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鸣谢团队：伦敦大学学院的、周、复旦大学的钱对本文的数据整理做出了贡献。

中国目前的住房市场价值是多少？国际水平如何？上述问题与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认识、住房政策调整等有关。基于泽平宏观《中国住房存量报告：2021》的6月份报告，我们首次测算了全国、省级和地方单位的住房市场价值。

2008年2020,危机前后，美国住房市场价值与GDP的比率为169%。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前，住房市值与GDP之比高达391%。与高远相比，中国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不匹配，一二线房价高，三四线库存高，导致中国住房市值高。

年中国住房市值为62.6万亿美元，明显大于美国的33.6万亿美元、日本的10.8万亿美元、英法德三国合计的31.5万亿美元。从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看，2020年中国为414%，高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148%、233%、271%、339%、354%。住房市场价值与债券市场价值的高比率主要是由于住房市场价值高，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直接融资比例低，股票和债券市场价值低。

我们呼吁从住房市值占股债房市值的比例看，2020年中国为66.6%，高于美国的27%、日本的37%、英国的49%、法国的56%、德国的64%。新一轮房改，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还有上个十年的时间窗口。

（新房改）迫在眉睫，以人地挂钩、控制货币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

1 如何研究住房市值？

1.1 现有住房市值数据真伪识别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假设

2 中国住房市值有多大？

2.1 2020年中国住房市值418万亿元，是GDP的4.1倍，占股债房市值的66%

2.2 东部地区住房市值占全国超6成，粤沪京苏浙鲁6省住房市值超5成

2.3 一线住房市值占全国四分之一，101城住房市值与GDP比例大于350%

3 中国住房市值在国际处于什么水平？

3.1 中国住房市值与GDP、股债房市值的比例在国际均较高，但人均住房市值低

3.2 中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为62%，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4.1 以人地挂钩、控制货币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

4.2 振兴资本市场，促进居民家庭优化资产配置结构

1 如何研究住房市值？

中国目前的住房市场价值是多少？占GDP的比例高吗？发达国家的情况呢？以上问题的答案不仅关系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也关系到住房政策应该如何调整。现有的关于住房市场价值的研究存在明显的问题，或者被夸大，或者被混淆。

现有住房市值数据真伪识别在数量上高估了住房存量，错误地将商品房等同于商品房。实际上，商品房包括商品房、商业用房和其他建筑。而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数据可能会因为抽样偏差而被高估。虽然住户调查理论上既包括家庭住户，也包括集体住户，但由于住户调查样本每五年轮换一次，因此需要保证一定的稳定性。实践中，所取样本多为本地有房户，并未覆盖流动性大、居住空间小的常住外来人口，以及少部分无房户，因此存在一定的高估。其次，由于我国城乡土地二元分割，农村土地没有流通和交易的市场价值，因此把新建住房均价作为我国所有房地产的均价是错误的。

市场普遍做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建商品房销售金额除以销售面积得到单价，乘以人口和人均面积”，在量上错误地把商品房等同于商品住宅，且误用高估的人均住房面积从而高估住房存量，在价上把规模庞大、但缺乏流动性的农村住房按商品房价格计算。

在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假设,的数据处理过程中，省直管县被排除在外。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的研究思路是：以市价法测算中国不同类别的城镇住房市值，以成本法测算中国农村住房市值，并主要以OECD公布的国际住房市值数据为基础推算当前值作为比较。's房价基于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房价报价网发布的2020年地级市城镇二手房价格数据。城镇住房面积是根据我们2021年6月份的研究报告估算的全国、省级和地方城镇住房存量，《中国住房存量报告：2021》。其中城市和城镇的房型很多，价格也明显不同。因此，有必要通过分类和假设价格来计算不同类型住房的市场价值，然后再将它们相加。具体做法如下：

1)根据人口普查和“小普查”等数据，城镇居民住房可分为新建商品住房、二手住房、公有住房、适用房和两限房、自建住房、租住廉租房和公租房、租住其他住房和其他八类。商品、二手房、公房可以按标准价格正常交易；廉租房和公租房是针对住房困难群体的，不能交易，假设打五折；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新房价格比周边同类商品房低20%-25%。经济适用房5年后可以上市交易。届时需要按照与同地段普通商品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缴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这种类型的住房假定折现率为85%。其余类别假设一半按标准价交易，一半按五折，即七五折。2020年七规划住房的详细数据还没有发布，2015年的八类住房比例与2010年相比变化不大。我们用2015年的地方级房源比例来代表2020年，缺失的区域用2010年的数据来代替。各地八类城镇居民家庭住房存量乘以相应单价得出地级城镇居民家庭住房市值，加上地级居民家庭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市值。

2)城镇集体户学生宿舍不可交易，优惠50%，非城镇集体户学生宿舍按标准价。两个城镇集体户住房存量乘以相应单价得到地级市集体户住房市值，全国城镇集体户住房市值由地级市住房存量相加得到。全国城市住房市场价值是将全国城市家庭住房市场价值和城市集体住房市场价值相加得到的。

3)用全国城镇住房市值除以城镇存量，得到当年全国城镇住房价格。结合OECD名义房价指数历年变化，得出历年城市房价，乘以历年城市存量，得出历年城市住房市值。

以第一，地级层面不同类型的城镇住房存量乘以相应单价得到地级城镇住房市值，地级层面加总得到各省及全国城镇住房市值。人口普查和“小普查”农村家庭住房数据为基础，通过合理假设集体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与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的比例关系，估算出农村集体家庭住房面积，从而得出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农村住房存量，进而按照年的增长趋势，估算出2020年农村住房存量为228亿平方米。2012年及以前年份农房建设单价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年来自《中国住户统计年鉴》。2020年的数据是参考年的变化计算出来的，农房存量乘以农房建设单价得到农房的市场价值。中国城乡住房市值之和就是全国住房市值。

国际统计部门公布的第二，农村住房存量乘以农村住房建造单价得到农村住房市值。房地产数据并不完全一致。美国经济分析局按部门类别公布数据，不单独公布地价数据；英国的资产负债表将建筑物分为三类：“住房”、“住房以外的建筑物”和“其他建筑结构”。只公布总地价，各类地价不单独列出。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宅基地”市值数据是指建设用地，而不是房屋所依附的土地。OECD公布了年各国的房屋价值和附属土地价值数据。根据OECD公布的同口径“住房价值”和各国名义房价指数的变化，我们合理估计了OECD中年的缺失数据，进而得到了年的国际住房市场价值。另外，考虑到日本的两次房地产泡沫都出现在19

第三，主要以OECD公布的国际住房市值数据为基础推算当前值作为比较。房地产有宽、中、窄三种口径。广义上包括所有建筑，如住宅、写字楼、综合体、医院等。中层口径包括住宅、写字楼等商业地产，狭义口径指住宅。此外，考虑到建筑物上附着土地的存在，房地产的总市场价值包括建筑物价值和附着土地价值。我们衡量的是狭义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也就是房屋的市场价值。欧美主要西方国家大多分别公布了房屋价值和土地价值，而我国土地是公有制，具体价值无法量化。这位官员没有公布该房屋的土地价值。鉴于房地产开发商已经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是住房成本之一，土地价值体现在房价中，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住房价值包含了土地价值。

根据其中主要有三点需要说明：,人口普查条例，居住在初中和小学的学生以及幼儿园的儿童都被视为居住在家中，作为其家庭的现有人口；居住在高中及以上学校的学生，根据其实际居住情况进行登记，作为学校现有人口。根据教育部统计的集体户的定义、家庭户的居住状况和城镇学生宿舍面积，我们估计城镇集体户和家庭户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应该在27%-45%之间。根据已公布的宁波市鄞州区集体户数据样本，我们假设全国城市平均面积为35%。我国集体户人口主要在城市，农村集体户人口很少。考虑到农村人均面积较大，假设农村集体户人均住房面积为家庭户的45%。我们发现，即使45%的比例有偏差，对全国农村住房存量的影响也不到2亿平方米，对结果影响不大。

一是假定中国的住房价值包含土地价值。2020年农房建设单价以《中国住户统计年鉴2018》为准，其中地市级单位农房建设单价未公布。考虑到这两年建材成本变化不大，各地差别不大，农村建房单价低，各省在450-1650元/？区间，大部分省份施工单价在900元/？左右，我们假设各省不同地级单位的农房建设单价是一样的。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成本法计算农村住房的市场价值时，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没有考虑折旧。

二是假设农村集体户人均住房面积为家庭户的45%。

三是假设各省内不同地级单位的农村住房建造单价相同。

2 中国住房市值有多大？2.1 2020年中国住房市值418万亿元，是GDP的4.1倍，占股债房市值的66%2000年，中国住房市值仅为23.4万亿元，人均1.8万元，住房市值与GDP之比为233.7%；其中，城镇和农村住房市值分别为20.4和3万亿元，占比分别为87.2%和12.8%，城镇人均4.5万元。2010年，中国住房市值136.7万亿元，人均10.2万元，住房市值与GDP之比为331.1%。其中，城镇和农村住房市值分别为128.5和8.2万亿元，占比分别为94%和6%，城镇人均19.3万元。到2020年，住房市值将达到417.9万亿元，人均收入29.6万元，住房市值与GDP之比为413.7%。其中，城镇和农村住房市值分别为391.2和26.7万亿元，占比分别为93.6%和6.4%，城镇人均43.4万元。

年中国住房市值从23万亿元增加到418万亿元，年均增长15.6%；人均住房市值从1.8万元到29.6万元，年均增长15%，高于人均GDP的12.3%；城镇人均住房市值从4.5万元到43.4万元，年均增长12%。因住房市值年均增速超过名义GDP的12.3%，2020年疫情影响了经济，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从234%增至414%。2000年，中国股市市值只有5.1万亿元，债券(用债券余额表示债券市场规模)市值只有2.6万亿元，住房市值占债券房市值的75.2%。2010年中国股市市值达到30.5万亿，债券20.7万亿，住房市值占债券房市值的72.8%。到2020年，中国股市市值86.4万亿，债券124.5

从2020年年中国住房市值增长18.2倍，股市债市规模合计增长27.4倍，住房市值占股债房市值的比例由75%波动降至66%。,住房市值来看，东部六个发达省份粤、沪、京、苏、浙、鲁住房市值均超过20万亿元，合计221.5万亿元，占全国的54%。福建、河南、河北、四川、湖北等15个省份住房市值在5-20万亿元之间，黑龙江、贵州、内蒙古等7个省份在1-5万亿元之间，青海、宁夏、西藏不足1万亿元。从人均住房市值来看，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等8个省份人均住房市值高于30万元，重庆、湖北、山东等12个省份在15万至30万元之间，云南、内蒙古、山西、吉林、广西等9个省份在10万至15万元之间，西藏、新疆等2个省份不足10万元从住房市值与GDP之比来看，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13个省份住房市值与GDP之比超过330%，甘肃、山东、湖北、四川等13个省份在250%-330%之间，内蒙古、贵州、宁夏等5个省份在150%-250%之间。

2.2 东部地区住房市值占全国超6成，粤沪京苏浙鲁6省住房市值超5成

目前，分地区看，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住房市值占比分别为65.1%、15.9%、14.8%、4.2%，而对应的住房存量占比分别为42.4%、26.6%、23.5%、7.4%，东部地区住房市值占比明显超过住房存量主要在于房价较高。一、二、三、四线城市住房市值分别为111、130、177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6%、31%、42%，而住房存量分别为22.9、108.6、411.1亿平方米，占比分别为4.2%、20%、75.8%。人均分别为万元，住房市值占GDP的比例分别为820%、406%和289%。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住房市值分别为36.7、42、13.5、18.3万亿元，人均住房市值分别为167.7、168.8、88、1.39亿元。

首先，分省看，全国54%的住房市值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6个沿东部发达省份；除西藏外，其余省份的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都大于160%，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等13省超过330%。's人口长期集中在一二线核心城市。从1990年到2020年，一线城市人口从2.8%增长到5.4%，二线城市从16.1%增长到20.9%，三四线城市从81%下降到73.8%。人口向一二线集聚的背后是经济的集聚。在此期间，一线城市GDP从9.4%增长到12.6%，二线城市从23.8%增长到30.9%，三四线城市从66.8%下降到56.4%。2020年，一、二、三、四线城市的经济人口比将分别为2.4、1.48、0.76，这表明三、四线城市人口将继续大幅流出，一、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聚集。此外，核心城市的优质公共资源高度丰富。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得公共资源与户籍挂钩，户籍基本与房产挂钩的局面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高收入人群向核心城市的集聚。二是人地严重不匹配，一二线城市土地供应严重不足。大城市住宅用地严格控制。年，一线城市住宅用地供应面积从2585万平方米减少到1942万平方米，100个大中城市住宅用地占比在8.0%-5.5%之间波动；二线城市住宅用地占比在45.3%至44.9%之间波动；而三线城市则在39.8%至49.5%之间波动。第三，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远高于名义GDP增速，尤其刺激了供不应求、优质公共资源丰富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自1998年以来，池

从2.3一线住房市值占全国四分之一，101城住房市值与GDP比例大于350%,住房市值来看，2020年73个城市住房市值低于0.2万亿元，占比22%；104个城市住房市值在0.2-0.5万亿元之间，占比31%；119个城市住房市值在0.5-2万亿元之间，占比35.4%；40个城市住房市值超过2万亿元，占比11.9%。从人均住房市值来看，2020年，51个城市人均住房市值在30万元以上，占比15.2%；90个城市人均住房市值在15-30万元之间，占比26.8%；106个城市人均住房市值在10-15万元之间，占比31.5%；89个城市人均住房市值低于10万元，占比26.4%。从住房市值占GDP的比例来看，2020年，37个城市将低于150%，占比11%；91个城市在150%至250%之间，占27%；107个城市在250%-350%之间，占31.8%；超过350%的城市有101个，占30%。其中，分线看，一线、二线、三四线住房市值占比分别为26%、31%、42%，而其住房存量占比分别为4.2%、20%、75.8%，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分别为820%、406%、289%。's旅游城市气候宜人，风景优美，成为许多人置业养老休闲的选择，从而增加了当地的住房需求。可以发现，一二线住房市值高主要源于人口长期集聚下的人地严重错配和货币长期超发，房价明显较高。住房市值与GDP之比低并不代表该市房地产健康发展，住房市值与GDP之比高并不代表该市风险高。

具体看，在全国336个地级单位中（不含三沙），既有73个城市的住房市值小于0.2万亿元，也有40个城市大于2万亿元；既有51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市值大于30万元，也有89个城市小于10万元；既有37个城市的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小于150%，也有101个城市大于350%。

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小于150%的城市多在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人口总量小且长期外流。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大于350%的城市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厦门等核心城市；二是三亚、丽水、大理、恩施等旅游城市。

住房市场价值与GDP的比率和股票债券市场价值可以反映一定的风险。比例过高，房价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纵观城市层面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高低与该城市房地产风险大小并无明显联系。's历史，在金融危机或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主要国家的住房市值与GDP之比达到阶段性峰值后呈下降趋势，跌至谷底后逐渐恢复到之前水平。具体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美国住房市值占GDP的比例最高为169%，日本为216%，德国为207%，英国为269%，法国为362%。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前，住房市值与GDP之比高达391%。

3 中国住房市值在国际处于什么水平？'s人口长期集中在一二线核心城市，但人地严重不匹配。一二线城市土地供应严重不足导致房价高企，而三四线城市土地大量供应导致库存高企，进而导致中国住房市值更高。

3.1 中国住房市值与GDP、股债房市值的比例在国际均较高，但人均住房市值低

与国际相比，2020年中国住房市值为62.6万亿美元，明显大于美国的33.6万亿美元、日本的10.8万亿美元、英法德三国合计的31.5万亿美元。从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看，2020年中国为414%，高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148%、233%、271%、339%、354%。's资本市场总体规模较小，股票和债券融资比重较低，市场结构亟待改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股市是典型的牛短熊长，暴涨暴跌，并没有成为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从上证指数来看，年上证指数从2073.5点波动到3473.1点，18年只涨了1400点。但是，美国股市基本上是一个看涨的局面。比如从1950年到2020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35.4点涨到30606.48点，涨幅约130倍。

中国住房市值与GDP比例较高源于人地错配，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导致全国住房市值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住房市值占股债房市值的比例看，2020年中国为66.6%，高于美国的27%、日本的37%、英国的49%、法国的56%、德国的64%。但从人均住房市值来看，2020年中国为4.48万美元，远低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8.3、9.4、15.7、16.4、14.4万美元。国家金融实验室测算了1998年至2019年中国居民总资产中的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住房资产占比从2000年的55.6%下降到2019年的40.4%。但国家金融实验室低估了住房市场价值，根源在于将折旧调整后的住房面积乘以相应年份的住房平均售价，计算出城镇住房市场价值。实际上，市场价格法的结果是城市房屋市场价值，不考虑折旧。因此，我们用上面测算的住房市值数据代替他们的住房资产数据，按照年的增长趋势计算到2020年的其他类型家庭资产，从而计算出中国家庭的住房资产占比。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居民住房资产将占家庭总资产的61.8%，高于英国的45.9%、日本的36.7%、美国的24.3%、德国的20.2%。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我们测算的房屋市值并不全是家庭所有，而是有一部分属于政府、企事业单位。住房资产比例高与中国重视“家”的文化传统和过去房价的持续上涨有关。中国房地产比重较高的另一面，是金融资产配置比重较低。2020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为43.75%，远低于美国的71.1%，日本的70.8%，英国的54.6%，但略高于德国的42.7%。

除住房市值高外，中国住房市值与股债房市值的比例较高还在于中国资本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直接融资比例较低，股票、债券市值较低。

3.2 中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为62%，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未来，2020应将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将跨省耕地占补平衡与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如出让东北和西部地区土地指标，可有效解决东北和西部地区土地指标大量浪费的问题。同时，严格执行“去库存周期与土地供应挂钩”的原则，优化现行土地供应方式。

年中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为61.8%，高于英国的46%、日本的37%、美国的24%、德国的20%。实行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政策，稳定购房者预期，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抑制投机性需求。支持房企满足合理融资需求，规范融资用途，防止过度融资。

未来，4 政策建议的主要供应商将从开发商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和长期租赁公司。供应形式也将从商品房转向商品房、租赁房、共有产权房等类别。但住房供应结构的探索和政策的出台要因地制宜，要警惕盲目跟风。

以人地挂钩、控制货币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s大开发时代的结束，存量房时代土地出让金和交易环节税收减少，开征房产税是大势所趋。从国际经验来看，房产税通常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视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而稳定的来源。房地产税改革总的原则是“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先立法”即先立法后征收；“全授权”是授权各地因地制宜进行试点，根据国际经验房产税本身就是地方主体税种；“分布式推广”是积极稳妥的推广，要争取成熟的方案，做好社会预期的引导。

一是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优化土地供应。

二是保持货币政策和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s资本市场注册制适应成长期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需求，提高实体包容性，服务更多小微科技企业，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发挥科技创新板和板的引领作用，培育高科技龙头企业，支持硬科技。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广到主板上。适当放开对混业经营的限制，建立相应的监管

三是转变住房供应结构，丰富供应主体。严格执行新的《证券法》和《刑法》修正案，提高违法成本，严格退出市场，以信息披露的真实、及时、准确为核心，严惩财务欺诈、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充分发挥我国集团诉讼的力量，督促中介机构恪守“把关人”职责，显著提高对造假者和欺诈者的惩罚力度，重塑资本市场的良性生态。

中国耕地资源的生态安全_中国区域发展

随着工业化及的发展，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防安全、安全和安全的基础。

②城市地下水超标引发地面下沉

地表水不足，使许多城市大量超采地下水。我国北方已有九个省市属严重超采，每年开采量为555亿m3，是当地可开采量的131%。超采形成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全国有较大漏斗56个，面积9万km2。二十多个城市发生这种次生灾害。这些深藏不露的地下水资源中，至少有相当部分本来应由我们的子孙享用的，另有一部分作为生态圈的基质和材料，用来保持大地的稳固和平衡的。

水资源安全通常指水的供需矛盾的产生对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问题。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缺水而影响城市工业产值2　300亿元。每年废水污染事故有1　600余起，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377亿元。可见，水生态失调已成为我国城市生态安全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

2002年山东省旱情十分严峻，80万人吃水告急，只能靠送水、买水来解决吃水问题。受干旱影响，创税大户滨州市魏桥棉纺厂印染车间被迫关闭，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断航近60天，上百万吨煤炭不能及时外运，济宁微山湖、菏泽东平湖、沂蒙石岚水库等全部干涸。

④导致城市生态环境用水问题

城市生态环境用水泛指维持城市生态水环境所必需的基本用水，并且是维持城市生态安全水环境安全的最低线，如果这一底线不能确保，那么城市水环境安全将不复存在。因此，城市生态环境用水应注意把握其空间和时间尺度，充分利用水的自然特性和经济属性，逐步提高城市生态水环境质量。它包括以下内容：如地下水的基本补给、河湖的基本流量、逐步改善河湖生态环境、优化用水结构、完善水生态环境的功能。

（3）城市水环境安全的维护及对策

①加强城市水系与水源的生态保护与开发

要确保城市水资源的安全，首先必须管理好城市自身的水系和水源，如江河湖泊，只有保证它们的安全，才能保障城市水资源的安全。滇池从一个被视为昆明市生命之源的高原明珠沦落为“污染死湖”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例子。除了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围湖造田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近20年的水污染所致。尽管自1993年以来，为治理滇池当地政府曾经坚持不懈地努力，投入40亿元治理资金，但自1995年以后，富营养化指数仍逐年上升，全湖仍为劣质Ⅴ类水系，污染还在加剧。

为了满足城市对水资源的需求，必将加大水资源开发的力度。但如果水资源过度开发，无疑会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通常认为，当径流量利用率超过20%时就会对水环境产生很大影响，超过50%时则会产生严重影响。

②改善城市环境的积极探索

·城市地下水量补给与置换

雨洪调蓄与补给工程是干旱缺水地区解决城市生态环境用水的一个根本途径。通过跨流域调水与城际间的水权转让，置换城市生态环境用水。可用外来客水取代当地的优质地下水，使被置换的部分地下水用于生活用水或恢复地下水环境。引黄工程优化方案的供水量就包括了置换原来超采地下水的水量和经济发展新增需水量。

要把治污作为一项环保和“开源”的综合措施，以制度的形式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未来污水处理设施能力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供水设施的能力增长，并采取有效措施修复已经受到污染的城市水环境。要谨防一些忽视污水治理的城市因盲目“开源”而陷入用水越多、浪费越大、污染越严重，直到完全破坏现有水源的恶性循环。

2）高层建筑对城市生态安全的负效应

高层建筑不仅在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综合性污染，而且建成后会产生一些难以消除的隐患。

①高层建筑容易形成城市洼地，不仅使高层附近的建筑日照量不足，而且会阻隔视线，有的甚至会破坏周围的景观环境。

②现代高层建筑的外部一般都整齐划一，加上大都采用反光建材作外部装饰，极易形成光污染。它会使人心情紧张、情绪烦躁。

③现代高层虽有较先进的通风及温控设施，但是全封闭式环境同时也是电脑、通信设备、空调等集中的地方，存在较严重的空气污染和辐射污染。

④摩天大楼都是高档写字楼，高度集中又相对封闭而且竞争激烈的环境，使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心理污染，表现为孤僻、自私、情绪反复，易有受挫败感的同时又往往外化为狂傲不羁，有人称之为“白领综合征”。

（2）引起城市气候变化——热岛和飓风效应

城市中心区域内超高楼的频频崛起、数万辆汽车频频进出等因素使城市内气温高出周围郊区，加上人类和产业的聚集，城市下垫面显著地不同于毗邻地区，成为一个热源，形成热岛，即所谓城市热岛效应。另外，地表状态的改变也会引起城市地面温度的改变：建筑物反射或阻断阳光辐射改变地面的吸热和放热过程，地表植被的数量或形态变化影响地表热平衡过程，机动车、空调等增加热负荷，加剧热岛效应，使夏季更酷热。

高层建筑插入城市环境中会影响光线、日照、阴影，甚至影响空气流动，造成突然阵风。风速随着楼层高度呈指数倍的增加。高层建筑一旦建起来，街面上正常的微风轻拂可能会变成险恶的狂风。这在严冬季节是令人不堪忍受的。两幢高楼之间所形成的峡谷效果会比正常风速增强3～4倍。由于极高的关系，超高层建筑易受到巨大的侧向风力，这就使有些塔楼可能在其底部造成强烈的下行风和不舒服的旋风，显然这无助于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

3）超高层建筑的生态安全及其防灾

（1）高层建筑与可持续发展意识

高层建筑如何做才能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如选址可靠、节省土地，开拓并发展再生绿化空间，建设立体交通网络从而使建筑、交通一体化，节约能源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楼宇内安全小气候等，都应成为超高层建筑可持续发展意识及设计行动。

（2）超高层建筑安全防灾规划的设计应纳入议程

高层建筑往往存在各种事故隐患。从美国世贸中心的坍塌事件中可警示国人的是：如果北京、上海等地要建造曼哈顿超高层建筑，那么要从技术上做出楼宇自救、人员自救与互救的应急安全保障系统与对策，至少应使该系统具有减灾、人防、国防等综合保障能力。

（3）城市应关注综合减灾安全的建议

高层建筑最大的安全问题可能是火灾。2000年5月12日，台湾有一个科技园内的一栋26层写字楼发生火灾，狂烧43h，损失6.7亿新台币。“9·11”事件暴露出美国城市安全应急能力的脆弱性。为此从城市大安全观出发，城市上空防御能力不仅应包括防空，还应具备防化学武器、防高技术战争的能力。

12.5.3　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

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脆弱而不稳定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系统相比较具有高能耗物耗、高环境污染、低自然资源储备的特点。同时，其生态安全评价也存在特有的空间特性、非线性和随机性。杨俊等（2008）发表了《基于因果网络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这里介绍他们的部分成果。

（1）基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特征分异。生态安全具有动态性和地域性。需引入地理信息和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特征具有空间建模、空间分析、数据处理、成果表达等优势。遥感适用于大范围动态监测，但是目前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的生态安全评价与预警的研究较少。

这一模型能处理现实生活中多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网，表现城市生态安全多重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区域的生态安全。此模型中突出地强调人在城市生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2）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流程可概括为五个阶段：①地理信息基础地图的建立与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②城市生态安全指标的量化处理。③城市生态安全矢量网格数据库的建立。④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计算与城市生态安全分区。⑤城市生态安全空间的决策与管理。

以下介绍①与④的部分内容。

①城市生态安全的指标体系

DPSRC模型框架为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是人文因子和自然因子共同影响的结果。根据系统性、指标选择的独立性、可比性、真实性和实用性以及资料收集的可能性，在广泛研究国内外城市生态评价指标体系的案例的基础上，根据2005年大连市实地考察和收集的最新资料，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基于DPSRC模型的大连城市生态安全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2-4所示。

表12-4　生态安全的指标体系及权重（城市社区为统计单元）

源自：杨俊等，2008.

②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与分析

在MapInfo（一种商业GIS软件包）下创建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图，如图12-3所示。

图12-3　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杨俊等，2008）

大连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析：生态安全区是指沿大连市东部海岸，这里的自然植被保护得较好，建筑物较少，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生态较安全区是指东部的商业发达区，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但人口较稠密，自然环境也较好，但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生态安全过渡区是指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的地区，人口较稠密，有些小工厂；生态较不安全区主要是指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欠缺地区，人口较稠密，交通条件较差，工厂较多；生态不安全区主要是指东北部大型的石化工厂以及垃圾处理场，人口较稠密，交通条件较差。

文章根据网络评价模型构建了指标评价体系，并以大连市城市生态环境安全状况，根据城市生态环境安全警度判断得到大连市生态安全的五个类别，包括生态安全评价不安全单元、较不安全单元、过渡单元、次安全单元及安全单元，然后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绘制出大连市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分布图。

12.6　中国南方冰雪灾害与城市救灾对策

2008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我国南方省份遭受了一场50年一遇的冰雪灾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赵文武等（2008）通过冰雪灾害的特征和对城市救灾行动的总结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1）灾害的影响。最严重的区域是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湖北、四川和广西等省（区），该区域是我国交通、电力、煤炭和其他物资的重要通道和人口稠密地区。灾害发生时恰逢春运高峰期，造成全国十多个机场、数十条高速公路关闭，京广铁路主干线和诸多铁路路段及国道停运，因而造成大量人员、物资、电力流动阻滞，并推动物价高涨和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

（2）受灾的损失。据国家民政部核定，该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　516亿元，其中人员、农业、林业、房屋和电力的具体损失如下：人员死亡0.013万人，转移安置166万人，农业受灾面积21　700亩，林业受灾面积34　243万亩，房屋受灾168.6万间，电力受灾0.202万条（座）。

（1）大气候环境。在拉尼娜状态下，即赤道东太平洋地区海温比常年偏低-0.5℃以下，造成东亚地区经向环境异常，有利于我国北方冷空气南下，形成我国南方的冷冬。

（2）“冻雨”天气。灾害具体原因是出现“冻雨”并持续发展。当冷锋入侵时，锋面下气温和地面温都降至0℃以下，而锋面上方气温在0℃以上，且较潮湿，这里云层内形成雨滴落入温度低于0℃的气层，变成过冷雨滴，一旦降到温度低于0℃的地面或物体上，形成密实光滑的、透明玻璃状的冰壳。

（3）“冻雨”的危害。在公路路面上形成的“冻雨”造成汽车车轮打滑，不能行驶，从而造成交通堵塞。“冻雨”在输电电线上形成，若不能及时融化，就会在导线上越积越厚，致使导线张力增大，线路不堪重负而倒塌，引发停电灾害。“冻雨”还造成房屋损坏倒塌、树木死亡和农作物绝收。

（1）行政区域分析。冰雪灾害涉及全国20个省（区）、151个地市、924个县（市）。受灾面积约占全国的50%。

（2）行业部门分析。涉及电力、交通、农林业和通信等行业，以电力、交通受灾最重。

（3）人群居住分析。如湖南省郴州市在受灾最严重的日子里，全城交通、电力、通信全部中断，进而发展成全城断油、断水、断粮，几乎成了孤城，全体市民都成灾民。

（1）长时间供电系统中断及其后果

①导致人们启用原始的照明和取暖器具，可能引起火灾。

②停电必然停水，一旦发生火灾，无水可救火。

（2）交通中断及其后果

①引发大量人员滞留公路、车站和机场，加剧交通运输全面瘫痪。也会因饥寒造成人员病痛，甚至引起社会动乱。

②引发煤、油等能源供给困难，造成动力设备停机，加剧灾害扩展。

③引发粮、油等生活品供应困难，造成物价飞涨、社会不稳。

（3）通信中断及其后果

①信息不通、灾情不明。

②政府救灾指挥命令和措施无法执行，救灾信息无法向公众发布。

特大冰雪灾害范围之广、受灾人口之多、受灾程度之深和持续时间之长凸显了救灾行动的艰难性。在具体救灾行动中，其艰难性主要表现在破冰通路、电力修复和农林恢复等方面。

1）加强防灾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

（1）灾害来临时，干群都未意识到它的来临，更未认识其严重性，由此丧失了防灾救灾的最佳时机。

（2）灾害发生后，民众不知如何自救和互救，一些救灾措施缺乏科学性，有些措施又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3）防灾救灾宣传教育的内容：

①侧重于灾前预警知识、灾害发生时的应急常识、灾中和灾后的自救和互救措施、社区救灾管理、常备救灾物品管理等知识。

②教育重点应立足于学校对学生的教育，通过学生对家人进行宣传。方式应注重实效，形式上应生动形象、简单易懂，增强教育效果。宣传载体应充分利用人们经常接触的各类媒体，包括报纸、海报、网络、手机短信、广播、电视等。

2）加强城市防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

（1）应急电源建设，对城市党政机关、电视台、广播电台、通信机站和主要医院、车站等重要场所要配备柴油发电机组，并始终使其处于良好可运行状态。

（2）应急水源建设，根据居住区域和消防设施分布情况作应急水源建设规划，保留或新建若干深水井，配备自备电源，一旦需要，即可对一定的小区供水。

（3）应急燃料和防冰雪灾害物资储备库的建设。

3）建立专业性应急预案体系

在预案体系上，要求市辖区、街道、社区和各单位都要编制相应的预案。在内容上，要尽可能具体、明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并且不能让这些预案只停留在纸面上，而要加强其演练和各类预案、各职能部门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

4）构建“三位一体”（政府机构、专职队伍、社区组织）的协调联动救灾机制

（1）行政首长要按预案要求立即进入救灾工作状态，作出全市救灾决策，发布命令，公布信息，协调全市行动，发挥领导、指挥和协调的中枢作用。

（2）公安、武警、消防、市政等专职队伍应迅速进入救灾岗位，维护交通畅通，完成救灾任务，发挥中坚力量作用。

（3）社区组织和单位要发动和组织本单位群众投入救灾行动，发挥主体作用。

12.7　我国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绩效管理

近年来，我国煤炭需求量大幅度增长，给煤炭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当前煤炭生产的安全问题十分严重。2005年全国共发生安全事故3　306起，死亡5　938人，百万吨死亡人数为3.1，占全世界煤矿死亡人数的79%，居世界之首。尽管我国煤炭企业管理者对绩效管理越来越重视，但由于观念和手段落后，还存在管理体系不完备、管理目标单一、安全绩效考核缺位等问题。李石新等（2008）对以上问题提出研究报告，下面摘要介绍其主要内容。

12.7.1　我国煤炭事故发生现状及原因

我国煤炭产量居全世界第一位，2005年占世界产量的37%，但煤矿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煤矿死亡人数近80%。近年来，国家加大监控力度，事故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全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从2002年的4.94下降到2007年的1.48；死亡人数从2001年的5　670人下降到2007年的3　786人。但煤矿事故仍频繁发生。2001年至2005年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1　383起，平均每年发生280起。2005年我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为2.836，是美国的70倍、南非的17倍、印度和俄罗斯的7倍。

在煤矿事故中，瓦斯、水害和顶板事故最为常见。瓦斯事故对安全生产影响最大，其发生率和引起死亡人数都占相当大的比重。2005年2月14日阜新孙家湾煤矿瓦斯事故死亡214人。

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地域煤矿事故的发生存在差异。不同所有制的煤矿，由于管理水平、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的差异悬殊，安全工作水平相差很大。2007年，乡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高达3.06，而国有重点煤矿为0.38，前者是后者的8倍多。在全年发生的442起重大事故中，乡镇煤矿发生329起，占74.4%。

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的煤矿生产安全的发展不平衡。重大事故多发生在辽宁、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和贵州，六省事故占总事故数的54%。特大事故多发生在黑龙江、河北、山西、河南、四川等省市。

（1）煤层条件复杂。以瓦斯事故为例，大多属于石炭二叠纪煤层，透气性差，瓦斯含量大，再加上煤层地质构造复杂，大规模开采容易导致应力场、煤岩体裂隙场及瓦斯流动场变化，诱发瓦斯事故。

（2）企业超负荷生产。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高速发展，这使企业追求高利润而超负荷生产，甚至在安全投入、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管理相对滞后的条件下不顾安全生产条件而冒险生产，导致事故频繁发生。

①矿井防灾系统不健全，设备老化，安全设备落后。

②部分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不健全，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大量存在。

（3）从业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12.7.2　煤炭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绩效管理包括绩效的计划、实施、监控、考核和反馈，它是企业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其作用在煤炭企业尤显重要。但大部分企业仍然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绩效管理体系不完备

（1）多数企业制订计划由个别人完成，未与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多向沟通，计划缺乏操作性。

（2）相关部门对绩效实施过程的监控流于形式，很难确保绩效管理目标的实现。

（3）将考核作为管理的最终目标，未及时搜集实施过程中的反馈信息，弱化了绩效管理功效。

2）绩效管理的目标单一

绩效管理的目标是多重的，对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岗位分析、员工培训等产生重大影响，其本质在于发现并改进企业存在的问题，以提高企业效率。但大部分管理者把它作为奖金发放或职务晋升的依据，从而使绩效管理效率较低。如矿工在井下作业，如果违反安全标准规定未得到改进，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①考核标准不统一；②考核机制欠科学；③考核过程流于形式；④考核指标不合理；⑤薪酬未与绩效挂钩。

大部分煤炭企业将员工的绩效管理作为日常工作来实施，未明确安全生产是绩效管理的重要目标，一些安全生产项目未被纳入绩效管理的范围内，如管理人员下井带班的频率、安全技术措施的实施和落实等。

12.7.3　改善绩效管理，促进生产安全

1）构建多重化目标的绩效管理体系

合理的绩效管理应与企业的总体发展目标相一致，实现生产与管理、长期目标与短期利益、产量与安全的有效结合，促进企业良性发展。这种管理要有完备的体系。强化各种管理环节；健全管理监控机制，确保管理目标有效实施；构建管理反馈体系，分析管理过程存在的问题，为改进管理提供平台。

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绩效考核，因此，企业必须以考核标准和指标为中心，构建规范的绩效考核机制。

企业除了日常考核之外还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在绩效评价中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考核机制，将产量与安全责任相结合，使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各项指标量化、细化、具体化。安全生产责任考核不仅要纳入绩效考核，还要将其汇编成册，发到员工手上，让员工更加重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4）培植协同作业和团队救助的理念

由于矿工的高度协作会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而事故发生时团队救助精神能降低事故的损失。因此，煤炭企业的绩效管理必须将协作精神和团队救助纳入绩效管理范围，并尽量将其量化，以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

12.8　区域生态安全的评价与机制

12.8.1　区域生态安全的定量评价

生态安全评价是当前生态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本质的问题。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看，在评价对象与内容上存在差异，定量评价方法与准则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专门的评价指标体系，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较少。

1）生态安全评价的概念

张艳芳（2006）认为，目前国内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生态安全评价是指对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对各种风险下维持其健康的持续能力的识别，是以生态风险和生态健康评价为核心的内容，并体现人类安全的主导性。所谓生态风险是指特定生态系统中所发生的非期望事件的概率和后果、干扰或灾害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生态风险的识别包括风险因素的确定和生态系统（或环境）脆弱性的认识，对其造成一定危害的任何事件或过程都可以定义为生态（环境）风险因素。

生态系统健康是环境管理的一个新方面和新目标，通常认为功能正常的生态系统可称为健康系统，它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在时间上能够维持它的组织结构和运转，以及保持对胁迫的恢复力。

2）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

国内有关生态安全与评价的相关基础研究较多，但明确而系统的研究相对不多。主要集中在对理论概念的探讨、对特点区域或生态系统的评价及特定评价方法的运用等。当前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综合评价范式、生态模型方法与景观生态学方法三种类型。综合评价范式包括暴露—响应分析模式、综合指数评价方法等。生态模型方法包括个体与群体尺度上的模型、生境、区域以及景观尺度上的模型等。景观生态学方法以其通过空间异质性分析景观生态空间稳定性的理论逐渐成为区域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手段。从国内研究的实践来看，主要集中在综合评价范式上。

王根绪等认为，建立具有综合性和代表性、易于量化和应用、能兼容不同空间尺度并能体现动态变化的指标体系是建立生态安全指标系统的主要途径。因此，建立替代性与综合性指标是未来发展趋势。随着GIS与遥感技术在生态学领域的广泛应用，生态模型方法将成为生态安全研究的主流。根据生态安全保障、管理与预警等目标的要求，过程安全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领域，即通用性、模型化与动态性是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

3）对生态安全评价中几个问题的讨论

（1）评价尺度：尺度是区分研究对象和环境的重要依据，是观察或研究对象（物体或过程）的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单位，标志着对所研究对象细节的了解水平。因此，生态安全评价需要选择一个理想的研究尺度。

大尺度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基于小尺度机制的研究，通过区域集成系统解决。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包括对生物细胞、个体、种群、生态系统、生态区、人类生态等对象的研究。然而，生态安全概念首先是针对宏观生态问题（区域、国家乃至全球）提出的，而研究的是那些在小尺度上的生态学不易有效解决的生态问题。力求用宏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将单个地点或较小区域内的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强调综合集成整体观点。

（2）评价的基本参照系：正确的评价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参照系的基础上。在景观尺度上，生态安全评价中的基本参照系应该是自然生态系统和景观在当前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下形成的景观类型、格局以及演化动态特征构成的体系。可以从三方面来建立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基本参照系：区域资源景观承载力、景观水平的区域DNA与区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①区域资源景观承载力是指分析区域一定时段内自然生态资源对某类型景观的承载能力或景观对资源支持条件的适应程度，它提供区域景观生态安全评价的资源分析基础。

②景观水平上的区域DNA是指区域资源的质量与数量的空间组合差异通过景观类型与格局的表达形式，它提供维持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中的景观格局与动态的基本特征。

③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由一些关键性的点、线、局部（面）或其空间组合所构成，对维护和控制景观水平的生态过程起着关键性作用。它提供维持区域生态安全的空间结构基本特征。

（3）评价中时空动态分析：单纯从现状水平分析评价生态安全，仅能提供区域生态安全的现状特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其发展演化和进行生态恢复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

只有通过景观格局与过程生态安全分析，才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然与人为干扰对生态系统安全影响的性质、过程与可能的后果。

在景观格局与过程生态安全分析中有三个重要内容：

①区域景观演化主要驱动因素分析是对主要干扰类型和性质的辨识，以及主要胁迫因素及其强度的确定过程。

②区域典型与动态特征分析是指对在当前资源环境背景下所形成和维持的典型景观类型的格局，它具有一定的区域生态或景观本底的指示意义。

③景观演化路径与结构特征分析是指对典型景观在干扰因素的影响下、动态演化方向与空间特征分析，为进一步预测与模拟提供参照。

（4）尺度转换：它是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所谓尺度转换，就是跨越不同尺度的辨识、推断、预测和推行。尺度转换的核心内容是将一种尺度上或局部地区研究得出的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关系合理拓展到其他更多尺度上，便于人们了解生态现象的空间变化。在不同尺度的系统之间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为尺度转换提供了客观依据。

（5）生态安全评价的框架：张艳芳（2006）介绍的研究框架的思路是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模型的方法，根据生态安全评价的动态性、基本参照系与人类活动等影响因素，将此模型的评价内容分解到各个评价环境中，尝试性提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与过程框架（图12-4）。

图12-4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方法框架图（张艳芳，2006）

①评价内容分为三个基本部分：基础评价、现状评价与动态评价。

②其中基本数据的获取与处理是运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

③以景观生态安全为出发点，通过尺度转换，实现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④运用基础评价、现状评价与动态评价结果指导区域生态恢复建设。

⑤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安全的影响分别在以基础评价为依据的现状评价与动态评价中针对性地从景观尺度进行。

⑥将大量的生物学与环境因素的指标评价转化为景观评价。

⑦通过景观到区域尺度的等级序列研究，有利于将“微观机理”与“宏观机制”的研究相结合。

12.8.2　区域生态安全演变机制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引用的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很多是基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等部门提出的一项反映可持续发展机理的“压力—状态—响应（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概念框架。

P—S—R框架是从“原因—效应—响应”的逻辑思维来反映人类活动带来的生态安全影响问题。而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态安全的机理，如它不能解释流域下游安全受到上游的隐患影响的问题等。P—S—R概念模型中的“状态”表征资源环境的静态状况，例如：污染物浓度、物种多样性、清洁水的可用性等都是确定性因素。其评价结果都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生态安全状况，而生态安全并不是瞬间或阶段结果，是时间和空间的过程函数。因此，基于P—S—R框架的评价是无法客观反映生态安全的演变性的。

综合王耕等（2007）及有关学者的研究内容，从安全科学和地理科学角度出发，试图基于隐患因素的作用机制来解析生态安全演变机理和过程，把握突变的条件及其演变规律，控制系统向安全稳定状态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基于隐患因素的区域生态安全理解

生态安全的演变过程极其复杂，生态安全概念是演变过程研究的基础。生态安全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管理目标，不同的学科背景对它的理解不同。有从可持续发展观点来理解；有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来理解；还有从生态风险的威胁来理解。种种概念的含义相互重叠，而且都是从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安全观”、基于P—S—R框架的生态安全状态的描述。

区域生态安全是指在某时段，人与环境复合系统的保障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或二者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生态安全隐患对人类生态安全空间不构成威胁的状态或演变趋势的可能性。生态安全隐患是指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威胁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安全空间的“环境”不安全因素，它包括一切生态风险源及生态健康威胁的因素。生态安全隐患随着时间和空间发展变化的瞬时阶段被称为生态安全状态，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生态安全隐患触发或由量变引起质变，直接或通过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在各要素中的传递，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受到威胁和人类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空间受到危害的状况。

生态安全从诞生起就孕育着各种隐患，而且无时无刻不受到隐患及危害的威胁。开放系统使隐患不仅在本区域内产生危害，而且还会在环境过程中将危害传送到另一个地方，甚至超过行政界线，如区域的酸雨、上游对下游的环境污染等均是典型的例子。

隐患的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初步研究包括触发传递机制和控制响应机制两方面。

（1）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是指诱发安全态势恶化演变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触发及危害的传递过程，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对于突发性隐患因素，触发概率较小，但是破坏力较大；

②对于渐发性隐患因素，虽然破坏力较小，但是发生概率很大。

③隐患因素破坏力越大，发生概率也越大，危害传递最强；

④破坏力越小，发生概率也越小，危害传递最弱；

⑤破坏力越大，发生概率却小，危害传递中等；

⑥破坏力越小，发生概率却大，危害传递中等。

危害传递过程是隐患触发的递进过程，二者共同反映了各种不同类型生态安全隐患的危害效果，但是究竟安全与否与隐患的控制响应机制有关。

（2）隐患的控制响应机制是指那些控制不安全状态发生和传递以及减轻危害影响的系统的组成、结构与功能。它包括自然环境系统所固有的生态平衡调节过程，人类有效防止隐患量的积累与突变以及减轻和控制危害影响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响应过程等。它包括初级防御机制和次级响应机制。前者主要指控制隐患触发的预防工程，作用于危害发生前。后者主要指控制并削减危害的传递和扩散以及相应恢复的工程，作用于危害发生时及发生后。

（3）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推进安全状况恶化的演变；隐患的控制响应机制抑制恶化态势的演变，二者共同决定生态安全演变的结果。

各种隐患的作用机制不同，区域生态安全随时间的变化可能性不同，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弱，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强，系统安全状态相对较好；

②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强，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弱，系统安全状态相对较差；

③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弱，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弱，系统安全状态中等；

④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越强，其控制响应机制越强，系统安全状态中等（见图12-5）。

图12-5　隐患的触发传递机制与控制响应机制的作用关系（王耕等，2007）