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官方数据——揭示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发布时间：作者：王碧珺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01期
摘要：不完善的统计制度、抽象概括的统计报告、只言片语的媒体报道，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种种误读。
　　过去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猛，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如今成为全球第五大投资国。&海外中国&、&中国的跨国企业&对全球的生产模式、经营规则、价值理念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争议和挑战。然而，不完善的统计制度、抽象概括的统计报告、只言片语的媒体报道，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种种误读。而当前阶段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模式，其核心在于加强国内生产和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实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和投资行业正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整体趋势，与国内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同步。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动机 经济转型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但随着资本的累积，其资本输出的规模和影响力日益凸显。尽管大量的海外资产仍然是外汇储备[1]，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势头近十年来异常强劲。年间，在流量意义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8.5亿美元增加到746.5亿美元；在存量意义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99亿美元增加到4248亿美元。这八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39.3%。如果假设存量以每年30%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资产规模将达到4.5万亿美元。如果这一过程再伴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国内经济升级转型的驱动，&海外中国&的量体将更为巨大。
　　对外直接投资本应受东道国的欢迎，因为其往往给东道国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就业以及海外市场。然而，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各国的反应则较为复杂。有两个普遍的印象：一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国有企业主导，这背后可能存在非纯粹的商业动机和不公平的竞争行为，使得东道国有所顾虑；二是担心中国企业将海外的资源、技术带回国内后就关闭海外的工厂，那么当地的可持续性就业机会就难以得到保证。
　　这些担忧是否有理有据？答案既是&是&，也是&否&。这与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者所有制结构、投资目的以及投资模式息息相关。然而，由于数据的缺陷，我们往往连最基本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楚，例如，是否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到底投向哪些国家、哪些行业？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脉络难以形成。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是一个较新的课题。2000年之前，中国政府还是采取&鼓励吸引外资、限制对外投资&为主的政策，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诸多限制和障碍。2000年之后，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逐渐放松管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直到2005年，联想成功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才渐具规模。而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中国企业则加大了海外投资的步伐。
　　这一较新的课题，不仅&新&在中国，而且&新&在历史，尤其是&新&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上，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跨国企业。它们利用自身的技术、品牌、管理能力，克服海外经营的困难，在全球配置资源，以获得最大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外资的接受国，贡献的是自身廉价的劳动力或者丰富的自然资源。于是，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到发达国家投资时，当地企业、政府、社区的怀疑和忧虑，也不难理解。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企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例如，2012年10月，加拿大政府就作出裁定，否决了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对加拿大天然气生产商发展能源资源（Progress Energy Resources）的收购。
　　其次，对于官方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往往会产生误读。目前，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主要是依靠每年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2003年首次发布，2002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颁布）。公报揭示了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特点、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投资者的构成、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等。似乎较为全面，但实则存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数据过于概括和加总。公告发布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各国和15个行业的分布情况。除了香港地区、美国、澳大利亚、东盟、欧盟和俄罗斯六个经济体外，没有公布对各国的分行业投资情况。对15个行业的划分也十分粗略。
　　另一个更致命的问题是，官方数据公布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目的地，而不是最终目的地；公布的是第一目的地的行业分布，而不是最终投资的行业。而第一目的地很可能是投资的中转地。于是乎，根据公告，我们似乎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亚洲地区，主要是在服务业（尤其是商务服务业）。本文的下一部分将详述对官方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种种误读。
　　不完善的统计制度、抽象概括的统计报告、只言片语的媒体报道，难以避免产生以偏概全的问题。本文深入到企业层面，利用具有代表性的1500多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项目信息，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图景，揭示当前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模式和动机，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官方数据的误读
　　误读一：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确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体现在投资数额上，并不体现在项目数量上。并且国有企业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下降。
　　以2010年为例，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上占比为66%，而在投资项目上占比仅为10.2%。从时间趋势来看，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额上的占比从2007年的71%下降到2010年的66%，在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上的占比也从2003年的43%下降到2010年的10.2%。诚然，这一过程伴随着某些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但整体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者结构已经更加多元化。
　　普遍的看法认为，相对于民营企业，在海外扩张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较少关注盈利性，并且承担了部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责任。然而，国有企业之间的区别又是巨大的，尤其是有必要区分央企和地方国企。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和行为，可用于支持地方国企的资金和资源大大减少。[1]随后的国企改制又将大量地方国企置于市场竞争的环境下。由于其所在的行业大多是非垄断行业，于是面临较大的来自民营企业和其他地方国企的竞争压力。实际上，我们很难断言，在海外投资中国有企业中兴通讯比民营企业华为受到深圳市政府更多的支持，而国有企业中联重科比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受到湖南省政府更多的帮助。
　　相反，央企则不同。中国一共只有117家央企，这些央企面临相对较小的竞争压力，大多来自金融、电力、石化、能源和航天等垄断或高度管制的行业。而中央政府做大做强央企的战略目标又使得央企有大量资源进行海外扩张。在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中，央企在数量上占比大概只有5%，但在投资额上贡献了接近80%。相对于民营企业和地方国企，央企投资规模普遍更大，投资行业集中于资源类和金融业。
　　误读二：服务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资于服务业，其次是第一产业（主要是采矿业），制造业占比相对较小。
　　以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布为例，第一产业占比18.72%，而同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比分别仅为7.84%和8.38%。这一差异主要是采矿业投资造成的，中国在海外对第一产业的投资97%是采矿业，反映了中国对资源的需求。服务业尽管在中国国内发展落后，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却高达76.57%，其中商务服务业31.28%，金融业18.91%，批发和零售业13.98%。作为对比，同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60.01%和69.75%。有趣的是，作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仅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4.72%，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率却分别为24.12%和15.02%。
　　很难想象，为什么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服务业占比如此之高？服务业中占比最高的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内容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完全是误读。由于公报公布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目的地的行业分布，并不代表中国最终投资的行业。第一目的地很可能是中转地，用于避税、会计记账等目的，并不涉及雇佣、生产、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企业在第一目的地设立投资公司或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台公司（登记为商务服务业），然后以此为跳板，投资到其他国家的实体行业，甚至部分作为&返程投资&回到了国内。一个侧面的证据是，年间，平均70%以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卢森堡这些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另一个侧面的证据是，40%以上的投资者其实来自于制造业部门。
　　因此，服务业并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根据作者手中具有代表性的1500多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信息，在分析了这些海外项目的最终投资行业后，我们发现：采矿业和制造业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年，两者合计占比达到75%，其中：在投资额的分布上，采矿业52%，制造业23%；在投资项目数量的分布上，采矿业32%，制造业42%。可见，那些在公报中被称做服务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实际上最终的去向主要还是采矿业和制造业。
　　误读三：亚洲地区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0.9%流向亚洲其他国家，82%流向发展中国家（地区）。
　　这又是一个误读。仔细看具体到单个国家的分布，一半以上（63%）流向了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其中，所有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投资都是登记为&商务服务业&，而在中国香港投资的35.7%也是&商务服务业&。正如上文所述，官方数据公布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目的地，并不是最终目的地。而在&商务服务业&上的投资大都最终流向了第三国的采矿业和制造业。因此，有理由相信，绝大部分中国内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投资，将近1/3中国内地在香港地区的投资，都是以这些地方为中转地。
　　那么，最终的投资目的地又是哪里？
　　从企业层面的数据来看，在项目数量上，不管是大型投资项目（平均投资额3.39亿美元），还是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中小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平均投资额140万美元），60%以上位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香港地区、美国、德国以及加拿大。在投资数额上，大型项目仍然主要位于发达国家（52.75%）；而浙江省的中小企业项目则在发展中国家略多（58.44%），主要是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国家。
　　可见，发达国家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问题是，中国企业凭什么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
　　在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文献中，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即使他们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也是发展程度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才能击败当地和第三国的竞争者，从而获取利润。然而，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是发达国家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与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密切相关（后文将详细介绍）。简而言之，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利用已有的优势扩大海外生产，而是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加强国内的生产。
　　误读四：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减少了东道国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
　　一个被普遍描绘的现象是：大量的中国工人，带着粮食、水泥、钢材、机械设备，被运到非洲，在当地兴建基础设施或者开采资源，而非洲本地的工人却没有工作。另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中国企业投资到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后，将先进的技术带回中国，然后就关闭海外的工厂，于是当地工人却没了工作。这两个描述与事实都不完全相符。
　　根据黛博拉&布劳提根（Deborah Brautigam）的研究，总体上，在非洲的中国企业的雇用比例是每一个中国人对应四个非洲人。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2011年之前中国在安哥拉和利比亚的建筑业和采掘项目的投资就雇用了大量的中国工人。另据布伦舍斯特基金会（Brenthurst Foundation）的研究，在非洲南部，所有小型中国企业都雇用了更多的非洲当地劳动力。另一种情况是，考虑到大多非洲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较低，很难达到某些行业用工要求，想雇用他们也并不容易。
　　同样是在境外开采资源，中国企业不可能像在非洲那样，将大量中国工人运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一是政策上有限制，中国工人较难获得签证，很难达到这些国家对海外劳工英语水平的要求。二是经济上不划算，例如，中国企业要想在澳大利亚使用中国工人，需要支付他们与当地澳大利亚工人相同的工资水平（每年8万~12万澳元）。因此，在这些国家，从普通劳力，到技术工人，再到高管团队，中国企业聘用的还是以当地人为主。
　　至于另一个问题，中国企业是否在获得海外技术后就溜之大吉？我看应该比较难。首先，在大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协议中，尤其是兼并收购类投资项目，大多有条款规定中国投资者在一定时间内（例如五年）不得裁员、不得减少员工福利等。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往往承诺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扩大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和加强研发。另外，中国企业在主观上也没有很大的动机拿到技术后就撤离。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的研发都需要发达国家当地的人才和团队参与。而一旦中国企业自身的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劳动力成本将变成次要因素，其更需要在发达国家有一个生产、销售和研发的平台。
　　大型海外投资项目是为了什么？
　　在经济学文献中，企业海外投资有四个主要动机：&获取市场&、&获取自然资源&、&获取技术和品牌等战略性资产&（以下简称&获取技术&）以及&降低成本&。为了识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我们收集了年上半年293个大型海外投资项目的详细信息，总投资额共计994.3亿美元，覆盖了同期绝大多数中国新增海外股本投资。[1]
　　我们采用两个步骤来识别这些海外项目的主要投资动机：第一步，仔细阅读每个项目披露的投资报告、项目文件和媒体报道，根据企业自己对于投资目的的判断来给每一个项目标注一个主要投资动机。第二步，运用计量的方法，采用probit模型，来检验这些宣称的投资动机是否属实。
　　具体而言，&获取市场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维护现有的市场和客户[2]，或是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因此其应对市场规模、收入水平、增长前景等衡量市场机会的变量产生积极反应。于是我们采用了东道国的GDP规模、人均GDP水平、年度GDP增长率三个变量来衡量市场机会。给定其他条件，&获取市场型&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与东道国的GDP和GDP增长率正相关。至于东道国人均GDP的影响方向则不明：一方面，人均GDP越高，说明市场购买力越强，影响方向为正；另一方面，也有证据显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更符合其他类似发展阶段国家的消费者需求，于是人均GDP与&获取市场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负相关。除此之外，&获取市场型&对外直接投资也与两国间的贸易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也纳入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额这一变量。然而，出口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方向也是不确定的：理论上，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是进入海外市场的互为替代的两种方式，两者应该负相关；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两者是互补的关系，即正相关，理由是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追随着出口的脚步，并且促进了上下游产品的出口。
　　&获取自然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的油气、矿物、林业等自然资源的优势，应与东道国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密切相关。我们采用两个变量来衡量，一是矿石和燃料占东道国总出口的比重；二是东道国在中国原材料进口[1]中的比重。这两个变量都应该与中国企业&获取自然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获取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得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或者其他战略性资产，以实现投资企业的战略性目标。这些&技术&可以通过在资产上的投资或者与当地企业进行合作而直接获得，也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或者示范效应而间接实现。同时，这里的&技术&是泛指，不仅包括生产技术，还包括品牌、销售和市场渠道，以及管理水平。我们使用东道国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作为其&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定义为：东道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除以世界各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如果这一指数大于1，表明东道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越大，显示性比较优势越强。除了这一指数，我们还使用了东道国人均GDP水平这一变量。一般而言，给定其他条件，人均GDP越高，东道国的&技术&越有优势。因此&获取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与东道国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以及东道国人均GDP水平正相关。
　　&降低成本型& 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利用东道国低廉的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因此对成本比较敏感。我们引入三个变量：GDP平减指数，来衡量通胀水平；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来衡量币值稳定性；以及人均GDP，来衡量劳动力成本。
　　基于以上两个步骤，我们得以识别中国大型海外投资项目的主要动机。整体而言，最主要的投资目的是获取自然资源（数量上占比41.3%，数额上占比51.3%），其次是获取市场，第三是获得技术。但制造业项目则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投资动机是获取技术（数量上占比35%，数额上占比45.5%）。通过投资海外，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期望获得先进的技术、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以及市场渠道，从而提高利润率，延伸价值链。另外，获取自然资源仍然是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重要目的（数量上占比33.9%，数额上占比31.6%）。
　　在当前阶段，&降低成本&并不是中国大型海外投资项目的主要动机。事实上，在我们搜集的293个项目中，只有7个海外投资项目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虽然近年来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但那些对成本敏感的企业倾向于将工厂从沿海地区搬到成本相对较低的广阔中西部地区，而不是大量迁移到海外，毕竟海外经营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中小民营企业有何不同？
　　相比大型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小民营企业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它们更加灵活、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更为激烈、对成本更加敏感，而资金实力更为有限。
　　其中，浙江省最具代表性。年，中国82.57%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由央企完成，但是92.24%的投资项目却由地方企业贡献。在这些地方企业中，年间，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上海市、黑龙江省平均贡献66.5%，其中最多的海外投资企业来自浙江省，同期占比22.44%。浙江省企业不仅代表了中国地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也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状况。根据公报，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70%来自浙江省和福建省。
　　年间，浙江省共有1270个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总投资额17.5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投资额140万美元。相比上一部分讨论的中国大型海外投资项目平均3.39亿美元的投资额，浙江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更小，代表了中小民营企业的投资状况。
　　分析这1270个项目的海外投资机构类型，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77.32%）到海外投资实际上是去建立贸易或与贸易相关的海外分支机构，来帮助自己产品的出口以及在海外的销售和提供售后服务。我们将这类投资称为&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有一类重要的&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量上占比12.52%），涉及实实在在的海外生产活动。除此之外，其他的海外投资机构类型还包括&资源开采&、&建筑和房地产&、&研发&等，但占比都非常小。
　　我们仍然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计量检验。&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规模以及东道国的人均GDP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与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性。
　　因此，不像中国的大型海外投资项目（尤其是制造业项目）以&获取自然资源&和&获取技术&为主要的投资动机，中小民营企业投资海外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其次是&降低成本&。其中，&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是为了维护现有的海外市场，但与传统上定义的&获取市场型&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一样。&贸易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活动仍然在中国，海外市场仍然靠出口来满足，对外直接投资在此处的作用只是为了便利出口。
　　以加强国内生产为主要目的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急速起飞，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今天成为全球第五大投资国。不同于传统的海外投资主体&&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扩大海外生产，而是为了加强国内生产；不是为了利用企业的现有优势，而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实力。中国的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在体现这一海外投资目的时，呈现出来不同的投资模式：大型企业着重在海外投资自然资源，以及技术、品牌、渠道等战略性资产；而中小民营企业则倾向于通过海外经营，促进国内产品的出口。
　　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降低成本&都不是当前最主要的海外投资动机，将国内的工厂大量搬到海外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某些国家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在中国尚不足为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呈现出以加强国内生产和增强国内企业竞争力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模式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内的生产成本仍然有优势。
　　日本企业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将国内的劳动密集型、重工业工厂搬到临近的亚洲其他国家，主要面临的是国内成本的压力：工资水平的上升、日元的升值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制约。类似的成本压力同样迫使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企业将生产迁往海外。中国企业如今也面临类似的成本压力，但大规模将工厂搬到海外的情形并未出现。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广阔，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当201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浙江省）时，中部的湖北省是3300美元，而西部的贵州省仅为1700美元。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为那些在东部沿海深受成本上升压力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足够的产能转移空间。
　　诚然，即使与中国的西部地区相比，越南、柬埔寨等亚洲邻国劳动力成本仍然更低。事实上他们正在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但基础设施的缺乏、通货膨胀的压力、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以及在海外经营的不确定性，都使得这些国家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变得不是那么具有吸引力。
　　其次，中国需要&获取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以从制造业大国转型成制造业强国。
　　相比于农业和服务业，中国的制造业不管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出口市场上都更具比较优势。但这样的优势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水泥、部分家电等领域，对技术投入的要求较低，主要的贡献是组装和加工。大量的&中国制造&依赖的是国外的核心技术和零配件。因此，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大多利润微薄，产品附加值低。绝大部分利润被那些提供技术、设计、零配件和其他服务的外资拿走。
　　中国还缺乏世界知名的品牌。在&2011年世界品牌500强&中，前十名中的九名都是美国企业，前五名都来自高科技行业。名单中有239家美国企业，43家法国企业，41家日本企业，39家英国企业，25家德国企业，只有21家中国企业。即使是这21家中国企业，也绝大部分是央企，大多集中在金融、能源、通讯、石化等高度垄断或管制的行业。
　　因此，中国企业会抓住一切机会，在海外投资先进技术、知名品牌、市场渠道、研发设施、管理经验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向价值链更高端移动，以面临日益融合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以及更为自由和开放的国内经济。
　　最后，中国巨大的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使得中国需要锁定充足的、稳定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供应。
　　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工业部门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达到46.5%。以2009年为例，中国工业占GDP比重为46.2%，与美国的20%、日本的26.7%以及世界25.4%的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比。如此庞大的工业部门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产品销往全球的国际地位。
　　另外，中国不仅有庞大的工业部门，并且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还经历了显著的重工业化过程。重工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57.1%上升到2000年的60.2%，在2010年达到71.4%。这一重工业化过程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能源投入。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通过进口来满足自身对资源和能源产品的需求。但2002年以来的大宗商品的&超周期&使得资源产品的价格上涨，超出了很多中国企业的承受能力。因此，不仅仅中国的资源企业，并且更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主动在海外进行资源类投资，试图通过既做消费者，又当股东，来对冲资源价格的不利波动。
　　展 望 未 来
　　一些大的资源类和制造业投资项目掩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业的日益多元化的整体趋势，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中国企业，正放眼海外，准备走出去。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影响力较大的国家，企业层面的投资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宏观环境和战略的影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调整迫在眉睫的阶段。正如十二五规划中所强调的，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意味着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降低能耗强度；发展更&轻&和&高附加值&的工业，以及更现代化的农业。
　　国内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
　　第一，中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资源类投资仍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面。但其相对重要性会下降，并且青睐的资源类型也会更广：从被低端制造业所大量使用的资源，更多地转向高端制造业的资源需求；从之前主要为生产服务的资源，更多地转向为消费服务的资源。
　　2010年，中国在海外采矿业上投资下降了57%，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减少了30%。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全球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在持续了五年的高涨后大幅下滑。价格的下滑导致回收投资的时间延长，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终端用户的投资冲动。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对海外矿业的投资势必也会反弹。2011年，中国在海外采矿业上投资达到144.5亿美元，同比增长153.1%。
　　然而，我们发现2011年以来，更多的海外投资流向了农业和清洁能源领域。从2011年7月到2012年6月，我们观测到有20个海外电力项目，其中65%是清洁电力（太阳能／风电）。同期还有13个海外农业项目，其中3个位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亟需发展更加经济的清洁能源。中国也将清洁能源作为其重点支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一领域有绝对优势，中国期望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政府政策支持，获得全球领先地位。
　　海外农业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大。随着国内曝光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注，中国国内对安全、健康的食品产生巨大需求。中国对海外农地的投资也有可能引起东道国社会的不安和抵制，毕竟没有国家愿意看到自己的土地被外国人持有。但只要对海外农业的投资不直接牵涉土地所有权问题，则会相对容易，毕竟农业部门还是比较出口导向的。
　　第二，制造业企业仍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但其主要的投资动机将不仅限于通过获得技术和原材料（大型企业）或是促进出口（中小企业），来加强国内生产和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如果国内生产成本持续攀升，那些劳动密集型、成本敏感、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企业，即使在中国内陆地区也会失去比较优势，而迁往国外。
　　中国企业已经充分意识到获得核心技术、拥有知名品牌、占有市场渠道的重要性。并且在过去5－8年的海外投资中也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向价值链上端移动为重要投资目的。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而言，价值链上超过80%的利润被上游的研发、设计、品牌、质量控制，和下游的分销、市场、消费者关系企业拿走，中国厂商决心抢回这一蛋糕。
　　然而，新的趋势是，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是海外市场，将成为更大的驱动力，尤其是对于消费类产品和奢侈品。一个例子是，2011年底山东重工集团耗资3.5亿欧元收购了意大利豪华游艇制造商法拉帝集团，目的是进军市场规模达70亿欧元的全球游艇工业，以及快速增长的中国奢侈品市场。
　　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一些中国企业投资海外，花费不菲，却没有获得核心技术和有价值的资产。部分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因此不愿意与中方在技术上进行合作，或者设置严苛的防火墙条款。[1]相对而言，欧洲企业更加开放和友好，并且相比美国企业，拥有更多中国所需要的资产。但无论如何，中国企业在这些高收入福利国家进行投资时，都需要处理好与当地工会和社区的关系。
　　当前，&降低成本&并不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投资海外的主要动机（即使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毕竟虽然近年来国内成本上升迅猛，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具备一定的生产成本优势。但正如60、70年代的日本，80、90年代的四小龙，成本因素会日益成为重要考量。事实上，我们的亚洲邻国正在抢占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
　　耐克在亚洲布局的变迁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耐克在亚洲的早期工厂位于日本，随着日本工资水平的提高和日元的升值，耐克将工厂搬往韩国和台湾地区，然后又迁到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1981年，耐克开始在中国大陆生产运动鞋。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中国大陆一直是耐克运动鞋最大的生产地。一直到2010年，中国被越南取代。有理由相信，中国一些成本敏感型企业也面临着耐克类似的境遇，并追随耐克的脚步。
　　第三，中国在服务业上的海外投资将不限于贸易。贸易或贸易相关的海外子公司是中国海外经营的桥头堡，有望转化为中国企业进一步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当前，很大一部分中国在服务业上的海外投资&&尤其是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是贸易导向的。它们的功能是便利出口、维护客户关系、进行市场营销，以及提供售后服务。这些实体十分了解当地市场，并且有一定的消费者基础。如果国内生产成本继续攀升，需要将生产设施迁往海外，或是建立研发中心，这些贸易或贸易相关的海外子公司是天然的候选者。
　　同时，更多的海外服务业直接投资将流向利润更为丰厚的行业：金融和保险，医疗和教育，房地产和娱乐。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行业是建筑业。建筑业在中国国内发展较为成熟，但并不能将国内的建筑业经验照搬到海外去。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大型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时需要采用和遵循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和认可的社会、环境以及建设标准。2010年，中国路桥集团、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武夷实业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4家中国企业由于在海外建筑项目中违规而被列入世界银行黑名单，不仅5－8年内不能够参与建设任何有世界银行出资的项目，还使它们在东南亚、非洲、拉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企业不可不引以为鉴。
译品2013年8月号
智库观察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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