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独尊儒术禁锢了民族思想吗？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07-11 02:12 标签： 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谢邀，我是雪峰居士，专门解答历史文化类问题。如果喜欢请关注、评论、点赞吧！如果不喜欢也请关注、评论吧，期待你的批评！

     雪峰居士首先说问题的答案，好。理由且听居士娓娓道来：

第一，对汉朝来说。汉初虽然采取无为而治黄老之术治国，但是没有明确将其立为治国思想；同时也没有禁止诸子百家，没发生过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事儿。所以，汉初，整个国家先秦诸子的各种思想也慢慢得以恢复、发展。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强盛，面对匈奴的威胁是战还是急需忍让，国家意见不一。思想如果不统一，汉武帝强行采取战争必然也会遭到失败，因此汉武帝在实行推恩令后，又开始了全国思想的统一，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儒术强大的生命力以及治国学说也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汉武帝以儒术统一全国思想，为其对匈奴开战打好基础。因儒术对统治阶级的利益更大更好，后代之人都是统一用儒术为治国思想，从此中华民族具有了魂。如果说三皇五帝是根，那么儒术就是中华民族的魂。从此，在这个魂魄下，文明传承不断，绵延不绝，海纳百川！

 第二，对后世来说。中国几千年灿烂的文明传承是世界公认的古老文明唯一不曾传承断绝的国家。为什么不曾断绝？难道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一样没有遭受外敌入侵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国多次外敌入侵的事件。比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地区，就是少数民族政权轮番更替的战场，史称“五胡乱华”，但儒家学术依然活跃在这些政权当中；宋、辽、金时期，宋偏安一隅以儒术正统称之，而金据北方更是以正统自居；元统一全国，也是尊儒家为治国思想；清入关承祖制，尊儒家为治国思想。这些都是因为儒术的存在，儒术的先进性，是中华文明在战争面前得以保存下来，被统治阶级继续扶持、弘扬。

 以上足以证明，儒家思想在维护国家统一、文明传承方面的贡献无与伦比。如果没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话，那么后世将无法有统一的思想，一个民族没有凝聚力。而我么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凝聚力，就在于我们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是为血脉相承。另外，儒家学术也跟中华民族一样，同样海纳百川，能够容纳一切使其自身发展壮大。但是不得不承认，儒家学说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加强，禁锢人的思想变成主要缺点，这也是清末时期国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被控制，被统治阶级运用到极致。因此不得不否认，儒术也有糟粕。但我们不能否认儒术的精华，尤其是孝、礼、仁、忠，可谓做人的基本道理和行为准则。

首先历史有个谣传，说汉武帝“独尊儒术”，这是后人的过度解释。其实以汉朝开放的学术氛围，并没有禁锢学术的土壤，你以为是你大清？其实汉武帝做的事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且他推崇的是儒家公羊派，是非常铁血和强悍的哲学思想，跟后世宋朝以后发展出来的程朱理学有本质区别。儒家思想分很多流派，这一点被学术界忽略了。

《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是先秦时代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的特点是详于记事。《公羊传》与《穀梁传》一徉，不是历史著作，而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因此《公羊传》的特点是重在释经。所谓释经，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词、造句，探求经文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探寻孔子在编撰《春秋》时的思想感情。《公羊传》在释经时，从《春秋》所载的各条大事出发，引申开去，阐释经义，但也不完全紧扣经文，有时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主，这些见解就构成《公羊传》的主要内容。下面谈谈《公羊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宣扬“大一统”的民族观。这是贯穿《公羊传》的基本思想。《春秋·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书一开始就由“王正月”引出“大一统”这个观念。全书就在这个观念统摄下阐释《春秋》义理。所谓“大一统”的民族观，即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的观念。书中的“中国”指中原各诸侯国，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这种境界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公羊传》宣扬的这种“大一统”民族观。是以“尊王攘夷”和“华夷尊卑”为出发点。

所谓“尊王攘夷”，就是尊崇周天王，维护周王朝的“大一统”，诸夏认同，排斥夷狄异族。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天下诸侯相互吞并，争王争霸，各族纷纷内徙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中原地区造成了所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春秋·僖公四年》）的局面。倡导“尊王”，就是强调《尚书》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观念。因此作者在《春秋·隐公元年》解释“祭伯来”这条说：“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因为四海之内都是周天子的土地。对于周天子来说，是没有“国外”的，所以不能说祭伯逃亡，说祭伯逃亡就表示周天子有“国外”了。《春秋·桓公代年》：“女在其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也是这个意思，为了表示周天王的至高无上，天子所居的城。就是天下的中心，是世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春秋·桓公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何休注：“地方千里，周城干雉，宫室官府制度广大，四方各以其职来贡，莫不备具。”要尊崇周天子，诸侯就不应有膺越天子、膺越诸公的行为。《春秋·隐公五年》谴贵鲁隐公潜越本分，仿效三公的做法，在祭祀时献上六羽的舞，作者痛心地说：“潜诸公，犹可言也；膺天子，不可言也。”作者不能容忍得罪周天子的行为，得罪周天子，他的君位就应该被废黜。《春秋·植公十六年》：“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得罪于天子也，”《春秋·庄公六年》又说：“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犯命也。”何休注：“犯天子命尤重。”周天子天下无敌，诸侯是不能与周天子的军队交战的。《春秋·庄公五年》：“此伐卫何？纳朔也。民为不言纳卫侯朔？辟王也。”鲁庄公会同齐、宋、陈、蔡的军队攻打卫国，实际上是与周天子的军队对抗，因此要避讳。《春秋·庄公六年》：“卫侯朔入于卫。何以致伐？不敢胜天子也。”《春秋·成公元年》在解释“王师败绩于贸戎”时，说：“曷为不言晋败乙？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春秋·宣公元年》：“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为不系乎周？不与伐天子也。”也不允许诸侯随意招致天子。《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曷为不言公如京师？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则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同年又说：“天子狩河阳。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

《公羊传》中“攘夷”的观念更为强烈。《春秋·隐公七年》对于“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解释说：“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为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不允许夷狄人抓走中原各诸侯国的官员。《春秋·庄公十年》：“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执宋公以伐宋。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春秋·哀公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可见，《公羊传》中排斥夷狄的说法充斥全书。鲁庄公时期，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以成霸业。作者对齐桓公是高度赞扬的。《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说：“齐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春秋·禧公四年》又称赞齐桓公，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估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与桓公为主，序绩也。”由于齐桓公数次尊王攘夷的功绩卓著，作者对齐桓公成为霸主表示赞成。《公羊传》宣扬“大一统”的民族观，还以“华尊夷卑”为出发点。书中“华夏”与“夷狄”的尊卑贵贱观念是十分强烈的，夷夏之防限域较严。（（春秋·成公十五年》就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乎天下，曷为以内外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可见亲疏之意很明显。吴楚被认为是夷狄，因此吴楚之君不能称“子”，不书葬。《春秋·宣公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不书葬，辟其号也。”作者处处贬低夷狄。《春秋·禧公二十一年》目夷谏宋襄公说：“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春秋·禧公二十七年》：“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故终禧之篇贬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吴无君，吴无大夫，此何以有君？何以有大夫？”《春秋·昭公五年》：“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春秋·昭公十六年》：“楚子诱戎曼子杀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然而对中原各诸侯国的恶行，则采用避讳的方法。《春秋·襄公二年》：“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郑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讳伐丧也。曷为不系乎郑？为中国讳也。”《春秋·襄公七年》：“曷为不言其大夫弑之？为中国讳也。”《春秋·襄公八年》：“夏，葬郑僖公。贼未讨，何以书葬？为中国讳也。”可见，《公羊传》贵华夏贱夷狄，内诸夏外夷狄，华尊夷卑的观念是比较牢固的。

华夷的区别，《公羊传》的标准是文化和族类。文化居首，族类次之。秦、楚因不遵行“尊王”和“诸夏亲慝”的原则，而被斥为“蛮夷”；祀，夏后，族类应是正宗的夏人，因用“夷礼”而遭鲁国的讨伐，被贬称“子”；吴，是周的同姓，吴太后的后裔，因其称王，贬称为夷狄。至于断发文身的越人，更被称为“蛮夷”。从文化的标准而言，《公羊传》认为华夷是可以互变的。蔡、陈、许等国虽为“中国”，因为他们所行“非礼”，因而贬称他们为“新夷狄”。《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何休注：“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坏败，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同样，吴王的行为合于礼时，就尊为“吴子”,“非礼”时，就不称“子”。《春秋·昭公二十三年》：“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馨何？吴少进也。”吴国的行为稍为有些进步，就加以肯定。《春秋·定公四年》：“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同年，其行为“非礼”，就贬：“庚辰，吴入楚。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舍，大夫舍于大夫舍，盖妻楚王之母也。”吴王为什么不称“吴子”呢？因为吴国又重新恢复了夷狄的本性；吴王住进楚王的宫中，吴大夫住进楚大夫的家里，还有人把楚王的母亲当作妻子可见，“礼”是区别华夷的最高标准。在这里，“中华”主要代表的是文明和先进，即所谓“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

第二，大复仇理论。《春秋》大复仇，意思是《春秋》极为推崇复仇。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的意思和“大复仇说”是一致的，对于怨仇，是必须复仇的，而对于恩惠德行则需要回馈同样的恩惠德行。

《公羊传》里梳理了春秋时期很多复仇的例子，而《公羊传》也通过褒贬义例，对这些案例进行了非常清晰的评价。这些例子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国君复国君杀祖之仇，如齐襄公攻打纪国，提出的理由是齐国的先祖被当时的纪国国君害死；

第二类是个人复国君杀父之仇，如伍子胥的父亲哥哥都被楚王杀害，伍子胥最终返国复仇，掘坟鞭尸；

第三类是臣子为被乱臣贼子杀害的君主复仇，比如赵穿弑君，赵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晋国的史官有责任在史书上写“赵盾弑君”。

综上，《春秋》大复仇的意思，就是对一些杀害先君、先祖、先父的人进行复仇的行为予以推崇、表彰。

所以汉武帝攻打匈奴，就指出这是为了复当年吕后被单于侮辱的仇，这就是理论基础。

可见，汉武帝推崇公羊派儒家，不仅是为了加强皇权，更重要的是推崇其中的大中华民族价值观，以及用武力征服解决问题的铁血尚武手段。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为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