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前妻张幼仪
张嘉玢，字幼仪，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发妻。
1900年出生于上海宝山一大户人家。1915年，在四哥张公权的主持下，与徐志摩结婚。
1920年，在徐志摩父母的安排下，张幼仪前往伦敦，与正在剑桥大学求学的徐志摩团聚，不料此时徐志摩已经爱恋上林徽因。
1922年，张幼仪在德国柏林生下次子彼得，随即应匆忙赶来的徐志摩的要求，签字离婚，这是中国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之后，张幼仪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1927年，失去幼子的张幼仪返回中国，在东吴大学教授德文，后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
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1953年，她与医生苏纪之结婚。
晚年，张幼仪主持出版了中国台湾版《徐志摩全集》，并由侄孙女张邦梅撰写了她的口述回忆录《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 (宋)辛弃疾·《鹧鸪天》
提起徐志摩，人们会想起林徽因、陆小曼，却很少会想起她的名字。他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影响、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而她，却是他绚烂人生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笔。
以她的踏实能干，如果能在懵懂少年时，有幸遇到一个忠厚笃实的男人，不难相敬相爱地度过一生，但偏偏她遇到的是徐志摩——一个将自由和爱情看得高于生命的诗人。他在婚姻生活中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而她在一生中最看重的却不是爱，而是责任。
爱不能完全等同于责任，但在爱情当中却必须得有责任，还有宽容、谅解和付出，否则再美的爱情花朵也会在现实的雨打风吹中凋零。
如果命运能够让她等到他的成熟，如果他能够宽容一点、耐心一点，给她时间蜕变，如果……只是他们的故事里没有如果，一时的交错，错过的竟是一生。
一个谨从三从四德的女子，自此被抛入生活的困境——离婚、独立生存、抚育孩子，但她却依靠自己的双脚稳稳地站立了起来，并逐渐踏上时代的风口浪尖——出任银行副总裁、担任时装公司总经理，直至53岁时，抵抗住社会压力再次缔结姻缘，她样样走在时代之先。
读他，是读他的诗文、理想和爱情；读她，是读一个传统女性如何寻找自我，如何从新旧文化的冲突中突围，从痛苦中涅槃。
1915年12月5日，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家中张灯结彩，正在准备迎娶远道而来的儿媳妇，她的名字叫张幼仪。
这门亲事是传统的包办婚姻，是由新郎的父亲和新娘的哥哥做主定下的。
张家兄弟姐妹共12人，8男4女，张幼仪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孩，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张幼仪的祖父做过前清的知县，她的父亲张润之是个读书人，以行医为业，家境一度非常殷实。后来因为长子被怀疑偷窃了堂兄的珠宝，张父带领自己这一支搬离了祖宅，没有要求分得家产，导致家道中落。不过到了张幼仪这一代，她的哥哥们又将这个家族撑了起来。
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四哥张公权，都曾留学日本。
张嘉森(字君劢)16岁中举，东渡扶桑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亦师亦友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
1910年，张君劢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1913年，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张君劢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1915年，张君劢回国，历任浙江交涉署长、《时事新报》总编，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
张嘉璈(字公权)留学日本期间，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归国后，先后在报界和北洋政府中任职。1914年，他弃官从商，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28岁。他引进西方银行、理财方面的现代知识，注意对顾客服务，加强人事管理，提拔新式人才，在建立新式银行制度方面卓有建树，加之交友广泛，迅速成为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
1913年，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的张公权前往杭州府中学堂视察，翻看学生作文，意外地被其中一篇所吸引。这篇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作文，将梁启超“文字间那种优雅的文白夹杂风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作者虽然年少，但其“字‘骨’——也就是笔法的劲道，或是毛笔每写一划、一钩、一撇时在纸上所用的力量——显示出他有坚定的目的和方向；字‘气’——也就是字的自然神韵，这种神韵只有在一个人受过几年书法训练以后，适时摒弃所学才能达到——表达出他有眼光和操守”。询问之下，张公权得知文章的作者是硖石富商徐申如的独子徐章垿。
徐志摩手书对联爱才心切的张公权当晚即给徐申如写信，提议将自己的二妹张幼仪许配给徐家公子。
徐申如是个非常有头脑的生意人，号称“硖石巨子”、“浙江首富”。当初建造沪杭铁路，很多人都害怕大量征用农田、拆毁房屋和坟墓，会破坏了当地的风水，徐申如却以独到的眼光意识到“人利于行，货畅其流”的重要性，积极游说当地士绅，筹集资金，奔走规划，最终促成了沪杭铁路行经硖石，贯通海宁，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商机。不过徐家虽然贵为硖石的商贾巨甲，开办有电灯厂、蚕丝厂、布厂、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等产业，但苦于几代没有人取得功名，和那些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难以比拟。能够和张家结亲，不仅有助于提高徐家的地位，而且张氏兄弟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对于徐家未来发展产业也必然大有助益，所以徐父接到张公权的来信，不由满心欢喜，赶紧回信说：“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这一年，张幼仪13岁，正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的未婚夫也只有16岁。
张家安排幼仪早婚有着一段由来。张家搬离祖宅后，因为失去了祖传的所有产业，经济上一度比较拮据，归国后负担起家庭经济重担的四哥张公权便和母亲商量，要尽早将女儿们嫁出去。张母于是请来相命婆给年仅14岁的大女儿算命，不想得到的结果是大女儿不能早嫁，要等到25岁方能出阁，否则丈夫会早死，于是家人的期望就落在了二女儿张幼仪的身上。
张幼仪订婚时，张家已经恢复了从前的财富和声望。张家对幼仪的婚事极为重视，特意派人去欧洲采买嫁妆，由幼仪的六哥随行监督。嫁妆之丰厚令人咂舌，光是家具就多到连一节火车车厢都塞不下，最后由张幼仪的六哥安排驳船从上海运送到硖石。
为了女儿将来在夫家能够获得足够的重视，娘家可谓用心良苦。这一切，再加上娘家的强大实力，足以保障一个女人的婚姻，但却未能给张幼仪带来丝毫幸福。
据说徐章垿年幼时，曾经有一个法号志恢的和尚在仔仔细细地摸过一遍他的头后，断言“此子将来必成大器”。1918年，徐章垿赴美留学前夕，徐申如为寄托望子成龙的期望，将儿子的字由“槱森”改为“志摩”，而世人记住的，正是他的后一个名字——徐志摩。
在嫁入徐家几年之后，张幼仪才从仆人口中得知，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嘴角向下一撇，充满鄙夷地说了一句：“乡下土包子！”
其实说起张幼仪的长相，虽然不具备徐志摩理想中女性的聪慧灵秀，但也并不算难看，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只是线条有点儿粗硬，嘴唇厚厚的，皮肤偏黑，缺乏一点女性的柔美。
在杭州府中学堂读书时的徐志摩同在杭州府中学堂读过书的郁达夫回忆那时的徐志摩说：在课堂上或宿舍里，徐志摩总是和另一个同学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喜欢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些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平时读书不用功，痴迷于小说，每次考起作文来他都是分数最高。
在很多人眼里，徐志摩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孩子，活泼好动、聪明伶俐。而张幼仪虽然比他年幼3岁，但性格坚毅严肃，沉默寡言，遇到事情很有主见。徐申如打听到未来的儿媳在娘家时便很能干，不禁非常满意，他希望结婚能够让儿子成熟起来，也希望沉稳持重的儿媳在婚后能够管束儿子，让他慢慢改掉身上顽皮的孩子气。
傅斯年曾说：“胡适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但徐志摩显然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而且正如1931年3月徐母病殁后，已经与徐志摩再婚的陆小曼意欲奔丧被徐申如所阻，徐志摩一气之下与父亲闹翻，对陆小曼所说的那样：“别看我脾气好，到了僵的时候，我也可以僵到底的。”不过这一次，尚在读书、深受中国传统孝道影响的徐志摩还不敢公开反抗家庭作出的安排，他表明自己态度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从心理上接纳张幼仪。
婚礼是在硖石商会举行的。新婚当天，张幼仪身着红白混合的粉红色礼服，因为徐志摩在之前明确表示过，他要一个新式的新娘。洞房花烛夜，张幼仪想要告诉徐志摩，她感谢命运的安排，现在她是徐家的人了，她愿意好好地侍奉他们，但是她所受的传统教育不允许女子在这个时候先开口，她于是等待着。而徐志摩也只是紧张又不无期待地望着她，一句话都没有说。那是他们之间沉默的开始。
在其晚年回忆录《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里，张幼仪告诉侄孙女张邦梅：“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这是我要给你上的第一课，这样你才能了解一切。”
婚后没几个星期，徐志摩就离开家读书去了，先是到天津北洋大学，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张幼仪说：“公婆不准我跟他一起去，也不准我跟他在一起。在中国，媳妇当着公婆的面对丈夫表露情意，也是很没规矩的。”她想回到母校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完成学业的想法也没能如愿。
徐志摩会定期写信给父母，报告自己的情况，而她，是他家信末尾不痛不痒又不得不添加一笔的问候。
就在她坐在幽深的闺房里面，陪着婆婆，在绣花针上穿上丝线，几个钟头、几个钟头地绣着鞋上层层叠叠的积云朵朵的时候，徐志摩则在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北大如鱼得水，沐浴着新思潮的洗礼，又在她二哥张君劢的引荐下，拜他一直仰慕的梁启超为师，同时结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
长子徐积锴出生后，已经替家族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徐志摩，在老师梁启超的建议下，于1918年7月启程前往美国，学习历史和经济。
在徐志摩出国留学前的婚后四年里，张幼仪和他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大概只有四个月，都是在他的假期。在院子里，他伸着腿坐在椅子上读书，她在他旁边缝东西。他会要仆人做这做那，对她却没有一句话，而年轻胆怯的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张幼仪晚年回忆婚后的徐志摩说：“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张幼仪3岁那年，母亲曾经给她缠足，到了第4天早上，再也忍受不了妹妹尖叫声的二哥张君劢最终阻止了母亲。“把布条拿掉，”他说，“她这样太痛了”。张幼仪的母亲问，如果女儿不缠足，将来谁会娶她？张君劢回答说：“要是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也正是二哥告诫张幼仪，不论外在的行为如何，都要尊重自己内在的感受。张幼仪说：“这一点和家里任何人都不一样。”就这样，张幼仪成了张家第一个天足的女人。不过，她说：“对于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有读过什么书。”
因为从小接受严格的家教，在很多方面，张幼仪的确非常传统，循规蹈矩。她说：“我就是这样被教养成人的，要光耀门楣和尊敬长辈。”张父是个脾气暴躁、非常挑剔的人，生气的时候就会提高嗓门、乱摔东西。在娘家时，“除非爸爸要求，我从不在他面前出现，而且从不在没得到他许可以前离开。除非他先开口对我讲话，否则我不会在他面前启齿。他数落我的时候，我就鞠个躬，谢谢他纠正。我也从不用‘你’来称呼我父亲，譬如我从不说：‘你要不要再来杯茶？’而必得说：‘爸爸要不要再来杯茶？’不过，大半时候，我甚至从来不问爸爸要不要再添茶，我干脆把茶倒好。能事先料到他的心意，才更孝顺。”
在第一次看过徐志摩的照片后，父母曾经问她对照片里的人的看法。张幼仪说：“自从大姐算过命以后，家人一直期待这刻的来临，我就依着家人的期待说：‘我没意见。’根据当时的中国传统，情况就是如此：我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
即使在和徐志摩经历了婚姻上的种种不幸之后，张幼仪依然对传统的包办婚姻持肯定态度。她认为“这种婚姻并不表示夫妻之间没有爱情，他们的爱情是婚后才来的。先对公婆、夫家和配偶尽义务，爱情就会跟着来”。不过，徐志摩显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而对于婚姻的看法，张幼仪也和生性浪漫、渴求爱情的徐志摩迥然不同。“我对婚姻所求为何？我不求爱情，也不求浪漫，可是我所求的肯定比我现在拥有的——缺乏容忍和漠不关心——要来得多。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尽管婚后备受丈夫冷落，张幼仪却依然谨记临出嫁时母亲的教导：“第一，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第二，不管我丈夫和我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得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公婆。”
初到硖石，张幼仪十分渴望出去四处逛逛看看，但徐家人不允许她单独上街，她便终日守在深宅大院里；给婆婆做鞋，她一定精心刺绣，针脚细密，做得漂亮考究，但到自己身上，则马马虎虎，能穿就行；每日晨昏定省，在公婆开口说话之前，绝对不先主动开口说话，晚上在他们允许之后，方才告退。
张幼仪的贤惠知礼、寡言端庄，深得徐志摩父母的欢心，长孙阿欢的诞生，更是让徐家二老衷心欢畅。虽然张幼仪知道自己天生不仅“具备女性的气质，也拥有男性的气概”，而且深受二哥、四哥的鼓舞，渴望接受教育，了解和跟上这个变动的时代，但是如果她和徐志摩的婚姻能够这样维持下去，她也许只能做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女子，默默地相夫教子，她的另一面——那个更加真实的自我——也就无从展现出来。
旧时在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姻之前，通常会批一下两人的八字，看看他们是否相合。有些时候，这个不一定都很准确。比如说周有光和张允和，算命先生说他们两个如果结婚，都活不过35岁，可是他们琴瑟和谐地共同生活了69年，张允和以93岁高龄辞世，周有光至今健在。不过，算命婆对于张幼仪和徐志摩婚姻的预言却奇迹般地应验了。
张幼仪晚年说：“我婚姻中的不幸，是我这一生的一大秘密。”
徐志摩生于1896年，肖猴，猴子迷人、逗趣，但算命婆说，猴子也可能变得狡猾和丑恶。张幼仪生于1900年，肖鼠，老鼠善于寻找、获得、囤积丰富的食物，所以肖鼠代表着勤劳和富足，不过也会显现出胆小和吝啬的负面特征。在肯定徐家是个非常好的人家后，算命婆沉默了半晌，脸上显现出担忧的神色，她说：“属鼠的和属猴的人在这门亲事里不配耶，你不属狗太糟糕了，狗是忠实的象征。”张幼仪的母亲不安地说：“我这两个最大的女儿，老大要到25岁才能结婚，老二又和男方不配。”她几乎失去耐心地对张幼仪说：“我们怎么办哪？你们当中总有一人非赶快嫁掉不可。”最终，她决定做该做的事情，让算命婆把张幼仪的生年改为1898年，这样张幼仪的属相就由鼠变成了狗，然后宣布这门亲事是天作之合，并把这一消息送给徐家。
张幼仪说：“我始终纳闷，那个相命婆在把我的生肖改成狗以前，到底从相命图上看到了什么厄运？”
1918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张君劢打算随同梁启超等人以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他与正在娘家探亲的张幼仪话别，并询问妹妹什么时候到西方与徐志摩团圆。张幼仪诧异地回答说：“我从没想过要与他团聚，因为我以为我的责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张君劢告诉妹妹，她已经对徐家尽到责任了，现在她应该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到西方求学。为了避免徐家二老拒绝，张君劢答应妹妹，他会让徐志摩主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张幼仪出国。
但徐志摩一直没有信来，直到张君劢从法国归来。他敏锐地告诉妹妹：“他这么久没写信给你。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你非去不可。”并和徐申如商量，如果继续这样两地分离下去，徐志摩和自己妹妹的心就要越离越远了。徐申如在生意上虽然头脑精明，但在有些思想观念方面却非常守旧，他认为女人“无才便是德”，一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知道的女子比起那些在外读书求知的新派女性显然要好管得多，所以他说：“她要跟老太太作伴，还要照顾娃娃”。不过，徐家最终还是决定送张幼仪出国。那是因为徐志摩离国之初本来是遵从父愿，打算回国后继承家业，进入金融界或政界的，但是1920年9月末，一直怀有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著名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长。
”抱负的他却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事情，突然放弃即将获得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启程前往英国伦敦。
徐志摩此行的目的是追随英国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罗素，不料罗素恰巧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邀请赴中国讲学一年，徐志摩的愿望于是落了空。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徐志摩遇到了影响他一生命运的女人——林徽因。
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和“众议院议长”、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1920年春，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携女儿林徽因赴英国。这一年，林徽因年仅16岁。
同年秋，徐志摩抵达伦敦，结识了陈西滢、章士钊和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等人，并在次年年初的一次讲演会上邂逅了林长民。林长民是梁启超的好友，徐志摩早就听闻其名，只是无缘得识。初次见面，徐志摩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位谈吐清奇的长者身上，并没有太注意他身旁那位稚气未脱的少女。徐、林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徐志摩于是开始经常拜访林长民。张奚若曾和徐志摩一同前往林长民的寓所，他后来回忆说，林徽因当时还是一个小女孩，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管他和徐志摩叫叔叔。
不过几次交往过后，徐志摩惊异地发现，林徽因不仅长相俊美，而且小小年纪，聪慧异常，举止、谈吐高雅不俗，情感丰富，热情开朗，对于文学和艺术有着非凡的悟性。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林徽因的生母何雪媛是林长民的二房姨太太，在林的原配叶氏病逝后被娶过门。何雪媛的父亲在浙江嘉兴开有一个小作坊，家境殷实，何雪媛作为家中最年幼的女儿，不免有些任性，而且既不认字，又不会女红，出嫁后不受婆婆和丈夫的喜爱。林徽因8岁那年，林长民又娶了一位姨太太程桂林，何氏由此更受冷落。不过尽管如此，林长民对于天资聪颖的女儿林徽因却甚为疼爱，这次旅欧他特意带女儿同行，为的就是让她开阔眼界。他甚至不无骄傲地说：“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虽然有父亲的百般呵护，但生母的境遇和性格还是给年幼的林徽因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痕，也促成了她的早熟。1937年11月9日，抗战初期，林徽因来到长沙，心情不好，在给好友沈从文的信中回忆伦敦岁月，她写道：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象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当时的林徽因正在爱丁堡的圣玛利亚学院读书，父亲交友甚广，家中经常有中外友人来访。因为父亲身边没有其他女性，而且经常出门在外，林徽因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主妇的职责，负责招待到访的客人，这其中就包括徐志摩。
徐志摩帮助孤单敏感的少女打开了一扇通往英国文学的大门，她热爱上了雪莱、拜伦、勃朗宁，而她仿佛一个理想中的人物，突然出现在现实生活里，也让他由衷地惊异、赞叹，渐渐地迷醉。他仿佛吹着了一种奇异的风，照着了奇异的月色，将不可遏止的激情倾注于诗歌的创作。
许是命运的捉弄，徐志摩初到伦敦后两个月，因为内心的苦闷，也因为妻兄张君劢的催促，在1920年11月26日的家信中，他终于提出让父母送张幼仪出国：“从前鈖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鈖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1921年春，当张幼仪终于踏上轮船，满怀希望地前往法国马赛港时，对伦敦方面发生的变故还毫不知情。同船的人得知她是前去与丈夫团聚，纷纷赞叹她好福气，但张幼仪自己心中，却隐隐地感到不安。兄长和徐志摩父母的担心也传染到她，让她想起了在她怀孕之前的一件事。有一次，徐志摩仿佛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地说：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成为传统习俗的奴隶。这些传统让他无法依循自己的真实感受行事，所以他要向这些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她当时听了虽然感到吃惊，却毫不担心。在她的观念里，离婚只有在女人失贞、善妒、不好好对待公婆等情况下才会发生，连娘家都不会接纳被遗弃的女人，她们只能卖娼、出家或者自尽，而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徐家的事，她不认为以徐志摩的教养和家庭会逼她走上失去名誉女人才会走的绝路。他要去西方，当然要表现得西化一点，她这样想，全没有把他的话当真。但是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上一波又一波的学生运动，让她明白了徐志摩说得没错，中国社会的确正在酝酿着一场剧变，而这些又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在异国他乡，她和徐志摩之间的关系会有改变吗？她期望他们之间的距离还不至于太远。
船到马赛，倚在船栏上的张幼仪看到了人群中的徐志摩。他穿着一件黑色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虽然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穿西装的样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张幼仪的心立刻凉了一大截。
她本来就不是一个活泼灵动的人。当她终于站到他面前的时候，内心的急切、快乐、期望更是已经被她小心地收藏了起来。那一刻，她恨他让自己变得如此呆板无趣。
在巴黎的百货商店，徐志摩帮助张幼仪挑选了几件衣服和一顶帽子，尽管如此，他打量她的眼神依然是冰冷的。然后他们一起照了几张照片，为的是寄回硖石，让徐家人看到他们在异乡幸福生活的模样。
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因为眩晕而呕吐起来，徐志摩嫌弃地把头撇到一边，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话刚说完不久，他也呕吐起来。她于是带着小小的恶意，回击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张幼仪初到欧洲和徐志摩合影他们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徐志摩热情快活、神采飞扬，但当夜里，朋友散去，忧郁就开始笼罩到了他的脸上。地域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依旧只是没有感情的夫妻。张幼仪说：“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后，他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挫折和失败而扬起——他在最想摆脱我的时候，败给了我的肉体，对我们要厮守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之后徐志摩经狄更生的介绍，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转到康桥皇家学院做文科特别选科生徐志摩对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习生活不满，与狄更生相识后，狄更生看出他的烦闷，竭力推荐他去康桥皇家学院。徐志摩写信给两个学院，都回说名额已满。最后狄更生以院友身份帮他联系，院方答应给徐志摩一个文科特别选科生资格，让他可以随意选课听讲，但不参加考试、也不必做论文。
，他们于是搬到了离康桥6英里的沙士顿。
张幼仪本以为自己出国后可以夫唱妇随，重拾因为结婚生子而中断的学业，不料在沙士顿，她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买东西、洗衣服、打扫房间、准备一日三餐。她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词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梁实秋曾记述徐志摩说：“我曾和他下过围棋，落子飞快，但是隐隐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我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潇洒的人。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也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他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他也进过轮盘赌局，但是从不长久坐定下注。”
但是随和潇洒的诗人对待自己不喜欢的结发妻子，却是冷漠而残酷的。
沙士顿小镇旁边有一家理发店，徐志摩每天早晨都要出去理发。当年借住在徐志摩家的朋友郭虞裳在数年后告诉张幼仪，徐志摩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理发店对面的杂货铺是他收发信件的地方，他和伦敦的女朋友经常鱼雁往返。为了避免被张幼仪碰巧发现，他们在信中使用的是英文。因为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很多书信没能公开，以及徐志摩的《康桥日记》后来被毁，我们无法确定当时徐志摩和林徽因感情发展的具体情况，但说徐志摩这一时期已经对林徽因产生了深深的爱恋，大约不为过。而张幼仪早在伦敦之时，就以女性的直觉，察觉到徐志摩已经有了心上人。
偏偏在这当口，张幼仪怀孕了。当张幼仪把消息告诉给徐志摩，徐志摩毫不犹豫地说：“把孩子打掉。”这是她万想不到的回答，她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徐志摩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第一次，张幼仪对自己夫君的人品产生了怀疑。不过，她还是决定体谅他，同时努力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接受打胎这件事情。
但事情变化的速度超出了她的想象。
9月的一天早上，徐志摩告诉张幼仪，他的一位女朋友当天将来访，这让张幼仪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徐志摩意在让她和他的女友碰面，他们甚至可能会生活在一起。依照她的经验，徐志摩老师梁启超的第二个太太就是在日本留学时娶的，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在硖石也有很多女朋友，这不过是中国女人的命运。即使身为原配，并且为夫家生下了儿子，也不能阻挡丈夫纳妾，否则就犯了“七出”中的“善妒”。尽管心烦意乱，她还是不停地告诫自己，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她接受的这项侮辱，表现得坚定随和，而不是嫉妒和生气。
来的那位女子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在穿着丝袜的两条腿下，竟是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那让张幼仪哑然失笑的同时，心中也生出无数的疑问和困惑。
晚上，张幼仪一个人在厨房洗碗，徐志摩把那位小姐送到火车站后回来，在她身边坐立不安地转来转去。两个人进入客厅后，徐志摩问张幼仪对那位小姐的意见，她脱口而出：“呃，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也许是她抑制不住的气愤、失望和厌恶刺激了他的情绪，也许是她的话道出了他多年来的感受和心声，他突然脚跟一转，失态地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她怔住了，然后跑出去，他追出来，气喘吁吁地说：“我以为你要自杀！”
他们又在一起沉默地生活了一周。一周后，徐志摩突然从家中消失了，连他的朋友郭虞裳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那样尴尬的处境，让郭虞裳也选择了离开。张幼仪说：“待在那屋里的那些日子好恐怖。有一回我从后窗往外瞄了一眼，看到邻居从草地走过去，竟然吓了一跳，因为我有好几天没看到别人或跟任何人讲话了。”
班婕妤《怨歌行》云：“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她没想到，这样的命运会落到她头上。她想到自杀，撞在阳台上，跳进池塘里，或者关上门窗，打开瓦斯，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教育又让她打消了这样的念头。
终于，徐志摩从伦敦托人带来口信，问张幼仪“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并明确告诉她，“徐志摩不要你了”。
张幼仪只能向在巴黎求学的二哥张君劢写信求助。信寄出后回来，天已漆黑，张幼仪打开所有电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屋子里，从徐志摩离开后，第一次落泪。
二哥的回信很快到了，劈头第一句就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然后告诉妹妹：“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张幼仪到法国后，学业繁忙的二哥将她安排到乡下的一个朋友家里。
那一段时间，伴随着肚里孩子的生长，张幼仪的内心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她总被徐志摩“小脚和西服”的比喻弄得糊里糊涂，在乡下宁静的岁月里反躬自省，她才发觉，自己的很多行为的确表现得和缠过脚的人没有两样：思想上充满束缚，没有自我，对自己接受的传统教育和习俗毫不怀疑。可是，她毕竟不是一个小脚女人，她要发挥自己身上的特质，拿出勇气，作出改变。首先，她决定生下孩子；其次，她拿定主意同意和徐志摩离婚。她说：“经过沙士顿那段可怕的日子，我领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能回去徐家，像个姑娘一样住在硖石。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她随同来看望她的七弟前往德国，因为战后德国马克贬值，那里的物价非常便宜。
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在医院生下二儿子彼得，当时她身边没有一个人。医生说她是他见过的最勇敢的病人。当医生把孩子抱给她看的时候，张幼仪差点哭出来。她说：“因为我要的是女孩，我要一个我的模子，而不是徐志摩的翻版。”
因为之前满怀悲伤，没能为孩子的出生准备好必用的物品，张幼仪只能请求医生，允许她将孩子暂时留在医院里。
当她回到和七弟同住的房子里，徐志摩托人送来的一封信已经摆在了桌子上。他在张幼仪离开沙士顿之后，重新回到康桥，过了一段非常惬意的生活，现在追到了柏林。
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
后来谈起这封信，张幼仪说：“他说我们‘前途无限’、‘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她认为，与其说这封信是写给她的，不如说这些话是说给群众和史家听的成分更多。
在张幼仪的坚持下，她终于和分别半年多的徐志摩见了面，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国留学生金岳霖和吴经熊等四人。
徐志摩拒绝了张幼仪想要征求自己父母意见后再离婚的请求，他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那一刻，张幼仪才知道自己丈夫真正爱恋的人是谁。
在离婚协议上签完字后，张幼仪以在新婚之夜没能用上的坦荡目光，正视着徐志摩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徐志摩欢天喜地地向张幼仪道了谢，并提出要去看看刚出生的孩子。他在医院育婴房的玻璃窗外看得神魂颠倒。张幼仪说，他“始终没问我要怎么养这个孩子，他要怎么活下去”。
徐志摩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孩子留在医院里，张幼仪说自己当时心里的想法却是：这与你何干？
许多年后，当有人问张幼仪，是否认为徐志摩要求离婚是革命性的举动，她说：“不”，因为他那时主要是为了追求林徽因。“如果他打从开始，也就是在他告诉我他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的时候，就和我离婚的话，我会认为他是依自己的信念行事，我才会说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壮举。”
还在巴黎的时候，张幼仪曾给徐家二老写信，告知自己已经怀孕和想要求学，徐申如于是按月寄给她相当于200美元的支票。在德国，张幼仪依然是靠着这笔资助来生活，支付房租、菜钱、学费和孩子保姆的费用。
彼得的保姆朵拉是一位亲切温柔的女人，来自维也纳，40岁出头，一直没有结婚。很多年来，她一直在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他到外地去做生意，结果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她非常疼爱彼得，跟他在一起玩儿，不停地告诉彼得她有多爱他。那让张幼仪觉得新奇，她说：“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对孩子说爱，反而经常责骂他们……”她喜欢朵拉晚上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往他身上泼水，朵拉把什么事情都变成了游戏。
在朵拉的帮助下，张幼仪申请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就读。裴斯塔洛齐是一位瑞士教育改革家，他认为每个孩子的个性都应该受到尊重，而且儿童是藉着以爱心和了解为基础的训练来学习的，而不是依靠死记硬背来学习。裴斯塔洛齐学院就是以这位教育家的研究为基础的一家师范学院，这一学派的老师鼓励儿童通过自身的感觉经验来吸取知识，然后再根据儿童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来教导他。
就在张幼仪在裴斯塔洛齐学院读书的同时，已经恢复单身的徐志摩再返康桥，拜见了久已仰慕的哈代和曼殊菲儿，然后才于8月，追随不辞而别的林徽因返回中国，同年10月中旬抵达上海。11月8日，徐志摩在《新浙江·新朋友》上刊登《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这是中国历史上根据民法的第一桩新式离婚案，震惊了当时的社会。可是林徽因在家庭做主下，同时也经过自身的权衡，已经确定了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的恋爱关系。
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长期误解，就是学界普遍认为下附林长民写给徐志摩的两封信，是作于1920年12月的，并以此作为徐、林二人当日感情状态的证据。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
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得昨夕手书，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絜也。明日午餐，所约戚好，皆是可人，咸迟嘉宾，一沾文采，务乞惠临。虽云小聚，从此友谊当益加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敬复
长民顿首十二月二日”
林长民在第一信中说，请客吃饭是在“星期天”，第二封信又说“明天”，而第二封的落款日期是12月2日，也就是说，12月3日当为星期天。但我们验之日历，1920年的12月3日并不是星期天，而是星期五。
那么，林长民这两封信究竟是写于何时？又写于何种情形之下呢？
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道：“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林长民)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林徽因在《悼志摩》刊于1931年12月7日的《北平晨报》。中则说：“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狄更生先生。”从二人的叙述里(虽然这里的时间可能只是概数)，我们可以约略推算出，他们初识的时间应该是在1921年年初。有研究者说徐志摩记错了时间，并根据上述两封假定为写于1920年底的林长民的信，认为徐志摩对林徽因在1920年底已经陷入热恋，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这是站不住脚的，也无法解释徐志摩为什么会在同年年末的家信中请父母送张幼仪来英。相反，如果徐、林二人所述属实，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徐志摩自己也想不到他会在写出家信后的不久结识林徽因，并坠入情网。
而且，按照事情的发展脉络，1922年11月，徐志摩已经回到北平，苦追当时住在景山西街雪池胡同的林徽因，并写下了《雪池日记》。为了追求心爱的人，不惜作出在当时惊世骇俗的离婚之举，如此林长民信中出现“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之语，并邀徐志摩于1922年12月3日——验之以日历，这一天正是星期天——午饭面谈，想要让他打消念头。这于时间线索上，于情理上，才更加贴合。两年前偶见一文章中有此观点，今写作时验之以日历，果然。但遍寻该文章不着，无法标注该文章及作者，谨致谢意及歉意。
但林长民的努力似乎并未奏效。于是1923年元月，梁启超出面，劝说徐志摩：“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荡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于是有了徐志摩那封著名的答信：“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归国之初，徐志摩就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随后发起创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人创办《现代诗评》。同年春，梁启超邀请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担任翻译，并共演泰氏话剧《齐德拉》，更是让徐志摩一时名声大噪。国内大小报纸都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当时媒体报道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1924年秋冬间，徐志摩顺利受聘为北京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在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前往山西的前两晚，他和林徽因曾经有过一次单独谈话。林徽因告诉徐志摩，自己的选择是梁思成，并且即将与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学。徐志摩伤心欲绝。
同年冬天，返回北平的徐志摩在胡适的引荐下，与京城名媛陆小曼相识。
陆小曼的父亲陆宝，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曾任财政部赋税司长。1922年，陆小曼与父母为她选中的夫婿，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王赓结婚。陆小曼聪明漂亮，英语、法语俱佳，又擅丹青，喜欢流连于社交场所，而丈夫王赓耿直正派，不喜风月，整日忙于公事，无暇陪伴，也乐得有徐志摩等友人与她谈诗论文，消愁解闷。让他想不到的是，徐志摩竟很快和自己的妻子坠入爱河，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陆小曼综观徐志摩真心爱恋的女子，都是冠绝一时的佳人，但并不是所有男性都对女性的容貌如此苛求。他的好友梁实秋就曾称赞张幼仪说：“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就在徐志摩流连情场之际，在柏林，也有人对张幼仪产生了爱意。
罗家伦，字志希，1897年生于绍兴柯桥镇。就读北大时，与傅斯年等人成立“新潮社”。五四运动后，罗家伦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又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归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等职，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在德国柏林时，罗家伦经常去张幼仪的住所拜访。张幼仪说：
“他每个星期来看我几回，不是和我一起坐坐，就是陪彼得玩玩。以前我从没有和男人坐得这么近过，可是我猜想他是来看彼得的……
有一天我们坐着喝茶，彼得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的时候，罗家伦问我：‘你打不打算再结婚？’
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大概才二十三岁，可是四哥写信告诉过我，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教别人看到我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然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
而且我明白我在家乡还有个儿子，我一直没教过他，在我善尽作母亲的责任以前，我不可以嫁进另外一个家庭。
所以，我没敢把罗家伦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里，于是我看着我的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
张幼仪1924年摄于德国柏林罗家伦听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按时来看过我。”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述当时在德国的生活：“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有一天罗志希来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我们临走的第一天晚上志希来了，问我们手边钱多不多？我说不多可是够用了。他说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因为他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因为那时在柏林的人都是大家实行小‘共产’。”
在对不期而至的爱神说“No”之后，张幼仪把全副心神都放到了学业和孩子身上。彼得是个非常招人喜爱的孩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又黑又软，对音乐有着异常的天赋。他们的住所附近住着一个钢琴家，练琴的时候会把窗户打开，引得朵拉和彼得常常在他窗下流连忘返。张幼仪和徐志摩在信中商定，让孩子长大后留在德国学习音乐。
彼得摄于两岁时不幸的是，彼得满周岁以后身体开始经常闹毛病。在他一岁半的时候，医生发现他的小肠和皮肤之间有条寄生虫，建议张幼仪带孩子到瑞士一家医院去做手术，但手术费用非常昂贵，而且不保证能医好。
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中记述说：“到了1923年的秋天，彼得白天晚上都睡不安宁，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痛苦，真把我吓坏了……他先是吃不下肉，然后吃不下面包，到后来连汤也喝不下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肚子愈来愈大，愈来愈肿，身体其他部分却越来越瘦……有天晚上，我听到他尖叫的声音醒了过来，我以为他作恶梦，就冲到他床边，发现他清醒得很。他紧抓着肚皮用德文对我说：‘妈咪，彼得痛痛。’”
1925年3月19日，彼得病殁于柏林，离他3岁生日不到1个月。葬礼之后的一个晚上，张幼仪从黑暗中醒来，听到另一个房间里的朵拉正躲在枕头下哭泣。不久，伤心欲绝的朵拉返回维也纳，染上肺病，不治而亡。张幼仪曾经收到过朵拉从维也纳寄来的一封短笺和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她家中的一张书桌，张幼仪感到非常奇怪，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寄来这样一张照片。后来才发现，在书桌后面墙上最中间的位置，挂着一幅彼得的照片。
彼得死后一周，因为与陆小曼的热恋而陷入舆论旋涡，远走欧洲躲避风头的徐志摩赶到柏林。在殡仪馆里，他紧抓着彼得的骨灰坛子掉下了眼泪。在《我的彼得》一文中，他写道：
“从你襁褓时起，我屡次听你妈与你的‘大大’讲，不但是十分的有趣可爱，竟可说是你有天赋的凭证，在你最初开口学话的日子，你妈已经写信给我，说你听着了音乐便异常的快活，说你在坐车里常常伸出你的小手在车栏上跟着音乐按拍；你稍大些会得淘气的时候，你妈说，只要把话匣开上，你便在旁边乖乖的坐着静听，再也不出声不闹：——并且你有的是可惊的口味，是贝德花芬即贝多芬。是槐格纳即瓦格纳。你就爱，要是中国的戏片，你便盖没了你的小耳决意不让无意味的锣鼓，打搅你的清听！你的大大(她多疼你！)讲给我听你得小提琴的故事：怎样那晚上买琴来的时候，你已经在你的小床上睡好，怎样她们为怕你起来闹赶快灭了灯亮把琴放在你的床边，怎样你这小机灵早已看见，却偏不作声，等你妈与大大都上了床，你才偷偷的爬起来，摸着了你的宝贝，再也忍不住的你技痒，站在漆黑的床边，就开始你“截桑柴”的本领，后来怎样她们干涉了你，你便乖乖的把琴抱进你的床去，一起安眠。她们又讲你怎样欢喜拿着一根短棍站在桌上摹仿音乐会的导师，你那认真的神情常常叫在座人大笑。
彼得我爱，我说过我是你的父亲。但我最后见你的时候你才不满四月，这次我再来欧洲你已经早一个星期回去，我见着的只你的遗像，那太可爱，与你一撮的遗灰，那太可惨。你生前日常把弄的玩具——小车、小马、小鹅、小琴、小书——，你妈曾经件件的指给我看，你在时穿着的衣、褂、鞋、帽，你妈与你大大含着眼泪从箱里理出来给我抚摩，同时她们讲你生前的故事，直到你的影像活现在我的眼前，你的脚踪仿佛在楼板上踹响。你是不认识你父亲的，彼得，虽则我听说他的名字常在你的口边，他的肖像也常受你小口的亲吻，多谢你妈与你大大的慈爱与真挚，她们不仅永远把你放在她们心坎的底里，她们也使我——没福见着你的父亲，知道你，认识你，爱你，也把你的影像、活泼、美慧、可爱，永远镂上了我的心版。那天在柏林的会馆里，我手捧着那收存你遗灰的锡瓶，你妈与你七舅站在旁边止不住滴泪，你的大大哽咽着。把一个小花圈挂上你的门前——那时间我，你的父亲，觉着，心里有一个尖锐的刺痛。这才初次明白曾经有一点血肉从我自己的生命里分出，这才觉着父性的爱像泉眼似的在性灵里汩汩的流出；只可惜是迟了，这慈爱的甘液不能救活已经萎折了的鲜花，只能在他纪念日的周遭永远无声的流转。”
在文章中，徐志摩声称，只有张幼仪最有资格指证或诠释他文中“情感的真际”，而晚年的张幼仪在仔细听过侄孙女张邦梅诵读了《我的彼得》之后，说：“他写这篇文章的口气，倒像是个非常关心家庭又有责任感的人。可是啊，从他的行为来判断，我不觉得他担心我们的钱够不够花，还是我们要怎么过活这些事情。你晓得，文人就是这德行。”
张幼仪说：“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有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
徐志摩在彼得殁后赶往柏林，主要是因为徐母不放心丧子的张幼仪，催促他前往探望，而他本人对于张幼仪的嫌恶之情并未因离婚而稍减。在1925年3月18日给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写道：“再隔一个星期到柏林，又得对付张幼仪了，我口虽硬，心头可是不免发腻。小曼你懂得不是？这一来柏林又变了一个无趣味的难关……”
这是离婚三年后，他们第一次相见。失去爱子的张幼仪虚弱瘦小，迷迷惘惘，仿佛还在梦中，无法回到现实世界，却第一次赢得了徐志摩的尊敬。在1925年3月26日给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写道：“可怜不幸的母亲，三岁的小孩子只剩了一撒冷灰，一周前死的。她今天挂着两行眼泪等我，好不凄惨……C(指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为了散心，徐志摩陪同张幼仪游历了意大利等地，其间徐志摩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北平方面陆小曼的消息。
1925年10月，陆小曼的丈夫王赓理智大度地选择放手，同意离婚，让陆小曼去追求属于她自己的幸福，但陆小曼的母亲在确认徐志摩已经离婚前，不同意陆小曼嫁给徐志摩，而徐家二老在得到张幼仪的亲口允诺之前，也不同意儿子迎娶陆小曼。在这种情形下，张幼仪终于返回阔别数载的家国。
徐申如曾经把张幼仪当做反对儿子和陆小曼结婚的最后一线希望，所以当听到张幼仪亲口承认已经和徐志摩离婚，并且不反对他和陆小曼结婚的话后，不由显出失望的神情。在一旁紧张等待的徐志摩闻言则大喜过望，大叫一声跳起来，像要拥抱整个世界似的伸出手臂，仿佛一个不祥的预兆，竟然将陆小曼送给他的珍贵的勒马玉戒指，从开着的窗户甩了出去。
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平北海公园举行婚礼，由梁启超和胡适证婚。其时张幼仪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教育儿子，说服徐家二老，也已带着阿欢来到北平。
徐家二老认张幼仪为干女儿，徐申如将自己名下的财产作出如下划分：自己和妻子留一份；给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份；张幼仪和孙子阿欢一份。如果张幼仪终身不嫁，阿欢的那份财产即由她掌管；如果她将来再嫁，则只能划取一份妆奁，阿欢和剩余财产仍归徐家，张幼仪自此与徐家完全脱离关系。
婚后，徐志摩和陆小曼回到硖石，住到特意为他们新建的大宅子里。新房是中西合璧的洋楼，有二十多个房间。为了适应陆小曼的生活习惯，光电灯就装了86盏，还特意安装了冷热水管和两间浴室。地上铺着从德国进口的黄色印花地砖，房间内摆放着粉红色的西式家具。为了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满意，徐志摩事必亲劳。新婚之初，他和陆小曼的确度过了一段非常甜美幸福的时光，但很快，他们的婚姻生活就出现了阴影。
两人婚后一个月，张幼仪突然接到徐家二老拍来的电报，原来他们已经到了天津。一见面，徐家二老就气得喋喋不休。徐家老太太非常生气地说：“陆小曼刚来看我们，可是她竟然要求坐红轿子六个轿夫扛的红轿子，不是两个人抬的普通轿子。按照硖石乡下规矩，红轿子只有初婚的女人才能坐。
。”徐老太太继续说：“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吃半碗饭，就可怜兮兮地说：‘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那饭还是凉的，志摩吃了说不定会生病呢！”“你听听陆小曼下面说什么？”徐申如也开口道：“吃完饭，我们正准备上楼休息的时候，陆小曼转过身子又可怜兮兮地说：‘志摩，抱我上楼。’”“你有没有听过这么懒的事情。”老太太气愤难捺：“这是个成年女子啊，她竟然要我儿子抱她上楼，她的脚连缠都没有缠过啊！”弃家出走的徐家二老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恭顺懂事的干女儿张幼仪。虽然担心徐志摩、陆小曼的误解和不快，但在徐家二老的要求下，张幼仪还是将他们接到北平，暂时住了一段时间。
徐志摩与陆小曼在硖石的新婚寓所不久，张幼仪的母亲病逝，料理完丧事的张幼仪定居上海。在东吴大学教了一个学期德语后，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有人找到张幼仪。这家银行是1910年由一群女性创办的，位于市中心的南京东路上，客户主要也是女性。当时张幼仪的四哥张公权已经是中国银行的总裁，女子银行方面经营面临困难，希望张幼仪借助她的人脉关系，帮助银行走出困境。张幼仪于是成为这家银行的女总裁，不过她不愿意和哥哥平起平坐，所以只称副总裁。
每天上午9点，张幼仪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她说，自己这种严谨的习惯得益于在德国期间所受的教育。为了便于掌控员工的工作情况，张幼仪特意把自己的办公桌摆在银行的最里头，这样就可以对银行里的情形一览无余。下午5点，一位老师又会准时到办公室来找张幼仪，为她补习文学和古籍。没能像徐志摩所爱恋的女子那样，上好的学校，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一直是张幼仪心中的一件憾事，如今条件允许，她要尽量为自己补上这缺失的一课。
在张幼仪的勤勉操持下，再加上张公权和上海其他金融界人士的支持，女子银行很快扭亏为盈，张幼仪由此在银行界崭露头角，名动一时。
时任上海女子银行副总裁的张幼仪与此同时，张幼仪还担任着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的总经理。张幼仪和兄弟们归国之初，都需要置办一些衣物，母亲请来一位手艺非常好的师傅。在张母丧事之际，又是由这位师傅负责为全家赶制了丧服。之后，极具商业头脑的张幼仪开办了这家时装公司，集成衣店和服装订做于一身，店名是张幼仪八弟取的，用的是李白《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之意。张幼仪把欧美的新式样引入“云裳”，裁剪缝制都倍加考究，衣服上面缝着别致的珠子、扣子和花结。一时之间，上海的大家闺秀、名媛，在社交场中都以穿着“云裳”的服装为荣，时装公司也因之生意兴隆。
和徐志摩离婚后，张幼仪和他的关系反而得到了改善，因为阿欢和徐家二老，他们经常通信见面，像朋友一样地交往。15岁就嫁给他，与他生儿育女，虽然他对她没有爱情，但作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她对他，却总有一份说不清、割不断的情意。他的诗集不断出版，被誉为当时中国最有希望的诗人，报刊上关于他的报道，她看到，就会精心地剪裁下来，压到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而他和陆小曼在云裳公司中也出了资，他还将自己的朋友，从法国和日本学习美术归来的江小鹣介绍给她，让他担任云裳公司的服装设计。
一次，胡适请张幼仪吃饭，客人中也有徐志摩和陆小曼。对于陆小曼，张幼仪说自己并没有敌意，因为陆小曼和徐志摩认识时，自己早已和徐志摩离婚了，所以徐、陆两个人之间的恋爱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但当张幼仪看到宴席间，两个人亲昵地称呼着“摩”“摩摩”和“曼”或者“眉”，以及徐志摩对待陆小曼那种耐心体贴的态度，对比从前自己所受到的待遇，还是不免感觉到酸溜溜的。“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张幼仪如是说。
作为爱情失意的补偿，张幼仪在商场上屡屡得手，在股票市场上又赚到了一大笔钱。而历经重重磨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徐志摩和陆小曼，他们的爱情之船却在婚姻生活中频频触礁。1927年年初，北伐的战火燃到江浙一带，徐志摩和陆小曼为躲避战乱，从硖石搬到上海，徐家二老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矛盾也越来越多。
陆小曼本来体弱。当初，在丈夫王赓同意离婚之际，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怀有与王赓的孩子，为了不至于出现波折，她瞒着众人，偷偷地打下胎儿。不料手术非常失败，落下病根，导致此后不能生育，而且经常发病晕厥，对此，连徐志摩都不知实情。在付出巨大代价，才和徐志摩结成眷属之后，徐家二老却拒绝接受她，这对自幼金尊玉贵、心高气傲的陆小曼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她将满腹的委屈都撒在了徐志摩身上，在上海的十里洋场重拾从前纸醉金迷的生活。为了减轻病痛，又在翁瑞午的建议下，染上了鸦片瘾。
翁瑞午陪着陆小曼唱戏、赏画，帮她推拿按摩，和她一起吸食鸦片，二人世界俨然变成了三人行。虽然徐志摩对此不以为忤，但徐家二老却忍无可忍，坚决要搬去张幼仪那里。为了避免陆小曼和徐志摩尴尬，张幼仪建议徐家二老先回硖石住上一个星期，然后再借口和孙儿同住搬来这里。而且毕竟自己和徐志摩已经离婚，再和他父母长期同住不便，张幼仪于是在自家后面的空地上，给徐家二老盖了栋小楼。
徐志摩和陆小曼则租住在一栋洋房，家里雇着十来个佣人，还养着私人汽车，而且经常包订各种娱乐场所的坐席。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回忆说，陆小曼挥霍无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顾家里需不需要，不问价格贵不贵。有一次，她亲眼看见陆小曼一次就买了五双上等的皮鞋。
奢侈放任的生活和鸦片让陆小曼越来越往颓靡的路上走，一半是因为不得不四处奔波挣得家用，一半是因为不愿意被拽着沉沦，1930年，徐志摩辞去南方的一切事务，随后于次年初应胡适之邀，前往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但陆小曼拒绝随往。贪恋上海的生活，不愿重回当初的伤心地，和徐志摩赌气，这些固然都是理由，但其中一个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其时林徽因已经回到了北平。
陆小曼晚年交往的朋友王敬之回忆说：“惭愧得很，我那时枉已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却不知林徽因何许人也。承陆小曼告知，林徽因是林长民的长女，典型大家闺秀，学问好，才华超众，而又美艳无比。此人也真爱徐志摩，后虽嫁给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但爱衷不改。最要命的是，徐志摩也从未忘情于她。徐志摩的红粉知己很多，逢场作戏更是不知其数，全属于一般男人家‘吃豆腐’性质，陆小曼对这些全不在乎，听之任之。陆曾直告徐志摩：‘你跟任何女人的交往都不必瞒我，我无所谓，绝不干扰。唯独林徽因，你绝不可跟她再有接触。只要让我知道你跟她还有来往，我绝不答应。老实讲，我是要吃醋的。’”
当时林徽因因患肺病，在北平香山休养，徐志摩不时探访，在他的鼓励和引导下，林徽因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
青年时期的林徽因1931年4月23日，徐志摩的母亲病故，徐志摩欲携陆小曼奔丧，被父亲阻拦。与此同时，徐申如却不断地催促张幼仪赶赴硖石。张幼仪在电话里告诉徐申如：“我离婚了，不应该插手家里的事情。”接着她又对继续坚持的徐家父子说：“你们这些人真自私，现在你们需要我了，就叫我来，要是陆小曼也来家里，那我要干嘛？一个屋子里有两个女主人，成什么样子？再说，我可以留下来参加丧礼吗？那又成何体统？”
最终，徐家让张幼仪全权处理了老太太的后事，把里里外外料理得妥妥帖帖，做了本该正室做的一切事情，而陆小曼屡次提出请求，却都被拒绝，一腔委屈自然又落到了徐志摩的头上。徐志摩只得写信给陆小曼解释说：“你责备我，我相当的忍受。但你信上也有冤我的话；再加我这边的情形你也有所不知。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的爱妻，且不能保护自己，我也懊懑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即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晚顶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外厅上朋友都进来劝不住。好容易上了床，还是唉声叹气的不睡。我自从那晚起，脸上即显得极分明，人人看得出。除非人家叫我，才回话。连爸爸我也没有自动开过口……”在徐志摩的力争和亲友的劝说下，陆小曼终于得到允许，得以在葬礼举行当天露了一下面。
张幼仪已经离婚，却受到徐家如此重视和礼遇，陆小曼身为徐志摩明媒正娶的现任妻子，反而处处靠边，这等于是在说，徐家真正承认的儿媳妇还是张幼仪，而不是她陆小曼。这对于陆小曼来说，不啻奇耻大辱，这不仅让她和徐家更加水火不容，也使她和徐志摩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更增嫌隙。
而张幼仪因为善于处理和徐家二老的关系，又有儿子阿欢，反而和徐家结下了深厚的情分。她评价自己说：“如果说徐志摩的父母想要个干女儿的话，我一直做得很称职。我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换种方式对待他们。可是，当我善待公婆的时候，我就想：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我怎能不好好对待他们？”
晚年张幼仪对侄孙女张邦梅说：“中国家庭是由父母掌权，因此一个女人和她姻亲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往往比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并告诫她：“我注意到我住在你家里，你来跟我说晚安的时候，你偶尔会在我允许你离开之前，就先掉头走掉。这样子很糟糕，你结婚以前一定要把这习惯改掉。”
张幼仪端庄恭谨、严肃朴实，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妇德，深得徐家长辈的欢心，但在天真自由、追求浪漫爱情的诗人眼里，这些优点却成为呆板木讷、生硬无趣的代名词；陆小曼美丽聪颖，绝代风华，令无数人拜倒在石榴裙下，但这些魅力在徐家二老眼里却也一文不值，他们看到的是她的任性和浮华。这里有时代的错位，也有人性的复杂和悲哀。当年，徐志摩将父亲为他选中的妻子遗弃在异国他乡，多年后，他的父亲也将他的爱妻拒于门外，父子两代，对自己不喜的事物，都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拒绝姿态，冥冥中，又仿佛可以看到因果和命运的轮回。
而张幼仪及早地选择放手，在当初是一种伤痛，在后来，却未始不是一种福分。因为当陷于情网中的每个人，宁愿伤人伤己，也不愿意放弃我执的时候，悲剧便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到云裳时装公司来，问他要的几件衬衫做得怎样了。得知他第二天要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返回北平，张幼仪问他什么事情这样急，并劝他不要乘坐这种免费飞机。徐志摩大笑着说，他不会有事的。
张幼仪不知道，徐志摩这次回来和陆小曼大吵了一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徐志摩苦劝陆小曼北上，但陆小曼执意不肯；二是陆小曼与翁瑞午的暧昧关系，招致徐志摩的指责抱怨，而徐志摩和女人多有瓜葛，甚至随同友人去狎妓，也让陆小曼心里不满；三是陆小曼在上海的开支太大，徐志摩虽然尽力填补，亏空还是越来越大。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来到时装店的时候，他已经在外面流连了几天。张幼仪更不知道，这是她和徐志摩的最后一次见面。
次日近午，因为大雾的影响，徐志摩搭乘的邮政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同徐志摩共3人，无一生还。
得到噩耗的陆小曼悲痛欲绝，哭死过去，通知徐志摩死讯的电报于是被送到了张幼仪府上。张幼仪以她一向的冷静果断对事情作出了安排：让八弟陪同13岁的阿欢前往济南，认领遗体。在公祭仪式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被张幼仪坚决拒绝。
蔡元培挽徐志摩曰：“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朱自清评价徐志摩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
胡适在《追悼志摩》中说：“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安逸，牺牲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几乎和徐家断绝了一切往来，也为徐志摩的许多朋友所摒绝，在生活上一度依赖翁瑞午，素服终身，绝迹欢场，潜心汇编徐志摩遗作。1965年，62岁的陆小曼孤独离世，她唯一的遗愿——和徐志摩合葬——被徐家据赵清阁的回忆文章，是被阿欢，亦即徐志摩和张幼仪生的儿子徐积锴所拒。拒绝。
张幼仪和陆小曼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提到一件不能释怀的事情，徐志摩当天之所以匆匆忙忙搭乘飞机返回北平，是为了赶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给外国使节作的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因”，张幼仪说。
在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梁思成第一批赶到济南，从坠机现场捡回一块飞机残骸的木块，林徽因将它和另一块木块抗日战争时期，林徽因的胞弟林桓在四川对日空战中阵亡，梁思成参与处理后事，带回这块飞机残骸。
，分别用黄绫包裹，一起悬挂在卧室里，以志永远的纪念。1934年11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到浙江考察古建筑，火车停靠在硖石时，她特地走下列车，“凝望着幽黯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泪水溢出了眼眶。
徐志摩爱恋林徽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是否仅止于友情，却一直存在争议。如果说，上面所述还只是对好友的追思和悼念，那么林徽因另外还做过两件用友情很难解释的事情。
一是徐志摩死后，他生前所写的两本日记写于1921—1922年康桥时期，故称《康桥日记》。其中记述有徐志摩和林徽因在伦敦时期的交往。和一些信件保存在好友凌叔华那里，当时多方对此展开争夺。在胡适出面帮助下，最终林徽因将日记拿到手中。不过，在将日记交给林徽因之前，胡适自己先看了徐志摩的日记，并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卞之琳在晚年则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1947年，林徽因因为肺结核动过一次大手术，在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际，她托人传信要见张幼仪。张幼仪说：“我心里虽然嘀咕着林徽因干嘛要见我，可是我还是跟着阿欢和孙子去了。见面的时候，她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望着我们，头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看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对此，张幼仪的解释是：“她当初之所以想见我，是因为她爱徐志摩，想看他的孩子。尽管她嫁给了梁思成，她还是爱着徐志摩。”
徐志摩的表弟、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所编的《徐志摩年谱》，则在1922年徐志摩离婚条下特加按语说：“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林长民)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
不管怎样，一段终生挚爱，两段爱恨纠缠的姻缘，三个女人的缠连纠葛，都随着徐志摩的猝然离去而烟消云散。
此后，张幼仪又在上海生活了近二十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囤积军服染料，等到价钱涨到100倍，而且再也没法从德国进货的时候才卖掉，赚到一大笔钱。之后，她又用这笔钱作为资金，投资棉花和黄金，依旧是财星高照。
其间她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女子银行一度濒临倒闭。1937年日本入侵上海，街上到处是出逃的人群，人们纷纷跑到银行里挤兑提款。因为现金准备不足，张幼仪只得把女子银行的大楼抵押给一家更大的银行，来获得现金支持。偏偏在这时，又有一位男顾客跑到云裳公司找到张幼仪，想要把她刚刚想方设法为银行保下来的四千元钱提光。为了避免银行倒闭，张幼仪提出以个人名义为那位客户担保，在6个月后连同利息把这笔钱给他。那位顾客说：“如果是你张幼仪告诉我，你担保这笔钱，那我相信你。我不相信别人的话，可是你讲的话我信。”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张幼仪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她和那位客户签订的保证书。她说：“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希望发现我的人知道，我对这位顾客有责任。”就这样，张幼仪以自己的人格和信誉，帮助女子银行渡过了难关。
张幼仪和儿子阿欢1939年，阿欢满21岁，为了儿子的婚姻幸福，张幼仪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要个什么样的妻子。阿欢回答说：“我只对漂亮姑娘感兴趣。”张幼仪说：“他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很伤心，因为那让我想起他父亲，我一直觉得他父亲要的，是个比我女性化、又有魅力的女人。”但张幼仪还是遵从儿子的心愿，为他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女孩。为了不让儿媳妇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张幼仪为儿媳请来老师，给她上英、法、德、中的文学课程，以使儿媳不仅能愉悦儿子的眼睛，还能满足他的心灵追求。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张幼仪离开大陆，移居香港。
在香港，张幼仪住处楼下有个邻居，是一位叫苏纪之的医生，妻子和他离了婚，他有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都只有十多岁。通过朋友认识后，见他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不容易，张幼仪经常会帮他一些小忙。一来二去，两个人慢慢地熟悉了。当苏纪之向张幼仪求婚时，她首先写信给二哥和四哥，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风俗是，孀居的女人再婚会让娘家失去面子。张幼仪的四哥张公权始终没有回复，一直告诫妹妹要遵从自己内心感受的二哥张君劢一会儿发来电报说“好”，一会儿又改变主意，发电报来说“不好”。在反复几次踌躇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写来信件：“兄不才，三十多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幸未先填沟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
张幼仪同时也写信到美国征询儿子阿欢的意见：“尔在美国，我在香港，相隔万里，展昏谁奉，母拟出嫁，儿意云何。”在她看来，自己是个寡妇，理应听儿子的话。
康桥，又译剑桥阿欢很快回信说：“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瞻。诸孙长成，全出母训……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53岁的张幼仪和苏纪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婚礼。婚后两人共同生活了20年。
1967年，张幼仪在苏纪之的陪伴下，回到康桥、柏林这些当年自己住过的地方。苏医生大半生在日本度过，从来没有到过欧洲，张幼仪想带他去看一看。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里回忆说：“他和我坐在康桥河畔，欣赏这条绕着康桥大学而行的河流，这时我才发觉康桥有多美，以前我从不知道这点。我们还从康桥坐公共汽车到沙士顿，我就只站在我住过的那间小屋外面凝视，没办法相信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是那么样年轻。”
这次欧洲的故地重游，勾起了张幼仪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也让她觉得有必要让儿孙辈们了解徐志摩。之后张幼仪亲自赴台，找到徐志摩当年《新月月刊》的同仁和好友梁实秋，以及徐志摩的表弟蒋复璁，希望由他们出面，为徐志摩编一套全集，资金由自己来出。1969年，台湾版《徐志摩全集》出版，作为最早的一套《徐志摩全集》，此书为后来的徐志摩研究提供和保存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1972年，苏纪之因为肠癌去世。安葬完丈夫后，张幼仪搬到了美国纽约，住在儿子附近，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做45分钟体操，然后坐下来吃早饭：一碗麦片粥或者一个煮鸡蛋。然后看报，探望家人，或者上一些德文、有氧体操、钩针编织这类给老年人设置的课程。同时也延续着早年的习惯，每星期还会摸上几圈麻将，允许自己一年有200美元的输赢。
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也是新月社的成员，他非常欣赏徐志摩，当年甚至盛装参加了他和陆小曼的婚礼。多年后，他的孙女张邦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偶然得知自己的姑奶奶张幼仪原来竟是徐志摩的前妻，于是有了两个人之间的访谈。沉默一生的张幼仪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向侄孙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起初，张邦梅将它写成了毕业论文，之后又扩充为一部传记文学——《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在对张幼仪的故事介入越来越深的同时，张邦梅和爷爷张禹九之间也发生了争执。和张家的其他兄弟一样，张禹九非常欣赏徐志摩，认为他以自己的才华给张家带来了巨大的荣耀。而张邦梅也对爷爷佩服徐志摩佩服得五体投地，却不懂得欣赏自己的姐姐感到气愤。和张邦梅一家待在一起时，张幼仪从来都自由自在，但当有八弟在场的时候，她就会显得不自然和拘谨，连说话的声音都发生了变化，尖锐用力，生怕遭到质疑和讥讽，但偏偏张禹九就有把姐姐的意见看得无足轻重的倾向。由于兄长的帮助和自身多年的刻苦努力，张幼仪在社会上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但在家族中，她却依然无力改变中国数千年来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以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而且张邦梅也提到，爷爷调皮捣蛋爱说笑，张家人都说他这点最像徐志摩，却每每被张幼仪正经八百的严肃态度压了下去，这大约也是她和徐志摩相处时的常情。
知道孙女在写一部有关张幼仪和徐志摩的传记，临终前，张禹九叮嘱她，下笔时对徐志摩“要仁慈一点”，并要求在葬礼上朗诵一首徐志摩的诗。
1988年，张幼仪以88岁高龄逝世于纽约，安葬在市郊风景优美的Fernoeiff墓园里，墓碑上刻着“苏张幼仪”四字。梁实秋评价她说：“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尊重。”
在她去世8年后，亦即1996年，英文版《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出版。
在这部书中，张幼仪坦陈：“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面对侄孙女关于她对于徐志摩究竟是怀着怎样一种感情的询问，这位以对自我不那么重视的姿态度过一生的女性回答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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