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严峻
　　近日发布的《2015·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宏观经济温和换挡的背景下，由于原材料成本下跌和创新成效渐显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盈利基本平稳。但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十分严峻。一是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设备利用率仍在下降，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明显加大；二是企业成本持续上升，特别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支出上升较多，同时企业的税收负担和非税费用有所增加，企业经营负担加重；三是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十分困难，企业应收账款较高，资金紧张状况没有明显缓解。
　　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
　　调查显示，产能过剩是“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难题。认为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企业经营者占74.7%，为近四年来最高值。
　　报告认为，综合来看，产能过剩问题是近年来影响我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呈现逐渐严重的趋势。这次调查显示，认为本行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的企业经营者占16.1%，“比较严重”的占58.6%。从2012年以来，呈现攀升态势。
　　设备利用率反映出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近六成企业设备利用率低于75%。调查显示，认为2015年设备利用率在“75%及以下”的企业经营者占58.6%，“75～90%”的占29.9%，“90%以上”的占11.5%，企业总体平均设备利用率为67.8%，其中制造业企业的平均设备利用率为66.6%，比2014年的设备利用率下降了4.4个百分点。
　　报告分析指出，产能过剩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的同时，也有一些行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存在良好的发展空间，这为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分行业看，采矿业企业经营者是认为本行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比例最高的行业，高达33.3%，认为“比较严重”的高达52.4%。此外，制造业中的纺织、服装、造纸、化工、化纤、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电气机械、电子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企业超过八成。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制造业中的仪器仪表等行业则相对较好。
　　产能过剩带来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明显加大。调查结果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认为今年以来市场竞争压力“明显增加”的企业经营者占38.3%，比2014年高了4.9个百分点；“有所增加”的占43.6%。以5分制计算，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方面的总体得分为4.17，明显高于中值3，也高于2014年的调查结果。
　　成本上升成为企业最主要困难
　　调查显示，“人工成本上升”和“社保、税费负担过重”是我国企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困难。
　　在这次调查中，企业经营者在回答“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时，选择比重最高的是：“人工成本上升”（71.9%）、“社保、税费负担过重”（54.7%)。
　　报告分析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珠三角”地区企业选择“人工成本上升”、“社保、税费负担过重”、“企业招工困难”的比重高于其他地区企业。
　　这次调查显示，认为目前企业人工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的企业经营者占82.3%，其中“明显增加”的占24.5%，“有所增加”的占57.8%；“基本未变”的占14.5%；“减少”的占3.2%；认为“增加”的比“减少”的多79.1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人工成本上升幅度相对较大。
　　在人工成本持续上升的同时，企业的经营负担也有所加重。这次调查显示，与去年相比，认为税收负担“基本未变”的企业经营者占59.3%，“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26.2%，“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占14.5%。以5分制计算，企业在“税收负担”方面的总体得分为3.16，高于中值3（中值3表示企业的税收负担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这表明今年以来企业的税收负担有所增加，其中大中型企业今年以来税收负担增加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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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S云在中国落地还面临哪些困难？
　　昨天我看到《大掌门》这款游戏的开发商，北京玩蟹公司的CEO叶凯发微博称决定和阿里云计算服务Say GoodBye：
　　我们在阿里云上用了20多台. 半年时间, 出现过1次所有机器全部断电, 2次多台硬盘突然只读, 3次硬盘IO突然变满(给的解释是同台物理机上的其他虚拟机和我们抢资源), 1次客服不通知直接重启. 10次以上运维不响应. 电话从没五分钟内接通过. 已准备陆续迁出所有机器. 再见@阿里云
　　在半天时间内，这条微博的转发数就过了400，其中的转发和评论，有不少都是对阿里云计算服务的吐槽，涉及各种情况，例如有在阿里云网站找回密码功能报内部错误的，有发信给客服邮箱无回复的，还有服务器内网无法访问内网SLB的，有发生事故不予以赔偿的。而据我所知，使用阿里云的博客园最近几乎每周发布一次网站故障报告，最让人无语的是去年双十一时，阿里云推出&双十一服务器抢购活动&，结果系统异常，半小时才有1300订单&&
　　可以说，阿里云不稳定的性能和运维服务都让许多开发者忍无可忍，但仔细一想，的IaaS云服务提供商，抛开阿里云之外，似乎也没有多少选择了。
　　LinkCloud事业部总经理刘黎明在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盘点中国的IaaS现状，并绘制了一个&中国IaaS魔力象限图&(广义的IaaS，包含IaaS和PaaS)，他将阿里云(已收购万网)、新浪和盛大云归类到了第一象限，其中盛大云同阿里云一样起步较早，相对成熟，但已经将重心转向自服务(其实盛大云也没被少吐槽)，而新浪在去年6月才推出IaaS服务，并且一直没有把它当做战略重心。
　　所以你会发现，事实上，在中国几乎就没有一个成熟可信的IaaS云服务。这个背后的原因的，PingWest此前已经有Lillian Shao在文章《为什么在中国&公有云&落地那么难？》中做了很详细的阐述，所以我就做些补充。
　　Lillian Shao提到了政策监管问题，但实际上它不止是为IaaS服务提供商的备案带来麻烦而已。UCloud的创始人季昕华说过，很多人使用IaaS服务就是因为其快速、弹性的优势，可以在几分钟内申请到需要的服务资源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能够有效缩短IDC托管情况下的机房谈判、服务器购买、托管和部署时间，但由于网站备案需要近两周的时间，使得IaaS在快速弹性方面的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除此以外，前两天我遇到一个选择在海外市场创业的创业者也分享了一个他的观点&&&云&进入中国之后，被许多开发区和某些机构当做拿钱圈地的令牌，建数据中心、买服务器&&但实际上完全没有云服务的能力。这导致在许多创业者眼中，云服务在中国被打上了&不靠谱&、&服务器买卖&的标签。无形中恶化了IaaS的创业环境，所以他只好着眼于海外市场。
　　资源、网络、市场、政策、基础设施&&这些让中国IaaS云服务发展举步维艰的难题几乎没有一个是能够轻易解决的，看来IaaS在中国的落地之旅，还很长。
责任编辑：李文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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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系产品2016中国经济将面临四大挑战|中国|改革|经济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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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沈建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诸多措施能否切实落实，还需面对如下挑战：第一，全球经济疲软与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增加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第二，如何协调诸多任务在实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第三，制度创新能否实质推进？第四，推进改革的节奏如何拿捏？
2016中国经济将面临四大挑战
　　2015年中国GDP降至6.9%，不及7%年初目标，且创1990年以来的新低。考虑2016年财政与货币政策更加宽松，审计署审计之后，前期拖延项目陆续开工，以及“十三五”开局之年项目陆续上马，笔者以为，2016经济企稳是有基础的。当然，美好愿景能否落地，还需直面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困境，稳增长与调结构目标之间的艰难平衡，新供给改革能否切实落地，以及如何拿捏改革节奏等挑战。
　　2016经济新亮点待发掘
　　著名的拉弗曲线显示，在适度范围内降低税率，不但会刺激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这样看来，以减税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取代以投资刺激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失为当下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利于调结构的良策。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工资上涨与老龄化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所下滑，2016年四季度中国GDP跌至6.8%，全年增速为6.9%，低于政府目标，而结合更为悲观的发电量、企业利润、货运量等数据，不少质疑甚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或比官方数据更低。
　　面对经济下行态势，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减税降费政策，并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对于中国经济的陈疾可谓对症下药。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虽为中国经济开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处方，但是政府对整个经济运行的干预始终尾大不掉。近几年不断依靠政府投资实现“稳增长”更加剧了对政府有形之手的依赖症。2015年，部分因为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完成“营改增”改革并借此实现减税的既定计划被迫拖延。
　　笔者以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代表了稳增长的另外一种选择：降低企业个人的负担，充分调动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活力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著名的拉弗曲线显示，在适度范围内降低税率，不但会刺激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增加政府收入。这样看来，以减税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取代以投资刺激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失为当下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利于调结构的良策。
　　不久前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长楼继伟明确表示，2016年和今后一段时间将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进一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并坚决制止各种乱收费和“过头税”，给企业和市场主体留有更多可用资金。此外，我国目前的社保缴费占工资总额比重超过40%，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平，部分原因在于弥补社保体系建立之前的历史欠账。笔者以为如果能够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以弥补欠账，也可以降低企业负担，推动劳动者工资上涨，实现藏富于民。
　　中国房地产市场自2014年遇冷以来，房地产市场投资持续下滑。尽管决策层已经从降低首付与税费、公积金政策调整，以及取消限购等多个方面支持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销售回暖，但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使得房地产投资仍然拖累经济增长。同时，房地产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偏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不可小觑。
　　例如，从消费方面，购房需求不仅会直接影响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家电等房地产相关消费，也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而从投资来看，房地产投资约占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0%，且上下游关联产业众多，如涉及到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建筑材料、化学工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对地方政府，特别是三四线城市财政影响较大。如今三四线以及东北老工业城市普遍面临房地产市场高库存的窘境，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使得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甚至借钱发工资的现象也屡屡出现。此外，房地产市场是影响金融体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不仅直接影响金融部门对于房地产行业相关信贷的发放，也会因为房地产和土地作为抵押品价值随房价波动而影响金融稳定。
　　从上述角度而言，三四线城市能否去库存，关系到2016年经济能否企稳。而此次决策层提出鼓励农民在所工作的城市购房，给予适当支持，符合去库存与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双重要求。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制定实施1亿非城镇户籍人口在城市的落户方案。
　　当然，当前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全国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超过3500万，鼓励农民购房与落户，必须考虑到向上述人群提供与城镇市民相等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落实并非易事。这其中的资金缺口还需通过更多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才能实现。
　　另外，注重供给端改革是本届政府经济执政理念中的亮点，经济增长从本质来讲取决于资源条件与制度条件，即充分发挥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的力量，并通过鼓励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就明确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地位，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此框架下，经济工作会议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利于释放新需求；强调制造业升级，也是出于供需不匹配，高端需求充裕而得不到满足，低端制造业存在普遍产能过剩的考虑；另外，放开二孩、加大教育投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等也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释放其对增长的作用；更深层而言，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则是从体制供给的角度，为增长提供新的支持。
　　笔者注意到部分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加速推进。例如中石油近期宣布整合其旗下的管道资产，为其管网业务拆分和独立做好准备。这符合国有垄断行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天然垄断部门如油气管网成立独立公司并由政府直接监管定价，逐步开放可竞争部门如开采和炼化。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建立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这标志着自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由政府以行政审批的方式决定新股上市的标的和节奏的运营模式将逐步让位于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模式。中国股权融资渠道不畅，二级市场重题材炒作却不重视价值投资等诸多顽疾有望得到根治。
　　毫无疑问，2015年金融风险有所加大，体现在：一是资本市场经历大幅动荡，年中股灾造成40万亿元财富蒸发，并由于救市不力影响政府公信力；二是“8-11”汇改后，全球外汇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短期内对美元显著贬值，为防止资金大规模撤离，出手干预，付出沉重代价，外汇储备一年之内从3.8万亿美元降至3.4万亿美元；三是信用违约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由于大宗商品价格走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云南昆明泛亚所出现兑付危机，涉及金额400亿元；四是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背后监管缺失的问题逐步显现。P2P行业杂草丛生，近期e租宝事件显示互联网金融或是下一个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的领域。
　　为防止金融风险，决策层有必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现有金融框架进行调整。对此，当前市场已经有所讨论，但未形成广泛共识。在笔者看来，可以效仿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央行改革的最新经验，或采取超级央行模式，统一金融监管体系。
　　四大经济难点待解
　　去产能与去杠杆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而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又是试图避免冲击过大，支持增长不至于失速的举措。但根据以往经验，理想情况在落实过程中必将面临不少难点与困境
　　当然，机遇与挑战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诸多措施能否切实落实，还需面对如下挑战：
　　第一，全球经济疲软与美联储货币政策不确定增加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难度。
　　在笔者看来，2016年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空前加大，体现在：一是美联储危机之后首次加息，但考虑到美国制造业表现不佳，非能源贸易逆差高于危机之前，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步伐，增加变数；二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通缩压力。作为全球经济晴雨表的BDI指数跌至478，创1985年1月该指数创建以来最低水平，既预示全球经济困境，也表明欧洲日本抗通缩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危机重重，货币大幅贬值，巴西、俄罗斯更是重灾区，陷入经济衰退。
　　从这个意义而言，2016年全球经济的整体困境并不比金融危机时乐观，金融市场动荡局面也未见得轻松。这不仅意味着在新兴市场需求疲软，美国需求复苏难以弥补缺口的局面下，2016年中国出口形势会比2015年更严峻，更意味着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外汇市场动荡与资本项目流出的双重压力。此外，考虑到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如何既压缩产能、去杠杆，又能在资本项目开放不断推进的条件下，防范资金流出与海外动荡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冲击，这或是2016年决策者面对的最大考验。
　　第二，如何协调诸多任务在实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理想愿景。其中，去产能与去杠杆不可避免地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而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又是试图避免冲击过大，支持增长不至于失速的举措。但根据以往经验，理想情况在落实过程中必将面临不少难点与困境。
　　以产能过剩为例，“去产能”位列五大任务之首。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去产能，还是去杠杆，都已困扰中国经济多年。在经济下滑阶段，切实落实必将对增长造成打击，而这种阵痛决策层是否准备好承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告中提到，考虑到失业安置问题，提倡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是一种平衡思维，但也面临理想状态推进的不确定性。试想在市场条件下，僵尸企业财务状况若已达到破产境地，反而要求兼并重组，又如何操作？由谁出面？倘若任务又会落到国企肩上，是否有违于国企改革初衷？
　　第三，制度创新能否实质推进？
　　在笔者看来，供给端改革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其实与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脉相承。为何有此判断，原因在于追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诸多难点与矛盾，归纳总结下来，无外乎以下三方面关系尚未理顺：
　　一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谈，房地产去库存需要地方政府资金，但如今财税改革在理顺财权与事权方面进展缓慢，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如何加大支出？考虑到官员考核与激励机制转变，当前地方政府不作为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二是各利益部门之间存在博弈。例如，当前“一行三会”目标差异化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改革；落实税制改革方面，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常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项目审批方面，发改委与财政部之间也同样存在财权、事权和审批权不统一的现象。因此，避免内部损耗导致改革空转，需要破除部门利益，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做出安排。
　　三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例如，早前政府寄予厚望的PPP，之所以推进缓慢，与民营资本担忧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传统做法密切相关；而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营造出合适的土壤。同时，只有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规范的法治氛围，以及制定适宜的标准，市场主体才有足够的动力实施创新。
　　毫无疑问，制度改革从上述角度有所突破并非易事，需要更大的改革决心。
　　第四，推进改革的节奏如何拿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医疗改革。笔者以为拿捏改革节奏，平衡改革与其他政策目标的冲突亦颇具挑战性。
　　国企改革方面，会议提出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有意效仿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而新加坡模式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成功在于着眼财务投资，政府并不直接干预企业运营、人事制度；国有资本更是以财务回报为主要标准可进可退。在我国，既想要引入市场化力量提升效率，又要兼顾国企内部党管干部原则，完成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政治要求，强化国企控制力，难度不小。
　　2016年财税改革的要点之一在于完善地方税体系。在营改增之后，作为地方税主要税种的营业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为地方政府找到稳定的新税基迫在眉睫。房地产税是许多国家地方税的主要税种，也符合地方政府激励相容原理，本应是完善地方税的主力品种。但是，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房地产库存偏高，房产价格或影响金融稳定的局面下，房地产税改革何去何从，短期内恐怕难有定论。
　　金融改革方面全会要求建立融资功能完备的证券市场。打通股权融资渠道无疑将助力中国金融去杠杆，也有利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IPO注册制改革目前已经箭在弦上。但是中国的投资者大多为个人投资者，炒差炒新积习已久，大量股票估值水平显著高于成熟市场类似股票。注册制改革之后新股大幅扩容将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反而不利于提升直接融资水平。但是如果继续维持政府对于新股发行节奏的管控，又违背注册制初衷。改革节奏的拿捏更需要寻求多方面因素的平衡。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本文为作者独家授权新浪财经使用，请勿转载。所发表言论不代表本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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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经济学博士，现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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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二维码　　十八大继续把解决好三农问题确立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5月11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政界、学界、商界的多位农业界人士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会长陈泽民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体制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要求我国农业产业的格局和发展方式，都要及时地进行调整。　　农业污染、食品安全、农业生产过剩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农业污染远大于工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内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称，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来源，“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　　在温铁军看来，目前业界在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业是我国第一大面源污染这个事实。“至今没有见到有多少讨论，无论是国内国外的研讨会把这两者做一点结合分析。”　　其实在三四十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创造正外部性的行业，也就是说农业是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因此这叫正外部性，尽管农业自身没有收益。与此同时，那时候几乎听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食品不安全事件或者说叫食品质量事件。　　“过去尽管农业可能有所谓不现代化的问题，但它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结合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它不创造负外部性。现在当然我们把它叫做创造双重负外部性，一重是严重地造成了资源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污染，江河湖海水资源的污染，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大气的污染，应该说面源污染贡献最大的是农业，这是第一重负外部性。第二重是严重的食品不安全。”温铁军说。　　对于如何解决食品不安全的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产业链管理研究和发展中心主任王凯称，建立健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保障机制非常重要。“我们的农产品过去只强调从源头，比如说从田头到餐桌的这么一个链条过程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产业链的管理模式当中，忽略了反向追溯。而在欧洲，所销售的农产品都有条形码、都有识别的机制，能够方便查到农产品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的。”　　因此我们的农产品产业链管理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需要结合起来，应该有正向的一个结合，还应该有一个反向的结合，就是要把这个反向的机制建立起来，顺着这个产业链的末端进行后推，只有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业生产过剩的隐忧　　温铁军称，在我们强调农业现代化目标时，必须考虑如何避免农业生产的过剩问题，不能一味地追求产业化，要发展适合中国农业的小规模农业，而非一味大规模产业化。　　目前从全球来看，金融资本过剩的局面已然形成，由此带来的热钱涌入农业，已经给我国的农业带来了许多负面后果。　　他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如果按人均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来计算，农业的产出量过剩30%以上。目前世界上80%的蔬菜大棚集中在中国，全球67%的蔬菜由中国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被浪费掉。以生猪为例，世界上约50%的生猪在中国，而我们只有占世界19%的人口。另外中国生产了世界50%的苹果、40%的柑橘。　　温铁军指出，其实国际上早有研究机构指出农业也存在生产过剩，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　　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如何保护环境，温铁军认为必须考虑各个地方的自然资源禀赋。“我们以北京地区为例，如果在北京郊区这种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方，大面积建设大棚，假如说把设施农业放在华北大平原上，其结果就是更进一步严重超采地下水，然后地表沙化和盐碱化，这是严重地破坏资源环境的做法，很可惜在农业领域中，仍然有许多地方在不顾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继续这么干，包括大城市郊区，这是严重的不可持续的。”　　在一位农业界人士看来，一般大规模农业产业只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那种特殊地域里会出现，而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根本不具备这种大规模种植的条件。包括欧洲其实也基本上算是小农场农业。　　“欧洲是小农场，因为没法跟大农场竞争，所以欧洲欧盟财政的40%是补贴给农业的。平均每个欧盟农场一年要得到1.8万到2万美元左右的补贴，这就是客观事实。并且还制定一系列的壁垒，包括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甚至社会壁垒。”目前，亚洲农业普遍是小农农业，对这种形态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和农村经济相关的产业，都包装进综合性农协，农民才能在其他的产业领域中获取收益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农民才愿意维持农业，否则他们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也将很难实现。　　农业品牌建设任务紧迫　　农业品牌建设同样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国家十二五规划和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推出了推动自主品牌建设，提升品牌价值和效应，加快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及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培育品牌的要求。因此说加快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紧迫任务。　　农业部副部长朱保成认为，农业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的比重接近50%，农产品价格仍然是农民最关心的因素，农产品能否实现顺畅销售，能否卖个好价钱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能否稳定增长。　　近年来区域性、季节性、结构性鲜活农产品滞销卖难时有发生，其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相对于有品牌的产品来讲，没有品牌的产品容易滞销卖难。深入推进农业品牌建设是拓展农产品市场，形成优质优价机制，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必然需求，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统筹城乡发展。　　在朱保成看来，我国是农业大国，不少农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我国还不是农业强国，最突出的就是缺少一批像荷兰花卉、津巴布韦烟草，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农业品牌。　　但在推进农业品牌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一些关系，比如：品牌与贴牌的关系。贴牌生产多见于工业，而且在一些世界级品牌产品的生产上，已经占到相当比例，随着人们消费升级和品牌意识的增强，我国农产品市场领域的一些冒牌产品不断受到围追堵截，而农业企业的授权贴牌生产则正在快速地发展，有些企业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以其他企业授权的品牌进行销售，虽然不能从品牌价值链中分享足额的利润，但对于企业自身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品质，对于当地农民出售农产品，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陌上玉来源第一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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