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咏史二十首》与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

摘要：王国维现存早期诗作中最著名的是《咏史二十首》，该组诗歌所涉时间跨度从中国人种的由来到明朝的灭亡，所涉内容多半集中于历代中外关系。通过考察可知《咏史二十首》与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之间在创作契机、咏史视角、主题选择、具体内容上存在整体上的内在联系，细节上也存在受当时某些流行观点影响的痕迹。此外，王国维与《中等东洋史》的1899年首译本《东洋史要》和1908年重译本《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之间也存在极大的关联。众所周知，《东洋史要》由樊炳清翻译、王国维做序，经多方考察可知后者也是由樊炳清为主与王国维共同完成的。从几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王国维流亡日本之前虽然没有专事历史学研究，却一直关注着国际史学界的动态和进展，这也是他赴日后能迅速转入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王国维《咏史二十首》  桑原骘藏《东洋史要》  樊炳清  《重译考订东洋史要》。

《咏史二十首》是王国维青年时期的诗作，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两句闻名，风格壮阔，视角新奇。这组诗在王国维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始载于1928年11月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第66期，编者有附记：“按右诗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为静安先生壮岁所作。集中失收，且从未刊布。本刊辗转得之罗叔言先生许，亟録之以示世人，编者识。”[1] 由附记可知，这组诗来自罗振玉的收藏。据2009年《王国维全集》记载，上世纪80年代上海图书馆在“高啸桐友朋书札”中发现了这组诗的另一个版本，即1900年王国维寄给高啸桐的手写稿，其中几首诗的内容与罗振玉收藏版本有所不同，而且还多出了5条夹注。诗末有王国维的题注：“庚子（1900年）三月以事留滞武林，病风苦咳，不能读书，辄拈笔咏古，得二十绝句，録呈啸桐先生正。王国维草”[2]

王国维《咏史二十首》，虽然很多学者都有涉及，但专门研究却很少，而涉及到的研究也集中在艺术手法的体现、早期思想的探讨等。1984年谭佛雏先生曾有《<咏史二十首>与王国维早期审美观》一文，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咏史二十首》手写本发现后，胡逢祥老师写了《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一文，对诗中所体现的王国维一些史学思想做了介绍。这组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能确定，胡老师在他的文章中也较详细地对此问题做了说明，并提出自己的认识。

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中对王国维咏史诗有记载“公来受学，时予尚未知公。于其同舍生扇头读公咏史绝句，知为伟器，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之忧。”[3]。王国维好友兼同学樊炳清在《王忠悫公事略》中对此事也有记载：“时上虞罗叔言参事振玉设东文学社于上海，延日本藤田博士丰八为教授，公来受学，参事见其咏史诗，大异之，许为大器，力拔之于庸众之中。”[4]

根据罗、樊记载，一般认为这组诗写于1898年前后。谭佛雏先生认为应在入东文学社之前；袁英光、刘寅生两位先生在《王国维年谱长编》中，根据《高啸桐友朋书札》，把这组诗的写作时间记载为1900年5月；胡逢祥老师作为《王国维全集》的编者，其在《王國維<詠史二十首>手寫本的文獻價值》一文中的观点与《王国维全集》相同，认为是从1898年开始陆续创作的，直到1900年完成，形成组诗的规模。陈永正老师《王国维诗词笺注》一书主张“据组诗第二十首所咏为日本事，组诗当作于静安入东文学社习日文之时，即1898年3月至6月间”。

从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的记载可知，他开始并不了解王国维，看到王国维的咏史诗后，才开始重视王国维并为其提供赡养家室的费用，使他能够专心问学。根据王国维与许默斋书信以及王父日记记载，王国维于1898年2月（戊戌正月二十六[5]）初进实务报馆、2月24日（农历二月初六日[6]）进入东文学社学日语，因为工作关系只在每天下午学3个小时，开学时交束脩10元钱，最初只有6个学生，6月中旬（农历四月中旬，此年闰农历三月[7]）又扩招了两个班级。教科书用的是寻常日本小学读本共7册，由于阅读时间不够，王国维说自己在同班6人中学得最差。6月底他在信中提到藤田丰八为了让他更多地练习日语，向汪康年推荐他在报馆换一份翻译日文报纸的工作，可未等有结果，7月18日（五月晦日[8]），王国维因腿病从上海回到海宁，一直到11月下旬才回上海。根据以上内容可见，从2月底到7月下旬，王国维只有午后3小时在东文学社，只学日语，且成绩不好，在与父亲和好友信中都未提到过罗振玉，可见此时他并未得到罗振玉的注意。7月下旬到11月底又因病一直待在海宁，更无深入接触的可能。这一年6月份（戊戌四月[9]），王国维写了《杂诗三首》，主要内容是怀才不遇、居于斗室、良才被当莠苗的感叹，情感基调与《咏史二十首》也完全不同。

1898年11月下旬，王国维返回上海，戊戌政变已经以失败告终。《实务报》馆关闭，罗振玉与蒋斧经营的《农报》馆也失去资助，东文学社生徒四散，校费无法筹集。罗振玉《集蓼编》中曾提到，当时留下的学生中，后来名气较大的王国维、沈紘、樊炳清都在其中。据王父日记记载，王国维回到上海后，极为矛盾在东文学社的去留，为了生计，他仍然希望能在报馆工作。当时许墨斋已经回上海，在《昌言报》馆工作。王国维因生活困难、“日用一切頗形枯脊”[10]，在11月下旬的信中希望许氏能推荐自己到《日报》馆翻译东文，但没有结果。王国维于是仍旧留在东文学社，与樊、沈开始在《农报》馆担任翻译，使《农报》得以继续发行，三人学费也得以免除。此时王国维已经认识罗振玉，但他并未得到特殊待遇，免除学费也只是因为在《农报》担任翻译、社论等工作，与同样因为生活困难免除学费的沈、樊二人相同。直到1899年秋天，东文学社状况好转、学生渐多，王国维被任命为学监。也是在此时，另一名日本人教习田冈岭云进入东文学社，王国维在其影响下开始学习英文、西方哲学。虽然很快王国维便辞去学监的职务，但罗振玉一直为他提供月俸，此时，王国维才开始有了收入。这件事说明罗振玉已经对王国维另眼相看了。虽然不能作为证据，但仅根据罗振玉的态度推测，他看到王国维诗应该在1899年秋左右。

《学衡》杂志发表的《咏史二十首》是罗振玉旧藏，可知罗振玉收藏的此组诗是完整的二十首，从内容看早于1900年手稿。另外，这组诗的风格、情感、视角统一流畅，应该是在短时间完成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内，是什么契机，让王国维对历史题材大感兴趣，创作了十二首咏史诗呢？众所周知，王国维来到上海是因为对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肯定会多方面接触新知识，但1898年社会上可见的西方纯学术书籍译本并不多，用科学方法撰写的中国历史书籍更不可见。这也是中国近代新学制施行后，历史教科书只能在日本历史教科书基础上进行编写的原因。新学传入初期，受到关注的大多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类的知识，翻译书籍、报纸也以此类内容为主。哲学、历史类书籍却因其纯学术的性质、于富国无用，并不受到重视。但在日本的情况却不相同，西方哲学和历史在东京大学作为课程已经很成熟。东大毕业的藤田丰八受此影响，此类书籍自然不少。1898年11月，王国维完全进入东文学社，从时间再结合王国维自序内容看，这是王国维有机会通过藤田丰八接触西方、日本书籍的开端，但王国维学习英语从1899年底才开始，此时自然看不懂英语书籍，日语书籍中涉及中国历史的，只有 1898年3月底出版的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

《中等东洋史》是一本在日本引发巨大影响的历史教科书，打开了在二十四史之外以另一个角度看待中国历史的视野。此书出版后被藤田丰八用作东文学社教科书，具体使用时间虽然不清楚，但肯定是在1898年底以后。1899年5月17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八[11]），东文学社出版的一些学社内自用的教科书开始发行，历史学科就包括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此书由樊炳清翻译，中文名为《东洋史要》。另外还有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箕作元八、夆岸米造的《欧罗巴通史》[12]。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以汉语撰写，应该是最早进入中国新式学堂的历史教科书，但参考西方近代史学方法撰写的《东洋史要》显然在中国引发了更大的影响和关注。在樊炳清完成翻译后，王国维在藤田丰八口述大意的基础上，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即《东洋史要序》。在称赞此书的科学性之外，还总结了书中内容以说明桑原此书注重东方诸国之间的联系性、团体性的特点。例如：“抑我东方诸国相影响之事变不胜枚举，如释迦生于印度，其教自支那、朝鲜入日本；汉以攘匈奴而通西域；唐之盛也，西逾葱岭，南奄交趾支那，以与波斯、大食海路相通；元之成吉思汗兵威震于中央及西方亚细亚，至其子孙，席卷支那、朝鲜，余势及于日本。又如日本丰臣秀吉，其关系于朝鲜及明之兴亡者不少。”[13]而这些史实也恰好被王国维用作《咏史二十首》其中几首的主题。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立足中国国史、同时关注与他民族、他国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在中国历史的撰写方面是崭新的视角，打破了前代史书编撰只列举史实，不建立事实间联系的形式。

非常巧合，王国维《咏史二十首》所采用的系统性、联系性历史观的视角与《东洋史要》相同，序言中王国维所举的5个表现东方国家相互影响的史实，也全部被王国维《咏史二十首》当做其中几首诗的主题。再结合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具体时间和状况、与罗振玉的接触情况来看，《咏史二十首》应该是1898年底至1899年5月之间，王国维受到《东洋史要》科学历史观的启发，同时有感于清末对外关系中处于弱势的现状而作，结合《东洋史要》序言内容来看，组诗完成的时间在“序言”之后的可能性更大。

二、《咏史二十首》[14]与《东洋史要》对比解析

如上一节所述，《东洋史要》与之前的历史著述相比，接受了西方历史学方法，在撰写过程中强调中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注重各民族史实之间的联系。而王国维的《咏史二十首》几乎每一首都采用了相同的对外视角，并选取书中典型史实作为诗的主题。因此，把两者在视角、主题、内容等方面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能更好地说明《东洋史要》给予王国维的影响。

1.历史视角与主题选择

《东洋史要》全书分为总论：上古之前（第一章东洋史的定义和范围；第二章地势；第三章人种；第四章时代划分）；上古期：汉族膨胀时代（第一篇周以前；第二篇周）；中古期：汉族优势时代（第一篇秦及西汉的初世；第二篇西汉的外国经略；第三篇西汉的末世及东汉的初世；第四篇佛教的东渐；第五篇东汉的末世、三国及西晋；第六篇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第八篇唐朝的外国经略；第九篇唐朝的中世及末世）；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第一篇契丹和北宋；第二篇女真和南宋；第三篇蒙古；第四篇元及明初；第五篇元末明初的塞外形势；第六篇明的中世及末世）；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第一篇清初世；第二篇清朝的对外经略；第三篇英国人东渐；第四篇中亚的形势；第五篇太平洋沿岸的形势）。篇下列章，此处不记。

从此书大概的结构框架能看出，其中有很多篇内容专门讲述中国与周边民族、国家间的互动、互相影响。例如 “西汉的对外经略”“佛教的东渐”“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唐朝的对外经略”“元末明初的塞外形势”“清朝的对外经略”“英国人东渐”“太平洋沿岸的形势”等，除专篇讲述之外，全书内容尽力注重政权“内外”史实间的相互钩沉，彼此影响，可以说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史书中孤立看待本国历史、忽视外族影响的视角。王国维《咏史二十首》同样采用了这种新的历史视角，几乎每一首的主题都涉及与周边的联系。

第一首从种族的起源入手，表明汉族原本就起源于现在被视为外族的西陲之地，以此表明汉族与外族之间的联系性。第二、三、四、五首，以远古神话历史为主题，分别赞颂伏羲的创世、皇帝与蚩尤苦战实现统一、对九黎的统治、舜帝和禹驱逐统一苗民的战争。这四首诗的主题内容同样见于《东洋史要》第二篇第三章“汉族与他族的关系及周代狄戎族的跋扈[15]”。其中说到：“上古时期与汉族有最大冲突的就是中国交趾族之一种的苗民。苗民早于汉族而居住在长江、两湖地区，尧舜时期其势力达到最强盛。九黎族也就是后来苗族的首领蚩尤，占据着中国腹地。后来随着汉族沿黄河流域渐渐南移，最终退到江南一隅。……”[16]等等。还讲述了黄帝杀掉蚩尤，舜、禹对苗族征战的内容，两者在主题选择、描述角度上几乎相同。其中第三首“憯憯生存起競爭，流傳神話使人驚。銅頭鐵額今安在？始信軒黃苦用兵。”从“生存”“竞争”等词汇可以看出王国维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了解了一些西方进化论的知识，认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皇帝与蚩尤之战正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观点的体现，这正是严复翻译《天演论》中关注的问题。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早是在1897年底刊登于《国闻报》，1898年4月正式出版，出版后很快风靡全国，王国维2月入实务报馆，3月进东文学社，在报社和学校这种消息流传快速的地方，自然会很快看到这本书。可知，王国维咏史诗整体创作视角、立意和主题虽然受到《东洋史要》的影响，但具体认识也结合了当时能够接触到的其他西方学术的新言论。

第六、第七两首诗，“铜刀岁岁战東歐（“東歐”手写本作“西歐”），石砮年年出挹娄。毕竟中原开化早，已闻镣铁贡梁州”。（第一句诗后有注释：“希腊鄂谟尔诗中多咏铜兵。”）“谁向钧天听乐过，秦中自古鬼神多。即今诅楚文犹在，才告巫咸又亚驼。”（手写本诗后有注释：亚驼者，与亚当（Adam）近，岂秦在西方已闻犹太人之说欤？）一首赞扬夏朝时期中国地区开化早于周边民族，另一首写秦朝统一战争时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具体内容虽然与桑原骘藏书无大的关联，但注重外来文化影响、对外联系的视角是相同的。每一首诗在描述中国历史的同时，都尽力插入与当时中国历史相关的外族、外国的信息。作者在1900年4月的手稿中对这两首诗做了修改、添加了注释，带有更加浓厚的探寻中国历史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意向。例如把“铜刀岁岁战东欧”改为“铜刀岁岁战西欧”，并注释说西欧诗人鄂谟尔诗（现在译为荷马，即荷马史诗）中有咏铜兵的内容。在第七首中，因为秦楚之战时期，秦国为了战胜楚国而祭祀神灵的祭文《诅楚文》，《诅楚文》中祭祀的神灵有一名为亚驼，因为读音与亚当（Adam）相近，王国维因此联想到欧洲神话历史中犹太人的祖先亚当，并提出质疑“亚驼者，与亚当（Adam）近，岂秦在西方已闻犹太人之说欤？”即是否地处偏西的秦国，在当时已经传入了西方的神话，秦人所说的鬼神亚驼是否就是亚当（Adam）？ 1899年夏天之后，王国维开始跟随田冈、藤田正式学习英语和哲学，1900年4月手稿中这两首诗的修改与注释也表明，王国维在具体细节方面开始受到英语和西方学术的影响。

前面已经说过，王国维把在“东洋史要序”中为了说明科学历史观所列举的史实，用作了自己咏史诗的部分主题，这些史实也是桑原骘藏书中用大篇幅着重论述的主要内容，它们不仅关系东亚各国，对印度、波斯、大食、西亚等地都有千丝万缕的影响。如第十一首“慧光東照日炎炎，河隴降王正款邊。不是金人先入漢，永平誰證夢中緣？”写佛教的东传，即王国维所说“如释迦生于印度，其教自支那、朝鲜入日本”的历史。《东洋史要》中古期第四篇专门针对两汉时期佛教的东传，讲述了印度在西汉时的情况、佛教在大月氏的盛行、西汉时西域交通的打开、佛教经大月氏传入，在东汉时开始盛行并建成白马寺等内容，又在“唐朝对外经略”中详述佛教在唐朝的鼎盛和向朝鲜、日本的东传。王国维此后在议论文章中，也多次用到佛教东传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外来文化的重要，以期推进西方学术在中国的传播。

第十首和第十二首“撝戈大启汉山河，武帝雄才世詎多。轻骑今朝绝大漠，楼船明日下牂牁。”；“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歌颂了汉朝通过武力和出使疏通了与西域各国的交通与联系。即序中“汉以攘匈奴而通西域。”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波斯湾）东头望大秦”作为这组诗里最出名的两句，气象壮观，视野高远。桑原骘藏书中谈到西域海上交通时也写道：“班超听闻大秦国富强，遣其部将甘英前往。大秦大略即今天的罗马。甘英经安息到达波斯湾东头，并未渡海便返回。”[17]这首诗赞扬甘英在视野和出访路线上超越张骞，事实上，拥有开阔的视野和策略也是王国维当时对国家和社会所寄予的期待。

第十七首“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赞扬了唐朝与周边诸国的通商繁荣；即“唐之盛也，西逾葱岭，南奄交趾支那，以与波斯、大食海路相通。”《东洋史要》同样用中古期第八篇“唐朝的对外经略”，整篇描述唐朝与外族之间的融洽相处与包容力，其中第八章“唐代东西方的交通贸易”和第九章“外来宗教的东传和佛教的兴隆”正是王国维用来表现唐朝包容力的“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寺建波斯”两句诗的详细史实描述。如同整组诗注重表现各王朝与外国、外族之关系，这首诗为表现唐朝强盛所选取的关注点是对外国、外族的包容力，作者认为具有这种包容力才是强大国家该有的气度。

第十九首“黑水金山啓霸圖，長驅遠蹠（手写本作“高掌”）世間無。至今碧眼黃須客，猶自驚魂說拔都。”讲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疆域开拓，即序中所列：“元之成吉思汗兵威震于中央及西方亚细亚，至其子孙，席卷支那、朝鲜，余势及于日本。”《东洋史要》讲述元朝历史分为七章，其中篇幅最长的三章分别讲述了成吉思汗、拔都、旭烈兀的西征，也与王国维关注元朝历史的视角相同。而且，王国维赞扬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能征善战，并不因民族之别对元朝的统一和强盛区别对待。

第二十首“東海人奴（手写本“东海人奴”后有注释：“丰臣秀吉”）蓋世雄，卷舒八道勢如風。碧蹄倘得擒渠反，大壑何由起蟄龍。（手写本诗后有注释：“明败于朝鲜，而国朝始兴。”）这首诗主题写日本丰臣秀吉时期对朝鲜和明朝的作战，造成明朝衰败、清朝趁机兴起。即序言中所列“又如日本丰臣秀吉，其关系于朝鲜及明之兴亡者不少。《东洋史要》对这一历史描述的章节是近古期第六篇“明中世及末世”的第三章“倭寇和朝鲜战役”，桑原在“明中世和末世”一篇中侧重讲述明与鞑靼、日本、朝鲜的关系，并以第一人称讲述日本两次进攻朝鲜，明朝派兵援助的史实，虽然最后进攻因丰臣秀吉的死亡而宣告结束，但对明朝和朝鲜造成了极大的国力损耗。[18]由此诗可见，王国维写明朝灭亡和清朝兴起的历史，并没讨论明、清自身的发展和衰落，也是把视野和关注点放在与日本、朝鲜的关系上，对丰臣秀吉“盖世雄”的称呼也耐人寻味，又一次体现了这种鲜明的历史视角。

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首，对曹操、桓温、北朝将士、李渊所表达的情感和视角也是统一的。如同不计较元朝是外族，王国维也不在意曹操的奸诈、桓温想要称帝的野心，看重的是他们对国家纷乱的统一，对局势的稳定。第十六首诗表达的是对唐太宗处于弱势时，不惜先向匈奴低头称臣，然后厉兵秣马、反戈一击策略的赞同，这应该也是王国维对晚清所寄予的希望。

这组诗里比较特殊的是第十八首“五國风霜慘不支，崖山波浪浩無涯。當年國勢陵遲甚，爭（手写本为“莫”）怪諸賢说(手写本为“唱”)攘夷。这首诗中的“争”手写本改为“莫”；“说”手写本改为“唱”，写的是宋朝灭亡，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虽然写的是宋朝灭亡，但视角还是落在“攘夷”这个对外关系话题的讨论上。由前可知，这组诗侧重表达的是对国势强盛、与周围民族、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状况的赞颂。但只有这首诗非常特殊，是整组诗中唯一写国家濒临灭亡时，对外族态度的讨论，这与当时清朝面对的情况很相似，从这首诗的前后改动也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清朝对外关系的思考、探索和犹疑。王国维对这一点的关注，在他1900年写给高啸桐的信里对这首诗的注释中也有提及：“当谓国势愈弱，则恶外人愈甚。宋人甚恶外人，汉、唐、元盛时不然。国朝嘉、道后始恶外人，康熙间不然。”[19]此处，王国维指出自身国势越弱，越排斥外国人及事物，清朝是从嘉庆、道光之后开始对外排斥的。宋朝国势衰弱时期，很多学者提出坚决“攘夷”的主张。对于这种“攘夷”学说的提倡，初稿中有一种明显的讽刺意味，即讽刺那些不考虑如何改善和强盛自己国家，只一味认为国势衰微的原因是来自外族，提出“攘夷”的学说，甚至影响到后世明、清的自闭和与外国、外族的交流贫乏，造成现在科学和学术上的落后。但在1900年4月手写稿中，作者把初稿中的“当年国势陵迟甚，争怪诸贤说攘夷”改为“当年国势陵迟甚，莫怪诸贤唱攘夷”，两字表现出态度的改变非常微妙，也说明了王国维对“攘夷”说态度的变化和犹疑。1900年4月，当时义和团已经兴起，逐渐在山东制造了一些破坏洋人教堂、杀害传教士的事件，并提出让清政府对外国军队宣战。慈禧一方面阻挠破坏了光绪帝主持的维新变法活动，仇视、敌视西方思想、学术，放弃了国家恢复强盛的途径，另一方面又无力抵御国内和国外的各种纠纷、武力，这种形势与南宋的处境极其相似。修改后的诗，看不出讽刺意味，多了无奈，也表现了王国维对“攘夷”的矛盾心理。他真正希望的是清政府能如汉唐一样强盛，摆脱内乱外辱，但又非常明白现今国势的衰弱，所以还是主张要像李世民那样，当务之急是先忍受耻辱强大自身，然后再力图对外抗争。

甲午日清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孱弱与周边国家的强盛，对比更加强烈，如何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与外国的交涉、各国之间需要维持一种怎样的状态？《咏史二十首》似乎也是作者带着这个问题在历史中寻求答案的过程，恰巧《东洋史要》细致专门的对外交涉、对外联系的内容，给了他集中讨论的可能性。因此，在漫长的历史和复杂繁琐的事件中，王国维短短的二十首咏史诗在视角选择、主题选择、历史观点上大体遵照《东洋史要》的主体框架尤其是其中对外关系史实叙述。王国维虽然受到《东洋史要》的启发和影响，得到创作的灵感，但这组诗通过历史事实所表现出的对外关系的关注和主张，也表现出他对当时国家形势的关心和焦虑，因此，对现今情况下对外态度的探索和思考才是创作这组咏史诗的深层原因。

2.对具体问题“种族起源”的关注

王国维《咏史二十首》不仅在看待历史事件的视角、历史主题的选择方面受到《东洋史要》的影响，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关注上也受到其影响。例如咏史诗第一首最初是受到桑原骘藏影响，选择了与《东洋史要》开篇同样的探讨种族迁徙问题作为主题，在具体观点上也受到其影响。但随着时间和学术动态的变化，1900年手稿中的修订显然又受到其他学说影响，但王国维对此问题持续关注的起源却来自《东洋史要》。

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开篇讨论汉族人种的西来。“汉族是东亚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人种，分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大约是在远古时期，从西方移居到中国内地的。在黄河两岸居住，然后繁衍生息向四周漫延开来，是东亚文化传播的开创者。”[20]在此书第一篇“周以前”的第一章“太古时期”开头又讲到：“汉族大概是在极其遥远的年代从西北方迁徙到中国内部地区的。[21]]咏史第一首“回首西陲势渺茫，東遷種族幾星霜？何當踏破雙芒屐，卻向崑崙望故鄉。（“西陲”手写本改为“伊蘭”；東遷手写本为“西来”；“卻向”手写本为“却上”）主题是歌颂华夏种族经历漫长岁月自西向东的迁徙，二十首咏史开端同样是从华夏种族西来问题入手。桑原骘藏在书中表明汉族人种由西方迁徙到黄河流域，王国维受其影响，再结合古史昆仑山的人类起源神话，认为汉族起源于昆仑山周围的中亚西陲地区。所以在《学衡》本中，有“回首西陲”、“却向昆仑望故乡”的表述。

根据孙江老师<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一文的研究，1894年英国学者拉克伯里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中国人种来自于古代巴比伦的学说，利用巴比伦遗迹以及西方的亚洲古史与中国古史传说结合，提出了中国文明西来说。这本书在西方并未得到太多关注，却很快在日本引发了白鸟库吉、林泰辅、桑原骘藏等日本著名史学家的激烈争论，甚至成为引发日本“尧舜禹抹杀论”和中国“疑古思潮”的部分起因。事实上，根据孙江老师在此文中的研究，桑原骘藏并未接受拉克伯里的华夏文明起源古巴比伦的学说，但他在《中等东洋史》（《东洋史要》）中模糊的表述，足以让大多数读者误认为桑原骘藏是接受了“人种西来说”的，毕竟作为日本著名史学家的白鸟库吉当时都对拉克伯里的部分观点表示支持。拉克伯里的学说大概在1900年由日本学者传到中国，在中国学术界也引发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和讨论。[22]如前所述，王国维咏史第一首在《学衡》本中，有“回首西陲”、“东迁种族”“向昆仑望故乡”的表述，但在1900年4月（庚子三月）手写稿中的表述却变成了 “回首伊蘭”（伊蘭，指伊朗高原，是波斯帝国所在地，当时日文译为“伊蘭”）、“西来种族”、“却上昆仑望故乡”。 诗中出现的伊朗高原正是古巴比伦人东迁首先经过的地方，而且他还特意强调种族的“西来”。所望向的故乡也不再是指昆仑山地区，而是需要登上昆仑山再向西望。明显可见，这几个字的改动表明了王国维对华夏种族发源地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他现在所认定的华夏种族发源地往更西的方向移动了。从改动前后内容对比可以看出，王国维也受到了上述影响广泛的“巴比伦起源说”的影响。

由上可知，第一首诗中王国维对华夏种族西来发起讨论和感慨，受到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东洋史要》）强调整体性的视角影响，以更为广阔的眼光在源头上审视中国与外族的关系。虽然1900年4月手写稿对内容作出的改动又有受到拉克伯里“巴比伦起源说”影响的迹象，但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却起源于《东洋史要》。

综上，桑原骘藏《东洋史要》（《中等东洋史》）作为东亚第一部采用新角度、新方法叙述中国及周边各民族、国家历史的著述，在藤田丰八的介绍下，最早被东文学社使用，王国维《咏史二十首》的创作在动机、整体历史视角、主题选择、具体内容方面都主要受到其影响，虽然诗中也有结合其他流行学说和观点的迹象，但只是细枝末节的观点，并不能影响其与《东洋史要》在整体上的内在联系。但如前所述，不能否认的是王国维在受到《东洋史要》影响和激发的同时，对国家形势的关心和焦虑，对现今情况下对外态度的探索和思考才是创作这组咏史诗的深层原因。

但进一步考察发现，王国维与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的渊源不止于《咏史二十首》和首译本《东洋史要》。1908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本名为《重译考订东洋史要》的中学教科书，这本书章节体例完全遵照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的框架，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增删，但在历史观点上并未进行大的改动，反而对其中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和改订，还增加了大量考订内容。这本署名“山阴金为”翻译和考订的《重译考订东洋史要》应该也出自樊炳清、王国维之手。

三、樊炳清、王国维与《重译考订东洋史要》

如前所述，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是由东文学社学员、王国维同班同学樊炳清（浙江山阴人）翻译的，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八（1899年5月17日）由东文学社出版发行，中文名为《东洋史要》，王国维在藤田丰八的指导下为此书做序。《东洋史要》完全遵循桑原骘藏原书内容翻译，王国维在序言中极力称赞此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由于东文学社的推介，《东洋史要》从1899年初版之后销行甚好，被很多新式学堂作为历史教科书使用，在中国流传非常广。经东文学社印刷开始流传后，出现了很多翻印版本，日本学者对《中等东洋史》在中国的流传情况也多有关注。[23]后来，又陆续出现其他日本人所作的中国历史类教科书如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要》等在中国流行开来，有些出版社看到日本出的教科书受欢迎，开始聘请日本人参与编辑其他学科的教科书。这种现象曾经引起过章太炎、梁启超等激进人士的不满，认为中国的历史却要由日本人来编写，事实上，两人在之后20世纪20年代都曾立志于编写中国人自己的新式历史教科书，但终究都未完全实现。1902年，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24]章太炎计划写《中国通史》，初期计划要写成“百卷之书，字数不过六七十万，或尚不及，尽力为之，一年必可告竣”[25]，最后却终究没写成，只留下一篇《中国通史略例》。东文学社早在1899年在重印《支那通史》时，就针对反对使用日本人所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一现象，在《支那通史序》中说过：“呜呼！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做，而它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26]《支那通史序》公认是由王国维代罗振玉所作，由此序可见，年轻时期的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纳新并不受到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学术独立”的认识始终贯彻如一。

使用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这一现象也受到1905年刚成立的清朝学部的注意。为了规范全国教材，学部又成立编译图书局，专门翻译国外教育类书籍，编定本国教材以及审查和规范各种社会上的教科书。清政府学部图书编译局成立后，开始对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教科书进行审查和筛选，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因其良好的市场反响和科学性，经学部审查，允许作为官定教科书使用（同时通过审定的还有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要》）。虽然此书在中国的翻译版本很多，但在体例和内容上最为完备的是1908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译考订东洋史要》，此书作为当时中等学校的教科书使用，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后印刷了4版，共印刷了11版，可见其畅销性和影响。

《重译考订东洋史要》在正文之前添加了较长篇幅的“凡例”，凡例由译者兼考订者亲自撰写，版权页内容中也只标明了译述者和发行者两项。排除了此书是由商务印书馆策划编写的可能性，确定是由译者兼考订者“山阴金为”自行编写完成。在此书的凡例内容中，金为提到：“一 是编拟命名重译考订东洋史要，考订云者，谓考其异同，订其疏舛也。”[27]声称将对原书中有错误、有疏漏的地方进行订正、补充，例如原书中提到“唐太宗征高丽、大败而还、宋神宗经略外国之策全失败”，金为认为这一说法“有涉诬妄”。又如原书说“西突厥託始于逹頭可汗”，译者却指出“隋唐书皆託始于阿波可汗”。此种订正之处在原文中较多，可见译者对考订此书用功颇细，其历史学功底也非常深厚。这也不免令人联想到王国维早在《东洋史要序》中就提出过此书“间有一二歧误”之事。凡例中还说：“一 近时新出诸书，当桑原君原书出版时，大都犹未发现，故其中所载事实多未经采録,是编皆择要补入，亦欲使购阅者，得此一书，抵够群书之用而。”[28]是说近年新出的一些书籍，桑原骘藏写《中等东洋史》（《东洋史要》）的时候还没有发现，所以有一些新的言论并未载入，因此译者把这些新出的知识和观点补入《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从这一本书就能了解到群书的观点。又说：“是编之成先后所调查搜辑中外诸书，不下数十百种，参互考订、别择弃取，頗费苦心。”“凡本书所载中外各国、其古今疆域之沿革，与其名人胜迹伟业、皆附刊读史地图，兼插图画，以备参考，而资感发。”[29]由此可知，译者不仅参考了上百本中外书籍增删、考订内容，还添加了多幅京师大学堂审定的地图并且绘制了多幅与书中内容相关的地图，使读者能够参考且资以感发。

在此书正文内容中，前面提到的法裔英国学者拉克伯里的学说也出现在《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中，例如在上一节提到的“种族西来”内容中所添加的考订，具体内容如下：“汉族。东洋史中尤重要之人种也。大抵据有中国本部。此族盖似于邃古时，从西方移居中国内地。栖止于黄河两岸。寝假藩殖于四方。古来播东亚文化先声者。案：德人某著东亚历史并附图。其考我上古事，曰黄种人自西北巴比伦来。一循江水而下，止于蜀，其图以绿色别之。”[30]可知，金为在考订内容中介绍了拉克伯里提出的黄种人祖先来自西方巴比伦的学说。又例如：在正文中提到远古时期的某个日期时，添加的考订内容为：“巴比伦有十计算法，以计大洪水以前诸王之年数与此同。说出西人拉克伯里所著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以千八百九十四年出版，其所引皆与中史相合者因得窥。汉族今尚无移译者，下注多本此。”[31]明确提出了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一书。此外，在正文提到伏羲创八卦时，考订内容中亦记载了拉克伯里观点，认为伏羲八卦是由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演变而来。根据孙江在《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一文中的数据统计，拉克伯里著书的名称在中国报纸或者公开言论中有不同的叫法，而《重译考订东洋史要》采用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的名字来自梁启超在日本主编的《新民丛报》[32]，时间大概是1903年。[33]如凡例中所说，拉克伯里的学说在中日两国虽然影响很大，但始终没有被完全翻译成中文，只有其中一些章节由日本传入中国，被中国学者多加演绎和引申，以达到某些政治上的目的。但从上述译者对此书的了解情况再结合凡例中所说：“是编之成先后所调查搜辑中外诸书，不下数十百种”。可以看出，他参考此书所用的应该是1894年出版的英文原著。

仅仅从以上凡例和部分正文内容便可知，金为如若不是专门编译图书的工作人员不会有如此专业的编辑技巧，也不能拥有如此便利地使用和绘制各种地图的条件。同时他也是学贯中西、兼通英语、日语的学者，否则不能同时运用上百本中外书籍进行内容的增删和考订。仅从日语翻译这一方面来说，当时中国有些文人认为日语不用学习就能自行翻译，事实上能够逐字逐句忠实翻译文本的人，都应该接受过专门的日语学习，所译之书能被指为官定教材，又说明此人拥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当时有能力翻译日文，且又能够从事翻译、编辑工作、还能利用上百本中外书籍对桑原骘藏原书做出详细考订、对原书有差错之处进行更正的学者——“山阴 金为”，在当时却籍籍无名。

遍查晚清民国的学者，“金为”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寥寥无几。此书译者之外，只数次出现在以“金为”为名给中国学界出版的外国小说写的题词中，这些题词大多为古诗词体裁。例如，介绍中译苏德蒙《卖国奴》(1905)小说的题词：“浮生会了国殇中，马革舆尸作鬼雄。佳耦不偕同命鸟，男儿元是可怜虫。荆天棘地皆奇福，粉骨糜躯实令终。安得人人有是子，庸奴卖国可心恫？”[34]此外，中译本《玉雪留痕》(1905)的题词：“瘴花蛮草，蓦仙仙吹落，灵风梦雨。无限情根芟不尽，随处茁芽抽缕，箐密黏天，莲香出水，春去谁为主？笑渠摩勒，惺惺还恋眉妩。难得红泪朝冰，灰心晚烬，老病犹能武。骨肉烦寃连肺腑，索借恩仇血补。驱牡从狼，搜神骂鬼，浑把头颅赌。填胸块垒，探喉凭稗官吐。”[35]可见此人不仅精通英语、日语、对日本、西方历史新书感兴趣，而且还擅长诗词。上述两首题词，引自“晚清文学叢抄”的资料汇编，从这批资料汇编的作者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在学界很有名、尤其是都具有丰富的编辑、翻译经验，如林纾、柳亚子、王国维、严复等人，而另一个较多出现的名字就是“山阴 金为”。既然此人可以与这些翻译家一样，能够受到出版社邀请推介新出的翻译小说，那此人一定也有很高的翻译水平和丰富的经验，并能得到当时学界的承认。可见 “山阴 金为”不仅兼备上述多种能力，还擅长古诗词创作，并在编译界拥有较高的资历，综合上述所有的条件和可能，“山阴 金为”应该就是“山阴 樊炳清”。

樊炳清和王国维一样，不仅学过日语还精通英语，且长于辞令，经常与王国维切磋诗词，且得到王国维邀请为其《人间词》稿作序。樊炳清的儿子娶了罗振玉的长孙女罗瑜，罗家与樊家关系非常紧密，后代中有人称樊炳清精通英语、日语和诗词，但为人极其低调，发表多用化名。樊炳清是浙江山阴人，因为没有官职，署名时一般都会加上籍贯，如“山阴 樊志厚”等。另外，樊炳清不重视署名是一直以来的习惯，自进入东文学社后无论翻译图书还是编辑杂志，所用过的笔名有很多。早在与王国维共同主编《教育杂志》时，就时常发表不署名的作品，明明是樊与王共同主编的《教育世界》，且樊炳清独立承担其中文学板块的编译，但其中却几乎没有署名樊炳清的文章，只有为王国维的《人间词甲稿》和《人间词乙稿》作序言时才用过署名“山阴 樊志厚”，而这两篇序言早期还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王国维假托樊炳清署名所作，可见其为人为学之低调。罗振玉多次夸赞东文学社高材生为王国维、樊炳清，沈紘，辛亥革命前只有王与樊始终跟随罗振玉和藤田丰八各处赴任，直至学部编译部。辛亥革命之后，张元济又专门邀请樊炳清在商务印书馆担任高级编辑，这也说明张元济深知樊炳清的编辑和翻译能力。从樊炳清几乎不用真名发表文章和书籍的习惯来看，《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使用“山阴 金为”的署名出版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面提到过，王国维、樊炳清于1907年跟随罗振玉、藤田丰八进入清朝学部的图书编译局工作，具体负责编辑教科书、翻译外国参考书等工作，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学部的图书编译局编辑了很多教科书，也翻译了大量的外文图书，王国维在学部时期翻译的书和文章例如英国百科全书中的《欧洲大学小史》《世界图书馆小史》；美国文部省教育报告《论幼稚园之原理》《法国之小学制度》等，大部分署名王国维连载在学部官报。在职期间还翻译了《心理学》（1907年8月）、《辨学》（1908年）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也曾经担任过学部官员，后因学部内部新旧斗争激烈而辞职入股商务印书馆，致力于中国新学制下教科书的策划、编写、发行和普及。可见商务印书馆和图书编译局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重译考订东洋史要》的发行时间正处于王国维和樊炳清在学部编译图书局共同任职期间，而曾任该局局长的袁嘉谷回忆学部编辑时，最主要提出的就是樊炳清、刘大绅、王国维、罗振玉、严复五人。当时学部虽然任职人员很多，但有许多人并不精通外语，所以很多编译工作只能落在樊炳清、王国维、严复等这样有丰富编译经验的人身上。前文说过，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东洋史要》）得到学部审定的批准，是可以用作中国教科书蓝本的日本人著述之一。鉴于之前樊炳清译本《东洋史要》的畅销性和科学性，而且原译者樊炳清、作序言者王国维当时恰巧担任着编译教科书的工作，图书编译局重新编译此书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绝大部分的编译工作自然是由樊、王二人承担。作为原译者，樊炳清肯定对此书倾注了更多的精力，而王国维在利用西方历史书籍和中国古史内容的考订上应该为樊炳清提供了帮助，王国维在1900年修订《咏史二十首》时便已经显示出，他受到拉克伯里书中言论影响。恰巧这本《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中，也有很多注释都来自这本在中国并无完整翻译的拉克伯里的《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而且诗中有一句“铜头铁额今安在”，用“铜头铁额”指代蚩尤。同样的《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中对蚩尤的翻译描述也只有一句“蚩尤铜头铁额，食沙石子”且这个词并非桑原骘藏原书中的形容。虽然蚩尤是铜头铁额的形象，但这并非提到蚩尤的最常用或者专用的形容词，两者若非巧合，就是互相影响，或者同出一人之手。虽然作为图书编译局工作人员，王国维参与《重译考订东洋史要》的工作是必然的，但此处内容也可当做一个佐证。

但《重译考订东洋史要》的官方教科书立场不同于《中等东洋史》的最早译本《东洋史要》，因此在内容上不能完全遵照原书。而且樊炳清、王国维此时的身份已经转变为清朝学部图书编译局的官员，再加上最近几年历史学的新动态，因此对原书内容稍加增删、改订，追求更加准确和完善的同时又要维护清朝官编历史教科书的立场，这也是《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不能像《东洋史要》那样完全遵照原著进行翻译的必然原因。根据日本学者铃木正弘在「清末における「東洋史」教材の漢訳—桑原隲蔵著述「東洋史」漢訳教材の考察—」一文的考察，《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与《东洋史要》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1.《重译考订东洋史要》使用中国历朝皇帝年号纪年，不使用日本历和西历。2.关于日本对琉球的动向和中日关于琉球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叙述。3.对清朝的称呼为“大清”。4.关于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和日本人事件，《重译考订东洋史要》把《东洋史要》中“清朝公开宣称台湾原住民不是大清属民”的表述改为较为谨慎的“廷议不甚注意主权，答以台湾生番本化外之民”的说法。《重译》中还把西乡从道的远征台湾称为是“杀戮生番”，关于清朝方面的对应记述为“廷议以生番虽愚蠢，本隶版图，逼令日撤兵”。[36][37]从铃木老师总结的内容可知，《重译考订东洋史要》完全站在官方教科书的立场，对原书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以樊、王二人从东文学社学员到清学部图书编译官员身份的转变以及此书作为官方教科书的立场，因此两书前后出现这种变化是非常合理的。两人学部工作职责所在又关系密切，在学部图书编译局的支持下，王国维辅助樊炳清完成《重译考订东洋史要》，是目前最为合理的解释。

综上所述，可知王国维《咏史二十首》与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东洋史要》）之间在创作契机、咏史视角、主题选择、具体内容上存在整体上的内在联系，其中某些具体观点和内容又有受当时流行学说“中华文明巴比伦起源说”和“进化论”观点影响的痕迹。但根本的创作目的却在于对庚子国难前夕国势衰颓、列强瓜分情势的深沉忧虑和对如何把握危难时机对外关系的思考。王国维受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影响并非止于《咏史二十首》一端，通过考察1908年此书另一个译本——《重译考订东洋史要》的编译者，明确了此书编译者为清朝学部任职期间的樊炳清，且受到王国维的辅助。更进一步探明了王国维在清朝学部工作期间的一些具体情况，并呈现出王国维与罗振玉、藤田丰八、樊炳清之间的一些具体交往状态。以此结合王国维的学术历程，可以得知，赴日之前王国维虽然没有专门从事历史学研究，却一直对史学界的动态和进展保持着关注。这也是他赴日后能迅速转入历史研究，成为国学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1]王国维著，陈永正笺注：《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4月，诗（192首）：2页。

[2]《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广东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617页。

[3]  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陈平原编《追忆王国维》，三联书店，6页。

[4] 樊炳清：《王忠悫公事略》，陈平原编《追忆王国维》，三联书店，10页。

[5] 袁英光 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3页。

[6] 《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1—23页，致徐默斋信。

[7] 《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1—23页，致徐默斋信。

[8] 《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1—23页，致徐默斋信。

[9] 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2页。

[10]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十五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1—23页，致徐默斋信，

[11]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扉页，东文学社版。扉页上有版权声明，落款时间是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八，因此得知东文学社印刷的一系列教科书从此时陆续出版。

[12] 原书名为《西洋史纲》，东文学社出版时由王国维做序。

[13] 原书名为《西洋史纲》，东文学社出版时由王国维做序，3页。

[14] 这组诗的原文参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国维著，陈永正笺注：《王国维诗词笺注》，原文载于1928年11月《学衡》，66期，注释中是1900年手写稿修订的内容，根据《王国维全集》所载1900年王国维给高啸桐信，第十四卷，617-620页。

[15] （日）桑原骘藏編著、那珂通世校阅：『中等東洋史』上冊、正文37页、大日本図書株式会社発兑，明治31年（1898年）3月31日出版。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

[16] （日）桑原骘藏編著、那珂通世校阅：『中等東洋史』上冊、正文37-38页、大日本図書株式会社発兑，明治31年（1898年）3月31日出版。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

[17] 笔者译，原文见（日）桑原骘藏編著、那珂通世校阅：『中等東洋史』上冊、正文122页、大日本図書株式会社発兑，明治31年（1898年）3月31日出版。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

[18] 笔者译，原文见（日）桑原骘藏編著、那珂通世校阅：『中等東洋史』上冊、正文122页、大日本図書株式会社発兑，明治31年（1898年）3月31日出版。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下卷正文145-146页。

[19] 王国维：<咏史二十首>，《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册，广东教育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620页。

[20] 笔者译，（日）桑原骘藏編著、那珂通世校阅：『中等東洋史』上冊、正文14-15页、大日本図書株式会社発兑，明治31年（1898年）3月31日出版。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原文“漢族 東洋史上尤重要な人種にして大抵支那本部を占領する。此族は盖悠遠なる時代に於て、西方より支那内地に移住し来りて、黄河の沿岸に棲息し、次第に四方に藩殖せし者に似たり、古来東方亜細亜の文化の木鐸となりしは、實に此族なり。”

[21] 同上、正文23页。大日本図書株式会社発兑，明治31年（1898年）3月31日出版。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蔵。

[22] “中国文化西来说”在中国、日本的流传和影响的详细情况，可见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3] 例如，関西大学藤田高夫：「日本における東洋史の成立」、「東アジア交流と経典詮釈」、19–33、2009年3月。广岛大学铃木正宏：「清末における「東洋史」教材の漢訳—桑原隲蔵著述「東洋史」漢訳教材の考察—」、広島大学「史学研究」、250号、2005年。

[24]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25]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1902年7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8页。

[26] 罗振玉序言，东文学社印，格致学堂译，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第1册，1-3页，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八。

[30] （日）桑原骘藏著，山阴金为重译，中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卷一，上古稘，总论第一篇，第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08年2月第一版，光绪34年二月初版（1908年），宣统元年十二月（1908年）四版，正文第6页。

[31] （日）桑原骘藏著，山阴金为重译，中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卷一，上古稘，总论第一篇，第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08年2月第一版，光绪34年二月初版（1908年），宣统元年十二月（1908年）四版，正文第12页。

[32]《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因戊戌政变逃到日本后，于1902年创办的报纸，以宣传西学为主。

[33] 对拉克伯里著书的中国书名的介绍表格，见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130页。

[35] 中国都市芸能研究会网站，晚清民国叢抄/《玉雪留痕》题词。网址同上。

[36] 内容参考自广岛大学铃木正宏：「清末における「東洋史」教材の漢訳—桑原隲蔵著述「東洋史」漢訳教材の考察—」、広島大学「史学研究」、250号、2005年、２９頁。

[37] 此段引文出自（日）桑原骘藏著，山阴金为重译，中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卷一，上古稘，总论第一篇，第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08年2月第一版，光绪34年二月初版（1908年），宣统元年十二月（1908年）四版，正文第98页。

（编辑：林星 胡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