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对人体灵学研究有那些?为何最后被迫终止?

今晚讲的这些神秘故事,我前天提前给两个朋友讲过。一个是天才捕手FM的猛哥,一个是我的石家庄朋友马探长。

他们俩都是魔宙故事系列《》粉丝,不只追更,且爱研究,对故事里的某些问题缠住不放。

上周看完《》的故事,猛哥从我这儿拿了几本老杂志,一个猛子扎进神秘的海洋,研究起人体科学。


他兴趣极大,是因为自己有亲身经历。

2015年,一个自称懂气功的朋友曾经对猛哥隔空发功,几秒钟之内让他的后背发热。这件事,至今他也没搞清楚原因。而且他坚信那朋友不会骗他。

这种事儿现在很难遇到,遇到也不会有几个人当真,但在1980年代几乎随处可见。

马探长说,八十年代有好几年的春晚都有表演气功。

比如1984年春晚,马季说完相声,陈佩斯吃完面条,张明敏唱了首歌,接着主持人端来一盘核桃请大家吃。

上来一个6岁的小学生,一掌劈开。这是初阶硬气功。


然后,小学生的姐姐上台,踩在两只鸡蛋上,拎着两只桶,让马季和姜昆往桶里灌水。

鸡蛋完好无损,这是进阶硬气功。


高阶由姐弟俩的父亲表演,硬气功大师侯树英徒手撅铁棍。


侯树英是1930年代生人,确实练过硬气功,还跟过一个云游和尚,跑江湖卖艺。他的这套功夫,和民国北京天桥的硬气功大概一脉相承。

那之后有三次春晚,硬气功都是固定表演,喷水断砖、手指钻转和轻功表演什么的,冯巩都得给他们打下手。

这些杂耍活儿能上春晚,说明官方认可,也说明老百姓喜闻乐见。

喜闻乐见,全因为「气功」这个概念。

除此之外,老百姓常聊的还有「特异功能」、「催眠」、「前世今生」、「超自然」、「电磁」以及「人体科学」等概念。

猛哥和马探长问,为什么是概念,不都是真事儿吗?

我说,因为没有几个人真的能搞清楚这些词怎么回事儿,否则也不会变成「热」了,现在我们也不会一说起来就阴阳怪气了。

从哪说起,还得先讲两个故事。

1995年,南京有个艺术青年失恋了,女朋友去了北京。

他很郁闷,于是去找练气功的朋友,让朋友发功,朝北方收集信息,用千里眼遥视一下,看女朋友过得怎样,俩人还有没有机会。

每次信息都不太好,他更苦恼,干脆跟着也练气功,修身养性。谁知运气确实差,练功也遇到了挫折,呼吸吐纳静坐冥想都练得不错,却总发不出功。

半年后的一天,另一个朋友找他,说去舞厅玩儿吧,放松一下。他没跳过舞,朋友说跟着音乐晃就行,怎么舒服怎么来。

他就晃,使劲晃,晃着晃着四肢放松了,但还是跳不起来。

后来他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练功,正朝人群发功,忽然一个瞬间,气息畅通了,手舞足蹈,摇头不止,口中发出神秘的声音。

从此,他每天都去舞厅练气功,成了远近闻名的霹雳舞王。

这是一本小说里的情节,作者年轻时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气功热和霹雳舞热。我觉得他不是瞎编,这种事有事实根据。


80年代舞厅里跳交谊舞的场景。

1983年8月,贵州有个44岁的工程师,姓李,有天在书摊买到几本练气功的书。这种书那两年很流行,五花八门。

看了气功书,老李就按着练。一周之后觉得睡眠改善,精力充沛。一日晨起练功,突觉前额冰凉,四肢沉重,浑身发热,肌肉发胀。

他觉得这是「气」来了,非常兴奋,并把喜讯告诉了自己的妻子,说自己入门了。

随后,他找到省里的气功大师,要拜入门下,但却遭到了大师的拒绝。

回家之后,开始整日地翻箱倒柜,口中喃喃自语。

某天凌晨三点,突然起床,双手合掌端坐于床上,说自己练功有法力,乃神人相助。坐到天亮,就身穿内裤,光着膀子出去练功,大汗淋漓,仍不止息。

进入这个状态后,他就开始不睡觉了,吃的也非常少,把家里人急得不行。

最疯魔的一次,拉着他妻子,要当众实施性行为。

1983年9月15日,老李入院治疗。

这个故事,是从1986年贵州省精神病防治院的一份病历报告上看来的,报告的标题叫《气功妄想三例报告》。


听完故事,猛哥和马探长抚掌大笑。

我说先不急着嘲笑「练气功」,仔细看报告,措辞很重要。

首先,报告并未对「练气功」发表什么看法,且一开篇先定下基调:

“气功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并流传至今的一种医疗保健方法,现代研究属于与瑜伽相类似的心理治疗范畴。因练气功出现妄想性的精神障碍,在临床上颇为鲜见。”

先明确气功的医疗保健定义,这很关键。

这也恰恰是一般讨论气功热文章容易忽略的一点,其实在后来嘲讽和批判「练气功」的浪潮中,官方和媒体特意提出了「伪气功」的概念,并没有批判气功。

因此,张大师严大师王大师那是「伪气功大师」,而「人体特异功能」后来也被当做「伪科学」来看待。

贵州省精神病防治院的这篇研究报告里说,据近代研究,气功可使大脑皮层发挥其对机体的调节作用,从而「控制体表温度、血液循环、呼吸和血压等人体的许多生理过程……与国外对瑜伽、自我催眠等的机理研究类似。」

老李和报告里另外两个病例,都出现了四肢沉重、身体发热、前额发凉等感觉,看起来是发烧的症状,但也和西方精神病学研究的「自我催眠」表现一致。

报告最后诊断,老李是狂躁症,但不确定他是先有的狂躁症,还是自我催眠诱导出了症状。

但可以确定的是,三个病人都认为练气功能减轻自己狂躁、幻听、精神不适的症状,报告也认为练气功能让他们进入自我催眠的状态。

气功能催眠,催眠能治病,这是1980年代非常典型的「大众科学」思维模式。

为什么会有这种模式?因为大众追随权威。

先说一本曾经非常出名的杂志,1978年创刊的《自然杂志》。

改革开放头一年,全国召开了科学技术大会,会后最先创办的自然科学杂志就是《自然杂志》。

杂志的目的是让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文章都有发表的机会,“……特别是那些有独特见解,可能孕育着一种科学新思想的文章,即使还不够成熟,也不要求全责备。”

解放思想后,确实很开放,《自然杂志》创刊号就发表了一篇研究气功的试验检测报告。


这说明,早就有人悄悄尝试用科学方法研究气功是怎么回事了,也说明用科学思维看待神秘现象的传统,是早就有的。

这篇报告提出了「外气」的概念,认为这种练功者可以发出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或者「场」可能是存在的,且可以改变生命机体状态或杀菌等等。

猛哥说,就像《七龙珠》里的气,可以发冲击波,还能做元气弹。

马探长认为,这就是如来神掌啊,从粤语片到刘德华《摩登如来神掌》,再到星爷的《功夫》里都这样。


1982年港片《如来神掌》中发功的场景。

我说没错,还有六脉神剑也是,人能发射这种东西,全世界人的想象力都是相通的。


1990年港片《摩登如来神掌》中刘德华利用信息锅发出绝招「万佛朝宗」,科技加神功。

我认为,后来全民狂热的练功、发功都是「外气」这个概念引发的,一是因为形象生动,二是因为它能治百病,包括癌症,三是在全民科普的年代,这个说法被纳入了科学领域。

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激发人体潜能,让人具有「特异功能」。

什么是「特异功能」大家都懂,透视、耳朵认字、隔空取物、切肿瘤、通灵等等。你能想到的超自然能力,都算。

自从1978年底四川小学生报告自己能用耳朵认字开始,「特异功能」就被科学研究收编了。

当时,省委书记听说此事,表示可以研究,要是真的,可以加以利用。

到底怎么利用,没说。但肯定不外是强国利民抵御外敌,和电影里苏联美国搞超自然研究的目的差不多。

那几年,全世界都忙着研究这个。


关于「耳朵认字」的报道。

1979年到1982年,《自然杂志》发表了53篇「人体特异功能」的观测报告和学术论文。

1980年2月,《自然杂志》编辑部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

同年10月,编辑部创办《人体特异功能通讯》,作为人体科学研究筹备委员会的会刊。

我想,这个会刊可能就是文章开头猛哥研读的那本《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季刊的前身。


《人体特异功能通讯》里关于耳朵认字的报道。

在人体科学研究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钱学森说了一段影响深远的话:

“1980 年我在《自然杂志》编辑部曾讲过:人体特异功能太不寻常了,恐怕能接受的人是少数。更大范围的是气功。它能治病,人家容易接受。虽然人体特异功能可能一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气功可以。”

也就是说,气功和特异功能的关系,早就说过了。

一直到后来,1996年钱学森在书里还写提到,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练了气功之后,不但病痊愈了,有的还练出了特异功能,可以给人治病。

于是,「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与气功研究纠缠起来。而这些风声和概念窜入民间,在商品经济新鲜的刺激下,立成狂潮之势。

据统计,短短几年内,有名目的气功功法到今天已经有两千多种,练功人数迅速增加,短短几年时间,全国的气功迷达到6000万,气功杂志和书籍不知道有多少。

后来那些被骂臭的「伪气功大师」都是那几年出来的。


1987年1月,一位气功大师为人催眠,注意大师的衣着,很洋气,因为是科学发功。

但那时,谁有心思辨真伪呢?国家正在大搞科普,大师忙着挣钱,人民忙着治病,少部分人想着修仙得道。

我们说起这段往事,总会觉得那是乱象丛生的愚昧年代。

那是因为我们这几代人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科学是属于精英的,从科学到科普,是自上而下,精英到大众的普及教育,而大众往往是愚昧的,要有精英来引领。

但仔细琢磨,恰恰相反,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倡导的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尤其是文革时,要「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要相互引领。

比如大跃进时期,我们都知道全民大炼钢铁,其实当时还有一场全民制造「超声波」仪器的热潮,不但制造,还要应用到医疗和日常生活中。

据统计,仅1960年3月到5月间,北京市就有100万群众参与研究「超声波」技术,使用超声波头300多万个。

当时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一马脚受伤跛了,将土法制作的超声往马脚一捅,马的跛脚立即好了。母鸡不下蛋,用超声将鸡一捅,母鸡马上就生一个大鸡蛋。


1959年科学普及出版社首版《超声原理及其应用》,书的扉页题词就是时代声音。

马探长和猛哥合理地认为,1980年代的全民狂热是过去三十年来某种思潮的余韵在起作用,毕竟无论是上头、科学家还是老百姓,都刚刚跨过了一个时代门槛,尚未回过神来。

我则认为,这种狂热的源头更早,是两百多年来的某个隐匿的「大众科学」传统,虽中西不同源,但却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

用科学语言说,这个传统可以叫「电磁化身体观」。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催眠术」。

1773年,世界催眠术先驱,维也纳医生美斯梅尔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物质,把它叫做「动物磁力」。

因为这种磁力存在,天体、地球和人之间是有相互影响的。人之所以会生病,就是这种磁力流分布不均匀和阻滞。

这个理论吸引了无数粉丝,很快扩散到欧洲各地,到十九世纪,美国人也学会了,还写了专著,比如1851年,美国催眠师多兹写了一本《电气心理学的哲学》,来解释疾病原理。


1845年,一份法文报纸中催眠师实施催眠的插图。可以看见,催眠术的施加是有「磁力」发出的。

当时的中国呢,并没有相关记载,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种观念。

不但自己有,还瞧不起西方的。

早在1783年,就有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宣传这种理念,但却发现中国人不太买账。他给同事写信说,中国人总认为西方有的东西,他们自己早就有了,磁性催眠术也一样。

美斯梅尔医生那一套催眠术,阴阳和气的学说早就研究过了,中国道士做的更好,且实践和理论兼具,叫做Kong-fou chinois——「中国功夫」。

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也开始有部分人搞起洋务,真正的影响才开始。

1882年,伦敦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灵学研究会」,研究的对象就是「特异功能」,其中就有催眠研究。

也是在这一年,弗洛伊德开了私人诊所,学着做心理分析治疗,后来也研究起了催眠,觉得这是种不错的治疗手段。

随后几年,英国、美国、荷兰、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国都搞起了灵学社团。

特异功能、催眠、精神疗法、电磁身体等等,一股并不清晰的学术潮流席卷了全世界。

这个时期的一种世界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并非二元对立,也不是谁决定谁,而是混合并存。自然科学和宗教信仰是理不清你我的,但有个共同点:可以治病。

大家都知道,那阵子很多中国年轻人去日本留学。这些留学生很多人并没学什么真本事,主要时间用在了学日语和观光旅游上。

他们在横滨、东京等地旅游,看到了各种催眠术表演,比如「东洋奇术」、「动物催眠术」、「幻术读心术」,还读到了一些写催眠的小说,比如著名作家森鸥外写的《魔睡》。


森鸥外小说集第三卷《魔睡》,昭和24年(1949年)5月5日出版。

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各种新报刊、新学堂、各种学会,普通人也能睁眼看世界了,大家开始认可洋人的词汇概念。

于是,「电磁化身体」的概念和催眠术在中国民间落地了。


1905年10月26日《申报》第16版的一则广告:麦克劳根疗病电带。

1905年10月,上海《申报》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同样一则广告——长命洋行的疗病神带。

一名留着络腮胡、身穿西装的外国人用双手捧着一条电带,电带放出无数电气,射向打着赤膊、留着长辫的中国男子。

再仔细一看,男子的腰上也缠着这么一条电带,电带上有电钩交通电流,电镖控制开关,电线则连接到铜箍,铜箍贴着命门、丹田、肾部,让电流直达脑筋、下通涌泉、旁及奇经八脉五脏六腑。

广告标题写道:至灵极效第一希(稀)有疗病之神带。意思是包治百病。

这个图很有意思,电带治病的形象,几乎就是中国气功发功治病的具象表现。有了这种「电」与「气」的内在关联,灵学和催眠术很快就在中国生根发芽了。

催眠术悄然进入的同时,大清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最大的是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入侵。


洋人是那些年大清百姓的一种恐惧,因为他们是外来者,会妖法邪术,能勾走中国小孩的魂魄,杀掉小孩。


曾遭清廷查禁的反教书籍《辟邪纪实》中,有这样的记载:

据张世钦供称,小的是山东历城人,父母早故,并无兄弟。二十一岁在广州跟官,从黄老坤学得天主教。他教示小的画符在手上,到街市随意向小娃儿头上一拍,小娃儿便迷着了,只见前面一线有光,三面都是黑暗,即随了我走。引到僻静地方,剜了眼睛、心肝、肾子,把尸身掩埋灭迹。留下眼睛、心肝、肾子,卖与洋人做药。


迷人魂魄,就是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催眠」。


有个目睹了庚子拳乱的美国传教士,在1901年写了本书《动乱中的中国》,他认为,义和团的上身附体和刀枪不入就是进入了催眠状态:

庚子拳乱的传播大部分透过年轻男子,这些人处于类似催眠术或动物磁气术的影响之下。……(这些女孩)的训练跟那些义和团少年相似,领头者——有时是男人,有时是女人——反覆唸诵咒语,众人进入催眠的入神状态,接著产生要与刀剑枪砲一决胜负的狂妄念头。


义和团里的团员在“耍把式”。

其他传教士的书信中,也有类似的表示,说拳民是自我催眠了,才不知道疼。


还有人说,他们是被某种「磁性影响」才变得疯狂。耶鲁收藏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个传教士的原话:「这群中国凶手被磁化催眠了。」


中国人害怕被洋人勾魂,洋人说中国人神灵附体就是被催眠。


马探长认为双方说的都有道理,因为本源上是同一种世界观:在某些情况下,人的精神可以被操控。


比如,很多拳民都是青少年,没文化,吃不饱,信鬼神,经过大师兄的一番精神肉体折磨,理论上说是有可能进入催眠或无意识的亢奋状态的。


可想而知,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中国老百姓的心灵中不但有根深蒂固的本土迷信,还残存着对洋人的恐惧。


面对着心情如此复杂的同胞,几个日本留学生回国掀起了灵学和催眠的风潮。


灵学,就是研究特异功能的学说,后来被美国人叫做「超心理学研究」。后来,除了日本传入的二手知识,中国人还直接受到了欧美最前沿的灵学知识。


谁也没想到的是,世界灵学这股风潮,不但影响了老百姓,后来也影响了钱学森和他的反对者。

清末有个著名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1904年成立,创始人是蔡元培和陶成章。蔡当会长,陶负责联络会党。


陶成章有段往事不太为人知,他1905年特意到东京学过催眠术,还写了一本中文教材,《催眠术精义》,在上海开讲习所教人催眠。


这本讲义卖得应该不错,一直出到1928年,印了24个版本。


为了保证表演催眠术成功率,陶成章还曾找学过医的鲁迅打听,有没有什么药,闻一下就能睡过去。


鲁迅在文章里回忆,说催眠术表演不容易成功,后来报上有人揭穿陶成章,说他是个假催眠师,借此骗钱。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搞催眠不是简单的杂耍,是真的能挣钱。


当时上海一个百货店员月薪约20块,底层工人每月5块到15块。


如果你去催眠诊所看病,一次都要一两块,医生上门得五六块一趟。


这些医生都是各种灵学机构、学校培训出来的。这些学校的学费和教材就很贵。


比如当时著名的大机构中国心灵研究会,有《伦敦理学院催眠讲义》、《催眠成功向导》、《动物催眠》、《催眠治疗具》等七八本教材,买齐的话要10块钱。

中国心灵研究会还自己开设心灵疗养院,去一回得6块钱,请医生上门得10块钱,如果不是上海的,每天150块钱,还得报销旅费。


可想而知,这套理论挣的是富人的钱。


当时的教材《动物催眠》,封面是一只兔子和老鼠。


根据北大学者李欣的研究,从1917年到1931年,全国至少有22家有名有姓的心灵学机构,有的是学会,有的是学校,有的是社团,都教授催眠术。


行业竞争激烈,各机构都给自己起响当当的名字,并使劲投报纸广告,搞演出活动,抽奖活动,投钱挣流量。


比如,有的叫「神州催眠学会」,有的叫「中华神灵哲学会」,有的叫「中国催眠学校」或「寰球催眠大学」,甚至有家苏州社团叫「苏州幻术研究社」。


名称里用到的词汇,要么是以科学哲学的洋概念震慑大众,要么就用本土词汇拉近距离,就像做新媒体似的。


寰球催眠大学的招生广告。


这些灵学机构的信徒门生有多广?看一个数据。


中国心灵研究会的会刊《心灵运动》,从1921年到1931年,发行24本,销量从一万增长到了十万。他们刊行的书刊讲义,有3000多种。


中国心灵研究会会长写的书《十日成功催眠秘密》,3块钱一本。


这个时期,灵学、催眠、医学、心理、精神、神灵和鬼神都卷进了这个创业的风口,对于识字率不高的市民来说,核心的诉求却不变:治病。


比如说,在《民国日报》和《申报》上有大量灵学广告,说科学只是物质技术力量,可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 并不能解决精神思想问题,而催眠术和灵学可就救人救国。


同时,又有催眠术招生和治疗狐臭的催眠药——关心精神的同时,不忘实用。


比如天津中国精神科学会的广告,说学了他们的催眠术可以治50多种病——


包括「失恋病」、「狐祟」、「鬼祟」、「一切邪祟」,还有尿床、口吃和阳痿,以及社交恐惧。

普通老百姓真的信吗?我想是信的。


孙中山相信心灵改造,他认为治理国家就是管理「人群心理」,只有坚定的信念才能带来国家的成功建设,并对军人演讲说:精神是人成为完全独立之人的条件。


很明显,国父说的精神和灵学家说的精神不一定是一回事,但他确实曾题词「革心为本」送给中国心灵研究会。


有这样的支持,就是无与伦比的KOL背书了。


中国心灵研究会出版的《催眠术》。


1925年2月底,肝癌晚期的孙中山病危,中医西医都束手无策,两名擅长催眠的医生从上海来到北京协和医院。


其中一个给孙中山做了20分钟催眠,孙中山睡着了,家属当场折服。


虽然3月初孙中山逝世,但弥留之际的一场催眠疗法登上了多家报纸。


孙中山逝世后拍的照片。


1925年3月4日的北京《晨报》第四版,有一则「国民精神养成会」的会员募集广告,上面写了精神疗法的优点——


不用药物、不用针灸。凡医药不能治之症,精神治疗皆能治之,手法稳速,五分钟立见功效。


就挨着广告的隔壁版面,就是《晨报》报道孙中山病情和催眠治病的专题。
这种「软文」效果可想而知。


当时,有位学院派的精神科学者,写了篇论文,说催眠术在中国家喻户晓。

我们现在只知道民国有中西医之争,其实中西医之外还有催眠术。


只是主流历史讲述是精英特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大众科学」。

催眠治百病,忽悠老百姓。这是1930年代的社会现象,但也并非全部。

蔡元培早年相信催眠可以搞暗杀,后来则大力建设大学心理学专业,粗糙的灵学概念和专业的精神医学逐渐分化。

大众与精英相通的是,当时潜伏在全人类心中的普遍焦虑。

一战的爆发和经过刺激了全世界,科学带来了文明,又带来灾难。很多人相信,就是因为机械武器可以杀人,才酿成世界大战。

因此,灵学机构不遗余力推广这个理念,以强调心灵的重要,而大众也颇受安慰,因为确实没有其他可信仰的东西。

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发现「催眠热」暗含的一个逻辑:默契的连锁交易。

中国心灵研究会下属有个学院,学院里有个函授部,专门卖教材,只要15岁到60岁的人都能报名,学员大部分是东南亚的。


民国时期灵学机构的催眠班函授招生广告。

这些函授学员一旦顺利毕业,就能拿到官方承认的催眠术执业证书,也就是可以给别人催眠治病了。

要想拿到证书,就得向学院汇报自己的学业。这些学员的报告会陆续刊登在会刊上,叫做学员的「成功铁证」

在这些报告里,有人说能用催眠术开千里眼,有人说能够把纸变成石头,或者把蜡烛变成铁条。还有人催眠他人,让对方与过世的祖母会面。义和团会的都能实现,附体通灵的,也能实现。


学者李欣根据中国心灵研究会1923年会刊整理的统计表。

也就是说,通过实施催眠术,实现了「人体特异功能」。

这些实验报告,清楚记录有实验人员名称、所属学习部门、学员编号、学员所在地域、施术方法、实验名称和实验内容等。


不过,见证人比较少,一般是亲戚朋友,或者把自己单独关屋里操作,而且要强调被催眠的人一定要「信」才能成功。


但这种报告似乎不会有人拆穿,拆穿了也没用,信则有,不信则无。


无论通过何种方法,函授学生提交成功的报告,通过后就拿了「医博士」的执业证,就能开诊所挣钱。


而他们和那些「铁证」则成为灵学机构招生盈利的绝好招牌。


如今来看,这是极简单的营销逻辑,但在那时大概算是现代性的创新。


中国心灵研究会实验演讲会现场招牌。


这让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后1980年代的人体特异功能表演,有一位反对者总结了特异功能是扯淡的证据:

第一,成功率受人的情绪影响。情绪好,准确率高,不好,就会失败。 第二,意识状态,注意力的影响。注意力集中,容易成功。 第三,陌生的环境。如果特异功能者在生人面前紧张,往往不会成功。 第四,受身体生理状态的影响,如饥饿。 第五,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特异功能。

尤其是,往往表现出一种「绵羊效应」,即:没有反对者在场,只有支持和相信者在场,检测一般会取得成功。


反之,就不太容易成功。


这一条理清晰地批判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人体特异功能」搞什么实验、测试、表演,都是忽悠,压根和科学无关。


这个反对者叫于光远,一位经济学家,是钱学森的同龄人,曾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支持则公开论战。

1930年,于光远15岁,他读到了一个英国物理学家写的一本书。

开始觉得不错,读到最后发现竟然讲到了灵学,他觉得很冒火。

作为上海土著,他见多了各种靠营销广告创业的灵学机构,玩扶乩请神什么的,一个大科学家怎么能写这种玩意儿?

1936年,于光远21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自然科学研究会,三年后,他就亲自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著作。

要知道,在西方批判灵学最专业的哲学家就是恩格斯,他1898年写过一篇《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是许多灵学批判学者的理论武器。

于光远想必也读过,后来他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方法就是:看都不用看,只用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就可以证明你们在胡扯八诌。

1936年的钱学森在做什么?已经在美国留学一年了,拜入了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门下,专门研究火箭。

这个冯·卡门,小时候是个神童,6岁能不假思索地计算四位数乘五位数。

据说,钱学森还有个关系亲密的美国同学,这同学除了搞科研,还研究黑魔法——和特异功能差不多的东西,可以说是西方灵学的一支。



1945年,这个美国同学发表过一个演讲。

他说,意念是人类命运内心真实信仰的集合,无所不在,它可以使鸟鸣叫,可以使花开放,它的本质与量子物理的理论是共通的,而且是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这个说法,和钱学森晚年的一本书里的观点基本一样。

他说,特异功能和气功的本质原理,就是人类运用意念对人体或其他物体进行控制,而这些意念力的现象可以和量子力学平行研究,这是未来人类科技的发展方向。

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钱学森为何对「人体特异功能」抱有开放的态度,而于光远则认为那玩意和上海「灵学」是一样的把戏。

虽然现在没人再提「人体特异功能」,但那场争论没有不了了之。

1982年6月15日,中宣部发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通知》——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今后在报刊上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

不介绍和宣传、不批评、不争论。因此,可能研究仍在继续,但我们不知道。

如今来看,似乎这样也挺好。

因为很多时候,在泥沙俱下的浪潮里,就难免会出现奇怪的结果,利益纠缠,权威斗争,路线立场,乱七八糟。即使有了「三不政策」,后来的全民热还是持续了十几年。



一个人发现自己表演个气功,就能只手遮天,他能不骗人吗?

一个人发现自己会特异功能,就能鸡犬升天,他能不说谎吗?

全民动员,一不小心就变成全民催眠,而且还会自我催眠呢。

部分内容根据金醉×马探长×猛哥谈话整理,文章观点和资料主要参考了北京大学李欣的《中国灵学活动中的催眠术》、中科院孙颖通的《1979-1994 年中国“伪科学事件”与科普政策的互动影响》和张邦彦的著作《精神的复调:近代中国的催眠术与大众科学》,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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