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2011年中国富豪2.8万亿资产转至海外&占GD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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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胡维佳| 北京报道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去年930万人移民”，并称“中国发生大规模海外移民潮”。此消息被众多网站转载，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并引发网友“中国财富大量转移国外”的担忧与质疑。
　　6月19日，《人民日报》在采访中国社科院相关专家后作出澄清，称对相关数据核实后发现，“事实上，过去3年我国平均每年海外移民约19万人，我国海外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世界上处于低位。”但对于“中国财富是否因投资移民大量转移国外”的质疑，并未给出解释。
　　中国富豪2.8万亿资产转至海外，占当年GDP的3%
　　就在移民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6月6日，胡润研究院与汇加顾问集团在上海联合发布《2014汇加顾问?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称，受访富豪可接受的投资移民成本平均在500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这份白皮书所调查富豪平均财富水平为4200万元，然而对于中国移民中“投资移民”的数量，白皮书并未给出明确回答。
　　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美国在中国家庭选择投资移民目的国中排名前两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从2012年12月至2013年10月，已有1.58万中国人申请加拿大投资移民。而美国移民和公民服务局数据显示，2013年第一季度，美国在全球批准了1943个移民家庭进入美国，其中82%的移民家庭来自中国。
　　10年前，投资移民美国还几乎无人问津，而如今“EB-5”却成为炙手可热的移民项目。所谓“EB-5”，即投资50万美元到美国政府批准的区域，并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可获“有条件绿卡”，两年内满足移民局设立的一系列条件，就可以转为“无条件绿卡”，即“正式”绿卡。“EB-5”因申请条件相对宽松，一直以来，都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投资移民项目之一。
　　近年来，中国投资移民美国的人数迅速增长，2010年获有条件绿卡的人数只有772人，2011年递增为2408人，2012年增长为6124人，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1倍和2.5倍。
　　与此相对应的，是不断增长的移民投资资金，若按50万美元的最低投资限额计算，3年来因“EB-5”投资移民项目转移至美国的资金分别为3.8亿美元、12.0亿美元、30.6亿美元。三年的移民总资金为46.4亿美元。但事实上，业内人士表示，50万美元办完所有移民投资手续，“很难打得住”。
　　美、加两国之外，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中国人另外两个“传统”的投资移民国家。今年2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澳大利亚六成投资移民来自中国；而在新西兰，华裔已成为第二大少数民族，获得新西兰永久居留签证的华裔移民中，39.4%为获得商务、技术签证的投资移民。
　　大量投资移民带走了大量资金。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2011年，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的中国人在中国拥有约33万亿元的资产，其中2.8万亿的资产已经转移至海外，约占中国2011年GDP的3%。大量的资金转移，造成了中国资金的净流出。
　　四成富豪海外置业，平均投入600万元人民币
　　伴随着移民数的增加，“中国购房团”开始在世界各国闻名。
　　2012年，各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开始纷纷到中国“淘金”，这一年的北京秋季房展会被外界称为“移民展会”，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内的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40余家参展商带着公寓、高档别墅、土地投资项目来京，价格在人民币50万元到1.5亿元不等，其中不少项目都打出“投资移民”的标签，招揽顾客。
　　《2014汇加顾问?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显示，中国富豪移民投资的项目主要是海外置业，在富豪海外投资项目中占最大比重，超过四成。其中，海外置业七成为了自住，三分之一为投资，平均投入600万元人民币。洛杉矶、旧金山和温哥华是富豪最青睐的海外置业城市，近四成富豪选择独栋别墅，近一半选择学区房。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中国顾客已成为海外主要房产市场的重要买家。在网上搜索关键词“海外购房”，立刻就能查到包括买房网、华商移民等在内的众多海外购房“一站式平台”。
　　华商移民工作人员吉先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花50万欧元在欧洲国家购置房产就可以投资移民，“例如近期在葡萄牙买房的中国客户很多，因为这里相较欧洲其他国家移民政策更加明确，50万欧元能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区买一套80平米左右的公寓房，每年在这里住7天，6年后就能入籍，不像西班牙，要求每年要在当地生活半年，10年后才能入籍。”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不仅在葡萄牙，加拿大多伦多、英国伦敦等海外置业热门城市中，境外买家当中有20%～40%来自中国。过去的一年，中国人海外购房可谓疯狂，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中国房地产买家迅速成为当地房产市场的新客户群，被称为“中国购房团”。
(责编：杨曦、乔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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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
　　国际在线消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GDP）比上年增长9.2％，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长8.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7712亿元，比上年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20592亿元，增长10.6%；第三产业增加值203260亿元，增长8.9%。
　　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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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2011年全国各省市区GDP排名
省区市 GDP(亿元)人口(万人)人均GDP(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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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32&&&&9402
&12391&&&&3732&&&
867&&&&29000
&&1622&&&&
300&&& 20130
　31个省份，23个国内生产总值(GDP)迈过万亿元大关。2011年一年间，六个“万亿大佬”新晋，当年传说中的GDP“万亿俱乐部”迅速庞大起来。
　　GDP“万亿俱乐部”，这个“GDP崇拜”时代的产物，曾经让多少省份趋之若鹜、梦寐求之。“超万亿”，就像“超英赶美”一样让人热血沸腾。
　　GDP的数字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并不能很好的反映一地经济质量。《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推出的“2011年各省、区、市GDP含金量(即‘幸福指数’)排名”显示，贵州的GDP总量虽然排第26位，但其GDP含金量却排在全国第5位。
　　如今，曾经一骑绝尘的东部省份已增速放缓，GDP增速“西高东低”成为新趋势。“调结构、促转型”，在各省份两会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反映民生改善、民生幸福增长的GDP含金量，已成为衡量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新指标。
　　“万亿俱乐部”，也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1年的GDP数据陆续揭晓。
　　广东省成为首个5万亿元俱乐部成员，江苏、山东紧随其后，突破4万亿元。
　　“2万亿俱乐部”和“万亿俱乐部”扩编：随着四川和辽宁携手进入，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增加到了5个；广西、江西、天津、山西、吉林、重庆6省份首次迈入万亿元门槛。
　　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1年GDP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已达23个。
　　GDP“万亿俱乐部”已形成三个梯队：3万亿~5万亿元为第一梯队，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2万亿—3万亿元为第二梯队，分别是：河南、河北、辽宁、四川；1万亿~2万亿元为第三梯队，6省份的加盟，让第三梯队成员迅速壮大，达到15个，分别是：湖南、湖北、上海、福建、北京、安徽、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广西、江西、天津、山西、吉林、重庆。
六大新贵多靠投资拉动
　　分析6个新晋万亿俱乐部成员的经济增长，无一例外，投资成为拉动GDP的主要力量，2011年，它们的投资增幅均在30%左右。
　　天津2011年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投资、消费、出口增长分别为31.1%、18.7%、25.9%。其中，工业拉动全市经济增长近10个百分点，对经济支撑作用明显。2011年，天津工业总产值达到2.1万亿元，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八大优势支柱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0%；该市重大项目累计达到1280项，总投资超过2.2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达到7500亿元。
　　山西的发展同样得益于“投资、消费、进出口”三驾马车，三者的增长率分别为27.3%、
17.6%、17.4%。相比而言，投资拉动更为明显。装备制造业、建材工业、食品工业等新兴产业均保持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的崛起正在威胁煤炭、冶金在山西的地位。2011年，山西的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22.2%，高出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3个百分点，对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9%，成为仅次于煤炭、冶金行业拉动全省工业经济增长的第三大动力。
　　广西跨入万亿名单，与投资和项目建设有关。2011年，广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1万亿元(1.02万亿元)，增长30%。其中更新改造投资3000亿元，增长35%；民间投资5700亿元，增长40%；完成铁路建设投资300亿元，在全国排第2位。
　　江西GDP突破万亿元，投资也是主要增长点。近年来，江西投资增幅一直保持在25%以上，在全国位居前列。投资带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如高速公路、火电装机、机场建设。其中，景德镇、井机场列入改造计划；明月山机场主体已完工，年底通航；三清山机场已获批复，今年可动工建设。
　　林省在“三驾马车”的合力作用下，在2011年跻身万亿俱乐部。吉林省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441.7亿元，增长3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5%；外贸进出口额达到220.5亿美元，增长30.9%，实现四年翻一番。投资、消费需求的强力支撑，增强了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重庆以1.001万亿元刚好站在了“万亿GDP俱乐部”的门槛上。重庆2011年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基本形成。其中，投资增长30%，进出口增长140%，消费增长18.7%。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总量突破70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经济增长动力明显。
　　然而，巨额投资的钱从哪里来？
　　“一是国内高积累，二是借国内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吸引的外部大规模的资本。在过去30年中，我国经济表现为高资本以及高资本条件下形成的过量供给，而这个过量供给又通过国际化来解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微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巨大投资的带动下，这6个省份经济发展迅猛，2011年GDP增速都达到了12%以上的增长，重庆、天津甚至达到了16.4%。
　　偶然还是必然？
　　“这肯定是一种规律性的反映。重庆等6个省份GDP迈入万亿是历年发展累积的结果，同时也是区域发展条件和区域规模的反映。”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值得关注的是，6个省份中，有5个是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强劲势头令人刮目相看。“中西部这些中等省份开始迈入万亿行列，说明中西部的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了东部。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加快中西部发展，近年来‘东快西慢’的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然而，当更多的省份在迈进“万亿俱乐部”之后，其依靠投资的发展思路也需要调整。杨瑞龙通过《中国经济周刊》提出建议，要尽快调整思路，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坚持绿色环保和改革开放，避免未来五年与转型成功的东部沿海地区阵营形成更大的落差。
　　政策倾斜成就23位大佬
　　2001年，广东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0556亿元，成为内地首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省份。此时，距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仅两年。
　　是年，广东以GDP
9.5%的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2个百分点，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0%，拉动全国GDP增长0.7个百分点。
　　在这1万亿GDP中，投资的拉动效应也甚为明显。广东省当年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47.29亿元，增长10.6%。相比之下，消费也稳中趋活，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15.28亿元，增长10.9%。受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在出口遇到较大阻力的背景下，广东的投资和内需扩大有效地替补了出口的不足。
　　在广东的带领下，万亿GDP第一梯队应运而生。2002年，江苏和山东两省GDP完成1万亿元的突破；两年后，浙江GDP突破1万亿元。
　　江苏、山东和浙江三大经济强省的加盟，让万亿GDP第一梯队成员扩大到了4个，并将优势一直保持到2011年。不过，“东快西慢”，皆与“东部先行”的战略决策有关。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尽快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并为改革开放探索道路，在“两个大局”的指引下，国家采取了“东部先行”的战略决策，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
　　区域发展的东部倾斜，促进了中国经济总体水平迅速提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伴随东部的迅猛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资料显示，年，东部GDP占全国的份额由44.1%上升到52.8%。与此同时，中部、西部、东北部的份额都有所减少。
　　随着国内区域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呼声日益升高，协调发展逐渐成为决策者的主流思想。而政策的倾斜，凸显了中央大力发展中西部的决心。
　　2000年起，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针对具体区域、具体省份的政策指导规划陆续出台，使得东西部经济实力的版图在悄然发生变化。中西部GDP突破万亿的省份越来越多。
　　2005年开始，GDP“万亿俱乐部”迅速壮大。2005年的河南和河北，2007年的辽宁和四川，2008年的湖南和湖北，2009年的安徽，2010年的内蒙古、陕西和黑龙江。10个“非东部”省份，加上上海(2006年)、北京和福建(2008年)，短短6年，迅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第二、第三梯队。
“唯GDP时代”将终结？
　　2008年以来，局势进一步变化。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广东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现象。2011年，广东的GDP增速由2010年的12.8%降低到10%；浙江从11.8%降低为9%；上海则从11.2%降低为8.2%。
　　长三角地区纷纷调低“十二五”时期的GDP增长目标，总体保持在年均增幅8%～10%之间。江苏将GDP增长目标调整为10%，山东省将GDP增长目标下调为9%，浙江和上海将GDP增长目标调整为8%。事实上，转型较早的上海，其GDP增幅已连续三年低于10%，当地甚至还取消了对区县负责人的“GDP排名”考核。
　　各省份在今年GDP增速目标制定上，“西高东低”更为明显。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河北、山东等地今年GDP增长目标均低于10%。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整体出现增速放缓，“东慢西快”的发展格局已然显现。从此消彼长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老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有些乏力，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加快转型。
　　“有一种成功叫做后退”。退，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为下一个角色布局。“东部沿海省份已经过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投资都在明显回落，原来经济增速的领头羊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下一步的角色，是变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领头羊。体现在宏观经济领域，就是从‘GDP挂帅’到‘科学发展’的转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头号经济大省的广东，今年依然坐上了“头把交椅”，不过，这“头把交椅”坐得并不稳当——紧随其后的江苏，赶超的势头相当迅猛。
　　广东省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5.3万亿元，增长10.0%；人均GDP增长8.0%，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7819美元，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水平。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方面，广东投资下降、进出口增幅回落。广东去年固定资产投资16933.11亿元，增长17.6%；其中民间投资10053.32亿元，增长37.0%，带动整体投资增长18.8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4508.20亿元，下降11.1%。作为外贸第一大省，2011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9134.8亿美元，增长16.4%，增幅回落12.0个百分点。
　　从经济总量看，广东与“追兵”江苏等省份的差距并不大。2011年江苏的GDP比2010年高出0.7701万亿(增长率为11%)，高于广东的0.7527万亿(增长率为10%)。而且，江苏的指标结构更加全面。
　　江苏发改委副主任曲福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江苏固定增长投资当中，民资占了65.4%，活力大为增强；而外贸进出口5397亿，增长了15.9%；外贸出口3126亿，增长了15.6%。
　　“江苏的转型升级比较早，转型升级主要是靠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几年在招商引资国际化进程当中完成了基本的产业布局，产业布局基本上做到大、中、小比较适度。而广东自身的传统产业和低附加值产业所占的比重比江苏高，转型升级的压力最大。江苏后来居上是完全可能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预测，未来5年中国的经济格局或将会有很大变局，“江苏可能代替广东，上海可能代替香港，中国的经济中心将转移到长三角。”
　　曲福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超越谁，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坚持科学发展，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稳中求进、又好又快地推进江苏的‘两个率先’。”
　　在广东看来，江苏取代广东是“迟早的事”。这个判断来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在今年1月3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关部门测算，按照这几年两省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算，江苏要超过广东大概在2017年。
　　汪洋表示，广东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平稳增长将常态化，转型升级将成为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旋律。“保证转型升级的成功是战略的成功，而保持总量位次不变只是战术的胜利。如果过分注重总量规模，可能在战术上能够暂时胜利，但贻误了转型升级的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败就是彻底的失败。”
　　汪洋的此番表态，被学者解读为“高挂免战牌”，甚至认为GDP数据遥遥领先的广东，是看到了当下唯GDP的弊端，找到了“弃战”的依据：“单纯追求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再符合广东的实际”。
　　而广东的这块免战牌，从某种角度看起来更像是一份挑战书。终结“GDP挂帅”的时代，实现转型升级，已成为更多省份经济发展的选择。
　　GDP“万亿俱乐部”
　　是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万亿元的省区市。GDP达到万亿，被许多人认为是衡量地方GDP的一个门槛，也被认为是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准。
　　“两个大局”
　　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哪个省GDP含金量最高？
　　2011年各省、区、市GDP含金量大排名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2011年GDP总量达471564亿元，增长速度为9.2%，增速虽与2010年相比有所下滑，但在欧债危机、新兴经济体增速回落和物价上涨的背景下，中国的增速依旧笑傲全球。
　　高速的GDP增长并不能真正地转化为民众的幸福指数，我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依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指出，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改善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实力，不只是看GDP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的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GDP含金量”应该与国民的就业率、民生的改善、民生幸福的增长挂钩。
　　含金量三甲：上海、北京、广东
　　广东浙江进步快，广西安徽退步快
　　衡量GDP价值的标准是什么？
　　程恩富认为，“GDP含金量”与“人性化的GDP”、“幸福指数”、“幸福感”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核心都是“提高居民收入”。
　　对此，按照GDP含金量的计算办法，《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通过为期3个月的调研、统计、计算，从全国31个省份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月22日)中计算得出了全国各省区市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第3次编制出了“2011年全国31个省、区、市GDP含金量排名”。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居民幸福指数排名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贵州、海南、云南、安徽、江西、重庆、福建、黑龙江、广西、四川、天津、湖南、湖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河北、陕西、青海、新疆、内蒙古、西藏。
　　数据还显示：GDP高的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不靠前，很多还很靠后。2011年，GDP总量前5名的省份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其对应GDP含金量排名则为：第3位、第21位、第25位、第4位、第24位。GDP排名靠前的江苏、山东、河南，GDP含金量排名靠后。
　　而贵州的GDP总量虽然排第26位，但其GDP含金量却排在全国第5位。
　　广西和安徽的GDP含金量排名与上年相比有较大的下滑，分别下滑8个和5个名次：广西从上年第5下滑至第13，安徽则从第3下滑至第8。相反的是，广东和浙江的GDP含金量排名则出现较大进步，广东由去年的第11位上升到第3位，上升8个名次；浙江由去年的第10位上升至2011年的第4位，上升6个名次。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今年广东省两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GDP只字不提，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注重经济的转型升级”似乎可以作为GDP含金量排名上升的注脚。
　　含金量总体上升
　　仍要注重增长质量
　　《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发现，与上年的GDP含金量指数相比，2011年的GDP含金量指数整体上有小幅提升。
　　2011年，上海、北京的GDP含金量指数分别是0.0，而两市2010年的数据分别为0.8。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含金量指数的小幅提升说明了GDP增长结构的部分优化。“十二五”以来，国家更加注重新兴产业的发展，其对经济的贡献作用有所提升。政府在促进民生产业和扩大内需上进一步加强，结构性的质量优化对含金量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因素还不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2012年，应该强化结构的转型。追求绿色的GDP，在改善民生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上下工夫。”
　　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提升GDP质量的重要性。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主要工作的前两位即是着力扩大内需和推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
　　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放在2012主要工作的第一项。
　　在GDP的含金量指标中，民生改善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表示，201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工作以及保障房建设等多组数据显示了民生事业取得积极变化。
　　GDP含金量如何计算？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提供了对应的计算公式：先计算出“人均GDP”，即用“当地GDP”除以“常住人口”；然后用“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相当于人均GDP的含金量。
　　统计学专家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是近似值，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似值。
　　有关专家认为，上述指标的计算大致可以看作是人均GDP的含金量，或是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
　　“富可敌国”：骄傲的GDP与尴尬的人均GDP
　　未来的中国会变成“一个若干二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
　　2010年，汇丰全球研究部门(HSBC Global
Research)发表了一份长达250页的报告，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至少6个省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将赶上俄罗斯。
　　《中国经济周刊》根据2011年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各级统计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数据推算，GDP全国排名第一的广东已赶上世界排名第16位的荷兰，距离世界排名第9的俄罗斯，还差7个身位。
　　“尴尬”的人均GDP排名
　　据测算，广东以5.3万亿(约合8480亿美元)比肩2011年世界排名第16位的荷兰(约合8582.82亿美元)。被排名前8的中国省份超过的国家还包括世界排名第18位的土耳其(江苏和山东)、第23位的比利时(浙江)、第25位的挪威(河南)、第26位的奥地利(河北)、第29位的伊朗(辽宁)和第30位的泰国(四川)。
　　不过，当我们把比对的参数从GDP总量换成人均GDP的时候，“从欧洲到非洲”的现象却比比皆是。GDP总量与荷兰对应的广东，人均GDP(约为8130.14美元)还不如南非(人均GDP世界排名第71位，约为8342美元)；GDP总量比肩泰国的四川，人均GDP(约4183美元)只比阿尔巴尼亚(人均GDP世界排名第100位，约4131美元)好一点。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贺力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反映的情况和中国整个的经济情况比较一致：国土面积大，人口多，经济总量全球排位很靠前，人均指标比较靠后。但近些年来，中国的人均指标也一直在提高，在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组里(又细化为上中等、下中等)已进入“上中等”阶段。
　　贺力平进一步指出，“对于那些人口超过千万的省份来说，‘过万亿’的意义还是比较大，先把盘子做大，才能保证人均产值提高”。
　　“追赶者”的难题
　　根据2010年英国《经济学家》做的一份中国省份与世界各国人均GDP参照表的数据，北京约等于斯洛伐克，天津约等于匈牙利，上海约等于沙特，广东约等于哈萨克斯坦。
　　时隔一年，《中国经济周刊》根据GDP总量和人均GDP两组官方数据，对二者做了重新对比。
　　对比发现，我们遇到了“追赶者”的问题。在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人均GDP一直在提高的同时，他们面对的“潜在对手国”也在不断进步，且涨势迅猛。以人均GDP为例，一年前，北京的“对手”是斯洛伐克(约10377美元)；一年后，虽然北京增长到13052.98美元，增长了约25.7%，但是斯洛伐克已经增长到了17889美元，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上海、天津、广东等省份。
　　对此，贺力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从总体趋势来看，世界各个地区和中国各个省份的经济增长都是个动态的概念，在某个时点做的比较，不是取决于自己，而要看相对增长。即便是都用了GDP来衡量，各国在计算的时候，首先要按照当前的价格计算，这里面就可能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在统一转换成美元比较的时候还包含着汇率的因素，所以排名的增减并不能完全反映某一地区的经济水平。“国际上也比较常用购买力平价这种方法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但是这种方法在应用到一国内部的时候就受到局限，变得不太好运用了。”贺力平说，“除了一些省份的下滑外，还有一种结果是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即使某个省份没有增长，但在国际排名中还是占优势。”
　　“幸福指数”才是发展指标
　　2001年，广东是内地第一个跨过“万亿GDP俱乐部”的省份。12年后，在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中，23个已经迈过万亿元门槛，约占全国的2/3。当大家几乎都跨入万亿门槛的时候，一直唯GDP数字是尊的GDP“万亿俱乐部”的存在便有些可疑了。
　　东部省份开始对GDP降温
　　2012年，北京、上海的GDP增长预期目标只有8%。2011年，北京GDP增长率是8%，上海是8.2%。
　　这样的增速调整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看来是一种正常表现：“上海是经济放缓最早的，当越来越多的省份GDP进入万亿时，越来越多的省份增长速度也正在放缓。经济提速是由南而北推进的，减速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态势。单纯地说谁进了万亿，没什么意义，因为全国这么多省份地域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青海500多万人、西藏300多万人，很难与其他省份比拼GDP。”
　　然而，中西部的一些省份仍处于“高烧”状态。除了山东%的预期目标略高于全国平均的9.2%以外，中西部及其他地区GDP增长目标均在10%及以上，贵州省目标最高，达到14%，其次是重庆，达到13.5%。内蒙古、陕西、海南等省份的增长目标也都达到了13%。
　　“GDP大，并不意味着人均GDP就大，因为很多地方是按人口计算的。而全国各地人口悬殊很大，所以，GDP数字并不直接反映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说做大经济蛋糕，壮大全国乃至各地经济总量，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当越来越多的省份进入万亿，意味着这一任务已接近完成。接下来，经济转型，必然要淡化GDP。
　　用“GDP含金量”取代“GDP”
　　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正在考验我国“十二五”经济发展“调结构、促转型”的主题。
　　近年来，各地纷纷喊出了告别“唯GDP论”的口号，然而对于GDP的依恋，各级政府是否真的能做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呢”？事实上，虽然各地政府考核系统都在建立一揽子指标，各项考核内容逐渐丰富，但很多地方官员仍然难改GDP的路径依赖。
　　根源在于中国原有的核算体制。中国原有的GDP统计系统采取的是累加制，全国GDP数据需地方层层上报。目前我国的GDP核算制度实行的是分级核算：国家和地区统计部门各自核算本辖区范围内的数据，即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全国的GDP，各省、市、县统计局负责核算各地区的GDP。
　　无论哪种核算制度，地方都需要统计当地的GDP。由此导致某些地方官员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甚至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罔顾生态与环境。
　　应该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标。“国家需要统计GDP，但各省份不一定要考核GDP。其实很多国家都不会去统计地方的GDP。”王一鸣建议，不妨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例如，在一个省试点不统计地市的GDP，看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官员的考核，“可以更多用公共服务指标来考核，比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这是地方政府的第一职责。因为老百姓并不关心GDP，GDP高了未必收入就高。”
　　“不是说不应该重视发展GDP，而是说要GDP科学增长，要让GDP增加的正面因素最大化、负面影响最小化，要让GDP含金量越来越高，我们需要能够带动就业、提高百姓收入、改善民生的GDP增长增速。”杨开忠说，幸福指数应成为发展的指标。
　　地方总和为何超全国？
　　31个省份的GDP总和超过50万亿元，比国家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多出3万多亿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认为，这种数据的差异除了统计技术与口径的差异外，还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利益，追求增长的冲动热度未降下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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