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的故事---值得所有在职人士的思考！
所在版块: 『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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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以重工业基地闻名国内外的沈阳，被人们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中，这个拥有近５００万人口的中国第四大城市遇到了两大难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这“人”，就是大量的下岗职工（注：本文的“下岗职工”概念，是指被剥离、放长假和因企业停产、半停产而不能正常开资３个月以上的职工）。据市劳动部门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９５年，由于结构调整、资产重组，在沈阳停产、半停产的企业中，下岗工人已增加到近３０万。这一数字大体相当于沈阳在**十多年来下岗职工的总和。
尽管这人数是动态的，而且许多人下岗后又有了别的岗位，但只从下岗的本身也足以使这个群体成为现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因为，这么多人下岗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里，新旧产业的更替、企业间的优胜劣汰、企业内部符合经济规律的用人制度等都会使工人的临时性失业成为正常。只是在具有悠久 “铁饭碗”历史的沈阳，人们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吗？传统的观念与严峻的现实冲撞会激起什么样的迭荡？在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它又呈现出怎样复杂的形态？
于是，沈阳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在１９９５年与１９９６年交替的２０多天里，我和毛浩、吕彤在报社派遣下对沈阳进行了一次选点调查。采访对象覆盖了从市长到失业工人，从市府机关到街道居委会，从学者到企业家。我们试图弄清楚近年来这座城市（其实应当是所有的老工业城市）突然出现的大批产业工人下岗问题的来龙去脉。
选沈阳来剖析，是因为它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计划经济最晚。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里发育得最完备。“一五”期间，全国６９４个限额以上的项目，沈阳占２６个，其中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重点工程，沈阳有６项。在沈阳铁西工业区，苏联“老大哥”不仅援建了大型工厂，而且建造了**的苏式工人村及配套的学校、俱乐部和医院等生活设施，这一整套的工业体制和工业文明，奠定了现代沈阳的基本形态和在全国的地位，同时也形成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意识。
由于沈阳的这一特殊性，有人说，在社会转型中，沈阳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让我们走进沈阳，去看几个现实侧面。
高唱“国际歌”
１９９５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和年过八旬的李涛老人静静地坐在他的书房里。他是“一五”后期辽宁主管工业的省委副**，后又长期在沈阳担任主要领导。他的言语不多，但我们还是从他的片语之间感受到了那个火热年代的辉煌。那时，全国支援沈阳，国家把４．４％的工业基建投资放在了这里，各路优秀人才汇聚到这里，经济高速发展，建设规模迅速扩大，这带来的成果之一，就是工人的充分就业。李涛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５６年末，沈阳正式宣布，“作为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失业已经消失。
但从“二五”起，国家对沈阳的投资逐渐减少，而作为中国工业“母鸡” 的沈阳，却开始反孵全国。这个反孵期一直持续到“**”结束。由于沈阳的经济基础，由于沈阳国有大中型企业云集，所以在**的初期，沈阳为了**的整体推进，不得不作出重大牺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全国各地都在积极转向市场经济，而沈阳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很大程度上还继续执行行政计划，以避免和减轻**所带来的震荡（九十年代初，全国平均指令性计划比重为１９％，深圳等沿海地区不足４．５％，而沈阳所在的辽宁却在４５％以上）。此时的沈阳似乎被时代甩在了后边。
突然有一天，工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工厂宣布放假了，烟囱不冒烟了，工资不能按时发了，福利也没了……沈阳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
这一充满悲怆意味的角色，沈阳是不愿承担的。但由于历史积淀等原因，沈阳又无力摆脱。在这段时期，任满两届市长的是以**者著称的武迪生。曾在武迪生身边工作过、现任沈阳市**办公厅副主任的刘语民对我们说，即便是在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市长任内，沈阳在１６个大城市中的经济排位也在一路下滑，从过去的第三位滑到今天的第七位。这种情景如同有“十连冠”之誉的辽宁足球队在１９９５年降组一样，让沈阳人痛心疾首。
与所有传统工业城市一样，沈阳今天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约有７０％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艰难前行，而且三分之一的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出现了大批产业工人“下岗”的现象。据估计，１９９５年沈阳的下岗职工已达３０万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１２．５％。而在沈阳，产业工人号称“百万大军”，数量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沈阳正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阵痛。
不过沈阳的老百姓毕竟是中国享受“**”福利时间最长的。然而这种福利是建立在盘子大、吃老本和分配的过度平均化的基础之上的（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显示社会分配的悬殊程度，基尼系数０．２以下为绝对平均，而１９９０年沈阳基尼系数为０．１３１）。有人早就说过，沈阳是一只恐龙，架子还在，气脉已经虚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沈阳的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和思想观念已经和全国大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省情研究所所长武斌说，沈阳的经济早已降组，早就该打沈阳的解放战争了！
近年来，沈阳明显地加大了调整、**的力度，用现任市长张荣茂的话来说，沈阳现在的情况是，不进则退，小进也退。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了一句话：“本届**是最困难的一届，我的后任会好过得多。”
的确，沈阳目前承受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要真枪实弹地补调整、**的课（而不是搞**试验），一方面要避免来得晚但因此会强烈得多的社会动荡。然而沈阳已别无选择。
改到深处动筋骨。进入中期的**如今已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并迟早要由我们所有的人或早或迟地切实地地去实践。这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一到沈阳，我们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数年前的一个夏天，沈阳市**办公楼突然闯进一群老工人，“俺们要见市长！俺们要吃饭！”工人们的喊声打破了大楼的宁静。
正在办公的**市长闻讯赶到了现场：“我就是市长，有事坐下说。”
“咱们是工人，工厂开不出资，我们吃什么？”
“**不兴饿死人！”
“市里把我们调到有钱的厂子去吧，有饭大家吃，有福大家享嘛。”
句句话语说得**心里酸楚万分。他从兜里掏出几张票子：“同志们几个月拿不到工资，我当市长的也很难过。这几个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我们不要市长的钱，我们要共**的钱！”
“共**也不是点铁成金的神仙，能变出金山银岭。我看咱们还是先唱支歌吧，来，我给起个头。”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歌声中，市长和工人都百感交集。歌声中，工人们悄然离去。
如今**唱《国际歌》已经成了一个典故。它标志着那种造成低下效率和共同贫穷的“父子关系”已一去不复返，一个**的、竞争的、多元的时代已经到来。
有人说，沈阳的**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早来的“夕阳红”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在３０万下岗职工中，最大的群体是妇女。据市妇联的一份调查表明，下岗职工的６０％左右是女工。在下岗女工中，３０至４５岁的约占７１．５％。而这些中年妇女的经历又如出一辙。
我们来到位于沈河区中心地段的中国沈阳劳动力市场，想探究一下下岗职工，尤其是女职工的再就业情况。宽敞的洽谈大厅里，三五成群的求职者中，有一多半是女同志。在大厅一角，我们和一位叫刘金芬的中年妇女交谈起来。
４６岁的刘金芬１９９３年从一家国有大企业的后勤处下岗，两年来三天两头到各类劳务市场上找工作，她自己也不知跑了多少趟了，但至今仍未有成果。
“难呐，俺们这年龄，不上不下的，又没力气又没技术，体面活儿，人家还不挑年轻点的、水灵点的？难！”刘金芬眼睛搜索着场内：“可不挣点钱不行呀，我爱人单位效益也不好，每月勉强能７０％开资。我父母和公公、婆婆都是一个厂的退休工人，厂子一黄，退休金都错月发，如今这物价，吃饭都成问题。”
“我还有一个１９岁的儿子，今年大学二年级了，每个月都要给寄１００元钱，到去年４月，我觉得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就跟儿子商量，看能否向学校申请困难补助，儿子回信说：‘只有农村来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能不能跟上面说说，让他们知道下岗工人真地也很困难？”刘金芬眼睛里充满了恳求。
刘金芬还给我们念了一段顺口溜：“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你看这些都让我摊上了，可我作错了什么？”
她们自己没错，是历史捉弄了这一代人。据沈阳财经学院副教授赵文祥介绍，在１９７８年前后，有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就业高峰。当时大批下乡知青回城，再加上新成长的劳动力，共有７０００万人需要就业。那时国家采取了一项硬性措施，不管企业需要不需要，也不管本人的意愿如何，一律分到父母所在单位工作。国营单位更是由国家拨进工资指标，企业只需安排位置就是。有一些女工还是因为没有名额而顶替父母的指标进厂的。这一措施如今终于结出了恶果：在企业进入市场以后，这批人由于年龄偏大又多无技术，就成了被剥离下岗的第一批工人。
历史尤其对女性不公。在这些人中，“夕阳”过早过照在了刘金芬她们的身上。对于她们自身来讲，这“夕阳红”来得早了。可对于整个群体来说，这一切又来得太迟了些。
我们手上有这样一个统计数字：沈阳的重工行业中女工占４０％，在军工行业中女工也占３７％。她们在那样的作业环境里能干什么呢？可以想见，在这些重体力行业中，如此众多的女工们是多么庞大的一支冗员队伍！
刘金芬也是这样进厂和离厂的。“１９６９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沈阳企业都从农村招工，城里的知识青年都得下乡接受再教育。我下到铁岭的一个村， 一呆就是９年。等到１９７８年回城，我都快３０了。高考我考过，没考上，招工也考过，也没考上。后来还是我爸提前退休，我才顶替进的厂。”刘金芬谈起这些，眼睛有点湿润了：“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时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你说我冤不冤？”
市总工会女工部**李桂珍对我们说，前些年他们也很为大批中年女工被企业下岗鸣过不平，但现在不喊了，“还是实际地做好送温暖和再就业吧。”
１９９５年沈阳机械系统一企业因效益不好，裁减了１０名女工。这１０名女工手持劳动合同到劳动部门上告。劳动部门派员调查后认为，该企业生产尚能维持，并非到了没饭吃的地步，遂作出裁决，让该厂对这１０名女工重新安排工作，并支付违约补偿金。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人们称之为法律的胜利。然而，这对企业来讲，初衷是无奈：这１０人只是众多冗员的一小点，企业不裁员，就只能捆在一块儿受穷；但结局也很无奈：女工们宁可受穷，也不愿离开企业。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困在企业里。在市中心的八一公园，近年就兴起了一个新型的行当——陪谈女，即下岗女工陪老头儿老太太们谈些“闲嗑”，陪着流点泪，并收取一点费用。
象这样的新行当在沈阳还有很多，象医院里的“护嫂”、宾馆里的“服务大姐”等等。我们曾采访沈河区的皇宫饭店，这里的服务员清一色都是４０岁上下的下岗女工。我们一打听才知道，她们均是１９７８年前后的回城知青，父亲或母亲均在房管局下属企业工作，她们随父母安置工作后，其工种竟都是最要力气的水暖工。
“那你们在原单位都干些什么呢？”
“送送开水，拿拿工具，递递毛巾呗。”
在企业纷纷走向市场后，她们自然被剥离了。
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些中年女工在经历了被剥离的痛苦后，找到了合适位置。据市妇联的同志介绍，这些“服务大姐”以其独特的温和、周到和敬业，颇能吸引回头客。为了能接纳俄罗斯客人，她们竟还学会了简单的日常俄语。为此市妇联把它评为１９９５年度的先进集体。
比起那些提前“退休”、几个月甚至几年拿不到工资的姐妹来说，她们也算知足了。
沈阳不相信眼泪
下岗就意味着被剥离原来充分依赖的那个系统，到了一个新的起跑线。这中间因各人的境遇、经历和性格而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落差。
我们在沈阳直接接触了数十个下岗工人，他们各具形态，甚至不乏极端的例子，但是任何描述都是一种丧失。因此我们不力图勾画全景，而只选择了几个“向上”的“点”，因为这对正在努力迈坎的**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但愿这是个“深刻的片面”。
贾桂敏是我们遇到的落差最大的一个。４０多岁的贾原本是沈阳饭店馅饼部的副经理，由于工作出色曾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劳模在沈阳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称号，在五、六十年代，劳模几乎是一种超人，一个人能干几个人的活，技术也一准是最拔尖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由衷地尊敬。这种风气在别地也许已很淡化了，但在出过孟泰、王崇伦、尉凤英的辽宁，它依然得以延续。
然而，１９９２年沈阳饭店进行大调整，贾桂敏竟被刷了下来。宣布名单那天，她坐在最后一排，但人们的眼光还是锥子一样扎得她抬不起头。回家她蒙着被子痛哭了一夜。第二天单位的姐妹们纷纷来安慰她，安慰得来的是更多的眼泪。后来来看她的人越来越少，直至绝迹。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吗？今后的路该怎样走？”痛定之后她开始扪心自问。贾毕竟是个女强人，她决定出去见人。
不久她承包了一个摊亭，销售些小食品。由于当过劳模，最开始摊亭前好奇的人也很多，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可后来贾桂敏发现其实劳模还真是个“质量信得过”的金字招牌。她开始用心地塑造形象，两年多来，过期食品宁肯倒掉也不卖给顾客，摊亭上备有暖水瓶、针线包、打气筒等供顾客使用，如今“劳模摊亭”已在沈阳颇有知名度，从南站路过的人，都能看到一幅醒目的横标：“沈阳市劳动模范贾桂敏竭诚为您服务”。
有人说，下一次岗就是过一回炼狱。但炼狱之火能让蜡像溶化，也使瓷器精美。
原沈阳市数据转换部的职工刘洁，１９９２年刚结婚不到一年就因企业解体，糊里糊涂地成了一名下岗者。虽然家里的环境比较宽松，但刘洁却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在她的一再要求下，亲属们给她凑了３万块钱，办起了一所计算机培训班。培训班开始效益不错，但半年后同类的培训业了起来，刘洁又陷入困境。此时她怀孕已经６个月了。
守业难以维持，转业又要从头开始，妈妈和爱人都劝她生下孩子后再作打算。可有过一次下岗经历的刘洁想得不一样：“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它能等我生下孩子再发展吗？”于是在深思熟虑后，她决定改行数据处理业。一次为了揽活，她来到北京一家公司，人家一看她那身板就说：“有业务也不会给你，快回家休息吧！”刘洁听了这话并没灰心，当她怀孕７个半月后，再次来到这家公司时，人们都被她的精神感动了，她如愿拿到了合同书。
活儿有了，但难度太大，只能刘洁自己干。她把计算机搬到家里，一坐就是１２个小时。爱人心痛了：“你用不着这么辛苦，我能养活你。”婆婆也打来电话：“电脑前面坐久了，当心生个怪胎！”但这是服务部接来的第一批活儿，刘洁感到自己没有退路。快分娩了，爱人陪她进医院，趁爱人办手续的功夫，刘洁又跑回单位安排了一项遗忘的工作。第二天，她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孩儿，在分娩室刘洁胆怯地问医生：孩子正常吗？医生说，很正常，刘洁担心了９个月的心事终于落了地。
孩子没满月，北京那批急活儿又出了新问题，刘洁不听劝告再上北京。一次办完业务出来，奶实在涨得厉害，她就走进一个地铁厕所往池子里挤奶，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娘看见了就问，你那么好的奶为什么不给孩子吃，刘洁的泪水终于象决堤似的喷涌而出。
市场不相信眼泪，但奋斗者的眼泪是可以浇出玫瑰的。如今刘洁的服务部以误差不超过万分之０．５的技术质量不仅在国内业务稳定，而且已开始为美国、香港、新加坡客商加工业务，“比这些都重要的是我变成了一个适应时代的现代人。”
我们在沈阳采访，也听到一些因心理落差太大而演成的悲剧故事，因此我们决定要采访一个外部环境最困难的人家。１９９６年元旦，我们驱车来到铁西区工人村。离马路最近的是第三居委会，在听完我们的要求后，居委会的李主任带我们来到特困户张秀芹家。
张秀芹和丈夫苏立仁先后都从厂里下岗，丈夫瘸，本人还患有骨结核。身高不到１．２米的张１８岁才学会走路，是父亲把她抱着长大的。１９９５年４月，当了几十年工人的父亲病危，临终前一个电话把她召了去。张赶到时父亲已说不出话，只在一张报纸上写了一句话：“开资了吗？”然后从身上掏出自己的退休证，凝视了好一阵才闭上眼睛。“他是放心不下我”，张秀芹说， “单位效益不好，已经８个月不开资了。”
幸亏街道上了解她的困难，把三委唯一一张特困证给了她。然而凭这几十元钱生活是很艰难的。于是张秀芹和丈夫倒腾点小买卖，早上他们起得最早，为的是能占到最黄金的地段。为怕赔本，每次他们进货量都很小，宁肯多跑些腿。由于人缘好，勤快，夫妻俩的小生意还过得去，“挣俩豆腐钱是够了，这不，过年我还割了一斤肉。”
张秀芹的家极其简单，一床一柜一桌，显著位置放着一个很旧的黑白电视机。当兵的儿子对她说：“妈，等着吧，我会给你买个大彩电的。”
“一个有病的人，有个家，尤其是儿子长大了，还是党员，我特高兴。”
不知是哪个高人说过：**就是要给能干者天地，给老实人归宿。沈阳的下岗职工，阵痛之后，看到的可能是广阔的天地。
窗子内的风景
沈阳的冬天又长又冷。元旦期间，最冷时达到零下２０多度。在瑟瑟的寒风中，我们看到工人生活区许多住一层的人家临街的小窗子敞开着，里面陈列着食品和小百货。
经济学家说，这是沈阳颇有意味的一景。
元月６日，冒着沈阳令冬第二场小雪，没有任何人引导，我们摸进了一户 “窗内人家”。
说“摸”进去，是因为楼道里黑咕隆咚。这片工人村是五十年代前苏联设计援建的，俄式三层小楼，楼群间绿地、医院、学校、俱乐部、幼儿园一应俱全，建筑幽雅，布局合理，代表着计划经济繁荣时期的最高水平和生活理想。
房主人叫张玉明，妻子叫王志。他们的窗户上贴满了花哨的雪糕包装纸。但屋里很零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十六七平方米大的地方，摆了一张上下铺铁床。晚上他俩睡下铺，已上初中的儿子睡上铺。挨床摆着一个大衣柜，窗子下放着冰柜，是装雪糕用的。家里没有桌子，一盘剩菜被胡乱扔在啤酒箱子上，是东北人爱吃的酸菜冻豆腐。
“这里可真够挤的。”这成了我们的第一句寒喧，因为我们要是全坐下，张玉明夫妻就得站着。
“还不都是这个小铺儿闹的。”夫妇俩原来是一家大企业里建筑工程公司的工人。前年４月，他们见邻居先后做起了小买卖，自己也合计着打开窗口。这时，他俩已在家呆了半年了。
“怎么样，买卖还好做吧？”
“好啥呀，啥也不好卖，买的人越来越少，卖的人越来越多。”张玉明家里的货很简单，烟、啤酒、雪糕、卫生纸、卫生巾，全是生活必需品。此外还有一部公用电话。“去年夏天，我两天能卖出一箱啤酒，今年一个星期也卖不出去。”不久前，张玉明还试着进了一袋面包，结果只卖了一个，剩下的只好便宜了儿子。
他俩刚下岗时，还没这么多人下岗，也没有这么多人做买卖。“现在你数数，从我这儿出去年会议厅米，我能给你找出２０家开窗口的来。”
的确，沈阳窗口的稠密程度，真可以用“鳞次栉比”来形容。张玉明楼后就有一家，不占一楼的便利，硬是二楼甩下一根电话线，办起了公用电话。
当初搬这来，张玉明夫妇老大不愿意。一层又脏又吵，又不安全。结果，这些倒在关键时候救了他们。
“倒是，我们比那些摆地摊儿日晒雨淋的强多了。”王志以前卖过一次云豆，结果站一天下来，只挣了一毛钱。“你看当初咱不干的活，像修车修鞋擦皮鞋，现在不少都是咱沈阳市里人。”
“你怎么知道谁是沈阳人？”
“看呗！一看就能看出来。咱沈阳人穿的比外地来的人好，脸皮也比他们**，都是刚干没半年，脸皮还没全变过来呢。”
说起窗口外的这些事，张玉明夫妇的牢骚才算少些。当初为了进工厂，张玉明的母亲提前办了退休，他才顶了岗。“那会儿，国营和集体的都不一样，别说做小买卖了。早知道这样，当初死命奔工厂干啥呀。”
“那你们厂现在怎么样了？”
“早不行了。现在咋样我也不知道。”张玉明夫妇已经至少两年没去厂里了。不开工资，也不报销药费，干啥去呀？听过来过往的同事讲，厂子变来变去好几次，现在厂子到底叫啥名，张玉明夫妇都不知道了。
比起现在的生活，张玉明夫妇宁愿回到过去：“那会儿多踏实呀，老了退休钱也不少，上班有时有点，回来换身衣服也能串个亲戚啥的。现在虽然多挣点儿，但操心受累的。冬天里，不管早晨多早晚上多晚，人家敲门要打电话要买东西，你也得爬起来。现在整天就算困在这个小屋里了，外边啥事儿也不知道。”
但毕竟，张玉明没有关了窗子再找去份工作，他以前是装卸工，没什么技术，如今也４０多岁了，找工作谈何容易。
从他家出来，我们又陆续走进了几个窗口，情形大同小异，但有人说出了张玉明没说出的梦－－想往大了干。因为就这附近几幢楼中，原来也有一个窗内人家，现在发达了，自己开了大酒店。
没有人统计过沈阳究竟新开了多少这样的窗口，有多少人在从事窗内的职业。但有准确统计的是，１９９５年沈阳的第三产业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４７．６％。这个比重在全国仅低于广州居第二位。第三产业给沈阳提供了４０万个就业机会和近一半的财政收入。这其中，窗口虽然只占一小部分，但从这窗口中可以看到沈阳第三产业发展的迅猛，看到沈阳城市功能的转变。
九十年代初，沈阳市委**张国光提出“强化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决策，使沈阳得以从单一的重工业城市向多功能的现代化城市转变，才形成了现在“三二一”的产业比例关系，才有了大半国有企业不景气而依然生机盎然的沈阳。
应该说，这也叫“逼上梁山”。有了企业不景气，有了企业改制，有了下岗职工，于是有了打开的窗口等新的增长点，有了雨后春笋般的第三产业。
当张玉明式的“窗内人家”正在为自身生计犯愁时，沈阳的有识之士从打开的窗子内外望见了另一番风景。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林木西认为，沈阳第二产业最发达，第二产业也最困难。但出路很可能不在第二产业，而在蓬勃兴起的第三产业。这是与沈阳的东北中心城市的功能相匹配的，这是时代的需求。
两个“３０万”
别看沈阳有那么多人没工作，可沈阳的钱好挣，在外地是出了名的。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沈阳钱没腰，捞不着是熊包。”
据沈阳市劳动局劳服公司总经理宋乃义介绍，每年来沈阳挣钱的外地劳动力大约有３０万人，每年外地人都能从沈阳带走几个亿。
外来的３０万，沈阳下岗的也有３０万，这两个基本吻合的数字颇让人玩味。
铁西区工人村菜市场边上，有一溜儿擦皮鞋的摊子。说是摊子，其实全部家当只有三大件：一张高凳子客人坐，一张矮凳子自己坐，外加一个工具箱。元月４日这天，天气实在冷得厉害，我们捂着耳朵在摊子间溜达，想寻找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
溜达完２０多个擦鞋摊子，我们终于和一个３０岁出头的妇女搭上了腔。她皮肤白晰，衣着也较为整洁。上前一打听，原来是本地人。
这位本地擦鞋工姓刘，人家都叫她“刘姐”。她原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放长假已经一年多了。“我是１９９４年冬天开始擦皮鞋的，图的就是这一行不用啥本钱，也不会亏，挣个零花钱。”她的摊子上没客，就站在摊子边跺着脚和我们唠嗑：“我这人脸皮子厚，没啥抹不开的。有一次我儿子不知在外边听到些什么，回来跟我说：‘妈，你能不能不擦皮鞋？’我抢白他说：‘你妈不擦皮鞋，你能上学吗？’他就没话了。”
话虽说得响当当，但在最初的半个月，她还是戴上了口罩，看见熟人就赶紧低头。要知道，这活儿在沈阳可是件很“ 碜”的事儿。时有民谚曰：“宁可饿死，也不蹲马路牙子。”指的就是这类事。“我要是个姑娘，我也不敢来擦皮鞋，这里的人都认识，以后怎么找对象呀。”刘指指周围的外地人：“不象他们，在这里低头挣钱，完了回家换身干净衣服，谁知道你在沈阳干的是什么活儿？”
这时有人来擦鞋，刘一边掏鞋擦子，一边补充说：“这活儿不错，比在单位里开不出工资强多了。”
但是，肯象她这样干的沈阳人还不是很多。其实，前几年沈阳就有**声疾呼：我们的钱都让外地人挣去了！可喊归喊，干归干，街头许多服务业和企业里的苦脏累工作几乎都成了外地工的天下。“本地人抄手看，外地人把活儿干”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宋乃义经理说：“不要说擦鞋卖菜，就是正规企业里的脏累岗位招工也很困难。”实事求是地讲，沈阳对外来工的使用是控制得比较严格的。但由于招不到本地工，１９９６年仍不得不向外地工**１５个行业的２３６个工种，其中化工、纺织、冶金、建筑等重体力岗位招收外地工最多。
我们在沈阳还听到这样一件事：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沈阳兴华造纸厂因资不抵债宣布破产。为安置厂里的８００名职工，铁西区劳动局等部门第二天就在厂内举行了职工再就业洽谈会，前来招工的有国有、集体、私营和合资企业的１１家共３０多个工种。谁知，已经三、四年没正常开支的“兴华人”竟对此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报名者仅１００多人，达成协议的也不到５０％。
“兴华人”态度鲜明：“我们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又没犯错误，凭什么要去大集体？”
“那些工作都是临时的，以后老了怎么办？”
“听说某厂要全盘接收兴华，我们还是等等吧。”
市妇联宣传**刘志娟给我们讲过这样的事：妇联为给占下岗６０％左右的女工安置岗位，想尽了各种办法，可不少女工虽然是没什么技术的熟练工，但却提出了“四不去”：“活儿累的不去，挣得少的不去，离家远的不去，没保障的不去”。养花女臧静想找几个莳弄花的力工，每月５００元，找了几个也不愿去，结果还是南方人干了。
“这都是让旧体制给惯的”，一位曾采访过此事的新闻界同行说。
离开擦鞋摊，我们对工人村进行了家访。第三居委会的主任刘大妈听说来意便说：“你们也甭去别处了，就上俺们家吧！”
主任的老伴孙长乐今年６８岁，是“一五”期间从山东来支援沈阳的“大工匠”。“我１９５４年进大拖（沈阳拖拉机厂），当时只从苏联进了两台Ｃ６２型机床，我就开一台。”老孙说起当年顿时神采奕奕：“１９６３年我就评上了７级工，工资比厂长还高几块。”
“可那活儿也真累”，老孙话头一转：“俺们两口都是车工，知道那是咋回事儿，常常是一站七八个小时不下来。所以我的儿女们，都没他们干这行。当时想，反正也是大锅饭，能轻松点就轻松点。”可现在，他家的四个儿女，有３人下岗，都窝在家里。
正说着话，老孙的师弟董振刚来了。他也是大拖的退休车工，家里３个孩子，大儿子光干活不开支，二儿子和姑娘都被放了长假。二儿子曾经试着到市场上去卖菜，但因为不会“弄秤”，赚不着钱只好又回家呆着。于是，今年已经６２岁的老董只好重新出山，在一家私人企业干车工活儿，他的报酬成了家里的主要生活来源。
“你的二儿子不也是车工吗？为啥不让他也去揽点活儿？”
“他那两下子，糊弄公家还行，还能让私人老板看上眼？哼！”
老董的话让我们想起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看到的情景：一边是冷冷清清的技术工窗口，上百个技术性工种的需求信息在大幅显示屏上眨巴着渴求的眼睛无人理会；一边是拥挤不堪的熟练工窗口，到这里求职的人自带干粮，在大厅里一蹲就是一整天。有的连着来了十多次，仍是无功而返。
我们从资料上查到这样一组数字，权当为这一反差作注：沈阳各企业每年仅车、钳、铣、磨四个主要技术工种就缺岗四五千人，可在本市招工、调剂中补充还不到２０％。劳动部门只好到农村去招工，１９９３年招农村工５００人，１９９４年增加到２０００人。
厂长的肩膀
当个亏损企业的厂长也真难。
任永德，一米八多的大个儿，进门一边寒喧一边坐在了沙发上，缩进军大衣里，一下子就没了。
“实在对不起，早晨有几个工人**，抱歉，抱歉。”任永德是亏损大户沈阳拖拉机厂的厂长。昨天，我们打电话说要采访他，他没让我们去厂里，说到我们住的宾馆比较方便。但今天他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我先介绍介绍情况吧！”任永德习惯性地往兜里掏了一下，什么也没掏出来。这天是元月３日，上班第一天该是厂长最忙的时候，只不过他的忙有些不一样。接待我们采访前被“要债”的堵在了屋里，几拨困难职工象约好了似的来跟他要工资，他好不容易才脱了身。元旦那天，我们冒着寒风走访了几户职工，其中孙长乐就是沈拖的退休职工，他和两个也在沈拖的儿子半年多没领到工资了。
“我厂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已经连续６年亏损，累计亏３．２亿。我们欠银行贷款３．１亿，欠职工集资款６０００万，欠电业局１０００万，欠职工统筹１０００万……全厂平均工资只有３００元，在岗的工人欠发最多的已经７个月……”
任永德胸中这本帐够沉重的。他原来是小型拖拉机厂的厂长，１９９２年调到这儿来当工会**。以前的沈拖可不是这个样子。被沈阳人习惯称为“大拖”（主要生产大马力拖拉机）的沈阳拖拉机厂，是同行业的老大哥，全国第一台蒸汽拖拉机就是从这里开出去的。象孙长乐这样的老职工，都亲眼见过**来厂视察。１９９５年，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当了一年内的第三任厂长。前两位一个被免，一个住进了医院。“当时我给局里提出三个５００万：技改投资５００万，流动资金５００万，还职工欠款５００万。我跟局里说，不过这个数，谁干谁遭罪。可局里做不了银行的主，一共只给了３００万。”
钱没有，人也不准动，６０００多名职工大拖都得拖着。沈阳市规定，企业富余人员的８０％必须在企业内部消化，１０％行业内解决，１０％可以推向社会。企业就象一道防洪堤，把大量富余人员拦在了企业内。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失业者，也就是解除劳动合同者每月可领到１１９－１７９元的失业保险金，享受免费再就业培训。而当初有幸留在企业内的职工，一旦下岗，理论上只能享受沈阳市规定的最低生活救济标准８５元（１９９６年可能增加至１００元左右）。由于这８５元由企业支付，所以许多下岗职工往往是一分钱也得不到。
任永德说：“好几亿的欠款，还有那么多富余职工要生活，我就是打着滚儿也挣不出来呀！”实质上，他这个厂长只不过是个维持会长。
“要是让你有权裁人，就大拖目前的生产能力和规模，你需要多少人？”
“３０００人吧！得裁去一多半。”
大拖有个冲压件车间，与台湾合资生产汽车覆盖件。原有４００名工人，结果只留下了１８０人，甩出来的退休职工要大拖养着，富余职工也要在大拖重新分配。现在这个车间主任的工资是任永德的３倍。“要让这么干，我能比台湾人干得好。”
说归说，到底任永德还是个国有大企业的厂长。工人需要吃饭，社会需要稳定，历史包袱得有人背，现实困难总得有人来克服。他当一天厂长就得扛一天。为了过新年，为了让职工能吃上饺子，任永德下令卖了库存的最后一批薄板钢材。大拖职工因此每人得到１００元。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一阵沉默之后，谈话也变得凝重起来。“厂里这么困难，想没想过申请破产？”我们问任永德。
“破产？谁不愿意破产哪！债务解脱了，职工有了说法，那时我也就算解脱了。”任永德叹了一口气，“可现在的问题是国家破不起，大拖加上退休职工８０００人，怎么安置？沈阳一年的破产准备金，也就够破一个大拖的。”
那大拖怎么办？听说，沈阳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两次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大拖的问题。任永德在会上提出的方案是“大船搁浅，舢舨逃生”。这也就是说，把十几个车间和后勤部门都变成**核算的法人，然后把固定资产、机关人员和债务等都分下去，全下海，能游的就活了，不能游的就死，省得捆在一起都得死。
可实际上，象大拖这样的大企业还没有先例这么做，大拖还得等。关于国有企业的**，中央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任永德盼着这个具体办法能尽快出台实施。他说，也许这个方针落到实处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注：２月份，任永德被免去了大拖厂长职务，新厂长已走马上任。）
看不见的战线
有人说，沈阳在目前的条件下进行如此剧烈的结构调整，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按国际上的常例，５％的失业率即为警戒线，然而在沈阳，３０万工人下岗而没有出现大的不稳定，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来自哪里？
“再就业工程”是本届沈阳**的八大工程之一，在全国也颇有知名度。据市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宋乃义介绍，新办企业必须按其情况招收相应比例的失业或下岗工人，凡愿上摊自谋职业的，优先办照，减免部分税费。１９９５年，市劳动局安置失业和停产、半停产企业放长假职工３６１８９人。然而被**系上保险索的，毕竟还是少数，象所有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的城市一样，沈阳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历史上没有这笔资金积累，对于在调整中自救的企业来说，现拿钱也非常不易（沈阳的失业保险金上缴率为８０％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沈阳不得不启动了另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减震系统。
我们走访了包括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团体的基层组织，它们都是这个庞大减震系统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些社会网络上最细微的点（尤其是上千个街道居委会）对沈阳稳定起到了居功至伟的替代作用。
轻工街第三居委会位于铁西区和于洪区的交界处，辖有１１１２户居民。１月４日，雪后初荠，天气格外地冷。我们循着一个公用电话牌（这常常是居委会的明显标志）找到了居委会的小屋。
小屋很小，墙上挂满了奖状，“真不好意思，我们原来申请的办公室让给赵晶办切面店了，你瞧这屋子的埋汰劲儿”，居委会６０岁的主任一边招呼我们，一边搬出一堆黄色的小本，“你们要了解谁，这里都有。”
我们查看这著名的“四簿八册”，发现这可能是中国最准确、最严密的统计管理了，在这里下岗有登记，安置有回执，无论是招工就业还是从事临时性生产经营，都有相应的凭证，甚至出国人员也有护照复印件。
陪同我们的街道妇联主任介绍说，三委有下岗工人６３人，５４人找到了正常的进钱路子。“他们大多是在老太太的帮助下重新起步的。有的想作买卖不懂规则，老太太就踮着小脚（或者大脚）给跑执照，争减税费；有的想办托儿所缺设施，老太太从家里拿来米面、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一个女青年自学了裁剪想开个裁缝店，但开头没人认她的技术，老太太拿来衣料：‘闺女，俺们老了，衣服不讲究，你就大胆裁吧！’”
一天，居民区里的下岗女工韩寿华来到委里，话未出口，泪已先流。原来这两人都太老实，到市场上卖白菜，没赚着钱，反赔了老本。“大姨呀，你们能给想个办法吗？干啥俺们都乐意。”
铁西区环卫局一位**住在三委辖区，老太太们一合计，决定泡上他。第一次到**家，**说：“现在不缺人，缺人时再联系吧。”几天过去，老太太又来了，反复说明了韩素华家的困难，**被打动了：“我给你们打听打听吧。”又过几天，重工街环卫所终于同意安排韩素华夫妇当临时清扫工，每月工资３００元。
“**就得人帮人嘛！”这是三委老太太最常说的一句话。
采访中，皇姑区塔湾街道办事处妇联主任刘淑凤讲的两个故事，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可贵和必要。
９５年春，街道辖区一位女工和丈夫同时下岗，生活一时变得比较困难。一天，她一觉醒来，越想心越不顺，于是怀揣枕头来到厂门口大闹，号称不给开工资就要生二胎。可厂里实在无法解决，担子还是落在了街道的肩上。
街道妇联帮助她在本街市场要了个摊位，让两口子卖鸡蛋，并免收半年管理费。家里有了收入，日子平静了，女工的气也顺了。
此事刚完，街道下属的东风委又报来险情：另一户双下岗的家庭，丈夫想不通，在家用刀子扎了自己十几刀，血流不止，幸亏居委会同志及时送医院才保住性命。从医院出来，老太太们想，要真救命，还得帮助他尽快找到谋生之路。于是一拐脚，就来到驻街的军队７６７库帆布厂。
“那时我们不知说了多少小话，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就差给人家跪下了，人家才答应收他做临时清洁工。”
出院后，老太太带着他到７６７库报了到。一月后，这个男子汉又找到居委会，一进门就行个大礼，然后掏出一个纸包流着泪说：“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送给居委会，算是报答你们对我的恩情。”
这样的故事，我们在沈阳还听到很多很多，可惜没有也不可能把得到过他们帮助的人象**部门那样作个统计。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谁都知道，现在这样的“减震”方式是临时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保险、培训和职介等）和发育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但目标是明确的，过程是艰难的。
面对失业、下岗，沈阳人就是这样齐着心，咬着牙，用他们力所能及的力量，完成着现实和目标之间的艰难过渡。
一条街的历史
五爱市场是沈阳最早从黑夜中醒来的。
每天早晨三、四点钟，上班族还在梦乡的时候，仅次于市中心地带的五爱市场已是川流不息了。成百上千的公交车、大货车、“倒骑驴”（沈阳一种车体在前、人在后的人力车）就从东西南北朝这里涌来。车流、人流、物流，构成了一种喧闹的繁荣。五爱市场周围的街路，从凌晨直到下午，一直是沈阳市最拥挤的。
处在风雨坛和热闹路交叉点上的五爱市场，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风雨雾雪，这里都是一样热闹。
４６岁的前瓦工曹稀真，不仅在五爱市场拥有６个卖日杂的摊位，而且在市场边上还开着一个小吃店。６时许，小吃店开门，我们成了第一批顾客。接着而来的是忙活了一大早的摊贩们。
小吃店的生意很红火，市场摊贩来吃，来买东西的也来吃。“这个地方风水好，就连旁边那个厕所一年都上交１２万，在边上看自行车的一年也能净挣３万元。”曹稀真边忙碌边和我们说着话。
的确，五爱市场是块宝地。这个占地１２万平方米的大市场号称“中国城市第一大集”、“全国第二大集”，正式业户有２．１万，日客流量３０万人次，１９９４年的销售额达７０多个亿，比全沈阳的国有商店的总和还多；上缴税费１．１亿，在全国各大批发市场中名列前茅。
五爱市场西区总经理张德印对我们说，这样一个大市场，它没有产生在有经商传统的南方****前沿，没有产生在全国人流、物流中心的北京、上海大都会，它却诞生在了缺少市场经济思想启蒙、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的沈阳，定点在古皇城边沿，真是个颇有意味的现象。
“我１９８３年就出厂了，爱人没工作，厂里那几个钱不够用，就出来做点小买卖。当时叫停薪留职，现在我的关系还在厂里，十好几年了。”曹老板趁空儿给我们讲起了过去。
“我们最初那会儿是在小东门，紧靠着旧皇宫的后院－－老中街。那地方人来往多，生意好做。开始只是有３０多个人干，当时**不让随便摆摊，见我们就赶。国营批发单位又不批货给我们，只能从南方捎点来或者是从乡镇企业进一点，偷偷摸摸地赚几个零花钱。虽然费劲，但货好卖，我们就哪能赚钱到哪儿卖。小东门、大舞台、南顺城、五爱街，挪了２年多才算安定。”
我们从有关资料上查到，**正式给城市个体户建场是在１９８５年，在全长７００米的五爱街上，从事个体经营的业户已达６００多。这时的成员已经比较复杂，除了原来的退休工人、小商贩之外，一些回城知青和“北大”毕业（沈阳大北监狱释放的两劳人员的自称）的已经加盟，还有近郊和农村的那些打游击式的旧物贩子等“三教九流”。
然而，在一个计划经济网络充分发育的社会，商品经济的小鱼要舒展地游动该是多么地难。五爱市场的崛起，首先是一统天下的商业批发部门感到了挑战，脸上无光：“个体户搞批发，搅乱了主渠道！”接着，有人在人代会上提出质疑：“给个体户找地盘发大财，这不是在**纯净的花园里种下一颗红罂粟吗？”此外，卫生部门、交通部门和五爱街的邻居们也纷纷提出**，一时间沈阳对五爱街非议四起。
可在全国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大背景面前，在市场需求的强力拉动下，五爱市场还是不可遏制地在膨胀、再膨胀。到了１９８８年，五爱市场业户已达 到３０００多户。离退休的把子女吸引过来，城里的把城郊和农村的，以及外地的吸引过来。
刚上任的沈河区委**张玉琢看到了这一必然规律，决定去积极顺应它。盛夏，他与班子成员一起头顶烈日走遍全区选点。最后在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前停下了。这里有４００多户居民和２８个单位，光是烟囱就有几百个。算一算动迁费，得需２３００多万元。
在市中心动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可区领导下了决心，再难也要搬！他们向业户集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进行了沈阳历史上少有的大动迁。
从国庆节开始对这个棚户区全部动迁，只用了一个半月，够神速的。建市场同样神速，到１９９０年的１０月５日，市场全部搬迁完毕。
这一搬迁，让五爱市场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增长迅速的业户队伍，到１９９４年就已经达到１．６万户。扩大的五爱市场已经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１２年的风风雨雨，不管人们用怎样的眼光来审视它，现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步入市场，你已经无法想象这是从一条露天、散摊的小街道零市演变出来的。展现在你面前的是气势恢宏、疏密有致的交易大棚，宽敞明亮、布局合理的交易大厅，琳琅满目、花样繁多的货摊架上吸引着的摩肩接踵、手提大包小裹的人的海洋。
市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这里的１３大类商品、２万多个品种的商品来源于全国各地，而后又辐射东北三省、河北、新疆以及独联体各国。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飞来飞去的俄罗斯商人、两大车站的满载而归的外地人，奔的都是五爱市场。这里的买卖周转期从前几年的一个月已经缩短为现在的１０天、７天。如果有好信息，一个“大哥大”打过去，明天飞机就运过来。一旦市场上出现走俏货，不出两天，到处都有。货快且便宜的定位，使五爱市场成为城市工薪阶层和广大农民的购物天堂。就连市内一些大商店也到这里来上货，因为，这里的货买回去加价再卖，还有可观的利润。
可五爱市场给沈阳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买一件衣服省几十元钱那么简单。它带给沈阳人许多思索。张荣茂市长对我们说，必须把搞活企业与搞活城市结合起来，就工业谈工业，就下岗谈下岗，沈阳没有出路。“引进大市场背景是我们‘八五’期间最大的思想收获。”如今，沈阳已有带中国、东北字号的大市场十多个，沈阳已经从传统的大工厂向大市场转变。
曹老板一家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随着转变的。“我们家是瓦工世家，技术是世代相传的。到了我这一代就只好改行了。”他们四兄妹都是瓦工，都因单位效益不好先后下岗。“我是家里最早出来的，日子最好过。弟妹们要下海，我都借钱给他们。干什么不比在厂里不开资强？”
相比而言，曹老板的帮工王 的转换要艰苦和被动得多。她今年４３岁，原来是新乐精密仪器公司的统计员。因单位效益不好，四个月前刚办了提前病退。“其实，我是没办法，爱人有病，儿子在上大学。在厂里被剥离，只能领８０％工资。钱不够用，还不如退了。”
可想病退需要医院的证明。她编了一套话去见医生，但在科学面前，她的诺言一捅即破。她只好跟医生讲了实话。软心肠的医生终于被她打动，开了她所需要的证明。
“厂里要好，谁愿意这样干呢？如果等到５５岁退休，工资说不定就上千了”，王 说到这眼圈有些红了。“我现在每天不到５点就出门，骑车到这里要两个小时，晚上回到家里骨头都要散架了。我离厂后从不看厂里的闭路电视新闻，看了心里就难受。”
象她这样“逼上梁山”的，在五爱市场不是少数。据市场负责人介绍，市场里目前的业户中，各类下岗职工占６５％左右，围绕市场安置的闲置人员约有２０万人之众。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们导向了这里，虽然开始可能不是出于自愿。但是，正是这些充满酸甜苦辣的故事谱写着五爱市场的历史，也谱写着沈阳众多下岗职工的阵痛与新生。
（发表于1996年5月内刊）
orochi2010
广州：领三百八的下岗工人怎样过春节
日 15:25 广州日报
& & 手松手紧节日都得过，一条鱼半只鸡照样是团年饭；
再难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十元一套童装几元一盆四季桔照
样逗得孩子开心；退出工厂没有退出社会，节前三几百元
的政府慰问金捎来的是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新春佳节，正当万家欢乐贺岁之际，我市还靠领取政
府380元基本生活费或失业救济金的下岗、 失业人员是如
何过的呢？记者走访了他们。
& & 除夕当晚先为他人张罗年饭
& & 除夕，正是家家办年货、装点家居、做团年饭、逛花
街之时，下岗工刘凯也忙个不停，但她忙的不是自家，而
是上门为别人服务。
& & 今年才29岁的刘凯，去年6月从某毛巾厂下岗。 可说
祸不单行，不久，其原在某家电企业工作的丈夫，也因企
业不景气相继下岗。一对下岗夫妻，还要养育一个2 岁的
小儿，合共760 元的基本生活费实在难以支撑起这个“特
困”之家。幸亏夫妻俩还年轻，有气力，刘凯经人介绍，
先是到商场当营业员，但因工作时间安排难以照料小孩，
她又当上了家政钟点工。由于刘凯勤快，博得顾主喜欢，
天天有人预约她上门服务。她爱人也受雇于一家私营家电
商场运货。
& & 挨年近晚，雇请钟点工的家庭特别多，刘凯自然成了
抢手之人。这天，她接了4家人的雇请。早上8时，她就出
门，中午也顾不得歇一下，为3户干部、 知识分子家庭搞
完清洁卫生之后，已是下午5时， 她还得上一户个体老板
家张罗团年饭。直至晚上约7时， 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
到自己的家，与丈夫一齐忙自己的团年饭。虽说忙了一天
已很累，但刘凯获得的劳动报酬尚可观，按每个钟服务10
元的价，她已有100多元的收入， 加上雇主作为节日的“
利是”，过一个春节也较宽裕了。
& & 昨天，记者在万松园市场一个鸡档前，见到了黄大哥
正在替个体老板杀鸡。年近50岁的黄大哥原是某机械厂的
职工，早年参军复员后到厂工作。30多年来，工作勤勤恳
恳，是厂里的生产骨干。一年前，由于企业任务不足，在
转制中，他下了岗。因其年纪偏大，只有高小文化水平，
多次见工仍未遂意，为了维持一家4 口人的生活（其爱人
无业，两个小孩在读），只好靠打短工帮补家庭。下岗以
来，他做过值班员、汽车保管员、送货员，只要有收入他
& & 年初一清早就到鸡档拔鸡毛
& & 适逢春节期间，鸡档老板急于多雇几个短工，黄大哥
珍惜这工作机会，从年廿九至年卅，连续通宵达旦运鸡、
杀鸡，大年初一、初二一大早又忙开了。每只鸡拔毛费为
0.3元，一天工作10 小时以上，完成毛鸡“拔毛作业”100
多只，一天赚得工钱40多元。他对记者说，不干不行，手
停口就停。平时找工难， 趁春节雇工机会多， 春节不休
息多赚几个钱也值得。
& & 自己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 & 除夕夜，叶大姐与7岁的女儿及80 多岁的婆婆围坐在
饭桌前吃团年饭。虽菜色不多，一个鱼汤，半只鸡，一碟
菜，婆媳仨也吃得开心。叶大姐一边不停往孩子和老人碗
里夹菜，一边说多吃点。饭后，叶大姐拿出一套花了10元
在特价商场买的童装，让女儿试身，小女孩在镜子前左看
右瞧，连声嚷“妈妈我漂亮吗”。她让女儿穿上新衣后，
又带她去逛花街，花几元钱买回了散花和一盆四季桔，顿
时，小屋里充满了融融春意。她对记者说，再苦也不能苦
& & 今年38岁的叶大姐可算命苦之人，丈夫于1993年因病
去世，留下一笔债务。去年7月， 她所在的某家具公司倒
闭，她成了失业人员。每月仅靠领取380 元的救济金维持
一家三口的生活。更不幸的是，她又患上了乙肝，劳动部
门多次为她介绍工作，用工单位都摇头。万幸的是，政府
劳动部门经常给予关心，不厌其烦地为她推介工作。节前，
又给她送了500元慰问金及生活用品。同时， 还捎来了喜
讯：某报社招聘发行员，让她试工。政府的关怀与鼓励，
给她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搞咩啊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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