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园林绿地规划考试题的形式,园林要素和园林空间等方面对A.B两个绿地进行对比分析?

    长期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公园就是中国近代园林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些公园不仅见证了欧洲园林思想与我国近代社会所发生的碰撞,还引领了我国其他城市的公园建设,从而“使漫长的中国园林发展进程中出现一个特殊的转折点”“开辟了中国园林发展的崭新时代”[1-2]

在目前的研究中,人们从造园艺术、形式变迁、整体发展、游园冲突等方面都对租界公园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其在园林功能方面的关注却略显不足[3-8]。即便偶有涉及者也往往将其视为“植入”我国的“西方公园”,并“套入”欧美城市公园的框架中进行解读;却忽略了公园不仅是一种园林景观,还是一种公共空间,其功能的生发、演变与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要素间都有着紧密关联[9]。而我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背景则使得租界在这些要素上与欧美城市相迥异。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租界公园等同于“西方公园”进行研究;而如何走出这一窠臼,从租界社会出发动态地理解公园的园林功能则成为探索我国以及东亚近代园林史和公园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纵观上海公共租界所存续的100年间,其公园功能经历了从美化环境的休闲绿地到功能复合的城市景观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历时性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数年间,并集中体现在健康功能的凸显、体育运动的普及以及儿童活动的关注三个方面。因此,本文在馆藏于中、英、美、澳、法等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近代租界社会出发,探讨上海公共租界内城市公园功能的转折,以检视租界公园功能的生发、演变及风景园林对公共健康、体育运动、儿童活动等方面的推动作用。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现代公园最早出现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用以提升产业工人的身心健康。然而,由于通商口岸的特性,上海早期的租界公园则主要作为一种美化环境的休闲绿地来使用。

但至19世纪末,上海公共租界内公园的健康功能开始日益凸显。而其直接原因则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942月,该次鼠疫首先于广州爆发,造成6万人死亡;随后又传至香港,并蔓延各地[10-11]。由于沪、港、粤间频繁的船务往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也开始关注健康问题,并致力于通过租界内城市公园的建设提升公共健康。

这也促使公园开始成为一种提升租界土地环境的手段。受到英国的主流卫生观点影响,上海工部局当局意识到环境是导致病患的主要原因[12]。他们认为,租界内的垃圾场、沼泽地等坑洼地,都是“滋生各类病害的温床”,具有“潜在的危害”;而城市公园则对提升公共健康有着重要作用[13-14]。因此,如何利用公园对坑洼地进行改造也成为一项“保障租界全体居民安全”的关键举措[15-16]。上海工部局先于1896年将昆山路旁的池塘填平后修筑成虹口公园;又于1898年,将公共娱乐场内板球俱乐部休憩亭侧的水坑平整后改建为小游园[17-18]

其次,公园也成为引导居民改善卫生习惯的工具。19世纪中叶的上海,人们普遍使用传统的方式处理排泄物。这也使得租界内“若当夏令,则满城皆污秽,即不见坑厕,而秽气亦扑入鼻。……居城内者,如终年在鲍鱼之肆,以致鼠疫诸症”[19]。面对如此状况,工部局决定着手改善居民的卫生习惯。一方面,工部局通过制定法规,严惩随地便溺的行为,例如,其在187211月就对一位在美国领事馆旁随地便溺的市民采取“枷号三日,以示惩儆”的处罚[20]。另一方面,工部局则致力于借由基础设施建设对居民进行引导,而城市公园则成为其中的关键一环。工部局分别于18951898年在公共租界内人流最为繁多的两座公园——外滩公园和公共娱乐场内修筑了卫生间[21-22]。有鉴于示范效果良好,工部局又将其推广至全境,于1906年在华人相对聚集的华人公园内,建造了设有3个蹲位及小便池的卫生间[23]

再次,公园还成为工部局引入现代卫生设施提升公共健康的试验场。在提升公众健康的过程中,工部局发现“提供充足清洁水源对于城市健康具有关键作用”,而“不洁的水或可引发瘟疫、痢疾、腹泻、肝炎、霍乱等疾病”[24]。因此,工部局于1881年修建了覆盖全租界的城市供水系统[25]。在此基础上,其又致力将流行于英、美等国的直饮水设备引入租界。于是,公园也成为租界内最先普及直饮水的地方。工部局先于1895年在外滩公园内修筑了饮水器;又于1912年在昆山公园设置了同样的设备[2126](1)

上海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内的饮水器 (作者拍摄)

    经由健康功能的凸显,公园成为一种“提升民众舒适与健康”的场所,并获得了“都市绿肺”的美誉[27-28]。与此同时,公共卫生间、饮水器等设施也在20世纪后开始成为城市公园建设的标准配置。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公共租界内,体育运动也变得愈发普及,并主要体现在城市公园内运动场地的日益增多上。在公共租界成立初期,其内的居民多过着欧洲“乡村小镇”般的平静生活,并没有过多的休闲活动。为了消磨时间,欧美侨民逐渐将欧洲的音乐、艺术、文学等引入租界。这也促使现代体育运动在19世纪末成为公共租界内的一种流行时尚。租界内的居民开始将体育视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一些公司甚至特意去信欧洲总部,要求将拥有体育技能列入上海派员的任职标准[29]。正因如此,工部局也着意于在租界内修筑运动场地,于1862年修建了公共娱乐场,又于1896年建设了虹口公园。

与此同时,公共租界公园内的运动类别也更为丰富。相较于上海租界社会早期棋牌、台球等室内休闲活动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言,盛行于欧洲的板球、网球、冰球及滑冰等活动都在这时被引入租界(2)。为了满足租界居民的需求,一系列适用于这些活动的场地也在公园内应运而生。比如1903年,工部局就在虹口娱乐场内划定了板球、足球、网球、槌球等运动场地;随后又于1906年,在其内增设了游泳池[31-32]。这些场地也进一步地促进了体育运动的流行(3)


清末侨民将板球运动引入我国[30]


上海虹口娱乐场平面图,内有板球、足球、网球、槌球等运动场地[31]

无论是运动场地的增多还是运动种类的丰富都促使租界内居民对于体育的功能有了更深的认识。至19世纪末,租界内的居民已经不再将体育视为一种消磨闲暇的工具,而是具有多重功效的活动。他们认为体育,在卫生方面,可以“养成有势力的身体”“增进卫生之智识”;在教育方面,可以“陶冶品性”“完成人格”;在社会方面可以“延长青年期”“发展社会性”等[33]。不同的活动对人也有着不同的作用:比如网球可以“非特能发育体质,活泼身心,兼能建强脑筋,有补智慧”;而游泳则能够“去自渍垢”“助长筋肉之发达并使皮肤坚强”;“识水性之缓急强弱”;“在热之时调剂人身高度之体温”及“趟祸过覆舟避免危险”[34-35]

体育功能认知的提升也使得租界内的居民对体育活动有了更多的需求,而这也促进了运动场地的开放。尽管在公共租界早期也存在一些体育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多是以俱乐部为单位而进行的,如上海网球俱乐部等。人们如果参加这些活动,不仅需要交纳高昂的年费入会,还必须在每次活动时单独购票;而这些都是租界内普通居民无法负担的[36]。但至20世纪初,公园内运动场地逐渐开始对公众开放。比如,虹口公园就在1906年率先开放足球和板球运动场的部分场地,供公众在冬季和夏季时免费使用;随后,租界内的其他公园也在1910年同意居民在以组织或协会名义申请后即可使用场地展开活动[37-38]

    相较于公共健康及体育运动而言,公园的儿童活动功能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例如,在奥姆斯特德的公园研究名篇《公园与城镇扩张》(Public Parks and Enlargement of Towns)中,奥氏就对公园的各种功能,如减少犯罪、净化空气甚至减少城市病,都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却忽略了公园在儿童活动方面的贡献[39]。同样,在早期的上海公共租界社会中,人们也普遍将公园视为成年人休憩的场所,并根据他们的需求来进行建造。

但至19世纪末,儿童逐渐成为公园建设所关注的对象。人们注意到租界内的公园不仅与居住区相距不远,还有着健康舒适的环境,而这些则正是“理想儿童活动场所”所应具有的条件[40]。于是,公园内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儿童。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上海工部局一方面致力于在公园内建设面向儿童的服务设施,比如,于1894年在外滩公园内设立了妇女儿童专属更衣室[41]。另一方面,其也积极地将儿童活动设施引入公园中,比如,于20世纪初在虹口公园内设立秋千、双杠等儿童活动设施[42]。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租界公园成为“儿童的天堂”[43]

    随着儿童游园人数的与日俱增,公园内儿童与成人间的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并最终促成了儿童公园的出现。由于公园内的儿童越来越多,普通游人开始将“打破公园宁静”的元凶归咎于儿童,认为正是由于儿童的存在才使得他们不仅“无法在公园内安静地休息,甚至连清净地散步也做不到 ”[44]。面对这些不满,家长们表示“孩子们仅仅是需要一块适合嬉戏的场地而已”,并强调这点对于租界内的普通居民尤为重要——因为多数的洋房内并没有花园,这些居民也不能如居住在别墅中的“上等人”那般让孩子在自家的花园中嬉戏;“如果不能在公园中活动,那么这些孩子只能在马路上玩耍了,这样无疑会将孩子置于滚滚车轮的危险之下,并遭受污染、病菌的侵扰”[45-46]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上海工部局开始在公园内设立儿童公园,将儿童与成人活动空间相分离。比如,其于20世纪初在虹口公园内设立了一个儿童园(Baby garden);又于1911年在外滩公园的音乐台旁设立了儿童专属活动区,使成人在音乐会时不被打扰[48](4)。这些儿童公园的出现不仅避免了对成人游赏造成影响,还保证了儿童在公园内的活动空间,从而促进了公园儿童活动功能的提升。


上海虹口公园内的儿童公园[47]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公园的功能在公众健康、体育运动、儿童活动等方面都反映出了深刻的变化,并促使这些公园从租界初期美化城市的休闲绿地逐渐转向为功能复合的城市景观(1)


    然而,除却公园这一景观形式的内在动力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些功能变迁与上海租界社会心态、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港口海洋贸易网络间都有着密切关联。

在上海公共租界初创时期,界内的多数侨民并没有久居上海的打算。他们多是抱着冒险家的心态来到上海,意图挣上一笔快钱后就离开中国,因而也无意建设租界。诚如19世纪50年代一位英国商人所表露的,“我希望顶多在二三年内发一笔财,然后离开。那么即使以后整个上海毁灭在火里或水里,这对我有什么要紧呢”[49]。但在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后,19世纪90年代的租界已然初具繁荣,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给予各国自由在华开设工厂的特权则更促使上海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50]。这也使得租界内侨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转而谋求在上海的长远发展,并因此全力建设租界,丰富租界内的文化生活。与此同时,租界的经济条件也为这些建设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财力保障。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租界内的公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并衍生出更多的功能。

在租界社会的变革下,租界内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受到冒险家心态的影响,早期的租界基本是一个由男性单身青年所构成的社会。他们多是第一次离开家乡,远渡重洋,来到上海,以求快速攫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51]。于他们而言,工作就是唯一的生活,因而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奉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模式,以便快速发家致富[51]。为了让雇员们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租界内的各洋行也有意引导其雇员保持单身。这也致使坊间流传着“结婚证就是辞职信”的说法[52]。随着这些侨民在上海的生活日趋稳定,组建家庭则成为这些单身雇员最为迫切的愿望。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女性也来到租界。至1890年,公共租界内的成年男女比例就从1870年的2.9:1降至1.97:1,而在婚人口更是取代了未婚人口成为社会主流[53]。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促使租界内居民开始从整个家庭,而非个人的层面出发,对于城市公园的建设和使用提出要求,继而引发人们对于公众健康和体育活动的关注;另一方面则直接导致大量婴儿的出生,促使公园形成儿童活动的功能。

联结各国际港口间的海洋贸易网络也对上海公共租界内公园的功能变迁有着重要影响。自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后,19世纪末的上海已经发展成东亚海洋贸易网络中最为重要的节点。其内通汉口、天津、福州、宁波,外接神户、长崎、仁川、釜山,使得中、日、韩三国构成一幅相互连通的贸易网络,并与欧洲相联结[54]。这一贸易网络不仅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还引领了欧美的建设理念跨越国家边界直接进入上海,使得上海公共租界的城市建设与世界同步。因此,当19世纪末欧洲、美洲及东南亚各国政府因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而对公众卫生大加防范时,上海工部局也几乎同时将提升公共健康纳入城市景观营建的考量中,并引发公园内公共健康功能的凸显。此外,这一海洋贸易网络还促进了租界内儿童活动及体育运动观念的流行,进而影响到公园内相应设施的出现及整体功能的变迁。

在租界建设初期,公共租界内的公园本是美化环境的休闲绿地。但在19世纪末,上海公共租界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其内的居民社会心态、人口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租界社会早期的冒险家心态转为谋求长远的发展。与此同时,日益形成的跨国贸易网络,也将上海租界与国际城市发展联结起来。在这几方面合力的作用下,租界内公园的功能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数年间发生转变,并体现在“公共健康”“体育运动”和“儿童活动”等方面上。最终,这些公园演变为功能复合的城市景观,并推动了“公共健康”等观念的引入和深入人心,改变了租界内居民的生活习惯,从而为我国的公园建设现代化及中国园林发展的近代转折埋下了伏笔。

    [8] 宇宏.从近代私人花园到租界公园的历史嬗变:兼论上海中山公园建园历史比较[C]//中国公园协会2003年论文集,200344-46.

    [25] 张鹏.都市形态的历史根基: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发展与都市变迁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179.

    [27] 张鹏.都市形态的历史根基: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发展与都市变迁研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175.

江南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中国园林文化的艺术高峰。而假山作为江南园林的构园要素之一,是江南园林独特的艺术标志,在某些园林中甚至是最重要的景观对象。然而现阶段,不论是国内外历史名园的保护条例与宪章,还是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保护条例,均未将假山列为整体保护对象,只将某些园林的某一座假山单独作为保护对象,例如何园中的片石山房。现阶段针对假山的保护仍为抢救性保护手段,这种文物保护措施,仅采取工程方面的养护及管理,在养护管理方面也缺乏统一性与针对性,使得假山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破坏。不利于园林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预防性保护是近年来文物保护领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若能将其引入园林遗产保护范畴,与抢救性保护相结合,或可避免现阶段假山保护方式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文章拟就江南园林假山开展预防性保护研究这一迫在眉睫的议题作一探讨。

早在20世纪30年代,预防性保护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1],起初被运用于馆藏文物的相关保护之中[2]。而针对建筑遗产“维护”工作的讨论,从20世纪也已经开始。欧洲国家率先提出了通过定期检查防止建筑受到破坏,并随后开展了定期检测和有针对性的维护工作,可以说是预防性保护的雏形。直至20世纪末,国际上各大遗产保护机构开始就“预防性保护”开展正式的研究,建立在日常维护基础上的预防性保护工作也得到了遗产保护专家的认可。进入21世纪以来,吴美萍等人已经就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作出了较为详细且系统的研究[3]。朱光亚也在《建筑遗产保护学》中,专门针对预防性保护展开了相关论述[4]。可以说,预防性保护在建筑遗产领域的研究已经颇有积累,并且已有一套较为完整而成熟的体系。但是,以上的研究均围绕建筑本体开展。

《威尼斯宪章》对历史古迹的定义已经从《雅典宪章》中的单个建筑拓展到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其第七条规定“一座文物建筑不可以从它所见证的历史和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分离出来”。1982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发布的《佛罗伦萨宪章》对《威尼斯宪章》做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拓展,正式提出“历史园林”概念,指出“历史园林指从历史或艺术角度而言民众感兴趣的建筑和园艺构造”,进而在第十一条中提出“对历史园林不断进行维护极为重要”。自此,历史园林开始被纳入历史遗产保护的范围之内。《佛罗伦萨宪章》还针对历史园林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具体修复与保护方针,其中包括对植物、建(构)筑物和水体等历史园林本身风貌的维护,和对历史园林外围环境风貌的维护两个方面[5]。

然而,目前并未有专门针对历史园林的预防性保护的系统性研究。园林假山作为中国古典园林重要的造景要素,也是中国古典园林区别于西方园林的重要元素,与建筑同为不可移动遗址遗产,但在各类保护条例中并未被单独提及。即使是针对中国私家园林较为权威的《“从传统园林到城市”宣言》[6],也仅针对历史名园整体,而缺乏对具体造园要素的保护,因此在具体实施上,缺乏践行力度与针对性。

假山的保护现状及病害分析

预防性保护作为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受到了政府部门与学界专家的重视与支持。预防性保护是建立在抢救性保护的基础之上,并且统筹了遗产应急措施的一项具有可持续性的保护方式。因此,针对园林与假山遗产而言,需要从抢救性保护的现状入手,整合相关保护手段,并进行统筹与管理,在其基础之上进行预防性保护体系的构建。

以江南私家园林为例,大量针对园林假山采取的保护依旧为抢救性修复的方式,缺少预防性保护的手段与措施,并且大部分抢救性修复的方式也十分粗糙。这种较为单一且粗糙的修复方式导致了假山目前的保护现状并不乐观,不利于假山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如苏州怡园在修缮过程中发现,园中大量假山山体由于长期曝露出现风化,部分山体由于游客的攀爬出现松动或脱落,而部分浸泡在水中的假山,因为城市水系变动导致的水位变化,出现水下部分的移位、松动、坍塌等情况,故而进行了抢救性修复[7]。苏州狮子林管理处曾于2017年发现见山楼南侧驳岸湖石间裂缝持续扩大,故而实施了对假山驳岸的抢修[8]。可以发现,由于现阶段假山保护尚缺乏针对性的技术手段及管理条例,大都在发现问题之后采用这种抢救性保护手法。然而假山作为石质类遗产,针对表面风化等病害,如果不进行长期跟踪、预警,很可能导致不可逆的受损情况出现,表面的皴法纹理一旦受到破坏,很难修复如初。

从园林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针对江南园林假山遗产的保护不应以单一的抢救性方式进行保护,而应当统筹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建立江南园林假山预防性保护体系,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可逆的损伤。根据朱光亚在《建筑遗产保护学》中针对预防性保护工作内容的介绍,在预防性保护的初期阶段,首先需要针对灾害类别进行调查分析。而现阶段,针对假山遗产,尚没有专门的病害识别与分类的具体研究。因此本研究拟首先从实际调研的角度出发对假山病害作出初步分类。

从当下的功能及服务对象来看,私家园林已经从原本服务于私人的性质转变为对公众开放,其原本所具有的私密性已然消失。其作为私人住宅或住宅附属花园的功能也逐渐被纳入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当中。因此,园林中的假山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原本服务对象单一、且服务对象较少的假山现在需要面向社会开放,大量游客的攀爬、游憩对假山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中的有害二氧化物呈倍数增长。而随着城市水系的变更,私家园林的水系也随之被调整,水质每况愈下,假山石表皮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氧化。

因此,针对向公众开放的私家园林的假山病害,应当将其从假山施工技艺方面进行剥离,而不能单纯将其作为普通园林景观的假山进行养护与管理。江南私家园林假山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与中国山水画意境相通,具有山水画意,且石头外部表面纹理具有特殊质感,与石质文物中的石刻类似,故本文提议将私家园林的假山作为石质文物进行保护。而私家园林的假山病害则可参考《WWT石质文物病害分类与图示》。但假山作为不可移动的遗址遗产,与其他大多数石质文物仍存在较大差异。假山不可移动,常年暴露在室外,游客接触量大、程度深,大部分假山体量较大,甚至部分假山还具备一定的居所功能,因此其石材堆叠属于砌筑结构。本文将假山与砖石砌体结构以及石质文物石窟、石刻类作类比,综合其相似点,将其本体受损方式做一总结。(表1)

表1 江南私家园林假山病害类型

注:3级仅需日常维护,2级需专业人员修复,1级需专业人员紧急抢修

江南私家园林假山多为临水而建,水池基础与假山基础直接接壤,部分假山甚至直接立于水中。由于城市水系的变化所导致的水位不稳定,以及长时间的基础渗水,假山的基础存在沉降与倾斜的可能。

私家园林的假山为湖石或黄石堆叠而成,随时间推移,部分假山易出现坍塌的危险。以湖石为例,其岩体为沉积岩,沉积岩层理构造明显,不同层理之间的成分差别导致岩石硬度不均匀,存在软弱夹层。而湖石假山的堆叠使其中的软弱夹层整体分布不均匀,岩体极易变形,甚至产生滑动,因此整个假山易处于失稳状态,在某些特殊、临界情况下将导致假山岩体崩塌以及石体断裂(图1)。苏州怡园也在修复过程中发现大量假山都出现了山体的坍塌[7]。

图1狮子林假山断裂局部

图1、图2、图8、图9、图13-图15:董芊里摄影

私家园林假山由人工堆叠而成,本身存在堆叠时所产生的卸荷裂隙。因假山在堆叠之初未预见到多年后如此巨大的游人量,设计承载能力有限。游人的攀爬使岩体本身不断释放应力,致使部分山体石材出现松动。又由于城市水系的变动,假山所处的水池水位发生变化,这种水位变化导致微生物滋生,对假山山体产生破坏,水下部分也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坍塌现象[7]。

大体量的土山以及石山由于节理裂隙交切,可能会在山体围岩形成不同程度的渗水通道。大气降水在山体表面形成径流,随裂隙渗入假山的交接处以及假山本身所形成的洞窟,与岩石发生溶蚀反应,破坏岩石表面的纹理、题刻等,并扩大裂隙,导致岩石松动。主要的渗水通道为卸荷节理和层间节理。

私家园林假山石体由于长期暴露于户外条件之下,易发生因紫外线辐射、温湿度变化等引起的物理风化。而湖石为碳酸盐岩,易形成表面溶蚀。江南地区气候湿热,在氧气、二氧化物和水的侵袭下,石体中的胶结物、碳酸盐等受到溶蚀,造成石体表面风化解体、石体松动,更加剧了溶蚀程度。如苏州狮子林假山置石表面所受溶蚀面积较大已能够进行肉眼辨别。(图2)

图2狮子林假山溶蚀局部

在叠山手法中,假山的皴法是以“点”“线”“面”的表面纹理特点展现中国山水画意以及湖石的灵秀之美[9]。石体风化将严重影响假山表面纹理的变化,甚至无法辨认其表面皴法纹理。如扬州小盘谷假山,以精湛的“挑”“飘”手法成为扬派叠山的代表作,体现了扬派叠山的最高水平,但长期的风化对小盘谷假山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山石因溶蚀作用发生大面积“虫洞”状病害,影响了整体美观,假山山脚因长期阴湿而受到侵蚀。小盘谷假山的主景面部分由于长期风化而导致其表面皴纹已无法辨别,失去皴纹的结合,整体略显凌乱。置石则由于溶蚀作用而导致其上部与下部产生较大差异,上部直接受到雨水溶蚀的影响其表面皴纹已不明显,与下部受溶蚀较少的部分在视觉上产生较为明显的断层。(图3-图6)

图3小盘谷假山局部溶蚀产生“虫洞”

图3、图6、图7:张青萍摄影

图4小盘谷假山局部山脚受侵蚀

图5小盘谷假山主景面受风化

图6小盘谷假山因溶蚀影响

此外,各种动植物、微生物的活动也会对石体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10]2010年,苏州环秀山庄假山因其上部树根与湖石共生造成山体开裂。[11]扬州小盘谷假山主峰也因植物过度遮挡而无法辨别其山体主要面貌,同时植物根系的大面积生长加速了石体的表面风化。

在早期的园林假山修复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与考证,大量的假山修复工程手法粗糙。如笔者团队对扬派叠石非遗传人方惠的访谈中,方老师就曾谈到扬州个园假山的修复过程,由于当时缺乏考证,仅将倒塌在水池中的石体扶正,以置石的形式置于池中,因此部分区域假山石意过重,与周边的主山山势不合,十分突兀(图7)。而从狮子林假山局部可以看出,在抢修过程中无视其表面皴纹,仅仅通过水泥黏合的方式对裂缝进行了修补,反而覆盖了其表面的皴纹,对假山整体面貌产生了影响(图8)。

图7个园假山局部石意过重

图8狮子林假山局部修复采用水泥抹平

假山的预防性保护体系构建

园林遗产与建筑遗产存在一定区别,园林作为“活”着的遗产,其本身有着随环境和时间变化而产生变化的特殊性。对于江南私家园林而言,假山的“山意”不仅仅靠假山本身,同时要依托其周边的环境与假山呼应,才能产生“真山之一角”“截溪断谷”之感,所以其叠山艺术手法与其所处的园林空间皆为需要保护的对象。假山作为园林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其区别于建筑遗产的一项特殊要求——意境的保护,假山周边的空间环境是假山意境的部分载体。因此本文尝试将预防性保护分为针对假山本体与针对假山环境的两部分内容作一阐述。

针对假山本体的预防性保护

建立江南私家园林假山三维模型数据库

国际上系统化的遗产监测实践均从数据获取开始,如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通过平面模型和三维模型等进行有限元分析,以模拟不同荷载下的穹顶结构形变[12];瑞典在对“瓦萨号”战船进行形变测试的过程中,通过激光扫描技术来补充高分辨率数据,并对形变进行可视化处理[13]。中国国内如故宫、莫高窟等均通过数字化测绘技术,对遗产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设立了12处遗产地监测试点[14]。

因此针对江南私家园林假山监测的第一步,是进行数据获取、可视化处理并建立数据库。以往对于江南私家园林的假山测绘,多停留在图纸阶段,如潘谷西先生所著《江南理景艺术》[15],刘敦桢先生所著《苏州古典园林》[16]等,均以二维测绘的方式对私家园林假山进行平立剖面绘制,无法达到遗产检测的动态数据要求。基于江南私家园林假山预防性保护的需求,应当首先通过数字化测绘的方式对假山进行三维测绘建模,建立假山三维模型数据库。

本研究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近景摄影测量的方式,对遂园[17]、环秀山庄[18]、瞻园[19]等假山进行测绘,并最终生成三维点云数字模型。该方式所获得的各私家园林假山样本的精准三维实景模型,能够成为假山动态监测的基础。(图9)

图9环秀山庄假山局部三维扫描模型

假山变形、残损及沉降监测

江南私家园林假山以其空间结构复杂多样著称,针对假山的不规则表面,常用的全站仪、水准仪等工程测量的方式并不能很好地对其进行监测。建议采用多次三维点云扫描的方式,以季度或年为周期,对假山进行扫描建模,再通过点云模型比对,监测其变形及残损,对其实施及时修复,并对受损面较大的区域及受损频率较高的区域进行重点保护。同时对假山基部进行数据监测,通过比对模型重合度判断沉降程度,并以周期为单位绘制沉降曲线。目前苏州环秀山庄在主体大假山范围内设立了可与苏州城市沉降观测网络进行坐标系转换的沉降监测点,实现园林沉降监测与城市整体沉降监测的联动,每年进行两次沉降数据采集[20]。

传统的建筑施工场地对建筑物的强度测试采用回弹法,即通过弹击建筑物表面获得回弹值,以此判断建筑物的抗压强度。而对于江南私家园林假山而言,其不规则的形体与规则的建筑物差异巨大,回弹法耗时极长,并不适用。可采用有限元法,通过将山石复杂形体进行离散,对其模型进行力学模拟分析,目前流行的软件如ANSYS、ABAQUS、MSC、ALTAIR等。通过有限元分析能够实现受力与假山模型的可视化结合,更加直观地监测假山的强度。同时原有的通过裂缝仪测算裂缝的长度与宽度的手段无法真正做到及时预防裂缝并判断其发生的原因,通过有限元法的力学模拟则可以有效地判断假山裂缝产生的原因[21]。环秀山庄近年来也逐步开展了相关裂缝变化监测,在主假山区域设立了10个裂缝传感器监测点[20]。

假山与植物共生关系监测

假山与植物都是江南私家园林重要的造园要素,古树的生长可能导致假山发生开裂等破坏,常规的测量手段无法对其进行监测。对假山实施三维测绘可扩大对象至其周围植物环境,继而跟踪检测植物与假山的共生环境。2013年环秀山庄通过三维测绘的方式,对假山与古树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行监测模拟,判断假山开裂原因,成为此类尝试的先例[22]。笔者团队目前与苏州留园管理处及苏州园林档案馆合作,针对苏州留园的植物与主体假山的共生关系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开展了留园植物景观预防性保护的初步工作[23]。

针对假山环境的预防性保护

江南私家园林叠石造山在历经秦汉、魏晋、唐宋之后,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高峰。产生了以张南阳等为代表的以石为主的写意叠山,以及张南垣等将写实与写意结合再现自然山水的方式[24]。因此,从叠山手法来看,私家园林假山均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与周围环境相联系,与环境共同创造意境与画意的整体文化景观。

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要素之一,假山具备中国古典园林重要的特性——意境。这是由于假山在堆叠过程中并不是单纯地堆砌石块,而是结合了建筑、植物、水体等各种因素,形成一种艺术综合体。如若失去了辅助假山造景的各类环境因素,那么假山的艺术价值将会大打折扣。正如朱光亚先生所说,针对“意境”这种处于遗产之上的文化载体的生存和延续,应当是今后遗产保护的一个要点。[25]因此针对假山的预防性保护,除了针对其本体的基础性保护之外,还需考虑其意境营造层面的周边环境的预防性保护。

而在抢救性保护的内容中,并无针对遗产本体之外的相关保护内容,因此,需要从预防性保护的角度入手,展开针对假山遗产本体周边环境的保护。这是园林遗产的预防性保护与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一个重要区别。

江南私家园林文献档案库的建立

根据《建筑遗产保护学》中所述,预防性保护的首要工作就是针对遗产本身开展调查分析,因此需要对烘托假山意境的周边环境进行调查。而这种调查涵盖的内容不仅仅涉及现状环境的调查,因为大部分的假山周边环境已不复如初,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首要的工作应当是对假山文献开展调研,分析文献中记载的造园之初假山意境的营造内容以及叠山手法,对假山在营建之初的意境需求做出判断,才能够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正确的整修和保护。

根据同治《苏州府志》的记载,明代苏州园林共计271处,清代130余处[26]。而根据本研究统计,苏州现存宋元明清时期的私家园林共计44处,保存较好并维持其原本园林格局的仅为17处,其中对外开放13处(图10)。保存状况较差并多为复建的多达9处,可见即便在江南私家园林保存状况最好的苏州,其保存现状仍然不尽如人意。而扬州在中国历史上曾达到造园巅峰,《扬州画舫录》称“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在乾隆年间,城内外园林数百。经本研究统计,扬州可考证园林119处,目前现存仅12处,仅存残迹的有30处,已无存者多达77处,而无存的园林中,资料不全者多达58处,文献保存现状不容乐观(图11)。针对假山环境的预防性保护,应当建立在私家园林资料档案的数字化信息整理的基础之上。

图1 0苏州现存私家园林

图10、图11:董芊里绘制

图1 1扬州现存私家园林

本研究通过对江苏11座城市现存的古典园林进行数字化信息采集,并对文献可考证但已不存的园林进行文献搜集,整合之后建立了中国江南私家园林数字化平台(图12)。依托平台对园林文献进行统一管理和公开,希望通过该种方式,对江南私家园林进行及时有效的资料记录,为私家园林假山的环境预防性保护奠定文献资料基础。

图1 2江南私家园林数据平台

图12:南京林业大学提供

确定假山环境基底保护范围

假山在营造之初,必定要考虑“山意”的创造,需要考量如何通过周围环境,营造真山之感[27]。在资料文献收集之后,可根据文献内容探讨假山如何与周围的环境基底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更大范围中对假山进行保护。以环秀山庄为例,由于在复原过程中未将南侧游廊予以复原,导致假山体量在视觉呈现上偏小,无法印证“如画观”的手法[28]。因此在针对假山的保护过程中,需要确定影响假山的环境基底的范围,进行整体保护。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大量高层、超高层建筑在园林周边拔地而起,致使许多私家园林内部的园林建筑与假山无法达到在建园之初所记载的“障景”等意境效果。对假山而言,失去了原本的意境美的展现环境,假山本身的艺术与文化景观价值将会丢失,而仅剩其物质景观的外壳,丧失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演进的机会。因此,针对文保级别较低的假山,可对其进行周期性的维护与改造,使其处于不断的演进过程中,保留其整体意境以适应城市化发展。如南京瞻园在20世纪60年代修复过程中,由于北假山平台离水池距离较近,无法遮挡园外楼房,因此刘敦桢重新选用大块壁状石立于假山山顶之上,重新创造其假山意境[29]。现阶段,虽然作为文物本体的假山不可改动,亦可通过对其周边植物进行调整,配合假山造景,从而达到假山意境的营造。

建立江南私家园林假山的

现阶段,全景漫游多应用于博物馆、道路街景、园区等展示中,在园林遗产保护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假山与园林空间的关系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关系,如方惠所说,叠山通过“三度取阴”[27]的空间变化方式营造出了真山之感。而使用普通的照片拍摄方式很难记录这种空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无法用于假山环境的预防性保护。全景漫游通过构建虚拟全景空间,其具有真实感、沉浸性以及交互性等特点[30],能够使用户随意浏览空间以及画面,并实现360°全方位展现[31]。其与三维扫描的模型相比,在对假山环境的数据化采集上更具优势。

笔者团队运用全景相机尝试对环秀山庄等园林假山进行了360°全景漫游搭建(图13,图14),可以更加完整地记录假山的空间环境关系,和更加直观地进行环境关系的判断,从而更科学地对假山环境进行控制与局部的调整,为假山环境的预防性保护提供基础。

图1 3环秀山庄全景基站

图1 4环秀山庄假山环境全景模型

假山上的植物对于意境的营造至关重要,但如若放任其生长,年深月久很容易造成林木和假山比例的失调[28]。而定期采用航拍的方式,将假山平面图与前期复原以及历史资料等平面图中植物尺度进行对比,可参照历史信息对植物进行定期修剪,以达到假山空间尺度的平衡。

本研究运用无人机对环秀山庄假山进行航拍,拍摄了141张正射影像图,并获取26处控制点坐标,通过Pix4D软件对其进行拼接,获得了环秀山庄航拍平面图(图15)。将其与杨鸿勋复原的环秀山庄平面图(图16)进行对比,可判断假山中A处大型乔木缺失,且B处补秋舫前植物比例严重失调,无法识别水尾。可见航拍数据对比能够及时发现园林植物的生长情况,并可据以调整,作出预防性保护方案。

图1 5环秀山庄航拍平面

图1 6杨鸿勋所绘环秀山庄平面图

图16:杨鸿勋《江南园林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页

近年来,遗产检测以及预防性保护方面的问题逐渐受到遗产保护领域的高度重视。目前,中国是世遗数量第二的遗产大国,如何加强对遗产的监测与保护是我国面临的挑战。

现有的假山保护体系并不完善,例如当前实行的《苏州园林管理规范(试行)》[32],对园林假山的保护也只停留在针对假山的养护,而非将假山作为石质文物个体去看待。仅仅靠日常养护与抢救性保护相配合的方式,对于假山而言远远不够,应当也务必建立完善的假山预防性保护体系。

江南园林假山作为文化遗产,其本身的价值不止在于其固态遗址遗产的物质性本身,同时需要依靠与周边环境发生呼应产生的意境而形成其艺术与文化价值。为了保证假山作为遗产的可持续性,必须在保证其本体安全的基础之上,对其周边环境尽可能进行保护。而针对本体的预防性保护,通过数字化手段的介入能够完善假山的监测预防体系。针对其周边环境而言,通过完善文献档案数字化记录、确定假山周边环境保护范围、建立全景模型平台等方式,能够使假山的艺术与文化价值得以延续。积极探索本体保护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相结合的手段,才能使江南私家园林假山的保护工作更加系统化与科学化。(图17,图18)

图1 7假山本体预防性保护流程示意图

图17、图18:张青萍绘制

图1 8假山环境预防性保护流程示意图

作者:张青萍,董芊里,傅力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城市园林绿地规划考试题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