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而战术是关于在上述范围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最能得到认同的是德国军事理论家（1780—1830）的理论。他在《》中说：“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战术是“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而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对这些战斗的运用”。
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即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地理等诸因素的分析判断，科学预测战争的发生与发展，制定战略方针、战略原则和战略计划，筹划战争准备，指导战争实施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军事》对战略的定义为：“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它包括国家和武装力量准备战争、计划与进行战争和战略性战役的理论与。”《美国军语辞典》对战略的定义为：“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和科学。”
战略可按不同的标准划分类型。按社会时期，可划分为古代战略、近代战略、战略；按作战性质划分，有进攻战略和防御战略；按使用的类型，可划分为常规战争战略和核战争战略；按军种，可划分为战略、战略和战略；按作战持续时间，可划分为速决战略和持久战略；等等。
军事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国家的安全利益作为其基本的历史使命。
战略主要由四个要素构成。
战略目的是战略行动要达到的预期效果，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也是实施战略的归宿。战略目的是根据战略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确定的。不同性质的国家和军队，其战略目的不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特别是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统一是战略的基本目的。确定战略目的，强调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具有和可行性，符合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国家的总体目标和国力相适应，可以满足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要求。
战略方针是指导军事行动的纲领和制定战略计划的基本依据。它是在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和敌对双方战略诸要素基础上制定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条件下的战争，应采取不同内容的战略方针。每个时期或每次战争除了总的战略方针外，还需制定具体的战略方针，以确定战略任务、战略重点、主要的战略方向、力量的部署与使用等。
战略力量是指参与斗争的军事等各方力量。战略力量是战略的物质基础和支柱。它以国家为后盾，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战略目的和战略方针的要求，确定其建设的规模、发展方向和重点，并与国家的总体力量协调发展。
战略措施是为准备和进行战争而实行的具有全局意义的保障，是战略机构根据战争的需要，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和战略领导与指挥等方面，所采取的各种全局性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步骤。它包括所能应用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战略领导和指挥等各方面的综合手段。
战略具有全局性、针对性、阶级性、谋略性、预见性等特征。
凡需要高层次谋划和决策并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阶段性质的重大的、相对的领域，都是战略的全局。全局性表现在空间上：整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战区、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都可以是战略的全局。全局性还表现在时间上：贯穿于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的各个阶段和全过程。战略的领导者和指挥者要把注意力摆在关照全局上面，胸怀全局，通观全局，把握全局，处理好全局中的各种关系，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同时注意了解局部，关心局部，特别是注意解决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问题。
制定和实施战略都要针对一定对象，通过对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确定适当的战略目的，有针对性地建设和使用好进行斗争的力量，掌握斗争的特点和规律，采取多种斗争形式和方法，对敌抑长击短，对己扬长避短，以取得预期的斗争效果。针对性是战略谋划的基本内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任何战略都反映一定的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体现它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战略是基于客观情况而提出的克敌制胜的斗争方略。它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制强，乃至的重要方法。运用谋略，重在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制定战略强调深谋远虑，尊重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多谋善断，料敌定谋，灵活多变，高敌一筹，以智谋取胜。
预见性是谋划的前提、决策的基础。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正确判断、科学预测国际国内战略环境和敌友关系，以及敌对双方战争诸因素等可能的发展变化，把握时代的特征，明确现实的和潜在的斗争对象，判明面临威胁的性质、方向和程度，科学预测未来战争可能爆发的时机、样式、方向、规模、进程和结局，揭示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制定、调整和实施战略的客观依据。
战略环境是指影响国家安全或战争全局的客观条件，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及其所形成的战略态势。战略环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重点在于国际战略环境和周边安全形势。
战略环境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产生战略的客观基础；战略是人们对战略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受战略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必须积极适应战略环境的改变，适应国际战略格局、安全威胁和冲突样式的改变，提高自身的，主动作用于战略环境，并给战略环境带来变化。
正确认识和分析战略环境是正确制定战略的先决条件。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判断，是制定和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各主要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战略利益关系入手，较系统地考察一个较长时期内国际战略格局的状况和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趋势，综合分析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国际化条件，判明本国遭受威慑的可能、方向、性质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对策。
战略对战略环境的发展变化也具有重大的能动作用。战略与战略环境的关系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战略环境制约着一个国家的战略的制定，战略是应对战略环境的策略和方法。能否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战略的，将对战略环境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战略只有充分分析了战略环境的性质、进程、方向，才能作用于战略环境，影响它的性质、进程和发展方向。
国际战略格局，是指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相互关系的基本结构。它是国际战略环境的总体框架，表现了世界各种力量的分布、组合和对比。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起着主导作用，通常被称为“极”或“力量中心”。
国际战略格局的样式是由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在各个历史时期，新生力量的形成与变化，使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中心也随之变化，从而形成单极格局、两极格局以及多极格局。国际战略格局与经常变动的国际战略形势有所不同，它在一个相应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新旧战略格局的交替转换，通常发生在涉及世界主要国家的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之后，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战略格局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世纪以后，欧洲列强统治和影响着世界上的广大地区，从而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战略格局。这一格局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列强内部的剧烈争夺导致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以后建立的“体制”，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格局，建立了美苏两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战略格局。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以美苏两极为主导的“雅尔塔体制”彻底崩溃。由于、德国、西欧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以后，美国的“单极”世界格局计划破产。随着世界形势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国际战略格局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可以相信，一个新的以多个力量中心为基本结构的多极化国际战略格局正在形成。
国际战略格局是国际社会中有关国家或力量集团，在一定时期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而组合的一种关系和结构，是这些国家或力量集团在斗争中处于相对平衡的发展阶段的关系和结构。
在当今国际战略舞台上，能够成为国际战略力量，并进而被称为国际战略格局基本要素的是大国和国家集团。所谓大国，一般指那些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拥有较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对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能够施加巨大影响的国家，也就是通常所指的那些能够构成国际战略力量的世界主要国家。所谓国家集团，是指若干国家力量的“集合”，因而它比单个国家力量要强大得多。《条约》的最后签订，使欧洲27个成员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集团”，亚洲的“”同样如此。在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国和国家集团是推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加速形成的重要力量，也是未来新格局得以建立的基本构成要素。
国际战略力量是指，在中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并对国际形势及国际战略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国际行为主体（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能够独立参与国际事务，并能独立行使国际权利、承担国际与义务。一个国际行为主体，一旦它的行为能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便能对国际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对其他行为主体产生重大影响，从而成为一种国际战略力量，并成为国际战略格局的构成要素。
国际战略力量的行为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或综合国力紧密相关。政治力量，主要有政治稳定力、政治组织力、政治影响力；经济力量，主要有生产力、经济开发力、经济资源配置力及其储备力等；军事力量，主要有常备军力、后备军力、战争动员力等；科技力量，主要有科技发展力、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力、科技创造发明力等；社会力量，主要有社会凝聚力、社会文明影响力、历史传统继承和发扬力等。
国际战略格局本质上就是一种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关系。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是国际战略力量之间的一种实力对比，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影响力的对比。因此，在考察各种战略力量时，不仅要考察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实力地位，而且要考察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
二、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与特点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正处在由单极向多极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点。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及国际影响力、文化扩散力，都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但是，世界其他战略力量迅速发展，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俄罗斯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虽较苏联大大削弱，但仍拥有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实力，近年来，正利用其巨大的储量和产量来影响世界，试图重振大国雄风，恢复世界强国的影响力。作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政治经济集团，其经济实力、外交影响力以及独立的防务建设在冷战后有了较大进展。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科技水平居世界前列，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并走出国门，加速成为“正常国家”。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对周边和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其他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
（一）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是指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中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它是某一时代基本特征的集中反映，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规定着该时代各国相应的主要任务。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就是反对，维护世界和平，就是争取维护世界整体的非战争状态；发展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是全人类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形成目前时代主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
在和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它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不仅创造出了新的劳动工具，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迫使人们到国外去寻找市场、寻求，而且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更先进、快捷的交往工具，保证了国与国之间经常的相互联系和交往，这种情况再加上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能源和资源的依赖以及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使得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这种情况客观上不允许再恢复到与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国家间敌对或大国对峙的国际关系格局，从而推动着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继续前进。
2.大国间的力量趋于平衡
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推行霸权主义和使用武力的倾向在增长，但主要大国之间尚没有形成敌对、对抗关系，特别是类似于苏联及华约集团那样的美国的全球战略性对手还不可能出现。对中、俄等世界大国，美国的基本战略仍将是通过接触或“伙伴关系”，把中、俄纳入美国、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同时对中、俄实施长期战略防范。美国与欧洲大国之间尽管基本能够维护其关系，但在许多重大问题如北约与欧盟东扩、北约作用的发挥、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朝鲜问题、伊朗问题甚至反恐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但“有斗有和、斗而不破”的模式仍将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大国关系的基本模式和特征。
3.发展经济和科技仍是世界各国国家战略的核心
美国和欧盟在经济方面将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日本在努力恢复其经济发展势头，俄罗斯已确立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国家政策，中国力争保持经济的，各国更加重视科技和的竞争。美国虽然已不满足仅在经济上与其他大国展开竞争，企图以发动对外战争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但由于其战争政策受到各国抵制，美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矛盾都在发展，其靠战争刺激国内经济复兴的企图不会实现。21世纪的世界格局仍取决于各国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较量。
4.南北矛盾更加突出，核心仍然是经济发展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矛盾是宗主国与半殖民地的矛盾。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的兴起和大批民族国家的诞生，这种矛盾已在政治斗争的层面上得到了总体解决。由此演变而来的南北矛盾，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根本任务是摆脱贫困，摘掉落后的帽子。几十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整个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很贫穷，发展问题刻不容缓地提到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日程上来。
以上这些都说明，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国际形势尽管有风浪、有起伏，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并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态势。
（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1.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是大势所趋
多极化起始于冷战时期。美国前总统早在1971年就提出了美、苏、西欧、日本、中国五大力量的观点，认为“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在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的前途”。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基辛格依然承认世界的多极化格局，他在《大外交》一书中这样写道：“冷战结束，制造出观察家所说的‘单极世界’……美国比十年前更占优势，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权力更加分散。因此，美国能够用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实际上也减弱了”，“虽然军事上是个超级大国，美国却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因为它的力量和意识形态都不容许它有帝国野心”，“无论是美国，还是联合国，大概都不可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还有日本，或者可能还有印度，大概将会起主导作用”。冷战后，多极化发展更为加速。多极化既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除美国之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要求，因而是不可阻挡的。
美国在国际政治上推行强权主义政策，对别国事务横加干涉，在道义上树敌颇多，丧尽人心。在当今世界上，确实有许多国家怕美国，但更多的国家却不赞成美国，美国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就欧盟与美国的关系来看，虽然科索沃战争期间二者表现出一致性，阿富汗战争时双方又实行合作，但由于欧盟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不满，加之对北约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看法也与美国出现重大分歧，北约的凝聚力将大为减弱，美国难以通过北约长期维护其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尤其难以驱使北约成为其称霸世界的马前卒，这在伊拉克战争中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场战争中，其他许多国家也都持反对态度。受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也已处于分化状态。
美国到处插手，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直接关系，从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可见一斑。《大棋局》中提到的“欧亚的巴尔干半岛”是对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1861—1947）提出“世界岛”理论的延伸。
哈尔福德·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
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棋盘可分为西部、东部、中间地带和南部四个部分（图3-1）。其中，西部地区主要由美国的西欧盟国组成，他称之为“民主的桥头堡”和美国“向欧洲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东部地区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他认为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是“世界潜在的政治火山口”。中间地带主要包括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解体使该地区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黑洞”。南部地区主要包括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该地区战略位置重要，蕴藏大量石油和天然气，种族和宗教冲突激烈，又是大国角逐之地，是“欧亚大陆的巴尔干”。
图3-1 欧亚大棋盘示意简图
在当今世界上，大约1／5的国家有美军的基地，1／4的国家有美军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而且，美国还得时刻提防着俄罗斯，念念不忘遏制中国，这势必造成其力量的分散使用和过度消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美国著名战略家都认为，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最多只能再维持25年。
其次，其他国际力量中心也在成长壮大。除美国外，其他力量中心主要是指欧盟、俄罗斯、日本和中国。
欧盟方面，从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已与美元、日元一起构成世界三大货币体系。随着欧盟经济政治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它的综合实力还会进一步增长，未来欧盟可能成为国际社会中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极。
普京因乌克兰问题遭遇了其掌舵俄罗斯15年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欧洲地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围绕乌克兰危机，俄与美欧激烈博弈，其外部环境明显恶化，经济增长濒临衰退，内政虽总体保持平稳但暗流涌动。可以说，普京的难题大多因乌克兰危机而生，但其影响与后果则更广泛、更长远，导致普京推动的俄大国复兴步伐受阻。为适应世界局势变革，全面应对军事威胁，针对新武器、新热点、新对手和新盟友的发展变化，俄罗斯积极修订军事宪法，出炉新版军事学说，明确提出了与西方国家的新型对抗方式，同时指明了俄罗斯未来的优先发展方向。
作为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的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早已不甘心“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谋求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的步伐，力求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导者，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同时，日本近年来还不断加快发展军事力量，其海军实力已超过英、法，雄踞世界第三，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0年3月邓小平就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再次，多极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多极化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意愿。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过，只有一种主导力量的世界是危险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原因，欧洲也必将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说法代表了许多国家的意愿。这些国家尤其是各大国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是由于未来世界的多极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各主要力量及其影响力的相对均衡化，是走向摒弃强权政治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承认世界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多样化，同时，也是美、欧、日、俄、中等各大战略力量相互借重、相互制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操纵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为所欲为、独断专行的多极化。
可以预言，随着各大战略力量的成长壮大以及它们对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合力推动，21世纪不可能是美国的世纪，而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处、合作与竞争的多极化世纪。
2.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的形成将面临长期斗争
一方面，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严重迟滞了多极化的发展。冷战后，美国经济再度走强，这使得它在政治上的野心也再次膨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明确向世界宣布，“要使世界免遭过去的灾难，必须有一个领导，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美国“最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乔治·布什在他的竞选纲领中也明确宣称：美国“强盛的经济”为美国带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美国应当凭借强大的实力“追求更高的目标”，“繁荣应当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恢复受人尊重的美国领导地位”。从布什总统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比克林顿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肯定，美国的这种霸气和进攻态势还会持续一个时期。
从实践上看，也确实是这样。美国凭借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不断谋局布势，大肆推行全球霸权战略，企图尽量长久地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克林顿时期，美国主要抓两个战略重点方向，即在大西洋推进北约东扩，在太平洋方向则强化美日同盟，大力推行“西挤东压”战略。布什政府上台后，更加强调军事利益优先，又拓展了两个战略方向，即中亚方向和中东方向，大肆推行“布什主义”的单边政策。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野心，势必严重迟滞多极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平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不但没有实现从美国向其他大国转移、从大国向中小国家转移，反而出现了反常的“逆转移”现象。就美国与全世界而言，美国实力不降反升；在直接组成多极框架的五大力量中心中，俄罗斯经济发展不稳定，短期内难以恢复实力，加之乌克兰危机受到西方制裁，军力较强、经济虚弱的“跛脚大国”地位不会有根本改变；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之后，实力弱点暴露无遗，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可能重新大幅度增长；欧盟政治、经济的整合初见成效，但其内部仍矛盾重重，尚不完全具备大国的行为特征；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硬国力一时难与美欧日相提并论，“软国力”也有待进一步“培育”，更何况还有意想不到的灾害相随。种种情况表明，美国经济虽陷于衰退，但其综合优势仍然明显，在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仍将保持“一超独强”的基础。建立在各大战略力量对比均衡结构基础上的多极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3.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的机制尚未形成
两极格局之所以长期维持下来，原因之一是有稳定而强有力的机制即华约和北约保障。同样，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也需要有稳定的机制来保障。从长远来讲，或许只有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才能充当这样的机制，但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却一直受到美国的挑战与冲击。到底多极化格局的机制应当如何建立，是完善和利用现有机制，还是进行彻底的机制创新，都有待于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们去探索。
总之，多极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从长远看，美国的单极世界之路是行不通的，但是由于国际战略力量的失衡难以在短期内趋向均衡，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进行种种干扰和阻挠，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其间仍将经历重大甚至激烈的斗争。
（三）国际局部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国际局部安全形势是指当前世界安全的总体状况以及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趋势，它是整个国际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国际战略环境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
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未变，世界军事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一方面，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大国力量角逐加剧，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局部战争与地区武装冲突此起彼伏，恐怖活动与海盗行为日益猖獗，领土主权与权益纠纷不断浮出水面，世界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此外，核问题僵局难破，国际军控与核裁军形势不容乐观，而大国开始在反导和太空两个战场展开新的战略角逐。
三、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
国际战略格局总体上依然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流，但天下并不太平。展望未来，大国与大国集团的关系仍然错综复杂，世界各种力量不断分化组合，交流与合作、斗争与竞争交织在一起，将是未来几十年内国际战略环境和军事形势的基本形态；称霸与反称霸、多极与单极、遏制与反遏制、干涉与反干涉、分裂与反分裂、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军事斗争的基本特征；世界要和平、国家求发展、社会要进步，仍然是当今时代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一）多极与单极的斗争将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矛盾
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均衡化，是多极化战略格局形成的基础，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地位的变化有关。虽然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但21世纪前半叶美国将继续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基本事实使得多极化进程不会发展得很快。同时，“诸强”力量的逐步强大，与美国的差距趋于缩小，也使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难以实现。“一超多强”的局面还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历史将在曲折中前进。
美国方面，在苏联解体后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它的实力已相对下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仍然处于优势，居世界首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布热津斯基2001年1月在接受《明镜》报记者的采访时声称：“美国在经济上是全世界的火车头，在科技上是创新的源头，在军事上是唯一的全球性强国，甚至在文化上美国也拥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美国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任何一个新政府都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世界已进入新的美国世纪”。由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悬殊，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美国仍然会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积极插手欧亚事务，强占地缘优势。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欧亚大陆位于世界的中心，谁控制了这里，谁就将主宰整个世界。”美国也一向将地缘战略的重点置于欧洲和亚洲，欧亚大陆势必成为其地缘战略的重点。
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是出于对欧亚大陆战略地位的考虑。欧亚大陆是“世界上处于轴心地位的超级大陆”，全球75%的人口和60%的财富集中在这一地区，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也大多集中于此。中东和里海地区蕴藏的大量石油，也是美国战略能源供应的生命线所在。而在全球各大洲中，也只有欧亚大陆存在向其“领导地位”挑战的潜在力量。美国国防部在近几年的《国防报告》中明确指出：“到2015年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同时，欧亚大陆之间，中东、中亚和南亚等地区的民族、宗教和领土纠纷错综复杂，其中的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贩毒等“非对称性威胁”在对美国利益造成重大威胁的同时，也为美国介入该地区提供了良机。美国的单边主义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对，而且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
欧盟方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集团，目前有28个成员国，人口5亿多。从1998年起，欧盟GDP和外贸总额均已超过美国。1999年启动的欧元，成为美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欧盟发展为一个自主、强大、统一的欧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伊拉克战争后，法、德等国在实行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然而，由于美军用技术领先欧盟10年以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老欧洲”还不会脱离美国主导下的北约。
俄罗斯方面，其军事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战争观上，俄军重新肯定了地缘政治理论，更加重视国家利益；在战略目标上，强调以军事实力恢复大国地位，确保传统势力范围；在战备中，突出核武器的遏制作用，重点应付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军队建设上，强调走质量与数量相结合的道路，重视机动部队的建设；在军队职能上，恢复了军队对内遂行任务的职能；在国防工业上，决定放慢军转民的步子，保护军工生产的潜力。俄罗斯军事战略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基本上放弃了全面争夺全球性战略目标，转向确保传统势力范围的地区性目标。
日本方面，其经济科技实力雄厚，GDP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世界第二，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军费开支连续10年仅次于美国，军人人均军费居世界首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于停滞，但制造业仍在发展，2013年在海外的销售额达到近2万亿美元，海外总资产达到7.8万多亿美元。未来20年，日本在保持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将积极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但还不会摆脱美日军事同盟的束缚。
中国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到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但是，中国在人均GDP上还将长期处于低水平，2014年为7 485美元左右，2020年将达1万美元，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由于国际力量的严重失衡和美国的极力阻挠，多极与单极的斗争将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各个领域展开，且有可能更趋激烈。在这场斗争中，美国将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影响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构成对我国国际战略环境的主要安全威胁。
（二）国际安全态势深受全球化发展的影响
无论当今世界出现何种形态的斗争和冲突，也无论当今的国际关系呈现什么特点，它都是一定国际社会结构性质和秩序的产物。因此，观察国际局势的一个视角就是考察国际结构的性质及推动这种性质发生改变的驱动力。所以，人们不能不对近年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格局的性质产生的深刻影响做一番考察。
虽然人们不能把当今世界格局的塑造完全归结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但应该认识到，后者对当今国际社会性质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当今世界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催化动力。全球化冲破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门，加速了财富向发达国家聚集，也加剧了弱势国家的贫穷落后。高技术在冷战后成为发达国家财富的强力吸纳器，致使其综合国力迅速膨胀。美国凭借其高科技优势，获利最大，经济实力势压群雄。经济全球化在近十几年的迅猛扩张，世界自由大市场的形成，舒缓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内压，而且其巨大的资源反过来又推动了其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提升。这一结果使得本已失衡的世界战略力量格局更加失衡，使美国在国际安全行单边主义，并为其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物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实力差距和贫富差距无限制地超越临界点，宗教、民族矛盾尖锐化，必然演变成为国际社会的灾难性后果——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和极端民族主义猖獗泛滥。
全球化一方面极大地扩大了各大国之间的利益联系，使得大国的相互依存性增强，因此有力地制约了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全球化在先进技术和手段支持下一下子拉近了穷人和富人的距离，不同宗教和文化传统得以零距离接触，从而增大了摩擦和碰撞的概率，也促进了恐怖主义人员、资金、技术的全球流动，加上武器扩散越来越简单，使得恐怖活动更为便捷，组织更容易，破坏性和危险性更大。因此，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扩散将面临更加困难而复杂的形势。
从本质上看，世界的和平与动荡最终是由各个不同的发展状况决定的。正是由于发展不平衡，各国各民族甚至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所享受到的权利出现巨大差异。发达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经常做出一些为富不仁的举动，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尊严，恃强凌弱，剥夺弱小国家应有的权利，因此，埋下怨恨和仇恨的祸根，在宗教和极端思想的促动下形成复仇势力。
（三）国际反恐斗争将继续成为国际战略格局演变中的焦点
“9·11”事件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恐怖主义是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产物。国际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相互勾结、滥打滥杀，威胁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反恐的旗帜下，大国关系分化组合，合作倾向加强。穆斯林民众反美情绪强烈，宗教极端组织大力实施暴力行动。美国以反恐为名，将一些国家列入“邪恶轴心”、“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被奴役国家”和“失败国家”黑名单，肆意发动攻击，企图建立单极统治的世界。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南北矛盾激化的表现，是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美国以暴反恐、单边主义的做法，必然导致激进势力采取以恐反霸、以暴抗暴的态度，最终导致恐怖主义的泛滥。在美国没有放弃霸权主义政策之前，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将长期成为国际安全中的焦点。
伊拉克战争后，国际反恐形势出现了扩大化和长期化的新动向。美军攻占巴格达后，伊拉克成为吸引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分子和萨达姆残余分子的“吸铁石”，各种袭击此起彼伏，美军几乎天天有伤亡；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重整旗鼓，妄图卷土重来；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活动表明恐怖活动正在中东地区进一步扩散；在东南亚，开始形成一个从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直延伸到泰国和缅甸的马蹄形恐怖活动的高危地带；西方世界防恐警报不断、险象环生。种种情况说明，美国虽然暂时打赢了伊拉克战争，却在伊斯兰世界埋下了更多的复仇种子，复仇的种子带来的只有血腥和恐怖。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必须注重协调，加强合作，缓和矛盾，调整部署，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复杂情况。
（四）新军事变革深刻影响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及世界一些战略学界开始大量出现关于RMA（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的论述。新军事变革的实质是工业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行的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信息化军事体系的整体转型，即在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化。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未来战争形态信息化必然对国际战略格局带来广泛深刻的影响。
一是新军事变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战争理念，促使各国依据客观环境和主观需求积极主动地进行战略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需要，已进行过三次军事战略调整：1992年，布什政府首先提出“地区防务”战略；1995年，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灵活选择和参与”战略；1997年，克林顿政府又提出“塑造、反应、准备”战略。俄、英、法、德、日等国不甘落后，为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积极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的潮流，纷纷进行战略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在战略上也做出了必要调整。可以预见，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各国还会进行新的战略调整，并促进国际战略格局进行新的整合。
二是新军事变革有可能加剧战略力量对比的失衡，使各国已经存在的差距不仅不容易缩小，反而有可能扩大。可能会诱发新一轮军备竞赛，从而对世界和平、发展和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三是新军事变革不仅使军事手段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而且会刺激新干涉主义进一步抬头，给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带来新的威胁。新军事变革大大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性能，为运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多样化的可能选择。如一枚导弹携带228枚精确制导反坦克子弹，攻击敌坦克群的能力与1000吨当量的核弹相当。现在，高新技术使战争的可控性显著增强，也使军事手段的运用空间进一步拓展。据统计，冷战时期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年均为4次，而冷战后年均却达10次之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是处理国际危机的前提。自1990年以来，美国对外出兵达60次，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出兵总数的一半以上。
四是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新军事变革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可以吸收和运用世界军事科技的成果，推动本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军事变革的经验，使本国的军事改革少走弯路。但是，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战略选择上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不顺应世界潮流，积极推进本国的军事变革，大力提高国防实力，与发达国家军队存在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就没有保障；如果把主要力量用在军事发展上，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削弱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怎样决断，是一个关系重大、非常复杂的战略难题。
第三节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
周边安全环境，是指国家周边有无危险和受到威胁的情况及因素，是周边国家或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否构成威胁，有无军事入侵、渗透、颠覆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和评估。它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是制定国防战略的首要依据。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指中国在其国土周围面临的安全条件和所处的安全状况，也即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利害关系。
21世纪初，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周边安全环境在地缘方向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表现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的态势。在外部因素中，美国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周边国家多、人口稠密、社会差异性大、历史及现实矛盾突出等特点。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周边环境相比，环境最为复杂，变数也最大。
（一）我国所处地理位置
我国地处亚洲东方，陆地边界总长2.2万余千米，海岸线总长1.8万千米。与我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14个国家，领海邻界的有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7个国家，而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是4个和12个。我国周边国家人口在1亿以上的有5个，分别是印度10.2亿、印尼2.2亿、俄罗斯1.5亿、日本1.2亿、巴基斯坦1.2亿。加上中国，该地区总人口已超过30亿，占世界人口的1／2以上，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图3-2）。
图3-2 我国周边国家简图
（二）我国周边国家之间差异性较大
我国周边国家在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发展程度、宗教文化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制度上看，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封建制国家；从意识形态上看，有共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也有西方价值观、人权观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从发展程度上看，有位居世界第三的经济强国日本，还有发展迅速的新兴工业国家，同时又有多次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阿富汗、尼泊尔、不丹、蒙古、缅甸等；从文化上讲，有东方文化，也有欧洲文化；宗教上则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等。同时，该地区的人口素质与欧洲相比，普遍较低。
（三）历史和现实矛盾突出，热点地区集中
由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等原因，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存在领土领海划界、民族宗教、国内战争等诸多问题。根据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周边环境存在一条“V”字形热点线，以南中国海海域问题为交汇点，向西是从柬埔寨到中越边境及中印边境问题，到印巴克什米尔冲突、阿富汗战争，再经塔吉克斯坦到中亚地区问题的陆地线；向东为台湾海峡、中日钓鱼岛问题、朝鲜半岛对峙、中日韩大陆架分歧、日韩竹岛之争到日俄北方领土之争的海洋线。这两条线都邻近中国，有些还直接涉及中国的主权与安全，一旦这些热点爆发事端，中国被卷入的可能性极大，回旋余地小。另外，美国虽然不是中国直接的邻国，但美国在日本、韩国和太平洋地区驻军达10万余人。美国插手亚太事务，在亚太地区构筑军事同盟，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极大压力。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国与俄罗斯建立了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从而使我国7 000多千米的北部边境安全形势得到了缓和；我国与印度的关系不断改善，与东盟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可以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但是，我国仍面临着潜在的威胁，周边和国内环境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
美国亚太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仍存在不稳定因素。“9·11”事件后，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变化以反对恐怖主义为基础，而非以双方真正的战略共识为基础。因此，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调整并不稳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可能受大选、朝核、台海三大因素影响。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大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坎坷历程。两国曾是共同抗日的盟友，从新中国诞生到中美建交前，两国关系从长期对峙逐渐趋向缓和。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改善。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把两国关系带入了新阶段。《中美联合声明》指出，中美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将“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地区安全和防止核扩散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的共同利益，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两国各自的战略需求是其发展的动力，大国关系的互动和意识形态因素等都对其带来影响。
纵观历史，虽然中国和当时的苏联由于种种原因，从结盟、对抗到相互隔绝、互不往来，经历了40年的恩恩怨怨，但自苏联解体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十分顺利。普京执政以后两国之间加强了经济贸易合作，结成了战略协作伙伴，俄中关系进入一个以“现实利益”为轴的调整期。20世纪90年代，国际环境压力促使俄罗斯与中国开展战略协作，双方关系取得长足进展，政治、安全合作模式已基本到位。未来一个时期，双方在总体战略利益吻合的前提下，具体合作领域的分歧可能增多，避免经济合作分歧对中俄战略协作产生消极影响是两国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东北亚，无论从经济和政治上看，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观察，在亚太地区都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先看朝鲜，其未来走向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朝鲜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震惊全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严重影响甚至打乱了东北亚相对和平、稳定的格局，令中朝、韩朝、日朝以至美朝、俄朝的双边关系产生质变，很可能会使上述六方的多边关系重新洗牌。更有甚者，还将导致东北亚上空出现战争的乌云。世人已感疑惑：会不会发生第二次朝鲜战争？其一，朝鲜仍面临生存危机。朝鲜经济长期深陷困境，吃饭问题尚未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每年向朝鲜提供的粮食可维持640万人（占其人口近1／3）生存。若朝鲜经济恶化导致难民潮，将危及中国边境安全。其二，朝核问题的解决与半岛统一密切相关。半岛无论以何种形式统一，都将深刻影响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若半岛统一和美韩同盟强化同时实现，将使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亚太安全格局全面“洗牌”。其三，朝鲜不时玩弄边缘外交，挑战美国甚至联合国的“忍耐极限”，把中国推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朝鲜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使东北亚的局势越发不可预测，如何使朝鲜的核问题控制在可控制范围之内，是目前各主要国家乃至联合国必须认真考虑解决的问题。
再看日本，其政治右倾化及对外战略转变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变数：一是日美强化双边同盟，引发了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地区各国的疑虑，使台海局势存在变数，延缓了朝鲜半岛清算冷战遗产的进程。尤其是日本在美国推动下表现出从“专守防卫”转向参与地区军事干涉行动的外向型安全战略动向，势必对东北亚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日军事同盟进一步巩固及其在所谓防卫合作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采取的“模糊性解释”与“随意性说明”，不仅破坏了中、俄、美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合作的相互信任基础，而且给整个地区安全带来消极影响。日美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将破坏东北亚安全合作，鼓励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在东北亚地区产生消极政治后果，如增大中美和中日之间的不信任、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给防扩散造成障碍等。二是日本可能着手修改和平宪法，必将引起亚洲国家不安，使地区安全问题复杂化。《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地希望以正义和秩序为根本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是日本政府基于对过去军国主义政策的反省而向本国和世界人民做出的严肃承诺，也是日本洗心革面、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誓约。在亚太各国普遍要求维护地区和平秩序、强化互利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新世纪各种挑战的形势下，日本作为有影响的地区大国，是顺应时代潮流，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继续坚持其《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规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是逆世界大势而动，这是关系日本前途的重要选择，也是关系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重要选择，必然引起亚洲国家的密切关注。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尚未取信于亚洲各国，消除亚洲国家的所谓“误解”，求得战争受害国人民的宽恕。在没有真正融入亚洲社会的情况下，日本掀起修宪风暴，必然引起周边国家的忧虑。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历史责任问题，日本追求“普通国家”地位的举动，必然会受到周边国家的牵制，从而导致它与邻国关系的恶化。即便有一些国家愿意改善与日本的关系，那也将是十分功利和短暂的行为，无助于东北亚局势整体改变。而在各国纷纷崛起的东北亚，长期的紧张局势最终将损害日本自身的利益。三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将导致东亚出现军备竞赛危局。日本政府执意修改宪法、强化武装、复兴军国主义的系列举措，将打破东亚国家的战略互信和战略均势，军备竞赛不可避免，不但中日间的军事对抗将成为常态，东亚的整体稳定和安全也会面临严重挑战，从而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东盟国家加紧进行战略调整，其重点主要包括：一是战略任务由“安内”转向“御外”。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东盟各国国内安全环境相对改善，而国家间仍存在一些错综复杂的领土和领海的主权纠纷，致使各国开始更加关注对外防御战略。二是战略重点由内陆转向海洋。除了历史上的领海纠纷之外，各国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开始在如何划分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岛礁归属问题上产生分歧和冲突，一些国家对历来属于中国主权管辖下的南海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甚至以武力占领，使南海成为一个潜在的冲突热点。三是军队建设由以陆军为主转向重点发展海、空军力量。四是加强“区域联防”，发展多边军事合作。东盟正在建立“防务关系网”，必要时各国军队将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平时进行共同训练和联合演习。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已达成协议，对马六甲海峡进行共同防御。同时，东盟各国在不断加强内部合作的基础上扩大与区域外的军事合作，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签订了有关军事方面的合作协议。
一些东盟国家加强海空军事力量的目的，就是要争夺海洋权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已侵占我南沙群岛38个岛礁之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危险日趋增大，已有30多家跨国石油勘探公司在南海海域疯狂掠夺我油气资源，有的国家正在利用重新租用军事基地的手段，极力拉拢美国军事力量重返该地区，以达到长期占据我南海岛礁的目的。
南亚地区局势主要是来自印度方面的影响。印度对外政策尚未定型，对华战略仍呈摇摆姿态。近几年来，印度对华认识有所转变，对华政策积极面扩大。但印度上层“精英”中普遍存在疑华、妒华、防华心理，特别是双方存在复杂的边界问题。印度推行强国、强军的“大国战略”，很大程度上仍以防范中国为目标。印度虽不再刻意强调“中国威胁”，对建立印美双边军事同盟的积极性也不高，但合作遏制中国却是印美双方的长远目标。美国在导弹防御、反恐技术分享和军事演习等方面以“盟国待遇”拉拢印度，“亚洲北约”这种松散的多边安全机制可能成为两国共识。若印美结盟，势必影响南亚安全格局，不仅给中印关系带来新的变数，也将引发南亚的动荡不安。
中国与中亚各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双方的安全和经济合作不断得到深化。1991年中亚五国独立后，与中国的关系迅速发展。在政治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日益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安全领域，双方以反恐斗争为核心积极进行合作；在经贸领域，双方合作空间不断拓展。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蒙古国、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和阿富汗5国被接纳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国。我们及时提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五点主张，得到各国响应，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和战后重建，恢复发展了中阿传统友谊。
三、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主要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本着“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有效地推动周边形势向着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世界和地区战略格局的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也增加了许多新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重要特点。同时，地缘争夺加剧，经贸摩擦趋多，意识形态斗争依然尖锐，中国周边安全威胁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
（一）祖国统一面临复杂形势
近年来，台湾海峡地区出现了较为复杂的局势。一是“台独”势力虽然受到多种因素的有力约束，但民进党在岛内政治影响力还在，其“台独”立场也并未改变，基于岛内政治斗争需要，仍会不断变换手法推动“台独”。二是台湾当局防范大陆的军事准备不断加强。台军近年来加快整军备战步伐，积极修订作战预案，完善侦察预警体系，大幅调整部队编成，深化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加大进攻性军事力量建设，全面提高三军联合作战能力。三是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影响我国统一大业。美国一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台制华”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最主要的战略追求，美国的台海政策具有鲜明的两面性。
台湾问题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排除的最大的一个障碍，是21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祖国统一终将实现，这也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期盼。
（二）西方军事强国炒作“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安全环境影响深远
处于全球战略的考虑，美国一再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2010年2月1日，美国公布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报告》提出，美军将放弃以往为传统性大规模地区冲突做准备的国防战略指针，并归列了美国国防部的四大目标：赢得当前的战争，防止未来冲突发生，为可能的大规模网络冲突做准备，维持和加强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武装部队。《报告》再次鼓吹“中国威胁”，指责中国军力不透明，渲染中国军力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进一步加强。一是逐步加强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夏威夷军事基地的建设；二是继续保留其在东北亚的前沿军事存在，进一步强化美日和美韩军事同盟防卫合作；三是将其在东北亚的军事前沿存在进一步南移，强化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竭力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并企图实现对马六甲海峡的直接控制；四是在原有双边结盟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的亚太多边军事结盟体系。在南亚，美国则试图通过提升印度的国际战略地位来对抗和制衡中国。
（三）朝鲜半岛局势动荡，朝核问题可能威胁我周边安全
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鲜半岛一直维持着人为的分裂和南北对峙局面。时至今日，虽然东西方冷战早已结束，但就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局势而言，冷战并未结束，雅尔塔体制依然存在，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所谓“三八线”的存在。
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朝鲜核问题再次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中国是朝鲜半岛的近邻。维护半岛局势稳定和南北关系和平发展，努力维护半岛无核地位，反对朝鲜核扩散，是中国的重大利益和关切所在。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不仅关系到朝鲜半岛内部的政局走向及其前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以及亚太地区战略结构的平衡与稳定能否维持下去，而且也将对我国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产生直接而又重大的影响。
（四）中日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短时间内难以解决
近年来，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东海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上存在一系列争端或分歧。
一是日本当局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拒绝承担战争责任。在对待侵华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日本当局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多次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致使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二是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以及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方面存在严重争端。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以及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时中日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搁置争议”，“先放一下，以后解决”，但日本当局实际上从未认真履行过自己的诺言，相反，却一直在有预谋、有步骤地实施对钓鱼岛的侵占和控制，企图造成既占事实。中国政府一再严正声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2012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再次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也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意志。三是日本当局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伤害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从1895年至1945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方面，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具有浓厚的亲日情结，甚至公然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维护台海地区安全稳定的责任”；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总想着重温昔日殖民台湾的旧梦，甚至想借台湾问题阻挠中国的崛起。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更加明目张胆，其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面临严峻复杂的挑战
我国有着辽阔的海洋国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我国的大陆海岸线长18000多千米，领海自北而南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我国的领海面积22.8万平方千米，管辖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域300万平方千米。辽阔的疆域，既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又使我们维护国家主权的任务异常艰巨和繁重，与周边邻国在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十分突出。
我国在有关南海问题上一贯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主张有关争议的当事方通过双边直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反对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地区化和国际化，反对不相干的第三方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和干涉。但由于牵扯到各方的切身利益，谁也不肯轻易做出让步。一方面围绕南沙问题的国际外交斗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各国也都在积极发展军备。因此，围绕南海海域和南沙群岛争端问题的斗争十分复杂，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六）周边地区恐怖主义日益猖獗，严重威胁我国安全
中国处于国际恐怖势力猖獗的高危弧形地带。从北高加索、中东、中亚、南亚到东南亚，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主要盘踞地和威胁高发区。近年来，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恐怖势力明显抬头，恐怖威胁有增无减，世界处于“越反恐越恐怖”的阴影中。国际恐怖势力在中国周边的频繁滋事，恶化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直接危害着中国国家安全。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进一个时期以来，以“东突”、“藏独”和“疆独”分裂势力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恶势力打着所谓“民族自决”和“宗教自由”的招牌，频繁活动，严重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国境内民族分裂活动的国际化。一方面，我周边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对我边境相关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我国境内的民族分裂活动，有着深远的国际背景。一些西方国家在我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不仅采取双重标准，甚至纵容、唆使或者暗中支持他们在我国境内继续搞恐怖活动，这就给我们的反恐斗争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总之，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时刻准备应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中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同时，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发展。
四、我国的发展需要安全战略
发展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确实有利于安全。但是，发展又不等于安全。
（一）正确评估国家的安全因素
一个国家是否安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国家安全取决于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何界定；其次，国家安全取决于所处的地缘与战略环境是否构成对国家利益的威胁以及威胁的性质和种类；再次，国家安全取决于对保卫自己国家利益的战略资源的掌握，即有多少战略资源可以动用和投入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中去；最后，国家安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即如何分配和使用资源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有了这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所具有的战略资源和潜在战略资源才能被有效使用，国家才能处在安全的状态，从而“实现安全地发展”。
（二）制定行之有效的安全战略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实现安全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得越宽，在安全问题上要防范的威胁就越多，可能即使发展了，也会越来越感到不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安全两难”境地。以美国为例，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没有对手，安全环境应该说是极大地改善了，但是美国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全，执意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要搞新军事革命。美国的这种行为不是因为它所遇到的外来威胁增加了，而是由于它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义得比冷战时期更宽，也具有更多的战略资源，从而使安全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从追求相对安全转向追求绝对安全。另一方面，即使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没有新的界定，安全战略目标没有变化，但如果外部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也会出现对国家安全的挑战。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的变化，并不完全由这个国家自己控制或决定。
邓小平1989年就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我们应该把这个内容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次来看待。”在缺乏国家安全战略意识的情况下，认识上就会忽视，甚至排斥国家安全环境恶化的事实，导致在判断安全环境时失误。历史经验表明，这是相当危险的。由于国家的安全战略意识不足，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思考往往在相当程度上用外交的谋略或具体的措施来代替国家安全战略。应该看到，“韬光养晦”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是重要的，但它还是属于谋略，而不是战略；在国防上发展“杀手锏”对于保障国家安全也是重要的，但这只是单项措施，并不能替代完整地制定和实行国家安全战略。
（三）中国倡导新的安全政策
我国的安全政策立足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具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确保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二是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三是促进地区对话与合作。从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中国外交宗旨。在与周边各国的交往中，我们注重外交理念的和平性、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合作性，承认各国的自主性，尊重地区的多样性。
近年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国的安全政策也有新的调整：既重视传统安全威胁，又密切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既重视军事、政治安全，又密切关注经济、文化、信息、金融安全，特别是能源、气候和公共卫生安全；既重视加强本国安全，又密切关注国际安全合作，以营造互信协作的国际安全环境。
面对复杂的国家安全环境，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我们坚持倡导和践行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的国家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这既是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也反映了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为国际安全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路。新安全观是对国际新秩序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创新，在国际舞台上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树立新的安全观，就要破除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旧安全观是两极对峙格局下冷战思维的产物，其基本特征是通过建立军事同盟，展开军备竞赛，夺取军事优势，扩大势力范围，企图建立世界军事霸权。表现为两个超级大国恃强凌弱，企图通过军事集团的形式，以武力手段解决国与国的分歧争端，最终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因此，旧安全观是以追求世界军事霸权为目标的军事安全观，它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时至今日，充满冷战思维的旧安全观仍很盛行，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
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所谓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互通情报；所谓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所谓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所谓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平等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
新安全观与旧安全观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政府不仅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而且为在国际关系中实践新安全观做出了不懈的外交努力。多年来，中国一直提倡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坚持以对话增进互信，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稳定，解决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共同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积极推进地区安全对话合作、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
在新安全观和我国安全政策的指导下，中国近年来与地区内外国家务实合作，积极参与解决各类安全问题，为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在加强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中国还致力于推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除重视与本地区各国加强对话与合作外，还注意与区外有关大国发展和保持建设性关系。中国在本地区不寻求排他性的战略利益，不排斥其他有关大国在地区内的战略存在和战略利益。中国的最终目标是有关各国的共存共赢。在与其他大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将遵循合作、协调和避免对抗的原则，中国希望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都能在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繁荣与发展，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1.什么是战略、国际战略环境？
2.战略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3.战略的基本特征包括哪些内容？
4.什么是国际战略格局？
5.国际战略格局的过程要素是什么？
6.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与特点是什么？
7.什么是国家安全环境？
8.中国和日本两国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9.美国对我国安全的长期综合性威胁体现在哪些方面？
10.维护国家安全的综合手段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