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是哪个朝代的人物?

核心提示:赵匡胤发动政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又称“陈桥兵变”,开启赵宋300年江山,赵匡胤顺利称帝但还是心存善良没有赶尽杀绝。因为赵匡胤的严肃军纪,这场兵变,没有喋血宫门、伏尸遍野、烽烟四起,是历史上少见的不流血建立起来的王朝。

陈桥兵变是后周武将归德节度使赵匡胤发动取代后周、自己黄袍加身,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赵匡胤凭着一身功夫所向披靡,功积至伟,终于在后周六年征讨契丹,大军行到陈桥驿,趁世宗柴荣病故,幼子继位之际,发动兵变。

陈桥驿,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东南部,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在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开创了不流血王朝更替。

黄袍加身出自《宋史·太祖本纪》:“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五代后周时,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部下诸将给他披上黄袍,拥立为天子。因此,黄袍加身的主人公就是宋太祖赵匡胤。此典故又称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这件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然而很多情况之下,人们一提起此事,总会鄙夷地说:“赵匡胤是个野心家、阴谋家,靠军事政变篡夺了后周的天下。”由于赵匡胤“根子”不正,夺权的手段不光彩,于是乎殃及到对整个宋朝的轻蔑,什么积贫积弱啦,民不聊生啦,奸臣横行啦,官逼民反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似乎除了宋词和六大家的散文之外,其余一无可取。如果我们把陈桥兵变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分析,或许会使固有的成见减少许多。

也就是说,陈桥兵变的历史功绩是不能轻易抹杀的,赵匡胤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容忽视和随意贬损的。赵匡胤的确夺取了后周的天下,但这次夺权,不但结束了自中唐以来愈演愈烈的野蛮杀戮,使国家重归于人性和理性,而且创造了辉煌的中世纪文明。

五代末期,后周出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周世宗柴荣,,但是天妒英才,这位有可能和唐太宗、明太祖等君主其名的君主却英年早逝了,留下了幼子寡妻,朝中政权落在了丞相范质等几个顾命大臣的手上。柴荣如何晚点去世,就没赵匡胤什么事了,也没什么大宋了,中国后世的历史将全部改变。

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周世宗柴荣崩,八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军权。

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宫中庆贺新年,忽然接到镇、定二州的急报:北汉勾结契丹入寇。后周皇位继承人柴宗训只有七岁,当时主政的符太后乃一介女流,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皇室威严荡然无存。范质暗思朝中大将唯赵匡胤(时任: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这赵匡胤何许人也?赵匡胤在周世宗时候是中央禁军的总司令,很受周世宗看重,为什么呢?因为赵匡胤能打,号称“一条哨棒等身齐,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赵匡胤这人会做人。

五代十国,大家都知道,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至一,骄兵悍将,飞扬跋扈,奉行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因此很多将领把军队看成了私人的财富。赵匡胤身处这样的世道,当然免不了俗,但是他会做人,和禁军各个首领关系处的特别好。很多人和他成了拜把子的兄弟,号称“义社十兄弟”。

但是这根本不足构成造反的条件,因为后周以来,政策和发展势头都很好,禁军首领们也都身处高位,造反毕竟是个有风险的事,很少人愿意干。况且还有个不利的因素就是,这赵匡胤就是个武将,冲锋陷阵可以,你说联络人脉,搞政治活动不是他的专长。虽然他自己没能力,但是身边却有这样一个能人,正好弥补了他这个缺点,这个人谁呢?就是赵普。

赵普事赵匡胤的首席智囊。在五代这个乱世中,文人地位特别低,但是赵匡胤却非常尊重赵普,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这赵普还是个有野心的人,周世宗驾崩之后,他一看机会来了,就私下为赵匡胤串联人脉,坚定不移的支持赵匡胤上位。

这位赵先生就勾结了当时的丞相范质,两人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趁着皇帝小,皇太后头发长见识短,瓜分了朝廷的文武权利。然后就经过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赵匡胤把自己的人都安排到了禁军里头,把禁军经营的铁板一块。

所有宋代的史书几乎用同样的词语记载了赵匡胤这次兵变,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北临契丹的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前线同时传来消息,说契丹将大举入侵,盘踞在河东地区的北汉小国也发兵南下。当时主政的符太后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且给了赵匡胤最高军权,调动全国兵马以御敌。这正是给了“范赵利益集团”借口。次日,担任殿前副都点检的慕容延钊便率前锋北上。初三,由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的主力大军出了爱景门,行军四十里,到达汴京往北的第一个驿站陈桥驿。这一天傍晚,军士们“相与聚谋”,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为首的赵普、赵光义、李处耘、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商议后,于次日凌晨冲进赵匡胤休息的军帐,不容分说,便将一领黄袍披到了“醉卧,初不省”的赵匡胤身上(行军打仗还喝醉酒?),逼迫他必须答应众人的要求做个新朝天子。赵匡胤“被逼无奈”,只得向众人提出了交换条件:“小皇帝和太后都曾是我侍奉之人,公卿大臣都曾是我的同僚同辈,满城的百姓都是无辜黎民,你们不许乱杀一人。否则这个皇帝我宁可不做!”众人答应了他的条件,大军开回汴京,上演了一出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权更迭的大戏。

这么大的事,赵匡胤果真在事前一无所知?糊里糊涂被人胁持当了皇帝?《续资治通鉴长编》说:“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时都下喧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唯内庭晏然不知。”好家伙,满城人都晓得天下要换姓易主了,内庭大臣们还被蒙在鼓里呢!这段话很明显地告诉读者:兵变的准备工作早就做得滴水不漏了!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契丹大举入侵、北汉发兵南下的说法,肯定是赵匡胤的同谋者为政变所做的铺垫,甚至连慕容延钊率兵先发,都是预先谋划好的,因为慕容延钊是个忠于王室、敢于并有能力和赵匡胤抗衡的后周老将,不把他打发出汴京,局面就很可能失控。果不其然,赵匡胤回到汴京后,没有受到任何有效抵抗,统共只杀了一个不怕死的后周大将韩通,便顺顺当当地当了皇帝,至于“北上抗击契丹”的大事,自然也就无人再提了。

这算不算是阴谋呢?在后周皇室和忠于后周的臣子们看来,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大阴谋,然而在拥护建立新朝的将帅和民众看来,则完全可以看作是赵匡胤的足智多谋!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不可能是你提要求我便让位,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秦始皇用连衡之策挑拨离间,蚕食诸侯,成就帝业,算不算阴谋?陈胜装神弄鬼,把写有“大楚兴陈胜王”的布条塞进鱼肚子里蛊惑众听,算不算阴谋?唐高祖李渊借隋末“群盗蜂起”之际,“劝举义兵”夺取天下,算不算阴谋?中国历史上有哪个王朝的建立是靠摆事实讲道理取得的?为什么轮到赵匡胤,便被冠以“阴谋家”的恶名?这公平吗?古人讲究“天命所归”,说白了就是人心所向。后起政权之所以能够取代前一个政权,一定有它的合理性,一定是当时的人民已经对现有统治怨恨到了极点,所以只要出现有可能推翻现政权的人物,很快便会形成万众归心的局面和声势,赵匡胤正是这样一个“有可能推翻现政权的人物”。他能够团结那么多将帅文臣,搞那么大一个“阴谋”,只能说明这个“阴谋”是合理的,是得人心的。

在所有朝代的更迭中,黎民百姓受害最轻最少的,就是宋代。我们不妨回忆一番:秦末混战、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三国到晋朝的大混战、李渊起兵、朱元璋夺取天下,这些朝代的更迭葬送了多少人的性命?而赵匡胤夺权,却只死了韩通一个,还赠了他一个中书令,“以礼葬之”。所有后周大臣将帅,只要不反对新朝,该当什么官还当什么官,有的甚至还升官。至于京城老百姓,《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资。”处置这些趁火打劫的恶徒,总不能算是乱杀人吧?其余百姓,则是“市不易肆”。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恐怕你再也找不出比宋朝初创杀人更少的朝代了。苏轼曾说:“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从此以后,持续了五六百年的武人强权时代宣告结束,百姓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定的日子。这正是孟子“不嗜杀人”理念的真正体现。

依我看来,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屈杀无辜最少的朝代,是最少有血腥味儿的朝代,就连指着鼻子骂宰相该死甚至指责皇帝昏聩的人,也不过遭受贬官或流放,这在别的朝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所有这些国策,都是赵匡胤为其子孙们定下的金科玉律,也可以说是陈桥兵变的直接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陈桥兵变中受到伤害的,只有后周皇帝柴荣、柴宗训一个家族,而从中获益的,则是普天之下的万民百姓,孰重孰轻,孰顺孰逆,孰得孰失,岂不一目了然?

得到了全国兵马总司令的赵匡胤干了三件事:

一,利用自己的权利,让自己手下的人接管了京城的防务权,整个京城落入自己手中。

二,以攻打辽国为名,派了一支心腹部队监视当时除了“赵氏集团”之外最大的地方军阀势力:河北藩镇,防止河北派兵过来搅和接下来的计划。

三,自己领着部队跑到陈桥这个地方,准备在那里上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戏码。

一切准备就绪,好戏开始:

正月初二,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赵匡义和赵普等密谋策划。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

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的第一个驿站陈桥驿,赵匡胤酒醉而卧,而有拥立之意的将士们却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四周叫啸呐喊,声震原野。

赵普、赵光义排闼入告,将士们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有人把黄袍披在他的身上,众人都罗拜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又相与抉赵匡胤上马。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正月初四,拥迫南行,返回开封,取代后周政权,改国号宋,仍定都开封。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

这就是陈桥兵变的全过程,相对于历朝历代那种严密的勾心斗角,这次就这么简约:大军哗变,兵将们拥到了帅府的寝帐门口。异口同声地向里面高声大叫:“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天子!”并冲进屋里来,把一件黄袍,强行套在了赵匡胤的身上。然后大军开拔,辽军也不打了,就此返回京城。

有人被绑架着去做地位最高的那个人,千古恐怕也没几个。更可笑的是,兵变这事,范质根本不知道,直到赵匡胤到了京城,他才知道被赵普老贼摆了一道,但是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京师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柴宗训禅位。

赵匡胤回京之后,找到小皇帝和太后痛陈自己的无奈——不是哥们我要反,实在是人民的心声我难以拒绝。小皇帝和太后孤儿寡母的能有什么辙,就顺水推舟了呗,万幸的是赵匡胤还算仁慈,许下了优待后周皇室的诺言,并且还说话算话了。

皇帝和太后的思想工作做通之后,大家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和仪仗火急火燎的为赵匡胤办理了入职手续,由于赵匡胤任节度使的地点是宋州,因此国号就被定为了大宋。

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正式即位,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改元“建隆”。此次兵变最后导致了后周的灭亡和宋朝的建立,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经过两年的休养生息,挥师南下,开始了统一战争。所以后世也把陈桥兵变称为黄袍加身,因为赵匡胤的严肃军纪,这场兵变,没有喋血宫门、伏尸遍野、烽烟四起,是历史上少见的不流血建立起来的王朝。

重读《宋史》,我们不经要问,赵匡胤这看似无可奈何的被迫称帝,真的如史书记载那般不情愿吗?赵老板这事做的实在是体面,没有阴谋,没有流血,找老板在上班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别人把黄袍穿上了,就当了这个皇帝,是众望所归啊。实际上是否如此呢?要知道有句话这么说的,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因此我们在此聊聊陈桥兵变的前因后果。

在许多现在人看来,赵匡胤黄袍加身,肯定是有所预谋的,毕竟皇帝谁都想做,而且恰逢后周主少国疑,掌权的符太后见识短浅,所以赵匡胤发动兵变,很容易就会掌握后周政权并且登基为帝。

所以,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赵匡胤有极大的可能密谋篡位。但是赵匡胤黄袍加身这件事做的实在漂亮,在史书上竟然找不出一点痕迹表示赵匡胤之前有所密谋,反而大多都是对赵匡胤的美化之言。

所以许多人认为,史家之言并不可信,史书早已被统治者做了处理。

那么这些史料到底是如何处理的?这就和宋太宗赵光义有关了,赵光义凭借所谓的“金匮之盟”做了大宋的第二位皇帝,在他登基之后,就组织人手编写《宋太祖实录》。

不用想也知道这本书肯定是用来歌颂宋太祖赵匡胤的美德的,但是偏偏主修史书的翰林李呖是个老实人,所以对于陈桥驿兵变一事应该是以纪实为主,这样虽然还原了历史真相,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却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所以,赵光义就下令重修。

可是《宋太祖实录》新修版还没有完成,赵光义就驾崩了。接下来,宋真宗赵桓即位,也就开始着手编纂《宋太宗实录》,《宋太宗实录》修完之后,宋真宗赵桓看过之后很满意。

于是就让主修《宋太宗实录》的钱若水继续主编《宋太祖实录》,有了李呖的前车之鉴,《宋太祖实录》编纂过程也是兢兢战战,磕磕绊绊的勉强修完之后宋真宗赵桓终于满意了。

那么新旧两版的《宋太祖实录》有何不同呢?其主要不同点还在于陈桥兵变一事,在旧版中,赵光义根本没有多少戏份,而在新版中则增加了赵光义扣马谏言的剧情。

所以新版中顺理成章的就把赵匡胤厚待后周皇帝,勒令部众不得行凶的功劳强行安在了赵光义头上,其他的新旧两版出入并不大,反正都是赵匡胤被迫黄袍加身。

那么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具体细节在史书中是如何描述的呢?

原来,周世宗柴荣去世之后,后周主少国疑,而北汉正是看好了这个时机,联合辽国,进攻后周,一时间朝野震动,朝廷指得让赵匡胤北上率军迎敌,但是在陈桥驿驻兵休息的时候,士兵们发生了哗变。

在士兵们看来,赵匡胤为人忠厚,素有仁义之名,而且赵匡胤武艺高强,支持者甚多,而小皇帝柴宗训只是一个七岁的孩童,将士们在前线打仗,估计小皇帝也不会有所表示。

如此一来,还不如拥护赵匡胤当天子,成功之后各位将士都是开国功臣,升官发财自然少不了,就算事情失败也不过是一死而已,和战死沙场相比,还是这条路稳妥。

于是,众位将士就先和赵匡胤的智囊赵普说了,赵普听说之后一开始也是不同意的。不过,此事已经被将士们提了出来,不成功便成仁,赵普也没有办法。而赵普为人也颇有野心,他早就知道赵匡胤有王霸之才,此时众将拥戴,岂不是天赐良机?

于是赵普连夜派人赶回开封保护赵匡胤的家人,然后通知石守信、王审琦管好开封各城门,这样一来,无论是开封城,还是陈桥大营,都已经掌控在了自己手中。

安排好一切之后,在次日凌晨,众将士一拥而上冲入赵匡胤的大营,不由分说就将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然后跪下高呼万岁,此时的赵匡胤还是一脸懵逼,一听说众将要拥戴自己为皇帝之后,那是坚决不从,可以说将一代忠臣良将表演的是淋漓尽致。

但是众位将士已经明确提了出来,如果赵匡胤坚决不从,那众将士谋反之名就坐实了。生死关头,难保他们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所以赵匡胤“勉强”接受了众将拥戴,但是和众位将士约法三章。

第一,既然拥戴赵匡胤为帝,就要一切听从赵匡胤的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第二,厚待后周皇帝母子,不得侵犯后周公卿;

第三,不得擅自抢掠,违者军法处置!

安排好一切之后,辽国也不打了,浩浩荡荡的回到了京师,符太后母子二人没兵没权,只能顺水推舟,将皇位禅让给赵匡胤。

以上就是陈桥兵变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到主谋者是赵普,和赵匡胤没有半点关系,甚至赵匡胤糊里糊涂就当上了皇帝,天下哪有这种好事?

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降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建立了赵宋王朝。

这场兵变,没有喋血宫门,伏尸遍野,更没有烽烟四起,兵连祸结,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

一般以为,这不过是兵权与实力威慑的结果,事实上,兵权、实力等等这些绝对的优势,只能保证兵变的最终成功,至于以什么方式成功,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决策者的谋划水平和政治见识,能够将大事化于无形,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这本身就充分地体现了赵匡胤的政治手段。

其中较为明显直观,兵变之际,赵匡胤曾数次“严敕军士,勿令剽劫”,从而保证了兵变入城时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由此赢得了民心,“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这与五代某些“纵兵大掠”的兵变相比,赵匡胤的“严敕军士”无疑表现出一种政治见识。

第一大疑点:北契丹的入侵

契丹和北汉到底有没有在显德7年正月入侵后周,经过仔细的查阅文献,笔者发现这个事情非常诡异,正史中记载这件事情有,但是也有一些文献记载没有。其实这个事情有没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入侵的军队后来怎么样了呢?

据《宋史。卷一》记载,“镇州郭崇报,契丹与北汉皆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的记载也是:“契丹与北汉皆遁去。”难道契丹和北汉没有任何成果,被赵匡胤一披黄袍都吓跑了么?正史中的权威资料《宋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虽然都记载了这次入侵,但是这些文献的史源并不可靠,为什么这么说,大家要明白一点——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旧五代史》是初年修录的,也就是说赵匡胤自己修录的。令两部是根据《国史》的资料,《国史》是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时期修录的,而国史依据的资料是《太祖实录》,也是赵匡胤时期修录的,所以正史的关于契丹和北汉军队逃跑的记载都不可信。而且连宋朝自己编的史书也只能把这次的消息记载成“风传”。所谓的风传,大抵就是听说来的八卦消息,也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敌军这事还真不好说。但这并不重要,这个敌军的消息让赵匡胤顺利地召集人马、稳定军心,对于赵匡胤来说,这个消息来得十分有意义。

我们再看看《辽史》,相对来说《辽史》可以不忌讳这件事,应该比较可靠。据《辽史》记载,当时辽国王子谋反,忙的一塌糊涂的时间,所以辽史根本没有记载出兵后周的事情。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契丹和北汉入侵的事情是虚造的。谁制造的呢,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是老赵本人了。

赵匡胤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谣言的,理由也很简单,赵匡胤虽然是禁军的最高首领,但是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调动军队的权利在韩通手里。而一旦军队调出京都,军权就在赵匡胤手里了。

原本赵匡胤在陈桥兵变成功后,完全可以先解决掉近在咫尺的敌军威胁,然后再放心地回师开封。可赵匡胤的反应是直接去占领开封,根本没管朝中流传的敌军消息。

奇怪的是,对于所谓的敌军来说,派来领兵攻打自己的赵匡胤现在反水了,不仅不打自己还跑去打后周。此时敌军完全可以趁此进攻灭了赵匡胤,或者和赵匡胤合作一起攻打后周,但这些所谓的敌军竟然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毫无反应,任凭赵匡胤轻松的取代了后周,真不知道这到底是敌军还是友军了。

第二大疑点:兵力部署问题

在陈桥兵变之前,赵匡胤派韩令坤领兵守边,韩令坤虽然是侍卫司的人,但是韩令坤是赵匡胤的发小,和赵匡胤的私交非常好。又派殿前司副点检慕容延昭去河北,这个慕容延昭是赵匡胤的铁哥们。赵匡胤在政变之前,派了两个自己的人去河北和边界干什么?理由很明显,控制住符彦卿,魏王符彦卿当时是天雄军节度使,天雄军我们前面讲过,如果在京城发动政变,不先搞定天雄军是不保险的。赵匡胤先安排自己的人控制住天雄军,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整个陈桥兵变过程中,身受周世宗重托的符彦卿没有任何动作的原因。一来,陈桥兵变进行的太快太顺利,以至于符彦卿还没反映过来,政变已经结束了;二来,即使符彦卿反映快,想抵抗,但被赵匡胤占了先机,他也不敢轻易动手。

如果说赵匡胤没被敌军骚扰还可以解释为运气好的话,那么占领开封就不光是有好运气就能成功了。赵匡胤迅速占领开封,并不是他的作战水平高超,因为他占领开封根本就没打仗。当时的开封城守将很多都是赵匡胤的亲信,这些守将看到赵匡胤来了直接开城门迎接,遇到想抵抗的人,不用赵匡胤出手他们先行帮着赵匡胤解决了,因此虽然开封城防卫森严、兵马众多,赵匡胤却毫不费力的占领了城池。赵匡胤能够在一开始就想到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这些要紧部门,从而使自己顺利的接过后周的政权,谁还会觉得赵匡胤称帝是“被迫”的呢。

京城都知道这个流言,出师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后来军中又有人根据天象散布二日争斗的流言。这是偶然事件还是预谋?

赵匡胤何许人也,在笔者心目中,赵匡胤是在整个两宋时期,最有军事才能和统御才能,最能打仗的一个人。像赵匡胤这样的人在大敌当前之下别说喝醉,就是睡觉也是枕着刀,怎么可能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军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个醉的境界实在是太完美了,答案只有一个“无心喝醉酒,有心装醉人”。

第五大疑点:禅位诏书和黄袍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

《宋史》的基调是美化赵匡胤的,可就算《宋史》中对于陈桥兵变的记载,也有一些站不住脚的地方。先说黄袍,黄袍这个东西在那个时期可不是一件普通物品,皇室以外任何人私藏黄袍是要杀头的,军队中怎么可能有黄袍,这件黄袍是哪里来的。古代生产工艺低下,赵匡胤当时又领兵在外,绝对不可能现场制作龙袍。所以此事在历朝历代都有人质疑,还有人作诗曰:“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那么既然赵匡胤的部队提前把龙袍都准备好了,又何来临时起意逼迫赵匡胤称帝一说呢。

再说诏书,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的诏书是怎么来的?翰林学士承旨是个官名,这个官就是给起草诏书的,所以陶谷起草诏书不奇怪,但是他怎么知道赵匡胤需要诏书呢,而且需要的是禅位诏书呢?这个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当时,大军刚离开不久,东京城内起了一阵谣传,说赵匡胤将做天子,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但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二,谁也不敢相信,却已慌作一团。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东京城内所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也是他的杰作。

当京城流传拥立点检为天子的流言后,据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载,赵匡胤回到家里说“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这个时候史书记载的赵匡胤母亲的反应也很有趣,据人写的史 《东都事略》记载,其母曰:“我子素有大志,今果然。”《涑水纪闻》的记载和《东都事略》大同小异,赵匡胤的母亲说“我儿平生奇异,人皆言当极贵,何忧也,言笑自若。”所以后来有名人岳正为此做诗曰:“家母素知儿有志,他人却道帝无心。史官兼载非相牾,后人那知费讨寻。”如果赵匡胤真的没有称帝的念头,事发之后他的母亲怎么能表现的如此淡定?

韩通得到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消息立即回去布置,史书记载韩通是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一个人,追着韩通杀,跑到家里被杀了,然后接下来杀了他的妻子儿女。韩通是个有名的武将,武艺肯定不会差,在冷兵器时代被一个人追杀最后跑到家里还是丢了性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杀他的人绝对不是偶然碰上的,此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早就准备好的。韩通是赵匡胤集团之外,唯一可以调动军队的人,被解决的如此干净利落,若非预谋已久,能有其他解释么?

第八大疑点:赵匡胤异志

赵匡胤有异志其实早有人看出来,在周世宗柴荣还活着的时候,右拾遗杨徽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杨徽之对周世宗柴荣说“以为上有人望,不宜点禁兵”,认为赵匡胤在禁军的名声人缘太好,不适合掌握军权,但是周世宗没在意。还有一个人,就是被杀的那个韩通的儿子韩伟也提醒他父亲要提早提防赵匡胤,但是韩通也没有听。可见,要瞒过天下所有人并不容易。

第九大疑点:陈桥兵变的两个重要人物,赵普和赵光义

赵普这个人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半部《论语》治天下脍炙人口。关于陈桥兵变,赵普还写了一本书叫《飞龙记》,但后来证实,《飞龙记》中的记载多有谎言。而赵光义在这个事件中表现的非常积极,和他哥哥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符合实际么?这里要提到一个叫王禹

一说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在中国那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吧,这两部小说都是罗贯中所写的,实在是有大才啊!那么很多人都会问了罗贯中是哪个朝代的人呢?他是我国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他所写的小说如今都已被拍摄成电视剧了,下面就和小编来一起具体的了解下罗贯中先生的生平事迹吧!

罗贯中是哪个朝代的:元末明初小说家(1330年-1400年)

罗贯中——中国小说界的鼻祖

罗贯中出生于1330年的元末时期,去世于1400年的名初时期,号湖海散人,可以说是我国小说界的鼻祖人物,在我国四大名著(西游记(吴承恩)、红楼梦(曹雪芹)、三国演义(罗贯中)、水浒传(施耐庵、罗贯中))中《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施耐庵一起完成的)都是由他所创作的,罗贯中是哪个朝代的人,现在都应该知道了吧?这两部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上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称罗贯中为“中国古代小说之王”。

剧本:《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施耐庵合著的《水浒全传》、《三国演义》等

罗贯中出生于1330年的元末时期,父亲是一位丝绸商人,7岁开始,他在私塾学四书五经。14岁时母亲病故,于是辍学随父亲去苏州、杭州一带做生意。但是罗贯中对商业不感兴趣,在父亲的同意下,他到慈溪随当时的著名学者赵宝丰学习。大约在公元1345~1355年间,他来到了杭州。许多说话艺人在这里说书,一些杂剧作家,也在这里活动。罗贯中与志同道合者为友。加上他对民间文学又极其喜爱,到了这里,自然不愿离开远去。

公元1356年,26岁的罗贯中辞别赵宝丰,“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到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幕府作宾。起事称霸的张士诚是灭元功臣。第二年在罗贯中的建议下,张士诚打败了朱元璋的部下康茂才的进攻。同年,张士诚的弟弟兵败被元朝俘虏,张士诚只好投降。降元后,张士诚贪图享乐。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看到元朝没落,又再次称王。包括罗贯中在内的许多幕僚都建议暂缓称王,但是不被采纳。刘亮、鲁渊等人纷纷离去,罗贯中自此对张士诚失去了信心,返回老家太原。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九月,不久,罗贯中也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到至正二十六年,罗贯中又回到了杭州。

我国古代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很多的臣子,但是臣子也是有好有坏,有忠臣也有,各自都对历史起到了不一样的作用。然而在历史上却有这样一个朝代,可以说是一个盛产的朝代,那就是。历史上的们,可以说出自的有很多,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秦桧、高俅等等。那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何会出现那么多的,这与当时的什么情况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其他朝代就没有这么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分北宋和南宋。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

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步入了盛世,北宋初期加强了中央集权,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1127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南迁建立了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到1276年,元朝军队攻占临安,1279年,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厓山海战后,彻底灭亡。有学者认为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创新最繁荣的时

代,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60%,为各朝代第一,期间出现了宋明理学,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人口至大观四年(1110年)的1亿1275万。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人不在少数。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大意]中华民族文明,历千年演化,造极于赵宋。

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在军事上积弱,没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支撑的大,在1127年发生了“靖康之耻”,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亡国。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出过不少,屈指数来,当数的最多,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第一奸相”——秦桧,大蔡京、童贯、贾似道,个个耳熟能详的大。

“北宋六贼”是民间对北宋年间六个的合称,这六个人分别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基本都是北宋最后一任皇帝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这六个人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害的民不聊生,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国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其中,蔡京和童贯是主要人物。

纵观的历史,似乎每一位君王的身边都有一两位奸佞之臣在“辅佐”,内忧外患的社会大环境,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当政,再加上昏庸无能的皇帝,种种原因导致一步步由兴盛走向衰亡。仔细想想,的统治者们还真是辜负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以及像杨家将、岳家军等忠勇爱国之士的沙场杀敌、保家卫国之心!

宋代的皇帝,特别昏庸无道的并不突出,但驰名天下的倒是不少。当然,历史上的中国,历朝都有,不仅有一般的,还有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综观几千年的历史,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出过宋代那么多奸相。从宋徽宗君临天下到南宋末年这一百多年间,比较有名的奸相就有十几位——蔡京、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秦桧、万俟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这些奸相不仅权势熏天、陷害忠良、祸国殃民,绝大部分还都是汉奸卖国贼。还有诸如何执中、韩侂胄等宰相虽然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总体来看仍然属于权奸一类。

有宋一代,何以前奸后继、奸相辈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寻的历史现象。笔者思之再三,觉得造成这一奇异的历史景观大约有下面一些原因。

以后的皇帝路径依赖,重文轻武,导致文人得势,武将受压,文人得势导致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宋太祖理念,视治国为职业,人生在世,图富贵荣华享乐,杯酒释兵权,造成特权阶层,强干弱枝,中央集权,机构重叠,互相牵制,导致冗官,冗兵,冗费,收不抵支,行政成本太高,既使无外侵,也不能持续,宋太祖以后的皇帝,有些明白病根在那,但也积重难返,路经依赖,一步步走何灭亡。

2、皇帝昏庸无能,导致大权旁落。

在很多朝代,我们都能数出一些比较有作为的君王,尤其在汉唐盛世,如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前期)等都算得上是有雄才大略的,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奸相很难有生存的空间。在宋徽宗以后,更是一个不如一个,要么于政治一窍不通,要么刚愎自用,要么年幼无知。以宋徽宗为例,他舞文弄墨,大秀风雅,倒是一把好手,可治理国家则如同白痴。在这样一群昏庸皇帝的治下,除了像文天祥这样有民族责任感有强烈自尊心有真正独立人格的少数宰相,那些心坏的宰相自然方便欺下瞒上,独揽朝纲,为所欲为。主昏必定臣奸,这是千古不易之理。

3、只管发展经济,罔顾政治改革

整个宋代,经济高速发展,GDP迅猛增长,在与各朝各代的比较中,算得上是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艺术地再现了经济繁荣的状况。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黎民众庶从来就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是豪强不断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流落各处成为打工仔,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团完全占有了经济发展成果,官僚成为全社会最先富起来的阶层。而宰相就是这种经济模式的最高组织者,最大受惠者。王安石实施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由于触动了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即使是拥有精明的政治头脑相对洁身自好的司马光也都极力反对。

4、经济畸形发展,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朝廷却没有制定相应有效的政治措施来解决分配问题

可以这么说,的一切政治制度都只用来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因而,从宋初开始,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各地农民起义时有爆发,而这个过程中,宰相又成了维稳的总指挥。(尤其在南宋)的许多宰相同时又兼枢密使(国防部长或者军委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致权力完全不受制约,极端的权力自然会导致极端的腐败。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风唤雨瞒天过海一手遮天,宰相当然得用尽心机,耍尽手腕。一代代奸相就是这么炼成的。

5、外患频仍,奸相有了更大的表演舞台

两宋采取的都是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在外敌虎视眈眈的环境里,统治者不要说没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就是对咄咄紧逼到眼前的入侵者奋起一击的勇气都没有,他们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议和”,即“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

大宋的所谓“议和”就是实行“送去主义”,不断给敌人送钱送物,以求一时苟安。宋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就是整个宋代议和的缩影。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因为惧怕辽的威胁,以至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以后北宋末到南宋与金、元的“议和”除了输送钱物之外,还不断送去土地,最后将大好河山全部送完。而主持内政外交的宰相在“议和”的舞台上就有了足够的表演空间,秦桧、史弥远等多个宰相都亲自担任过议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状,直叫人作呕。

主和的宰相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卖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秦桧和金国内外勾结出卖大宋的事迹尽人皆知,我这里就不多说。我再举南宋恭帝时的宰相留梦炎为例。德祐元年(1275),留梦炎担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并拜为右丞相(旋即任左丞相)兼枢密使,总督诸路军马。可就是这个宰相兼三军统帅,一面临阵退宿,称病不出,一面却和元军暗通款曲,密相往来,第二年(1276)竟公开降元。大宋灭亡了,留梦炎不仅让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毫发无损,还从新朝的礼部尚书窜升至丞相,继续享受一人之下的威风。最可鄙的是,他变节后居然还毫无廉耻地去劝说文天祥投降卖身。留梦炎的经历最能解释为什么许多身居高位者仍然会数典忘祖屈身事敌。

6、颓靡的思想文化,成为诞生奸相的“沃土”

有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朝代。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宋代在文学、艺术、科技诸领域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出现了许多大家;另一方面的主流文化其实是享乐文化、消闲文化。宋代统治者出于维护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考虑,“重文轻武”,使得汉唐以来的尚武精神丧失殆尽。思想上,统治者通过比以往更严格更精细的科举考试和必须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导向逐步加深对人的钳制,于是宋儒理学应运而生。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书只为求官,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不复存在,秦桧、留梦炎都是状元及第,最终沦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卖国贼的例子就是对这种现象最好的诠释。

国家不幸诗家幸,如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少数还保有着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读书人创作出了许多光照千秋的篇章。

但是,在朝廷的舆论导向指引下,更多的读书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沉迷在流行的各种娱乐文化中,茶文化、玉文化、狎妓文化在宋代都发展到了顶峰,在知识精英那里玩流行文化就是时尚,就是潮流。“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就是对官僚士子糜烂生活的形象概括。

即便是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的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表面上道貌岸然,家里却是三妻四妾,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国家民族而是醉生梦死享乐至上,当然有利于统治者维持稳定。但也正是从颓靡思想文化的土壤里选拔出来的高学历官员从此没有了理想,没有了信仰,也没有了廉耻。玩弄权术,贪污腐败,甚至卖国投敌在他们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宰相正是其中的登峰造极者。

宋代奸相众多,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也许有人会说,根本原因在于“皇权专制制度”。这话虽然没有错,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同是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各个朝代,为什么宋代奸相最多?这说明,除了皇权专制制度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由外,一定有只属于这个朝代的特殊原因。其二,历史自有其局限性,所以,我们只能在皇权专制制度这个大背景下,去探讨形成这一现象的那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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