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突破国企改革理论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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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乃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复杂事业。自2004年&郎顾公案&所引发的国企改制大讨论已经延续了多年，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药方受到激烈的批评。但是，批评者最终还是要面临制度操作层面的拷问。一些人甚至选择重新回到过去，从经典理论中去寻找答案　　国企改革，没有一般的抽象原则可供推理得出结论，他必须是在充分了解现实情况和不同规则下的社会后果之后，进行审慎判断和权衡的问题。那种寻找一个原点然后演绎推理获得实践结论的意识形态挂帅的硬性思维是造成中国国企改革种种问题的原因。　　经济学家主导的国企改革理论　　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是经济学家大行其道的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主要是经济学家提供的。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着广泛影响。这里以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为例，&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采用什么作为评估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标准？在我看来，恰当的标准应当是一个定性的指标，而&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张维迎的结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解决经营者的长期激励问题和经营者的选择问题。为了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和长期激励问题，选择经营者的权威必须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因此，必须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　　经济学的局限性　　运用经济学理论必须注意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的区别。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不同于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实践科学（政治、法律、管理科学属于实践科学）有其独立的原理，不依赖于理论科学也不是从中推导出来的；应用科学依赖于理论科学，在顺序上是后于理论科学的。　　经济学的结论基于演绎逻辑并经严密的推理而获得，这是它的优势，但也决定了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科学。中国经济学家在应用西方经济理论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是过于理论化的。经济学的严密性和结论的确定性，导致了中国建议政策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非常自信，这是非常不幸的。经济学理论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具体的判断。国有企业的问题，经济学理论不能直接作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因为具体的判断应基于综合审慎的考虑，而不是抽象理论的推理。不明白自身理论的局限，是中国经济学家丧失社会信誉的原因之一。　　国企实践状况和抽象理论不对应　　从政策、法律、惯例的角度看，所谓的国有企业制度在中国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规则构成的，在不同地方、不同行业规则可能又不相同。事实上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国有企业制度&&除了在理论上抽象之外，但其理论抽象和理论推理并不能直接用在现实当中。　　从企业内部管理角度看，国有企业的管理需要高度的实践智慧和审慎精神。中国国有企业在现实中不仅作为企业存在，而且担负着大量的社会责任；在管理上没有完全脱离行政色彩。国有企业既要实现经济效益、创造利润，又要兼顾巨大的社会责任，还要应对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变迁，所以经营管理的难度实际上比其他类型的企业（外企、民企）要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受到的挑战也大。鉴于这个现状，企业的监管、企业战略制定、机制调整等经营管理行为就不能完全按照经济学或管理学教科书以及外国企业为样本进行。　　国企改革适用&案例方法&　　政策、法律和管理这是实践科学领域的问题。中国国企改革出现的问题与缺乏对企业本身及其所处特殊环境的考虑有关，与政策、法律、管理工作中的思考问题方式有关。　　笔者认为，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阐释国企改革问题是适当的。在实践科学领域，案例方法具有一般性的意义。实践中的理论或原则本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适应于具体情况的，一定要仔细辨别具体情况的相同和不同。　　所谓&案例思维&方法：是以问题为导向，在具体的情境中寻求创造性突破困局的方法。它非常反对依据西方的成型理论，简单地推理出一些实践上的结论。　　&案例方法&是在充分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参考一切可参考的先例和理论，创造性地给出实践中的结论。&案例方法&不是先阐明理论，然后将案例作为理论的注脚；相反，通则或理论本身是从案例中提取的，通则的有效附着于具体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实际上被吸收了，但避免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治家、治国、治兵、经商的成功与失败先例被充分地参考，历史中蕴涵的智慧被吸收到这个过程中。　　法人概念的性质　　从&绝对所有权&概念和&局部利润最大化&为逻辑起点的推理方法将陷入制度建设上的误区，国有企业的改革尤其如此。　　在法律上，法律主体以及主体的关系如何建立是重要的问题。具体到国企问题上是：适当的国有企业法人制度如何建立？国有企业法人同其他主体间的关系如何建立？我们需要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理论：一种精致的产权理论、法人理论和政府权力界限的理论。　　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深刻理解&法人&这个法律概念，从&法人&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不是个人财产所有权的逻辑延伸。恰恰相反，法人概念是对绝对个人所有权的背离。不是将企业资产量化到个人，就可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法人概念的本质在于，存在着一组独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一组资源和利益，既不能将其分配给单个的自然人，也不能在一批人中间进行分配。法人行动者的这些特征对于社会组织的活动至关重要。　　法人这一概念既不同于自然人，也不同于国家。自治城市、教会是较早出现的法人类型，企业法人如股份有限公司反而是较晚出现的法人类型，并且是在借鉴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人财产权利是独立的，尽管可以同个人财产权利类比，却不能化约为个人财产权利，法人不能化约为组成它的个人。　　对于国有企业，一些理论一直谈论所有者缺位和产权清晰的问题。但是所有的法人，都是所有者缺位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企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法人严格来说是不存在所有者的，法人是个法律主体，是人而不是物。看起来，要澄清的是其他主体和法人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产权&问题。事实上，只有&权利束&而不是&绝对所有权&的逻辑，才能建立起合理的法律关系，才能建立法人主体本身。　　权利束和绝对的所有权　　什么是适当&产权&概念？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束和绝对的所有权。在前者的理解中，产权规则实际上调整的是主体与他所享有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后者强调的是一种人与物直接面对的关系，重点是人对于物的控制。前者所强调的是人与权利的关系，这种权利是主体对于客体（物）所享有的权利，重点是对于权利的把握，而不是对于物本身的控制。前者在人与物之间加入了&权利&这一媒介，从而使人与物的关系间接化，认为&产权&制度是关于财产的诸权利的制度而不是&财产制度&。在前者的理解中，产权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表达那些权利束而创造出来的总称术语，并非什么特定的权利；但在后者，产权被理解为所有权，所有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利，传统民法教科书对所有权的经典定义中就将&绝对性&列为其首要特征，所有权居于其他权利之上，相对于其他权利来说，它是决定性的，很多其他权利都受它的制约或从中派生出来的。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所说产权实际上是绝对所有权概念。这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只有在那个假设的逻辑空间内才能进行逻辑推演。这是从现实生活中某些权利关系中抽象的，但却是不正确的抽象。绝对所有权逻辑从来就不是合理的法律思维，不能根据理论中假设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以规范为(博客,微博)名强行要求现实。我们认同在某个法律客体上有权利束存在，即相关各方事实上分别占有利益和权利。关键是哪一方可以做什么事情，其限度是什么，这只能在具体中回答。如何调整这些复杂的权利？是根据抽象的理论办事还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办事？　　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权利束的概念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实际也存在同一财产多个有权利者的情况。因此对一个国有老企业而言回顾历史是很必要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是否也有尚未用法律语言明确阐明的权利？企业中一代代的职工是否也拥有某种权利？各种权利的事实状况是什么样的？对一个企业而言，名义上是国有的，但实际上可能是中央属的、省属的、市属的等等，政府具有一种支配权，可以收税、可以任命领导人、可以要求企业负担特定义务等等，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支配者就可以随意卖掉这些资产？　　澄清全民所有或国家所有的概念　　需要澄清的是，国家作为股东的财产权利的性质，只能体现为政府的公共权力，不能等同或类比于私人（自然人和私法人）的财产权利。人们思维中的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可以像个人财产权利、法人财产权利一样谈论国家财产权利或所有权，而没有仔细分辨两者的不同。　　国有企业的国有含义是政府可以对其行使不同于其他企业法人的公共权力，可以要求不同的义务，正如法律可以对军人作出不同于普通公民的义务。国家所有权被作为民事财产权利理解的一个后果就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把国家所有权商业化。我们采取的政策不是去约束国家所有权，而是不断使之商业化，把过去对国家所有权有所约束的一些制度作为公司化改革的障碍和枷锁抛弃了。这造成政府或政府的部门在拥有公共权力的同时，自身却像作为普通法人经营其资产那样对待名义上是国有的企业。但是国有的含义如果不做民事财产权利性的不适当理解，而是理解为政府的&公共权力束&，那么政企不分并非是&国有企业&的必然后果。对国有企业，政府使用公权进行特别的约束，既有充分的理由，也有充足的手段，这样做不会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也真正能够做到政企分离。还需要补充一点，随着政府性质的不同，如不是全国性政府，而是区域性功能的地方政府，对于企业行使的权力，可以接近于类似的股东权利。　　企业法人的形态可以有多种　　我们知道，尽管企业法人的股东，严格说拥有的并不是对企业的所有权，股东权利也只能按照权利束的概念才能理解，在所有权意义上，任何法人都是所有者缺位的；自治城市、教会、医院、大学等法人不像典型的企业法人如股份有限公司，缺乏最后的剩余索取权的人&&股东，但是许多运转却十分成功，有的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千年老店。在法律意义上，非企业法人的概念更抽象，因为它仅依靠一组财产权利和运转程序就可以了，缺乏典型企业法人具备的股东这个因素，那么是否企业法人的成立也可如此？或者至少不见得必须是股东为法人治理结构的惟一起点？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曾指出，国家所有权与个人所有权的确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不应过分强调这种区别的重要性。有人反对国家所有权是因为这种所有权下缺乏最后的剩余索取权的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每个具体的人都能拿到具体的一份剩余。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没有最后剩余索取权的人的组织，他们在商业领域的经营是成功的。美国加州的退休基金会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基金没有最后的受益人，换言之，这个基金会只有代理人，没有委托人。基金的受益者是现在退休的或者将要退休的政府和公营企业的雇员，这些退休者无权选择基金的经理人，而是由加州政府来选择。这个基金类似国家所有权，没有最后的所有者，不过它在商业上很成功。在美国还有许多非营利性组织，如医院，他们能够与营利性医院竞争。这些例子说明，即使没有最后的所有者，有些组织仍然是能够成功的。有没有最后受益者并不能决定一个组织是否成功。　　1976年，联邦德国颁布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参与决定法。它把新的权利授予工人。这项法律（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占领德国期间某些工业部门应用的法律以及德国工人协会早年的传统）在两个层次上导致了一系列变化。　　第一个层次是董事会，根据参与决定法，大公司的董事会由20人组成，其中一半应是股票持有人代表，另一半是雇员代表。参与决定法详细规定了雇员代表的选举程序。这一法律还规定了董事会在法人组织中的作用。　　第二个层次是工作场所，参与决定法要求建立工人委员会，规定了选举工人代表的程序和工人委员会的权限。参与决定法中工人委员会的部分权力原属管理人员。　　联邦德国的参与决定法（在斯堪的纳维亚也实行了）反映了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寻求工业民主的普遍动向。而在这一法律和动向的背后，是法人概念的演变，它与上述法人组织中自主精神的发展为同一趋向。　　局部利润最大化问题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种观点是将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批评局部利润最大化也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检讨。英国经济社会学家罗纳德&道尔在《企业为谁而在&&献给日本型资本主义的悼词》一书中极力反对美国式的股东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力主日本曾经大行其道的&准共同体企业&或&利益相关者企业&。他提出，附加价值是适用于利益相关者企业的一种会计方法。所谓附加价值是指企业购买的原材料、部件、能源、咨询服务等成本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差额。换言之，附加价值是企业运用从股东和银行获得的资本，通过管理者、技术人员和从事服务与生产的劳动者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即 &附加&在原材料上的价值。附加价值分配表现的是附加价值之中分配给企业内部人员的部分，以利息的形式分配给银行的部分、以税金的形式分配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部分的比例。　　从附加价值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国有企业曾经给大量员工提供了的稳定生活与福利，使大批量的人生活得体面，而不是让少数人奢侈；另外国企缴纳税金占其利润总额的比例远远高于私营与外资企业，因此国企并不像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得那样低效率。　　一个综合性的思考框架　　框架的作用是描述性的，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规范性的可从中获得具体结论的原理或标准性质的东西，描述的是思考中形式方面的东西。思考问题方式的转变就是在实践领域中不能理论化演绎性地想问题。上面图中三者之间是彼此互动的关系，权利束、权力束的构成成份和各方权利、权力的平衡，形成了企业法人的治理结构，因此，我们认为企业法人的形态、企业治理结构没有惟一的标准。　　在图中，我们将企业绩效用企业利润和企业社会责任两方面来表达。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利润共同放在一起考虑，是因为我们认为企业在现实当中更是一个社会性组织，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既然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就自然应该同时担负社会责任。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社会责任更大一些，资本的逻辑不能占据主导。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诞生那天起，就被看成是全社会所共有的，为全民族服务的，在其发展历史中，从资金、技术、人员、管理机制等各方面都是按照上述的组织目标来设计的。国有企业对社会和自己的职工都担负着很大的责任。中国的国企、日本的会社、美国的基金会，不同程度上都是各自民族命运的担纲者，都需要突破狭隘的资本逻辑才能够真正理解，才能不断改善自身而不是被毁灭。　　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中考察，更要从实践出发，综合考虑问题，全面观察企业，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相信这种方法一定是解决阶段性问题的方法，对于一个现实中一直运转着的企业来说，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存在的。　　对中国企业形态的发展而言，对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应充分利用中国既有的制度资源和文化资源建设法人实体，进行制度创新，在&具体&中建设权力和权利关系。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人民福祉的提升，需要中国国有企业的强健发展，一切国企成员特别是领导层，当知道自身任务之艰、使命之重，自当奋发，不可妄自菲薄。&&&&&&&& （本文章摘自2013年《环球财经》三月刊）&&&&&&&& （责任编辑：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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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经济学不是利润最大化，不信物美价廉收藏
德意志民族是很晚才开始搞工业化的，英、法完成工业革命时，德国还是个农业国。德国人进入工业化后也经过与今天中国类似的“山寨阶段”：向英、法学习，偷人家的技术，仿造人家的产品。为此，英国议会还特别在日通过对《商标法》的修改，要求所有进入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市场的德国进口货必须注明“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色彩的符号。德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初，大学的科学研究是与生产领域完全脱节的。尽管那时“世界科学中心”在德国，但是美国人很聪明，他们在德国拿到学位回国后，不是一味地跑到大专院校里做研究工作，而是进入到市场里去办企业。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科学家跑到美国一看，发现美国工业品的科技含金量最高，这才明确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并开始大力促进应用科学的发展。由于德国有基础科学上的雄厚根基，很快就建立起科学理论与工业实践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半个世纪时间里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工程师队伍和技术工人的队伍结合在一起，领导了“内燃机和电气化革命”，使德国工业经济获得了跳跃式的发展。此后，德国的机械、化工、电器、光学，直到厨房用具、体育用品都成为世界上质量最过硬的产品，“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德国最有名的公司，几乎都是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它们直到今天都维持着世界性的声誉。
1珍视“身后名” 不贪“眼前利”德意志不是个“喜新厌旧”的民族，德国人喜欢有经历的东西，有历史记忆的东西，有文化记忆的东西。我认识一位德国教授，他家里现在还有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产的木头箱子一样大的电子管收音机，由于质量好，照样在用。我问他，“你还用这么老的东西？”他说，“是呵，我一看到它，就想起我幼年时发生在这收音机旁的故事，对我来说，这可是比什么都要珍贵的啊！”德国人生产的圆珠笔摔在地上10多次，捡起来依然可以用。德国建造的居民住房120年也不会倒，就是被战火摧毁了，德国人也一定要按原样将其重建起来。有一张关于德国建筑物的照片，名叫“不变的德国”，展现的是二战以后德国人修的房子，完全是中世纪式晚期巴洛克时代和洛可可时代的风格。为什么？二战结束后，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成了一片废墟，那些古老的房子基本上都被战火摧毁，德国人非常心疼，因为德国人就是喜欢自己的文化。怎么办？德国人死活也要把当年的照片找出来，把当年的设计图找出来，一定要按原样一座座地重修起来。今天你跑到德国去看，大多数城市都没有什么现代建筑，几乎全是巴洛克、洛可可时代的风格。德国有座王家歌剧院在二战中被美国飞机全部炸毁，德国人心疼得不得了，那座歌剧院是过去建了200年才建好的，结果毁于一旦。怎么办？二战后德国人就把这片废墟圈起来，搞了一批科学家、文化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师、技术工人，大约上百号人，花了35年时间，把这堆破砖烂瓦又重新装回去了，你现在再看这座王家歌剧院，怎么也看不出来是炸弹炸烂了以后又重新装回来的，这座建筑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人说，“这个行动本身就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德国热爱、尊重自己的文化到了如此地步，所以才叫“不变的德国”。由于德国的经济发展不靠房地产市场，所以一位德国建筑师很难拿到一个建筑项目，好不容易中了标，就一定会精心设计，一定要把它搞成一个艺术精品，一定要让它流芳百世。因此，在德国，你永远也看不到有两座建筑物会是一样的。因此人们说，德国建筑师重视的不是“眼前利”，而是“身后名”。
2一个人身上只做一次生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彼得·冯·西门子：“为什么一个8000万人口的德国，竟然会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呢？”这位西门子公司的总裁是这样回答他的：“这靠的是我们德国人的工作态度，是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视，我们德国的企业员工承担着要生产一流产品的义务，要提供良好售后服务的义务。”当时那位记者反问他：“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吗？管它什么义务呢？”西门子总裁回答道，“不，那是英美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有自己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的经济学就追求两点：一、生产过程的和谐与安全；二、高科技产品的实用性。这才是企业生产的灵魂，而不是什么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运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制造产品，更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说到“天职”上去了，“天职”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要你干的事”。在德国，没有哪家企业是一夜暴富，迅速成为全球焦点的。他们往往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某项产品的“小公司”、“慢公司”，但极少有“差公司”，绝没有“假公司”。它们大多是拥有百年以上经历、高度注重产品质量和价值的世界著名公司，也被称之为“隐形冠军”。德国有家葡萄酒作坊，快400年了。二战中很偶然留下来的，很幸运没被美国飞机炸到。德国的马牌轮胎公司是1871年成立的，现在我国几乎每个地级市都有它的分店。德国的阿迪达斯公司是1920年创办的，至今也有94年以上的历史了。你可以看到，德国这类企业都是有年头的。德国的产品不打价格战，不与同行竞争，一是由于有行业保护，二是由于价格并非决定一切，打价格战可能会让整个行业都陷入恶性循环。德国企业是要追求利润，但是只要能保证基本利润，有钱可赚，德国人并不是那么贪得无厌、无休止地追求利润的，而是要考虑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德国人宁愿“在保证基本利润的同时，让部分利润转化成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更加完善的服务”。我曾在柏林与一家菲仕乐锅具店的经理聊过天，我说：“你们德国人造的锅可以用上100年，因此每卖出一口，实际上也就丢失了一位顾客，以后人家不用找你了。你看人家日本人造的锅，用20年就到头了，顾客每20年就得再找他一次。仔细想一想，你们划得来吗？你们为什么要把东西搞得那么结实呢？把它的使用期搞短一点，你们不是可以赚更多的钱吗？”
这位经理这样回答我：“哪里的话，所有买了我们锅的人都不用再买第二次，这就会有口皆碑，就会招来更多的人来买我们的锅，我们现在忙都忙不过来呢！我们这家厨具厂，是二战后从过去的兵工厂转产过来的，前后也不过几十年时间，就卖出1亿多口锅了，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口吗？快80亿了，还有70多亿人口的大市场在等着我们呢！”你看，德国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营销战略的路数也与众不同，一笔生意，在你身上一辈子就做一次，让你说他的东西好，这就会感染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再去做他的顾客，然后再感染第三个人，人家干的是这个事。
3探求本质，考虑长远今天德国只有三座城市，即柏林、汉堡、法兰克福，被定为“国际化城市”，以后打起仗来也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其他城市都是中小城市。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生活在5万人、10万人、15万人、20万人的城市里，连50万人口的城市，德国人都觉得太大了。德国城市的风光几乎都有这个特点：城市天际线最高的地方一定是教堂的尖顶，任何建筑物都不能超过它。我曾与一位德国教授谈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能做到守时？他讲道：“城市小，就容易守时。为了守时，也必须得把城市设计得小一点。你要想在‘汽车大众化时代’做到城市不堵车，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任何楼房不要超过五层，在德国，你要想建造六层以上的高楼，必须经过议会投票通过才行。第二个条件是任何城市必须有一半的空间是马路。只要你同时做到了这两条，城市就不会堵车。”今天德国人一般只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建高楼，那也是世界级的大高楼，但有一个条件，这种高楼从任何方向倒下来时，不能压到另一栋楼。所以越高的楼房，周边留有的空地就越大。这就叫“探求事物的本质，确定长期的战略”。德国人建房子时，是一定要考虑到当它倒下来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德国不相信物美价廉“德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在价格上，连德国人自己都承认“德国货就是物美价不廉”。你跟日本人可以谈价格，但你跟德国人谈价格，一刀都砍不下来。德国人甚至不承认有“物美价廉”这回事。“德国制造”的优势在于它的质量，它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它优秀的售后服务。德国企业发展的一般产品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高难度，别国一时无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德国30%以上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制造品，大到挖地铁的掘进机，小到文秘工作中的订书机，从质量上讲都是世界第一。阿迪达斯是德国品牌，但似乎很多人都不知道。德国所有供3岁以下儿童食用的产品不得含有任何人工添加剂，必须是天然的；所有奶粉被列为药品监管；所有母婴产品只允许在药店出售，不允许在超市出售；所有巧克力都被规定要使用天然可可脂作为原料加工生产；所有保健护肤品牌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实验室和植物种植园，以保证取材于天然有机品质。德国人生产的非工业用途的化学产品，例如清洁剂、洗手液、洗洁精，除了有清洁杀菌的功效以外，绝大多数采用了生物降解技术，也就是靠微生物分解其中的化学成份，来将化学对人体的伤害减少到最小程度。德国人生产的滤水壶，既能过滤无机有害物，也能过滤有机有害物，并富含镁元素。经过德国滤水壶过滤后的水，是微微带甜味的。德国锅具具有天然抗菌和耐高温性质，既能节能环保，导热效果又极佳，以至人们说，“使用这种德国锅具，一根蜡烛就能弄一顿美味佳肴。”德国人生产的一口锅，可以用上100年，因此很多德国人用的都是奶奶传下来的锅。对德国人来说，任何一样厨具，一辈子只需要买一次，不需要买第二次，因为你一辈子也用不坏它。德国人生产的煨汤用的锅，完全是钢铁铸造的，沉重得连男人都有点端不动，那锅盖内侧有奇特的花纹，我问一位德国的销售商：“搞这些花纹干嘛？”他说：“它盖上去后，水蒸气就能上下自然循环，不易烧干，这是一种技术。”德国的锅具，盖上去个个严丝合缝，说三分钟开锅就三分钟开锅，能为你省下不少煤气费。我也曾问过一位德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德国的产品动不动就“能用100年”呢？他这样回答道：“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德国没有资源，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业原材料都是靠国外进口来的，所以必须物尽其用，尽量延长使用期，这才是对原材料最大的节约。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德国人认为，产品质量的好坏，主要体现在是否‘经久耐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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